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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浮夸者付钱。他们质问王志东，四通利方凭什么值那么多钱。王志东不比张朝阳。后者依靠他的巧舌如簧取得胜利，而前者却说不出什么来。他的英语还没流利到足以表达他的思想，因而需要冯波为他做翻译。他的唯一武器就是自信和执著。
凭什么？他说，就凭我们这帮人的脑袋！
谈判就这样成了僵局。冯波代表罗伯森o斯蒂芬公司居中调和。他劝告那些风险投资商把心里的价格抬一抬，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具潜力的市场。又劝说王志东把价钱压一压，因为就算你的公司值那么多钱，中国的软件盗版和政治前景高深难测，也会为这笔投资增加风险。
王志东毫不妥协。他对硅谷的投资家们心存敬畏，也知道他们的理由并非没有根据，但是他不愿意让他们压倒自己。事情就这样从1996年拖到1997年。他的美国之行越来越频繁，他在那里学会了和美国人打招呼，学会了吃西餐喝咖啡，学会了给小费，学会了倾听别人和表达自己，还弄懂了西服的下面不能套毛衣。1997年春天邓小平去世的那一天，他恰在硅谷，去参加罗伯森o斯蒂芬公司董事长的家庭聚会。好多银行家和投资家都在当场，他们围着这位中国人询问，没了邓小平，中国政局会怎样？王志东态度坚决地回答：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已经看到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已经接触硅谷的气氛，我们怎么可能容忍中国倒退呢！看着一堆将信将疑的眼睛，他又说：你们看看，我们请毕马威（KPMG）这样的会计师事务所来为公司做审计。你们说，我们和你们有什么不同呢？
话是不错。可是他的公司财务运转渐渐紧张，手上的500万港币所剩无几，而产品的研发还在等钱用。他试图从银行贷款，银行问他拿什么来抵押。他的话就像当初回答硅谷投资家时一个样：拿什么抵押，就拿这帮人的脑袋。
除了这帮人的脑袋，王志东还真没什么。按照中国人的资产评估规则，这公司一钱不值，所以银行拒绝给他贷款。公司陷入财务危机。幸运的是，美国人比中国人更加明智。更确切地说，是硅谷的财产认定规则和投资理念比中国人的更明智。他们居然在这时认可了王志东的报价。1997年9月，650万美元进入四通利方在中关村的账户。三家投资商——华登、爱芬豪、罗伯森o斯蒂芬，用这笔钱购买了四通利方40％的股权。凭着这笔钱做抵押，可以从银行得到贷款了，这让王志东能够使用的现金超过了1。5亿元人民币。
他转身去向段永基报告。这位四通公司总裁是中关村老派开拓者中最精明的人，却完全不能想像王志东的融资计划会成功。他当初投资500万元港币就能得到四通利方79％的股权，现在听说王志东居然拿40％的股权就从美国人那里换回650万美元来，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但是王志东继续往前走了。他现在已经不想在他最擅长的中文平台上继续耕耘，尽管这些软件每年能为公司带来数百万元的收入，他也不再写程序。就像丁磊和张朝阳一样，他已经完全被网络迷住了。他对互联网的热情从他1995年在硅谷时就产生了，最迟在1996年春节过后的那个星期，他已经决定要把公司带到互联网的道路上去。他成立了一个互联网小组，还专门招聘三个新员工负责小组工作。那时候没人了解互联网，所以这个小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弄明白有关互联网的一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小组就像一个黑洞，吞噬着公司用软件换来的那些利润，看不到任何赚钱的希望。
如果世界上真有先知，知道这个三人小组日后能够变成新浪，知道其中那个名叫汪延的人后来成为新浪总裁，知道新浪能够成为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知道它能上市纳斯达克并且获得6800万美元现金，那么也就不会让王志东遭遇1998年的尴尬。在王志东硅谷融资成功之后的第一次董事会上，互联网战略就受到挑战。投资者要求他解散三人小组。王志东拼命证明四通利方是家互联网公司，但是没人理他。我们投资的是一个软件公司，而不是一个网络公司。华登公司的代表说。董事们拿出那个互联网小组只花钱不挣钱的事实，指责王志东在做一些根本没有商业价值的事。就连那些明显倾向于他的人也不免提醒：做企业不能凭兴趣。王志东哑口无言，只好要求给他一点时间。他再次找到自己的知音，罗伯森o斯蒂芬公司的那位冯波，希望他出一笔钱把互联网小组买去。只要两三百万就行，他苦笑着说。但是这一回连冯波也不再理他。
