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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晚就飞到福州，没有进城，直接住在机场，等着接老金。第二天上午11点钟，老金如期而来，然后我们连宾馆都没找，老金就急匆匆地照着地址去找人了。
是一个中年妇女，我们找到她时，她一个人在家，刚吃过午饭，正准备午休。她是个现役军人，穿着军装，但说话温文尔雅，对人客客气气，并不像一个军人。我敢说，她一定做梦也想不到，这个下午，我带来的这位神秘的银发老人，金深水，会跟她讲起这么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这故事讲的是她母亲的事情，也是701行动局早期的一些事情。
顺便提一下，故事中有老吕的“身影”，只是故事中的老吕并不叫老吕，叫什么呢？大家不妨猜一下——
01
我叫金深水。
我从美国来。
我是你母亲的战友。
我说的是你亲生母亲，不是你家乡那个母亲。你觉得我说的很荒唐是不？是的，这是我想得到的，我今天才从你家乡来，我知道他们什么也没跟你说。他们不跟你说也许是为了爱护你，也许是想等我来说，不过我到今天才出现，他们已不准许我说了。这次我去你老家，会见了你现在的父母，临别时他们再三要求我别来找你。我理解他们的心情，确实事情到今天再来提起实在是晚了，你接受不了，他们也接受不了。也许我要早来30年、20年，他们就不会有这样的愿望。可我迟迟不来，他们一定以为我死了，所以就打消了失去你的思想准备。但我还是来了，我为什么至今才来，这本身就是个故事。这是后话，现在我不想说。
刚才我说了他们——你现在的父母——叫我别来找你，我甚至都答应了，可我还是来了。我不尊重他们，并不是有意要伤害他们，我是决计要告诉你的，告诉你事实真相是我一直的愿望，也是你母亲——我不得不说明是你亲生母亲——的愿望。我知道，在今天，在你自己都已经做了母亲的年纪里，我，一个你平素未闻的人，突然跟你提起什么亲生父母，你一定不会相信的。你相信自己的记忆和感情，你的记忆和感情在忠实地告诉你，你现在的父母就是你亲生父母，你相信他们就像相信自己手上的一颗黑痣。
但我要告诉你，一个人对自己的出生是没有记忆的，也请你相信我的忠实。你可以看出我已经很老了，死亡对我来说是转眼之间的事。
你看，这满把皱褶的老脸，还有这手杖，这样一个老人，生活是真空的，他扳着手指计算着末日的到来，同时要扪心自问一下：什么事情你应该在生前把它完成，否则死不瞑目啊。好，就这样，我想到了你，想到了你母亲，想到了让你知道事实真相就是我此生此世该做的最后一件事。这件事我必须做，因为能做这件事的人这世上也许只有我一个人，我是这世上惟一掌握你秘密的人，包括你现在的父母，他们对你的身世也是一知半解的，譬如说你真正的父母到底是谁，这问题他们是回答不了的。他们能告诉你的无非是多少年前，我，一个国民党上校军官，在怎样一个夜晚，怎样将你委托给他们，他们又是怎样把你带回那个小镇，怎样抚养你等等，而背后的很多真情他们是不知晓的……
是的，我是个地下工作者，而且藏得很深，在国民党心腹机关——保密局。我叫金深水，我刚说过的，这名字在大陆几乎是默默无闻的，也许在某个党史馆里的某一册子上会有一定记载，仅此而已吧。但在台湾，在台北，在国民党军队里，这名字一度发出过铿锵的声音，就像总统府的一块玻璃被砸碎似的引人注目又令人不安。看不出来？嘿，一个特务让你随便一眼看出来还了得，还叫什么特务？不要说你，就是你现在的母亲，她跟随我那么多年，我几乎就在她眼皮底下工作着，她都不知晓我的秘密身份，这次我向她说起，她简直不相信。
是啊是啊，我早就认识她——你现在的母亲，她是我一个远房姨娘的女儿，40年前，因为逃婚离家出走，找到了我。当时我在杭州警官学校（戴笠的人材基地）当教官，而且刚做父亲，家里正少人手，我就把她留在家里，以后一直跟着我，帮我带孩子，做家务，直到1949年3月9日晚上。啊，你看，我记得多清楚，就是那天晚上，我把你从监狱里偷出来的，交给我表妹——你现在的母亲；就是那天晚上，我表妹离开了我，一只手抱着你，另一只手抱着她自己一岁多一点的儿子。那时候，你才四个多月，不可能有记忆的。
