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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有这么好的脾气，也许该说是性情，她是我见到的最好的顾客之一。我一边修改着她的衣服，一边在想怎么样来感谢她对我的谅解，后来我写了一张便条，放在她衣服口袋里交给她。过了几天，她给我还了一张纸条来，约我在南门的咖啡馆见面。
我们在咖啡馆见面后，却找不到一处座位，于是到郊外去走了一圈。那天她穿的就是我做的那件衬衣，她说她很喜欢这件衬衣，并常常想起这是我做的。我感觉到了她对我的好意，但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后来我们又见了两次面，第二次还一同去看了一场电影，黑暗中她把我的手拉过去一直握到电影散场。这是个令人想入非非的夜晚，但我没想到的是，我一回家父亲就盘问我，并警告我说：
“不管她是谁，一切到此结束，因为我们要对你的健康负责！”
父亲说得没错，当时我身体还没痊愈，谈情说爱确实是早了一点。但问题是等身体好了我又去找谁呢？父亲能帮我把她找回来吗？说真的，在认识玉之前，奇 …書∧ 網这个未名的姑娘是惟一给我留下美好记忆和思念的女人，后来我确实不知她去哪里了，她从我身边消失了，就像空气消失在空气中一样，虽然我可以想像她的存在，但再不可能找到她了。
我在说这些时也许是流露了某种感伤，玉为了安慰我，第一次主动握住我的手，认真地对我说：
“韦夫，我相信她一定在某个地方等你，我希望你能找到她，找到你的爱……”
玉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女人，她美丽的同情心是我对人类最珍贵的记忆。
07
在战争中失去亲人是常有的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失去亲人的痛苦可以比平时少一点。17日，是1973年1月17日，韦娜的战友（其中包括她丈夫）击落了一架美国轰炸机，飞机冒着浓烟向大地扑来，结果一头扑在韦娜的发报台上。我想，这时候韦娜即使变成一只蚂蚁也无法幸免于难。
韦娜阵亡的消息对我的治疗无疑产生了极坏影响，就在当天夜里，可怕的烧热向我卷土重来，而且从此再也没有离开我。几天后的一天下午，布切斯大夫来看我，却什么也没说，只在我床前默默站了一会儿就走了。我知道，这是对我死亡的宣告。
当天夜里，玉也给我发出类似的宣告。不过，玉的宣告方式是任何人想不到的，我自己也没想到。这天夜里，昏迷依然包抄着我，昏迷中，我突然感到一丝冰凉在我脸上游动，我睁开眼＇奇Qisuu。ｃom书＇，看到玉正蹲在床前深情地望着我。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目光，我预感到玉可能要对我说布切斯大夫下午没有说出的话。我握住她手，对她说：
“玉，你什么也不要说，我知道……布切斯大夫什么都跟我说了。”
“嗯，布切斯大夫说，你正在……调动一切细胞和病魔抗争，这是好事。”她使劲地握紧我说，“发烧是好事，说明你的细胞很敏感，很有力量，你会好的。”
我闭上眼睛，因为我无言以对。黑暗中，我感到我的手被玉拉着放在了一团柔软的东西上，同时听到玉这样对我说：
“韦夫，这是你的，你喜欢吗？”
我睁开眼，看到玉的白大褂已经散开两边，露出一大片银亮的肉体，而我的手正放在她高耸的胸脯上——银亮的柔软中。我以为自己是在梦中，但玉告诉我这不是梦，她这样说道：
“韦夫，我相信等你病好了一定会娶我的，是吧？所以我想……提前……和你睡在一起，你不介意吧。”
我睁大眼望着她。她坦然地立起身，抖掉白大褂，静静地钻进了我被窝里。
我敢说，除了白大褂，她什么也没穿。
天呐！我简直想不到她会用这种惊人的方式来宣告我的死亡。
这天夜里，也许只有很短的时间，可我却知道了什么是女人，什么是死亡。三天后，我没有一点遗憾，只怀着无穷的幸福和感激辞别了人世。
谢谢你，玉，再见！
08
现在要说的都是我死以后的事。
据说不同的病人具有相对固定的死亡时辰，心脏病人一般都死在早晨，肺病患者多数死在午夜。我准确的死亡时间是1973年1月28日午夜2点38分（没有脱离一般规律），在我死去时仍陪伴着我的有玉、阿恩、布切斯大夫等人。和玉相比，阿恩对我的死缺乏应有的心理准备，所以他受到的刺激和痛苦也相对强烈，我凝望人世的最后一眼几乎就是在他汹涌的泪水滴打下永远紧闭的。