1998年的整个春天，王志东都在硅谷转悠，惨兮兮地兜售他的互联网小组。有一天他偶然看到一个公司，有十几个员工、一个网站——美国华人生活咨询网。老板告诉这几个中国人，他的公司价值2000万美元，要引进一笔15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王志东问：公司还有没有别的东西？那老板说：没有了，这个网站已经足够。这番对话当场把王志东吓了一跳：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融到650万，这个人就是做了一个我们准备扔掉的东西，就能值那么多！他被这件事情刺激着，回到中关村，立即把互联网小组找来，问他们是否看到过那个网站。所有人都说看到过，还夸奖人家做得挺好。王志东又问：
你说它值2000万美元吗？。
不知道！
这样的网站你们能做出来吗？
肯定能！
王志东大喜过望，当场命令互联网小组赶快动手。那几人说到做到，夏天结束时，已经做出自己的网站。王志东只看了第一眼便下定决心，要在董事会里阻止砍掉互联网小组的企图，还决定给它一个正式名称叫利方在线。
1998年的秋天是个值得纪念的季节。9月某一天，王志东在北京见到姜丰年。后者是台湾华渊资讯网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穿一身黑色体恤衫，身材高大，风流倜傥，不像科技公司老板，倒像个运动员。此人正在春风得意之时，他的公司一周前刚刚上市，市值攀升到13亿美元，现在居然放下身架，跑来找王志东套近乎。第一次见面之后还嫌不够，第二天他又把飞机票退掉，来到王志东在中关村的公司，说出来意。他希望把自己旗下的华渊网与四通利方合并。其实王志东也在想同样的事。他后来对记者谈起这次会见的时候总是说：绝对是属于一见钟情的那种事情。
1998年12月1日，利方与华渊合并。前者作价超过3000万美元，后者则是2000万美元。双方为新网站取了个名字叫新浪。公司的第一个落脚地点在万泉河小学，从颐和园路北上一公里，向西转向芙蓉路，就能看到。中关村继瀛海威的悲壮失败之后，又一家网络公司出现了。加上这座城市东边的搜狐和南方的网易，看上去仍然势单力薄，前程难测。但就在这时候，世界潮流涌过来了，浩浩荡荡。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国家已经来到信息社会的入口处。整个社会都在谈论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从传统经济到知识经济，就像《知识经济》这本书的两位作者说的，知识经济在中国真正叫响始于1998年。这两个人，吴季松和杨学山，一个是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一个是国家信息中心总经济师，所以他们的话多少反映了官方意志，也反映了整个社会的走向。1998年4月，他们在北京市东城区政府的会议室里做了一个报告，宣告中国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好几百人来了，全都是政府里面的高级官员，把个不大的会议室涨得满满的。就听吴季松的声音慷慨激昂，声震四壁，又从窗户缝隙挤出去：我们周围的一切正在发生变化，如果你吃的是转基因食品，你吃的就是知识了；如果蓝色、红色棉花越来越多，你穿的就是知识了……听众全都被逗笑了，以为那个充满迷人色彩的轻松快意的时代就要到来，但紧接着，他们就听到了当代中国经济技术历史上最富感染力、也最具煽动性的一段话：
造成清王朝一触即溃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当时的中国被关在世界工业革命的大门之外；300年前的工业革命完全属于外国人。当今天的知识经济时代到来之际，知识经济难道还仅仅属于外国人吗？难道我们还要再次落在别人的后面吗？
自从美国学者马克鲁普在30年前说出知识经济这个概念，还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以如此煽情的口吻谈论它。下面这些话，都是当时媒体上的大字标题：生产知识，能赚钱吗？、知识可以孵化成财富、中关村折射知识经济魅影。王选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他的话不是那么充满诗意，但却更加耐人寻味。我深深感到，他说，电子管理是中国社会信息化发展的重要方面。此外还有张琪，这位信息产业部电子信息产品管理司司长，以权威的口吻，把他的文章发表在《试验区报》上。他说，中国的信息产业在过去几年以年均增长50％以上的速度发展着，世界公认中国将是21世纪全球最大的电子信息市场。而他的文章题目就是《迎接数字革命的挑战》。
