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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北京青年报》这样的报纸，本来和电脑不搭边儿，也纷纷创办电脑专版，那时候媒体的地位比今天高，声誉也比今天好，媒体广告人员在企业面前还能挺直腰杆，个个都像官员一样耀武扬威，因为刊登广告的企业在门口排着队。
做广告就像买东西，也要讲究物有所值。按照这一年对于微机市场广告收看效果的一项调查：综合类报纸的广告为30％；专业报刊为33％；电视广告最高，达到48％。所以电视广告的价格也最贵。尽管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标王还要等到两年以后才能产生，但是广告费的大幅提升，却是从1993年开始的。他们在3月1日把广告提价20％，在7月1日又提高了25％。广告部主任谭希松振振有辞地说，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按价值规律办事。那些精明的企业老板也真信这一套，这中间有联想，也有方正。它们把大把钱花在晚上天气预报前后的黄金时段。购买黄金时段以秒计算：片头5秒每秒3836元；片尾5秒每秒3068元；19点的报时钟5秒便宜些，每秒也要1315元。
计算机广告出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出现在普通人的家庭，每分每秒都是钱。如果你要在北京建国门大街竖起一块路边广告，每天必须付款602元7角3分。你要在那一年召开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上做个一分钟广告，就要付7万元。在北京电视台的一个节目挂上你的品牌，也要10万元。不过，北京之外那些城市的电视广告还没把价格抬起来，其中10个省城电视广告的平均价格，每秒钟33元3角3分，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告还便宜——后者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前广告是每秒钟38元9角3分。
尽管如此不惜血本，可是到了1993年将要结束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长城、联想、浪潮、东海，甚至还有国务院机电部——全都意识到，在这第一轮的市场较量中，他们输了。外国微机每战必胜，国产微机步步退却。这一点就连那些报刊编辑也意识到了，他们每天都在刊登那些让人紧张的新闻标题，诸如：
外商活动频繁竞相瓜分中国计算机市场
国际电脑公司大举进军中关村
洋电脑船坚炮利围剿土著公司
国家如袖手旁观，开发区将成多米诺骨牌。
局外人看了这些，还以为是编者故作惊人之语，可是有个名叫维健的福建人，一定不会这样想。此人以捣腾计算机配件为赚钱手段，所以隔三岔五地飞到中关村来看行情。他说这是呼吸一下中关村的空气，以保持自己头脑清醒。在1993年和1994年相交的那个周末，他在中关村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冷清代替了火爆，看到95％的店家周日不营业，看到让利酬宾，买一送一的横幅在寒风中抖动。本来不是黄金星期天的么？他对一位记者感叹，中关村怎么了？记者回去写篇文章，把中关村平静的星期天给描述一番，发表在1994年1月1日的《北京试验区报》上，里面说，中关村出奇地萧条……连平时都卖不动，何况星期天。
老实说，90年代前期计算机市场的局面，只不过是80年代后期家用电器市场的续篇。蜂拥而来的外国货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国家民族主义情绪反而达到高潮。
一开始，爱国主义激情是那些外行人掀起来的，行家里手大都表示怀疑。中关村淹没在失败主义的情绪中，高级经理们窃窃私议的是：我们还要不要做自己的微机？还是只配做外国品牌的代理商？竞争太残酷，国产微机制造商只有招架之功，有些还在勉力支撑，脑子转得快的那些人，转而寻求与外国公司握手言和，化敌为友。长城和IBM、方正和DEC、四通和paq，都是那时候风传的中关村故事。段永基还为此发明一个动人的新理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是电子部的一位官员不这样看，他说：一个外国公司加一个中国公司，能打败中国一个行业，真不知道还会有谁能做国产微机。