唉，那天晚上，天也像现在一样下着雨，你被我装在一个旅行袋里拎回家，一路上我鬼鬼祟祟的，像是拎着一袋偷来的赃物，害怕你随时可能的啼哭把我出卖。你倒是好，始终没哭一声，我几乎一路都在感激你的沉默。可到家一看，才发现真是可怕啊，你知道怎么了？原来我把拉链拉得死紧，中途又没给你透气，你差点就给我闷死在里面。幸亏天在下雨，雨水淋湿了布袋，总算有些水气透露进去，要不我这辈子都要向你母亲忏悔。你不知道，你母亲为生下你把她一切全都抵上了。
就是那天晚上，刽子手毛人凤下令杀害了你母亲——亲生母亲。1949年3月9日，这个日子，我说你可一定要记住，那是你母亲遇难的日子，过去的几十年，我每年都要在这个日子纪念你母亲，以后该由你来纪念了。也许我会很快地老死，那么请你记住这个日子就更加必要了。
02
好，我必须控制老年人东拉西扯的习惯，赶紧讲讲你母亲的故事。说真的，我已记不太清我第一次是怎么听人家说起你母亲的。好像是在理发店，我的联络员，一个一只脚有点瘸的老头子，是个苏北人，没有家小，只有一个哑巴徒弟，他开着一家理发店，却是我们传递情报的地点。有一天，我去理发室，和往常一样，我以老客人的身份和他寒暄，闲扯中夹杂着理想的暗语，问他近来生意如何。他以一种我期望的声腔喜滋滋地答复我：
“啊，长官，我真是有福气，最近我又有了一位像你这样的客人，一位有身价的人，他认准我的手艺，常找我来理发。”
我立刻明白，他在告诉我：我们又多了一位同志！
我说：“恭喜你啊。”
他说：“哪里哪里，要恭喜的是您啊长官，听说您又添了薪，是高升了吧？”
这就是说，这位同志很可能将直接与我发生联系。我马上感到了体内高涨的热烈情绪。从理发店回家，我几乎紧急地取出了老头在替我洗头时塞入我衣袋的纸片，是半张32开的信笺，上面这样写道：
鸽子（女）已打入厢房，近日可望一见，接头暗语：鸽子向你打听她老乡——一位你处姓秦的参谋，你如实回答即可。握手。老A。1947年5月7日。
厢房指的是国民党保密局。说真的，我真是做梦也想不到，这一天既没有预兆，也没有暗示，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平常的，然而却是我多年梦想实现的日子。这个日子太伟大了，有一种神灵降临的奇妙，我既觉得难以相信的困惑，又感到不能不信的快活。现在我知道了什么叫幸福，就是你梦想的东西在你意想不到甚至没有意想的时刻出现，那就叫幸福。这种感觉是真实的，也是深刻的，就像一把刀子在你骨头上刻画一个象形文字一样地使你身心癫狂，瞬间的感受成为绵延的记忆长河中一个闪光点，永远光芒四射，鲜活如初。
也许首先我该让你明白我当时的处境，那样你就会理解我当时的心情。我不知道你对国民党保密局的历史，包括它“地下组织”的历史了解多少，是不是要我谈一点？好，我简单介绍一下：
这是国民党的一个秘密特务机构，负责暗杀、收集情报、通讯等任务，1932年春天初创于南京，开始名称叫“中华民族复兴社特务处”，后来一再发展扩大，改名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总部设在重庆，下属各省市均有站区，组织庞大，声势吓人，权力至高。特务头子戴笠一直为该机构头领，以阴险毒辣著称，深得蒋介石青睐，在他统治下，军统势力一度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1946年10月，戴笠丧生不久，军统局整编为国防部保密局，简称保密局，总部由重庆迁至南京，国防部二厅厅长郑介民任局长，毛人凤屈居副局长。一年后郑被毛挤走，毛升任局长。