我曾经以为人死后就没什么可说的，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其实我的故事，我的精彩都在我死之后。死亡就像一只开关，它在关掉我生命之灯的同时，也将我一向“多病怯弱”的形象彻底抛弃在黑暗中。奇#書*网收集整理可以这么说，作为一具尸体，我没有什么好惭愧的。换句话说，自进太平间后，我对自己的整个感觉发生了良好变化，说真的，这里像我这样毛发未损的尸体并不多见。与其他尸体相比，我甚至发现我的尸体几乎是完美无缺的，没有任何的伤疤，也没有惨不忍睹的苍老。我想，当吕处长站在我尸体面前时，一定也明显感觉到了这点。
吕处长是下午的晚些时候光临太平间的，与他一起来的有布切斯大夫。我并不认识吕处长，我只是从布切斯大夫的谈话中听到他叫吕处长，并知道他是个中国人，来抗美援越的。他们进来后依次在每一具尸体面前停留、察看，时而含糊其辞地冒出一两句话，没头没脑的，我根本不知他们在说什么，但我感觉他们像在找什么人。当两位站在我面前时，我感觉吕处长似乎有种掩饰不住的高兴：
“嗯，他是谁？”
布切斯大夫简单地介绍了我的情况，完了，吕处长说：
“就是他了，我找的就是他。”
不一会儿，进来个老头，把我从架子上抽出来，折腾上了一台手推平板车，拉到隔壁房间里，这里有点像是理发室。老头将我简单地梳洗一番之后，给我穿上一套干净的病房服。这一切令我明白，我即将去火葬场化成灰烬。我想不通的是，他们为什么不给我穿军装，难道我仅仅是一个病人？当时我心里难过极了。
从太平间出来，我被塞进了吕处长的吉普车，座位上已经堆了几箱药品，所以我只能“席地而坐”。他们不想想，我怎么能坐得住呢？车子几个颠簸后，我便胡乱倒在车板上，后来“嘭”的一声，一只药箱从座位上滚下来，压在我身上。吕处长闻声回头看看，像没看见似的，根本不管我怎么了。这就是人和尸体的不同，只要你还活着，哪怕只有一分钟的命数，也没人敢对你这样。但当你变成尸体后，哪怕是刚死一分钟，对你这样那样都由他们的方便了。这中间其实有这样一个道理就是：世间所谓的人性都是专门为人本身保留的，当面对一具尸体时人就会自觉放弃所谓的人性，丢掉做人的种种，这时候的人其实也变成了尸体。
车子开开停停，颠来簸去，车窗外，倾斜而晃动的天空正在一点点变得朦胧。我不知道吕处长打算带我去哪里，但我感觉要去的地方好像很远，甚至不在河内城里。因为车子穿过一条条嘈杂的街道后，又似乎在一条空旷的大道上自由奔驰起来。这说明我们已经离开河内。
偌大的河内难道没有一个火葬场？
这个吕处长是个什么人？
医院为什么将我交给他？
他到底要带我去哪儿？
一路上，我脑子里塞满了各种问题。
车子终于停下来，空气里有海水的味道和收音机的声音。还没等车子停稳，一位穿着中国海军制服的年轻人已迎上来，替吕处长打开车门，毕恭毕敬的样子，说明他可能不是个军官，要不就是个小军官。听说，他是个江苏人，我因为不知他名字，一直叫他“江苏人”，简称苏。
这里显然不是什么火葬场，是哪里？后来我知道，这是中国海军向我国临时租用的201港口。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来？我变得越发糊涂了。
吕处长下车后，打开后车门，指着我的脚说：
“就是他，我给你最多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后我在‘长江’号潜艇等你。”
苏把我从车上弄下来，搬到一间明亮的屋子里。在这里，苏对我进行了从头到脚的服务，甚至连鼻孔毛和牙垢都做了认真的修理。这件工作足足花了他半个小时，作为一具尸体，我想大概起码得将军一级或者名门人士才可能有这等待遇。
事情真的变得越来越奇怪了。
奇怪的事情还在后头，苏替我修理完毕后，开始给我着装：裤叉、护膝、内衣、内裤、袜子、外套，一样又一样，一层又一层，从里到外，穿的全是海军的制服，而且还是军官制服。当个海军倒一直是我的梦想，但谁想得到会以这种方式来实现梦想。更叫人奇怪的是，最后苏还莫名其妙地给我戴上了一条白金十字项链（大概是护身符吧）和一只名贵的手表（法国牌子的）。把我包装得这么贵重，哪像要送我去火葬场？
如果我没死，这样子倒是很合适去参加某个高档宴会的。
