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堑睦娌皇芩鸷Α？墒敲蝗酥溃夤镜淖⒉嶙时镜笔敝挥�260万元，而他们交给这个人的钱已经超过83374万元。
然而根据报纸发表的消息，事情刚刚开始。因为这才牵涉到一个电机技术，而长城集团还有300多项科研成果要转让。有个报社编辑为此加上一段注解：它成功地打破了依靠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推广科研成果的单一模式，为科技成果迅速转化成生产力找到一条非常现实的捷径。对于那些银行官员，这位编辑振振有词地劝告他们不要紧张，中国人的储蓄已达1。5万亿元，几千万元，甚至几十亿元，能是几分之几呢？
像此前和此后的所有骗局一样，在开始时它看上去非常逼真，非常灵验，但是随着主其事者的得意忘形和胡作非为，骗局迟早会崩溃。长城公司也不例外。如果沈太福真是一个出色的骗子，他就应当知道占了便宜是不能再卖乖的。然而他不是，他陶醉于眼前的荣耀中，一边巧取豪夺一边还要自诩为改革先锋，却不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更没有想到，为了自己的成功就去威胁别家的利益和权威，将会受到顽强反击。
1993年2月，他达到了辉煌的顶点，然而他已经到了悬崖边缘。政府和银行在经历了最初的无所适从之后，很快醒悟过来，紧锣密鼓地展开第一轮阻击。26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文件，指出长城公司所谓技术开发，实际上是变相发行债券，且发债额大大超过其自有资金净值，担保形同虚设。这一文件在档案中被归为银发（1993）44号，文中责令长城立即停止集资，限期退还所筹集的资金，还要写出书面检查，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问题。
假如沈太福就此罢手，也许可以为自己保存颜面，至少还有一条活路。然而他已利令智昏，再次错误估计形势，以为有了国家科委的文件和李效时这棵大树，就可以不把银行放在眼里。3月18日，他将一纸诉状呈递最高人民法院，指控中国人民银行及其法定代表人李贵鲜，下发一个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行政决定，破坏了他的正常经营，进而要求最高法院裁定银行文件无效，判决银行赔偿由此行政文件造成我公司的经济损失1亿元人民币。沈太福再次编了一个弥天大谎。他告诉法官：在某种情况下将登报向外国公司出售公司全部资产技术，售价10亿美元，并用此款加倍偿还参与本公司技术开发的合作者。还半是炫耀半是威胁地说，沈太福本人及长城集团所有资产、技术及人才将归属外国公司。其国内国际影响如何？请速裁定！
看来这个人不是太狂妄，就是太无知，他竟以为只要破罐破摔，闹得全世界都知道，就会让政府投鼠忌器。殊不知这是火上浇油，让那些本来还在犹豫不决的人一下子全都拿定主意，团结起来，必欲除之而后快。他的诉状还没进入司法程序，就先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领导的案头。3月31日，等着诉状立案的沈太福反被警察监控。考虑到这是在北京发生的事情，这位最高法负责人致电北京市委书记，告知这个决定。根据当时的电话记录，两人一致同意，此事涉及人数如此之多，关系很大，消息一旦透出去，发生挤兑现象，就难办了，所以应当请李鹏总理亲自过问。
中国人民银行在同一天接到命令，冻结长城公司在全国的所有账户。沈太福终于明白大事不妙，当晚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假身份证，购买机票，准备出逃，被奉命前来监控的警察逮个正着。
现在轮到中南海出场，这促成了沈太福的最后灭亡。李鹏总理接到报告之后，当即指示朱镕基主持处理。后者要求李贵鲜速告实情。4月2日，李贵鲜送来报告。这位被沈太福推为被告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暗示原告行为已超越银行管辖的范围，所以需要政法和工商部门介入审查。朱镕基于是在次日上午把一群高级官员召到中南海北院第二会议室来。这就注定了沈太福的彻底垮台。此后沈被逮捕收监，长城也被查封。消息不胫而走，飞快地传遍全国。对这一案件的审判成了全国的舆论焦点，好像仅仅这一个骗子就能引发整个国家银行的危机，解释导致金融混乱局面的全部原因。投资者的神经紧张到极点，幸运的是，没有发生恐慌。政府一边宣布沈太福的集资属于非法，一方面安抚民心，允诺将会尽最大努力为投资者挽回损失。案件的结局是沈太福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其罪名除了搅乱金融秩序和败坏党的干部之外，还有贪污200万元。一群党政官员和记者牵涉此案，身陷囹圄。他当初的靠山、那个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因为受贿52000元，被判刑期20年。