柳传志指出了正在动摇中关村的真正问题，他在公司大会上对全体员工说：现在我感到紧张，满脑子装的是如何使整个公司形成同仇敌忾的气氛，都有背水一战的决心。首先要大家明白，后面就是河。如果这一关过不去，我们必死无疑。同样的意思，总工程师倪光南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的：我们国家还要不要自己的计算机工业？都说要，那么谁来做这件事？事实上，这个重任已落在联想身上。尽管这两个人之间日后发生激烈冲突，乃至分道扬镳，你死我活，但在这个春天，大家空前团结。就像倪光南说的：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实际上已充当了民族计算机工业的旗手。
不管是背水一战还是高举大旗，当时似乎只有联想敢说这个大话，因为它第一次成为计算机行业的销售第一。中央政府发布的统计公报表明，它在1993年保持了惊人的成长，销售额达到301520万元，超过国内所有最著名的企业——赛格、长城、北大方正、浪潮、四通、长江、科海和福建实达。对于一个公司来说，这有历史意义。对于整个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幸运。柳传志尽管心情紧张，担心满盘皆输，手上却还拥有最后一个赌注，正是那个29岁的杨元庆。柳传志后来承认，当时推出杨元庆是拼命赌一把，杨元庆则认为，这是放手一搏，不是赌博。无论怎么说，这对于杨元庆个人历史和整个国家的历史来说，都是最具刺激性的时刻。
1994年3月19日，杨元庆仓促上阵。柳传志再次说服他打消出国留学的念头留下来，就像当年说服倪光南带着汉卡技术加盟联想一样。他在关键时刻选贤任能的本领简直是登峰造极。他把与微机有关的研发、生产、销售、物流供应和财务运作全都交给杨元庆。在以后的几年中，柳传志用既杰出而又符合中国现实的哲学思想指挥着公司航向，杨元庆则利用手中大权和他代理惠普产品时获得的经验，彻底改造了公司的商务体制。这一老一少构成相辅相成的搭档，导演了国产微机的绝地反击战。
杨元庆全力以赴，像个上足了发条的闹钟一样滴滴答答转个不停。命运不允许他去接受西方教育，却迫使他在市场上与西方列强一争高下。他并不擅长技术，但却是个商业奇才。此人的出现标志了联想微机的转折点，而且也是整个中国微机事业的转折点。这一点大多数人是在两年以后才意识到的，而在当时，人们都拿怀疑的眼光打量他，就连他自己也觉得信心不足。就任新职之时，他是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味道的。他对多年的助手林扬说，代理惠普业务的前途光明，而联想微机很难再有作为。不过，他是那种只要认准彼岸的目标就会豁出命来划船、就算明知这船要沉下去也不会罢手的人。
这个注定要承担起微机革命的人，既不是公司研究部门的资深科学家，也不是老一代的管理者，他甚至与公司传奇般的汉卡开发历史没有任何联系。他1964年出生在安徽合肥，祖籍却是浙江定海，那里是中国最大的渔场。不过，这个家族的打鱼为生的历史到他的上一辈结束。杨元庆在安徽长大，在上海完成大学学业，又回到安徽，进了中国科技大学读研究生。这就是他进入联想之前的全部履历。那段生活尽管简单，但却在他的性格中留下两道深深的轨迹，并行不悖：一道是严谨和注重逻辑；另一道是自由、开放、雄心勃勃。
杨元庆比柳传志小21岁，是属于晶体管时代的一代新人。他的外表令人印象深刻，身高1。81，宽肩，面色白净，棱角分明。无论在当时还是成名之后，他都不是那种喜欢张扬的人。他的性格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敏捷却又内敛、刚硬却又含蓄。他有一种过人的智慧，但却并不善于与人沟通。他在行动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强烈的霸气，锋芒毕露，对任何事任何人，包括对他的老板柳传志，都是一副坚决、固执和不肯妥协的态度。但在表达思想的时候，他总是露出一丝羞涩。他在公开场合讲话总是显得不够自信，因而带着难改的口头语：我觉得……我觉得……，或者这个……这个……。以当时情形来看，柳传志身边的年轻人中，有很多比杨元庆更聪明，更机敏，更善于表达，也更早地进入公司的权力核心。但是毫无疑问，杨是当时公司里面业绩最为突出的经理之一。
现在，他想像着和那些跨国公司的竞争是一件多么刺激的事，决心大刀阔斧地改变公司。他在白颐路南端的科技贸易中心大楼里买下1000平方米的楼层，开辟了他的指挥中心。这地方朝市中心的方向靠近了大约3公里。分散的管理体系开始向新的部门集中，杨元庆将与微机有关的一切权力集于一身，把归在他名下的300多人一举削减三分之二，只留下112个人，个个都是精兵强将。杨在公司的年轻人中有一大批支持者，但最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一些元老的支持。转眼之间，人人都像回到创业的年代，克勤克俭而又充满激情，还很有想像力。