当然，宴会是不会参加的，整装完后的我被送上“长江”号潜艇。吕处长对苏的工作深表满意，他一边转前转后地看我，一边肯定地说道：
“哼，不错，我要的就是这个样，很好，像个大教授的儿子。”
我想我父亲充其量不过是个成功的小商人，什么时候变成大教授了？事情发展到这时候，我基本上明白，他们一定是想拿我来顶替哪个大教授的儿子。看来这个大教授的儿子生前可能就在这艘潜艇上服役（一定是做翻译工作），而且可能比我还不幸，死了连尸体都没找回来。现在大教授想和儿子告个别，所以他们不得不找我来顶替一下。这么说，我可能和大教授的儿子还有点相像。嘿嘿，世上什么奇事都有。
我正在这么想时，吕处长和苏已悄然离去。我估计大教授可能马上就会到，也许他们这会儿正是去码头上迎接大教授了。这边离河内不近啊，大教授为看看儿子和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跑这么远，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不过他选择晚上来是对的，因为这时候美国飞机一般不会出动的。尊敬的大教授，虽然我不是你儿子，但此刻我和你儿子一样爱着你，一样希望你平安。
和我想的不一样，吕处长走后不久，潜艇居然晃晃悠悠地沉入了水底，像条大鱼一样地游动起来。这使我想到，大教授并不在这里，他在哪里呢？可能在很远的地方。谁都知道，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潜艇一般不会贸然起航的。为了让大教授一睹儿子遗体（而且还是假的），竟然叫一艘潜艇来冒险，由此看大教授决不会是个寻常人，说不定还是个响当当的大人物呢。
潜艇晃晃悠悠的，不知要带我去哪里。
从来没坐过潜艇的我，想不到潜艇晃晃悠悠的感觉是那么美妙，我简直可以说，这感觉跟摇篮的感觉没有两样，我仿佛又回到襁褓中，迷迷糊糊地迎来了死后的第一次睡眠。对一个活人来说，没有谁会记得他的第一次：第一次看见的颜色，第一次听到的声音，第一次来临的睡眠。但对一个死人来说，所有的第一次似乎都在他的等待中发生，所以也都留在了记忆中。我不但记住了我第一次是怎么睡着的，还记住了第一次是怎么醒来的。告诉你吧，我是这样醒来的：有人闯进门来，不小心碰倒了立在门边的衣帽架，发出的声音把我惊醒了。这个人我并不认识，但样子像个水手，他进来后，二话不说将我拽下床，拖出去，拖到一扇半圆形的舱门前。不一会，我听到吕处长的声音：
“把海图拿来。”
这时我已看见吕处长，他刚从过道那头过来。
苏（就是给我梳妆打扮的那个苏）将海图递给吕处长，也许是因为潜艇晃悠的缘故吧，两人索性蹲下来，将海图铺在我身上查看起来。
“我们现在在哪里？”吕处长问苏。
“在这儿，”苏指着海图说，“这里就是白家湾海滩，我们现在距离它大概有10海里。”
“现在风浪情况？”吕处长又问。
“很理想，按照现在的浪力和风向，天亮前肯定会冲上海滩。”
吕处长看了看时间，对水手命令道：“行动吧！”
水手打开舱门，奋力将我推出潜艇。
我怎么也没想到，事情的结果会是这样。
09
我的故事和难忘经历正在一点点推进。
我说过，30年前，一个偶然的变故，我被人错误地当作了胡海洋。更要命的是，30年来这个错误一直未能得到改正，因此我也就一直被人们当作“胡海洋”爱着，或者恨着。我想这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不愿意的，也不公平，所以我急切地想把那个变故说出来，以澄清我跟胡海洋的关系。
当风浪像吕处长期望的一样，将我冲上白家湾海滩后，当地两个渔民很快发现了我。我一直怀疑这两个渔民的身份，怀疑他们是中国情报部门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我的情况后，对我身上的财物似乎没有什么兴趣，有的只是一种高度的“美军利益”，他们将发现立刻报告给了驻地美军当局。
我的身份（越南海军官员）足以引起美军当局重视，一个调查小组迅速赶到现场，将我带到附近一个机关里，对我从头到脚进行了搜身检查。我知道，他们一定想从我身上搜刮什么军事情报，可我不过是后方一个军需仓库的勤杂人员，身上会有什么情报？但从他们搜到的东西看，我显然想错了。
他们从我身上搜出的东西有：