这是杀鸡给猴看，猴子就是肆无忌惮的银行官员。他们现在全都找自己的客户催着还钱，仿佛当初忙着往外贷款一样。那些无法无天的家伙总算被制止了。有些人抢购黄金首饰，有些人抢购柴米油盐，有两家银行发生挤兑，很快就过去了，并无蔓延。然而以新技术标榜的长城公司肯定无可救药了，神乎其神的新一代节能电机也无疾而终。20万投资者在焦虑中等待，他们原本怀着发财的梦想，现在担心血本无归，后来居然还能拿回至少九成本钱，除了对政府千恩万谢，再也无话可说。
现在这个故事只剩最后两个问题需要交代。第一个是，沈太福当初说，他的行为获得国家科委批准，报纸上面也曾把这事广为传播，可是到了形势急转直下之时，国家科委显然觉得需要撇清干系。它在3月31日呈送国务院一份报告，否认与长城公司有任何关联，信誓旦旦地说长城公司的集资活动不存在国家科委批准的问题。至于长城公司提供给法院的那份文件，只是科委政策法规司给它的一个便函，而非行政批复，结果被长城公司加以复印，广为散发，借以欺骗群众。我们对照沈太福出示的那份文件，可以发现以上解释有些牵强。然而更大的疑点是，在沈太福长达6个月的集资过程中，国家科委始终没有公开声明那个便函不是行政批复，这在它呈送给国务院的报告中也未明白解释。
第二个问题是，中关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牵涉到长城一案中？当时朱镕基命李贵鲜报告长城公司是什么来头，后者说是北京市新技术开发试验区批准、海淀工商局注册。这样看来，中关村实在不能说全无关联，可以想像这给当地官员们造成极大压力。所以他们紧急召开了一连串会议，写出一份报告呈送中南海，声明试验区早就发现沈太福居心不轨，在半年之前，也即1992年9月1日，已经决定取消其新技术企业的资格，限期转出试验区。只因沈太福不愿迁册，请求给长城机电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这才暂缓执行。此后鉴于沈太福屡教不改，又在1993年2月27日正式发文执行取消资格的规定，限期迁出试验区。我们依据保留至今的全部档案，可以知道，这一连串的决定确有事实根据，但是另一方面，驱逐沈太福的步骤一直都是模棱两可，并未付诸实行。直到沈太福败局已定，也即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文件勒令其停止集资之后，才终于被确认。沈太福被赶出中关村、在朝阳区再次注册自己的公司，则是在10天以后。他本人直到入狱之前，一直住在中关村核心地区的友谊宾馆。这样看来，就算中关村的官员们眼睛雪亮，未卜先知，我们仍然可以认为，沈太福和他的新技术开发，是中关村这个大树上长出来的一个怪胎。
民族品牌！民族品牌！——如果这一关过不去，我们必死无疑。
第二代企业家主宰中关村命运的两个标志性事件，全都发生在1994年：28岁的王志东创建四通利方；29岁的杨元庆出任联想集团微机事业部总经理。这两件事，前者是个硅谷模式的仿制品，这在我们国家还是第一次；后者掀起第二次技术浪潮。此前10年，中关村是中文平台的时代，从这时开始，它率领整个国家进入微机时代。由于当时国产微机在市场上的地位，如同一群面对强大入侵者的散兵游勇，节节败退、溃不成军，所以柳传志命令这个29岁的年轻人来统领联想的微机反击战，无疑是中关村历史上最为大胆的一步险棋。
当时大局如临深渊。中国人刚刚从过去两年的疯狂中清醒过来，回到既定轨道，然而巨大的惯性依然推着这架列车滚滚向前。工业保持强劲增长，公司盈利增加，政府收入以两位数的幅度递增。与此同时，市场处在极度不安中。这个冬天，中央政府控制财政支出的手段分外严厉，中南海推进的宏观调控已经进入第七个月，还是没有一点松动的迹象。本来冬季是个公款购物的高峰，也是微机销售的黄金季节，可现在人人都说手头太紧，客户纷纷取消订单，导致中关村的微机出货处处搁浅，欠款不还的情况越来越多。这时候大家才知道，最大的问题来自金融方面。货币连续两年无节制的出库现在发生作用，通货膨胀卷土重来，银行连续7次提高利率，让企业贷款成本增加三倍。这还不算，最要命的是银行只进不出，有如长城集团总经理王之的抱怨，贷款我们如期归还了，但银行却扣着我们的微机款迟迟不付。