经过过去10年的耳濡目染，大多数中国人总算明白了个人计算机意味着什么。不过，计算机的进入家庭远不像彩电那样长驱直入，所向披靡。那时候能够使用计算机的人毕竟不多，通常限于家庭里的极少数人，不像电视那样男女老少都离不开。微软视窗操作系统还不流行，电脑显示屏上那个不断闪烁的提示符——C：，实在叫人摸不着头脑。电子打字机依然是首选的办公机器，拥有M2401电子打字机的四通公司，要比联想风光得多。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收入很低，大城市里每个职工平均工资不到4000元。诸如Aapple、HP、IBM之类的电脑，虽然性能卓越，拥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可惜价格太贵。所以中国的家庭从一开始就把目标放在低档兼容机上——只要装上一块386的中央处理器、一个8MB的内存条、一块200MB的高速硬盘，再加上SVGA彩色显示器，就够用了，而价格只有名牌机的三分之一。廉价兼容机刺激了人们的购买欲望。它在成功占领办公室之后，又在借助学校这个跳板向家庭渗透。日愈正规的计算机教育对消费者来说就像火上浇油，那些育有孩子的父母都在想像，有朝一日把电脑搬到家里，越来越多的教师、科学家、记者、作家也愿意在家里使用电脑来工作。慧聪商情网在年初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有42。41％的家庭打算在1994年购买电脑，另外还有47。02％的家庭准备在未来两年购买电脑。很显然，家庭已经不仅仅是潜在的用户，而且还是现实的购买力。一些雄心勃勃的企业家看到这种情况，迫不及待地把计算机引到家用电器的道路上，事实证明这又是一条歧途。家用电脑不同于商用电脑，但它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家用电器。这一点现在人人知道，但在当时，似乎只有杨元庆和他手下的那一群人能够理解其中含义。
我们既然是一个中国品牌，就不要把自己定位在阳春白雪的高位置上。杨元庆对属下这样说。他指出：为中国三亿个家庭提供的电脑，一定要和他们的购买能力相适应。他就任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联想电脑原来的定位给改了。新一代电脑被定名为Economic，也叫E系列。这是什么意思呢？杨元庆解释说。就是经济型电脑。对于我们联想来说它是最合适的，对于中国家庭来说，它也是最合适的。
以经济型来自我标榜，这无论在联想公司还是在我们国家的计算机行业，都是第一次。杨元庆后来一直认为，1994年国产微机对外国品牌的阻击战，就是从E系列开始的。如果他说得不错，那么它就应该是中国计算机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这一计划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它的廉价。他们利用几个相互竞争的供应商提供配件，让这些供应商相互竞标，还有可能以很大的批量来降低成本。一个名叫刘军的人成了技术主力。这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无论怎么看都不像电脑工程师，而更像个影视明星。他在读完清华大学研究生的学业之后加入联想，后来成为公司最有权力的副总裁之一，但在1994年，他还只是一个普通员工，比别人多的唯一优势就是他能不分昼夜泡在公司。他连续泡了40天，为E系列设计了4款机型，其实就是把一堆元件攒进一个机箱，唯一的目标是想方设法降低配置。不过，这仍然是让刘军能够激动一辈子的话题：它的战略定位可圈可点，在这之前我们也曾想过把机器做便宜一点，但那还是针对商业客户。现在我们第一次在脑子里想着千家万户，而且，我们真的把成本降下一半。
5月第一周，E系列摆上成百上千的电脑柜台。当时的电脑差不多要3万元一台，可是这台只要16000元。孩子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兴奋起来，父母们蠢蠢欲动，但是还在犹豫。为了让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到这条路上，把腰包里的钱掏出来，杨元庆叫刘军再接再厉。刘军说所有的油水都挤得差不多了。杨回答：不！还有！还有机箱！还有包装箱。还有包装箱里那些泡沫塑料！