1。一本海军军官证，证明死者生前是越南海军参谋部特情处胡海洋参谋；2。一张上面签有“雪儿”芳名的倩影照，和她的两封情意绵绵的情书；3。一封家信，信中流露出死者父亲是个有政治影响力的大教授；4。一张银行催款的欠债单，表明主人是个挥霍无度的纨绔之弟；5。一封绝密信件，写信人是当时中国援越陆军某部队的二号人物，收信人是援越海军某部队的头号人物，信中透露了他们陆军即将从第四防线向美军发起进攻的计划，要求海军予以配合。同时，信中还提到，为掩护起见，他们陆军将在第七防线进行一次演习行动。
我一直不知道自己身上有这么多东西，尤其是还有一份价值连城的“绝密军事情报”。没有人知道，但我知道──我想得出，这一定是吕处长的谋略。事情走到这里，我曾有的种种疑惑都烟消云散，吕处长交给的“任务”我也完成了，剩下的事应该说，全看美国佬信不信了。我当然是希望他们相信，但我的希望对他们来说是狗屎，是咒语。我的咒语最后会不会灵验，只有天知道了。
与我身上的情报相比，我的尸体是无足轻重的。不过，也许是我提供“情报”有功吧，美方没有像我想的那样把我丢在大海里，而是就地寻了一处墓地将我埋葬了。墓地就在大海边，不绝的潮水每天吵得我不得安宁，好在这样我每天都可以遥望我的家乡。一个人呆在自己家乡也许不一定会觉得家乡对他有多么重要，只有离开了才会知道家乡对他有多么重要。我的墓前冷冷清清，我的心里一直惦念着美军对我提供的“情报”的处理情况。
大约是半个月后，我冷清的墓前突然飘出玫瑰花香，我睁眼一看，是一个穿着长风衣的女人立在我墓前，手上捧着一束玫瑰花。我并不认识她，而且在这个鬼地方也不可能有谁认识我，所以我想她一定是站错地方了。这墓地自开战以来每天都在增加坟墓，而且出现了许多无名墓，她站错地方不是不可能的。
但她一开口我便激动不已，因为她说的正是我一直在惦念的事情。她说，美军从我身上搜到情报后，并没有什么怀疑，立刻将纠集在第七防区的大批军队调往第四防区。然而，当美军的调防刚刚结束，我们的部队就向他们第七防区地发动了闪电般进攻，并一举夺得胜利。最后，她这样说道：
“尊敬的胡海洋参谋，吕处长要我代表中国军方向您致以崇高敬意！您为您的祖国立下了卓越功勋，您的祖国和祖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您……”
我说我不叫胡海洋，我叫韦夫！韦夫！
但她怎么听得到我说的？
又有谁能听得到我说的？
让一个声音从一个世界穿越到另一个世界，真的是太难太难！我不知道，上帝给我设置这么大的困难，不知是在考验我的耐心，还是为了向我说明什么？其实，我说过的，要想弄懂上帝的意图同样是困难又困难的，上帝有时候似乎让我们明白了一点什么，但更多时候只是让我们变得更加迷茫。这是没有办法的。在我们这里，上帝同样常常让我们拿他没办法。
上帝啊，什么时候人类才能听到我说的这些？
二、刀尖上的步履
韦夫和我乡党老吕的“合作”珠联璧合，完美无缺，极可能名垂千秋。现在，韦夫的天外之音刚刚飘然而去，老吕又不期迎来了另一个合作伙伴，他就是老吕在南京从事地下工作时的“上线”人物金深水。金深水找到老吕的那一天，我恰巧与老吕在一起，在他孑然一身的家里，时间是中午过后。我记得，他开始叩门的声音很轻，以至开始我们听好久也吃不准是不是在敲我们的门。那声音很缥缈，很不真实，也许更像是记忆中的声音，或者是在敲旁人的门。后来有一声敲得似乎有些绝望地用力，我们终于听清楚是在敲我们的门，便去开门，看见一位银发老人，穿一套笔挺的西服，头上戴一顶黑色的礼帽，手上还握着根漆亮的拐杖，跟电影中的人物似的，有种我陌生的风度。老吕的门大概从来没被这样的人敲开过，不问来人是不是找他，反倒问我是不是找我的。我说怎么可能呢，便问来人找谁。
他伸手一指，笑道：“找他。”指的是老吕。老吕纳闷地看看他：“你是谁？找我什么事？”那人爽朗地大笑道：“狗日的，你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你的‘上线’！”这真正是一次久别的重逢，前后相隔四十余年。两人相认后，是如何兴奋激动，然后又是如何重温旧事，诸如此类，此处不表，我只想尽快转入正题。正题是什么？是半个月后，老吕突然从江苏给我打来电话，说如果我想听金深水的故事，就立即动身去福州，金深水将乘明日上午的飞机去福州，希望我最好马上出发，先他到达福州，到机场去接他，并陪同他去找一个人。听得我云里雾里的。不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