分布在全国的计算机生产厂家超过了20家，看上去一派繁荣，其实只是假象。它们不过是进口配件的装配商。而人民币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迅速贬值。兑换一美元需要支付的人民币，在1978年是1。7元、1991年是4元、1992年初是5。8元，到1994年初，就是8。89元了，这还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牌价，要论黑市价格，是11元。这意味着计算机制造厂商在进口配件时的成本每天都在增加，也意味着白颐路上的计算机每周都在贬值。与此同时，外国品牌微机进入中国的关税还在下降。它让中关村在国内混乱金融的裹胁之下，还要领教国际贸易的冲击。
国际贸易这个词不再只是个经济术语，对于中关村来说，它正在产生一种实实在在的市场恐慌。此前18个月，计算机产业的黑色风暴席卷美洲、欧洲和亚洲，数以百计的电脑组装厂家不是倒闭就是亏损，就连计算机家族的泰斗IBM也不能幸免。这家公司把它的30万员工裁减了4万人，才勉强维持住不到1％的利润率。康柏公司的微机销量那一年是世界第一，可是它的总裁却在年终被迫辞职，理由只有一个，公司的股票价格跌去70％。在香港和台湾，那些为跨国公司配套生产配件的厂家纷纷倒闭，就像雪崩一样，逼得全世界的计算机制造厂商没了立足之地，把中国大陆当做避风港。
中国人不知大难临头，躲在自己的贸易保护壁垒里偷着乐。就在外国人焦头烂额之时，中关村的新产品层出不穷：激光照排系统、汉字激光卡、电脑刻绘系统、汉字喷墨打印系统、智能多用卡、汉字激光打印机、汉字综合管理系统、中文之星、五笔字型……当然最重要的进展还是个人计算机。中关村仍然跟在世界后面，亦步亦趋，不过正在迅速接近。1987年286微机的诞生之日，比世界上同类机型晚了5年；后来的386微机晚两年；1991年首批486微机晚了6个月；到1993年出现奔腾一代时，只晚3个月了。
中国政府开始大刀阔斧地拆除计算机行业的贸易壁垒，1992年取消微机进口调节税，1993年1月，又把32位以下微机进口关税税率削减30个百分点，只剩20％了。专家预计，计算机进口税率将在12个月之内降为9％，微机进口许可证不日也将取消。这鼓舞了外国计算机制造商的野心，让国内的计算机生产厂商感到不安。他们本来抱怨高额进口关税增加了制造成本，现在却又担心取消关税给他们带来更大威胁。弄得国务院的官员赶忙出来许诺，将给国产名牌微机以若干保护政策，还将集中较大投资支持微机生产基地。机电部做出保证，政府将在今后5年中投资3亿元，令国产微机的总量超过35万台。还向中南海提出一份激进规划，宣称要在10年内实现大规模的计算机应用。倘若这个规划能够实现，那么中国市场上的商用微机每年将要增长50％。财政部也来雪中送炭，允诺给予电子行业的部分企业至少10项减税政策。这再次给中关村带来希望，可惜仅仅一周之后，希望就变成了失望，原来机电部确定的所谓生产基地，就是自己属下的长城公司、长江公司和浪潮公司。至于电子一条街上那些翘首以待的民营企业，连个生产许可证还没有呢，自然沾不上边微机产品自1986年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到1994年底试验区企业中只有联想、长城、四通、北大、康拓、振中、信通太极公司获证，其余生产微机的企业均为无证生产。1995年，开始实施微机许可证的换（发）证工作。但仍有很多微机企业没有申办许可证。。
政府总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因此想要指挥一切，其实计算机行业能否成长，主要是取决于技术和市场，而非政府规划。汉字处理平台的日趋成熟，为中国人打开计算机世界的大门，也创造了90年代前期的巨大需求。但是当中国人涌进这个市场时，却发现柜台上全是外国微机，摆在那里虎视眈眈。