这机构素来是老蒋喜欢的一只黑手，也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的死敌，我们先后有不少组织遭它破坏，许多同志惨遭杀害，包括著名的吉鸿昌将军、邓演达、张露萍等人。一年春天，从南方的竹林里出来了一个骑马的人，满脸胡子和深刻的皱纹，穿着油亮的对襟衫，腰上别着一把枪——人们是这么传说的。他名叫张蔚林，曾经是一个乡绅的保长，就是这个人，首先结束了军统没有“地下”的局面，成为我党第一位深入军统内部的地下工作者。我已经忘了他是怎么认识我并且发展我成为他的同志的，我总觉得他身上有点儿梦一样的气氛，现在想来仍有这种感觉。在我的记忆中，他有一张夸张的阴郁的脸，看起来有点阴险，却十分亲切——这大概就是梦的效应吧。我知道，他曾在江西红区工作多年，在那里脱掉了他油亮的对襟衫加入共产党，后转入秘密战线，先为杭州国民警官学校电训班八期学员，毕业后打入军统，在电讯处总台工作。这个人要叫戴笠羞耻的，仅仅几年时间，也许是3年，他先后发展了我、杨恍、冯伟庆、安运、赵力等6人成为他同志，并且至死不渝。那几年，我党在军统心腹的地下工作十分得力，军统的诸多声音回荡在延安的上空，成为我军克敌制胜的秘密武器。回忆这些总让我感到无比的激动和幸福，我在你母亲的故事里几乎动感情地插入张蔚林的故事，请你不要介意，因为他是首创军统“地下史”的奠基人，不提及他是不公平的。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仍然觉得他的意义是无穷的。
但是谁也想不到，1941年春天，张蔚林因工作上一个小小失误而暴露身份，借此戴笠在军统进行彻底搜查，一一考究，人人过关，结果张蔚林发展的杨恍等五位同志全部被捕（四年后被杀）。当时我已离开军统总部，在下属的杭州警官学校当教官，上帝让我避开了这次大搜查，成为惟一的漏网者幸存下来。后来我在警校秘密招收共产党的学生，希望他们毕业能够再次打进军统总部，把尖刀再次插入敌人心脏。但“张蔚林事件”后，戴笠这只老狐狸戒心尖深，用人慎之又慎，非亲信不用，我们的同志一个也插不进去，相当一段时间，军统内部没有“地下”，没有我们一条内线。
1945年秋天，组织上命令我重返军统。这似乎是个不得已的措施，因为当时我在警校已爬到训练处长的高座，并且可望再爬，舍此求彼，决非上策。谁都知道我在警校的意义是深远的，只要我在那里，国民党警校每年都将有共产党的学员入校、毕业，新鲜血液源源不断。但军统无“地下”的局面非破不可，而当时进军统希望较大的好像只有我，这种情况下也只有采取不是好办法的办法了。不久，我因在警校“树敌太多”——我故意造成呆不下去的僵局——而被戴笠召回军统，任情报二处上校副处长。戴笠对我这个同乡的“忠心”从来也不晓得怀疑一下，也许算得上是他少有的失算之一吧。
1946年秋天，戴笠丧生不久，军统迁至南京。不知为什么，当时组织上未能及时与我取得联系，加上初来乍到，人生地疏，一时间我的工作几乎陷入绝境，惟一使我感到温暖，感到组织的一束阳光的只剩下我的联络员，就是那个理发店老头。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工作着，强烈地感到孤独，窒息，乏力。我需要同志，需要一个实在的组织，我企盼着、想念着，然而我想念的东西仿佛都在远处，在一块玻璃的另一边。
也许你会说，我应该自己发展同志，自己开创一方天地，像张蔚林一样。说起这个我就感到惭愧，因为我太缺少张蔚林的英才雄略和非凡的胆识，以及梦一般的组织才能，我是一只手，需要放置在一个身体上才能发挥作用。我在一幢沉重的八角楼里长大的，10岁还不敢一个人上街，害怕黑暗，常常把风的声音幻听成狼的呜咽。我忠诚、老实、细心，具有常人没有的忍耐性，也许可以成为一个上好的哨兵、秘书、副手，但让我来指挥甚至组建一支队伍那是困难的，因为我的手在悬空时缺乏活力。正是在那段时间，我强烈地感到了自己性格上的缺陷，我现在能这么清醒地剖析自己正是因为当时的经历让我痛苦地认识了自己。生活总是不断地帮你认清自己。每当我想起这段岁月时，我总觉得羞愧，这是我这辈子里最最暗淡而难堪的岁月。也许我可以用当时环境恶劣的事实来开脱自己，原谅自己，但我不需要原谅，我需要惩罚，咒骂，因为我让延安失望了。我对延安的忠诚，我的信念，我的理想，都使我失去了原谅自己良心的理由。我恨自己！起码恨自己那段暗淡的岁月。