早期联想微机虽然被叫做国产品牌，其实只有商标是自己的，其他一切全靠进口，甚至连机箱和包装箱都是产自台湾。现在刘军又要熬夜，把这一切重新设计，同时派出一小队人在国内紧急寻找新的制造商，重新选材料，把包装用的黄色硬纸和白色泡沫塑料降到最低价。新机箱很快就出来了，钢板很薄，工艺粗糙，但是造价只有200元，是进口机箱的八分之一。好在中国人刚刚度过紧缺年代，买东西并不讲究，只要便宜就好。
整个春天和夏天，他们忙里忙外，就是为了一件事：让自己的微机更便宜，去迎合普通中国人的需求。而E系列在销售市场上的竞争力，就在于：价格，价格，还是价格！它的价格继续下降，降到万元以下了。杨元庆在北京举行了他主持微机大局以来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借助媒体来发动一场战役，已经是计算机市场上常见的情形，杨元庆从那以后召开的产品发布会不计其数，但是这一次仍然有其独特意义。有个名叫董瑞玲的记者用下面这句话开始了自己的新闻：这是国内市场首家报价在1万元以下的名牌386电脑。除了价格，当时中国人手上再也没有别的武器可以打赢这场战争。杨元庆看出这个名堂。他就是拿着这个武器，一击成功，又在后来的两年里屡战屡胜。
与以往国家发展逻辑迥然不同的是，中关村形成了一种针对社会问题的思想方式，强调不断变化和难以预测的需要，而又不肯背弃理想。1994年春天，当杨元庆煞费苦心地部署他的微机保卫战时，王志东创办了自己的新公司。这是中关村历史上第一家真正按照硅谷模式创办起来的公司。今天很多人都已知道，它就是新浪。不过，当时它叫四通利方，公司的办公地点也不是在海淀桥东侧那座富丽堂皇的理想大厦，而是在中关村南街第三小学东南角的那个被荒废掉的教室里，看上去同中关村数以千计的小公司没有什么两样。
如前所述，王志东与贺文联手创办新天地，共同拥有产权和收益，但是两人很快就无法相处。这对伙伴，一个是公司总经理，一个是公司总工程师，曾经亲密无间，共同把中文之星推向辉煌的顶点：进入中央政府的火炬计划，成为中国第一软件，当然还有滚滚财源。不幸的是，在最初的喜悦之后，两人之间出现争吵。公司的成功究竟是仰赖王志东的技术，还是仰赖贺文的营销？究竟应当专家说了算，还是经理说了算？总经理该不该购置一堆卡迪拉克、蓝鸟、丰田来组建车队？总工程师该不该报销请客开销？公司离开陋室迁入友谊宾馆贵宾楼的顶层豪华套房，是不是过于挥霍？对于微软即将大举进入，究竟是放弃抵抗还是背水一战？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公司的发展战略也出了问题。总经理希望拉起中文之星的大旗做掩护，套取国家计划，再到银行去圈钱——这是当时牟取贷款的另外一个说法，然后进军暴利行业。一会儿要炒股票，一会儿要倒外汇，一会儿要办银行，一会儿又盯上京城北郊一块26平方公里的土地，要在那里给死人修个皇家陵园，给活人建个居住社区。也难怪贺文如此热血沸腾，当时整个国家都是这样，除了长城公司的沈太福，至少还有史玉柱，也是一个成名人物。此人依靠巨人软件起家，然后圈地置业，扬言要建中国第一大厦。贺文的战略构想充其量也不过是当时国家的一个缩影。那时候北京流行的一句话是，如果我欠银行1元，我是孙子；如果我欠银行1亿元，我是大爷。银行信贷员得天天请我吃香港美食城，因为他生怕我不还钱王志东曾经给本书作者讲了一个当时中关村流传颇广的故事：我要想让我的儿子去娶比尔o盖茨的女儿，怎么娶呢？我先把儿子叫过来，说：儿子，你结婚吧，我给你介绍一个。他说：不干不干，那是我自己的事。然后我说：那可是比尔o盖茨的女儿。然后他说：啊！原来是这样的啊。我再去找比尔o盖茨，说：咱们当个亲家吧，让我的儿子跟你的女儿两个人相好行不行？比尔o盖茨说：这哪能行啊。我说：我儿子可是世界银行的副总裁啊。那个比尔o盖茨说：啊！原来是这样啊。然后我再去找那个世界银行的总裁，说：让我的儿子来当你的副总裁好不好？那个总裁肯定说：你凭什么呀？我说：我的儿子可是比尔o盖茨的女婿。没多久，我儿子又娶了比尔o盖茨的女儿，又当了世界银行的副总裁。生意就是这么做成的。。看来贺文挺欣赏这个奥秘，当做成功法宝，但是总工程师却打心眼儿里讨厌这种投机行为。这种文化跟我所想像和我所能接受的，差得太多。王志东这样说。两人芥蒂即生，彼此也就不再信任。任何一件小事都能导致对人品的怀疑。有如王志东所说，我是学理工的，他是学政治的。我是玩儿技术的，他是玩儿人的。
现在回头来看，新天地的内部分裂在中关村既不是第一例，也不是最后一例。造成冲突的那些基本要素，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争夺支配权、公司战略的考量、性格以及道德水准的差异、功名、利益，所有这些都将在中关村层出不穷，只是这两人的最后决裂别具一格，让人觉得中关村的第二代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