当危机降临之时，就像中关村历史上屡屡出现的情形一样，它不是源自中关村内部，而是由大局产生出来。中国计算机工业在过去36年的历史中，有了大型机、小型机、微机、外部设备、软件与信息处理服务业的整个链条，有了一个大约70亿元人民币的市场，还有无限前景。但是在世界产业序列中，中国微机制造厂商在技术方面仍有超过12个月的时间差，把所有计算机企业——大约200家——的固定资产加在一起，还不及一个IBM。说到销售规模，那就相差100倍。最重要的是，国内市场已经变成国际市场，跨国公司大举进入，彼此争夺，就像一群狼在争夺一块肥肉，胡乱撕咬，还带着血。保留至今的一项市场调查，记录了1993年开始时的情形：国产微机在前10名中有4席，总计占有19。25％的市场份额，其余80％以上全被跨国公司的微机分而食之这个调查中排在前十位的品牌如下：
序号 牌号 市场占有率％
1 IBM 22。80
2 长城 14。52
3 AST 12。24
4 SUPER 4。66
5 APPLE 4。45
6 PAQ 2。85
7 SUN 2。19
8 浪潮 2。07
9 东海 1。52
10 燕山 1。14。
不用说，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当时段永基所谓狼来了、王选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柳传志所谓伸出手感觉一下，风的劲头不小，确实都有证据在手。一份官方通报上的每一个数据都在证明形势不妙：国内计算机行业的利润总额下降26％。规模最大的长城虽然保住市场份额，利润却减少53％。所有企业都遭遇同样的麻烦，因为激烈的竞争正在以降价的方式展开。这是此后绵绵不绝的价格大战的开端。战斗一开始就很残酷，微机的平均价格在一周里下跌了4000元。然而就算赔本甩卖，还是不成。根据中国计算机市场动态网办公室的报告，在1993年的最初两个月里，它们生产了8232台微机，却有16875台放在仓库里。到了5月，库存就增加到26851台。
中关村的警觉和激情被煽动起来，说成一场可怕的恐慌也不过分。街头巷议最多的话题就是再不行动，市场要被台湾人抢光了。然而他们很快就知道，窥伺中国大陆市场的不仅是中国的台湾人，还有美国人、日本人、新加坡人和韩国人。《科技之光报》有个记者名叫齐忠，这一年来到电子一条街上，结果发现，这里出售的电脑有98％是美国paq、IBM、AST和HP。此外，国外产品还占了50％的显示器、80％的复印机、90％的软件、90％的软磁盘、100％的打印机、100％的传真机、100％的硬盘、100％的主机板。看起来，整个中关村都被来自全世界的电子产品塞满了，就像1993年3月3日的《参考消息》说的，国际电脑公司进军中关村。这篇文章把窗户纸给捅破了，忧虑涌到表面。由于当时全国80％的计算机产品都是从这条街上捣腾出去的，所以也可以说，是国际电脑公司进军全中国。段永基把它转给国家科委主任宋健，还写了一封信说：切切此情，期望引起您的注意。现在，公司经理们手上不光是销售业绩了，还有《国家的政策环境》、《机电部给中央的报告中有关政策建议》、《我国计算机产业八五规划布局》、《市场环境与分析》、《本公司与同行业的比较》、《主要竞争对手的销售策略》。这些报告把他们和世界市场连接在一起。很多新观念都是产生在这时候。有市场就是战场和与狼共舞，有薄利多销和销售为王，还有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卖方市场与买方市场这两个词，一个是紧缺时代的产物，一个是过剩时代的产物，本来要到两年后才会流行全国，不过，在计算机市场上，转变现在就发生了。理由很简单，全世界的厂商都跑进来。中关村是个晴雨表。
有意思的是，中国计算机企业的艰难时世，同时也是计算机行业媒体的黄金时代。电脑业的激烈竞争刺激了媒体的发展，用广告养肥那些IT论坛上的先知先觉。1993年的中国，到处都在举办促销会、展览会、演示会、订货会、招标会，这是战斗的前沿阵地。中国的电脑厂商与跨国公司短兵相接，也开始接受西方的广告理念和策略，模仿着他们的样子雇佣专业代理人，与广告公司签约，还把大笔钱投放到产品广告上。广告成了迅速膨胀的行当。10年前，我们国家只有184家广告公司，现在有11044家，他们在1993年做了461746万元的生意，比10年前增长93倍。
中关村的公司也学会了这一套。他们在1992年把销售收入的1？5％拿来做广告。1993年这个数字又超过了2％。看到如此情形，媒体个个喜笑颜开，乘机而上。《中国计算机报》把自己的版面从32块增加到了64块。《计算机世界》每期128版。诸如《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这样的报纸，本来和电脑不搭边儿，也纷纷创办电脑专版，那时候媒体的地位比今天高，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