你可以想像，那时候我是多么需要同志配合，或者让我配合他。我知道，我这只手只要有支撑点还是十分灵巧而有力的，我是一个上校军衔的副处长，我手头的油水足能养活成千上万的革命同胞。然而现在它在我手里发臭、霉烂，不可驱散的毒气吞噬我们的同志，也吞噬了我。我心急如焚，我望眼欲穿，我成了一只困兽，在可怕的焦渴中捱时度日，白天我坐在死气沉沉的办公室里，翻阅无穷无尽的报纸，徒然地寻找着一句想念中的暗语，又把一个个黑夜消耗在对遥远亲人的玄想之中。理发店作为我当时惟一的关系，我没有节制地去了又去，把头发理了又理，总以为剪子剪去我头发的同时也将一刀剪掉我当前晦暗的岁月。就这样，在困苦中度过了无数个延长了的白天和夜晚，最后终于盼来了你母亲——鸽子。
鸽子，你母亲的地下工作代号，就像我叫牛头一样。
03
我和你母亲第一次接头是在保密局的一个周末舞会上。
谁都知道，戴笠在军统曾有过一个基督徒的规定：战争时期禁止结婚。然而这规定不是禁欲主义的，军统的舞会每周开放，而且绚丽多姿。人们说，伊丽莎白在军统的舞场上同样会受到多面夹攻，那里的人个个色胆包天，厚颜无耻，乐于争风吃醋。他们把枪藏在裤袋里谈情说爱，像所有光棍男人一样，热情洋溢，求胜心切。他们用惯常的花言巧语撩人心魂，有时也使用一点职业伎俩，譬如说穷追不舍，不择手段。女人很少在他们面前坚贞不屈，女人总是有些轻薄，或者说软弱。他们把攻占的山头一个个带回自己散发着死亡和恐怖气息的寓所，把枪压在枕头下欢度良宵，早晨醒来他们收起夜里的一切甜蜜和情爱，开始盘算另一出阴谋：杀人的阴谋。戴笠把这帮走狗训教得服服贴贴，忠心耿耿，无疑是他的高明。戴笠身亡后，尽管人走茶凉，但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故有的传统，男人照样不要结婚，舞会照样绚丽多彩。
那天晚上我几乎有种预感，老早就去舞厅，因为去得早，我拣到一个理想的座位，我妻子嫌它太显眼，想换个偏一些的位置，被我拒绝了，我想今晚我就要显眼得让谁都看得见。我妻子不理解我的话，但这不影响她听我的话，这大概就是一个地下工作者最好的妻子。我妻子是个宁静的雅安人（四川雅安），有一头雅安人应有的乌发和一张白脸。据说雅安的姑娘以温良和美德著称，受了气只会哭，柔弱似水——但也不见得，我在“汪精卫时期”曾在武汉碰到过一个雅安少女，才17岁，是个接线员，她给我的印象是在漂泊的乌篷船里长大的，有一种船上女人特有的风骚劲。当然我妻子是温良的，柔弱的，当初张蔚林跟我妻子一面之交后就告诫我，不能发展她做同志，理由是她目光充满的“顺从意识”（不是反抗意识）。她一直不知道我的隐秘身份，然而延安知道，她曾帮我们做过多少好事。
和往常一样，舞会总是弥漫着强烈的世俗气，女人个个脂颜粉面，矫揉造作，妖里妖气，男人一个比一个慷慨大方，能说会道，像煞绅士。在一曲曲音乐声中，我将舞池里所有脂面粉脸一一窥视，一张放大的苹果脸引起了我注意，因为她几次旋转着看我，目光亲切温暖。我几次想像她向我走来，坐在我对面椅子上和我秘密攀谈。后来，我发现她的目光一下子变得淫荡，虽然就那么一下，那么一瞬间，但已叫我恶心透顶，好像吃苹果一口咬出了一条绵绵蛆虫。上帝知道，我需要的不是肉体艳遇，而是理想的“艳遇”——请允许我这样牵强地说。是，那可能是个妓女，在军统的舞场上，这样的女人好似饭桌上的苍蝇一样，稍不注意就会停落在你碗沿上。
好，我要尽可能讲得简单明了，舞会中途休场时，我去厕所方便，回来时我发现自己的座位上坐着一位姑娘，很年轻，很出众，穿一套白色的长裙，在霓虹灯下，耀眼得令人眩目。她正跟我妻子交谈着，我走过去，她抬头看我一眼，掉头问我妻子：
“这是您先生？”声音有点嗲。
我妻子点点头，很矜持的。她很快站起来，让我坐，也许还说了一句客套话。
我说：“没关系，我在抽烟，想站一会儿，你坐。”
她又坐下去，给我妻子看她黄灿灿的金表。我妻子懒懒地看，已经有点看得出的不耐烦。这时我好奇的目光透过烟雾，向她瞥去，开始我觉得她生得简单，只能说有一张漂亮的脸蛋罢了。我对漂亮的女人向来不太有好感，也许是出于一种妒嫉心理，也许是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