信息产业部的官员这样说，就表明中央政府的倾向。中南海开始用信息能力来衡量国家的强弱，越来越多的专家把信息能力太弱归结为中国在新一轮现代化中落后的原因。国家统计局提出有史以来第一份《中国信息能力研究报告》。这是由政府社会科学院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一群研究者把28个国家的数据拿来比照，结果发现，美国以71。76分列世界第一；中国信息能力总水平得分仅为6。17，排在第27名，倒数第二名——在它的后面是斯里兰卡根据这份报告，除了信息技术和信息设备利用能力一项，中国排在第21位，倒数第八，其余诸如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能力、信息化人才与人口素质，国家对信息产业发展的支撑状况，等等中国均列倒数第一。。为了获得触目惊心的效果，有家报纸还把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在一年多前发表的一份报告，《科学与国家利益》，摘录刊登。这份报告说：到20世纪结束时，信息将成为世界经济系统中最重要的商品。中国人于是认定，这是美国人送来的警世恒言。全世界的信息产业投资早就超过6000亿美元，而美国占了其中41。5％，超过日本和欧洲的总和。这的确已经够警世了，然而另外一些数据说出来更加刺激：美国经济增长中科学技术的贡献率，已经达到70％…80％，还将提高到90％，而其中大约1/3的部分归功于信息业——它比汽车工业的贡献率高出至少6倍。
潮流又在变化，网易、搜狐和新浪的出现是这种变化的一部分。并非所有人都相信这是大势所趋，不然也就不会在1998年年末到1999年年初的几个月里再次发生争论。引人注目的是，对信息社会的质疑首先来自中国科技界的领袖人物。宋健公开表达了他对人们狂热追求信息社会的担忧。国家科委的这位前主任现在已经改任中国工程院院长。他的文章发表在1998年11月25日的《中国科学报》上，题为《对付金融危机工程科技界可以发挥作用》，一望而知是谈论怎么对付金融危机的，可是不知为什么，话头一拐就扯上了信息技术：
我们绝不能忽视信息技术在下世纪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但是，这种可能带有欺骗性的论谈，有可能把发展中国家引向深渊。物质生产、食物和日用品的供应将永远是人类、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不被这些清谈的作家所蒙蔽和误导。健康发展的经济模式，至少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必须要重视基础产业建设，并致力于提高社会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中国科学报》的发行量很小，读者大都是些老派的科学家，所以宋的文章在长达四个星期里面没有引起注意，直到这年年底ChinaByte网站发表消息，引述宋的文章，加上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宋健提出，信息社会论调可能带欺骗性》，立刻引起轩然大波。那时候全中国每天有210万人要跑到互联网上去。不像《中国科技报》的读者，他们都是年轻人，无限向往信息社会，整天沉浸在数字生活中。他们也不去寻找宋的文章，只看到屏幕上有欺骗这两个字，便异常愤怒。恰在这时张光斗又发表文章，说自己读了宋健的文章，深受教育，并有同感。他坚持认为中国应该特别重视发展现代化农业和基础产业，对于国内所谓信息社会的舆论和政府政策，也抱着批评态度。张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中国最著名的水利专家，兼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双重头衔，年逾90，以敢于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不惜向权贵者诤言而享誉科学界。但是这一次，他批评的对象可不是权贵者，而是中国的年轻一代。
以张扬信息产业为己任的那些媒体首先做出反应。《互联网周刊》发表文章反驳宋健和张光斗。一个整版还嫌不够，又加上一块版。此后几周，一大群报纸卷将进来。反击者的领军人物名叫姜奇平。此人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一个数字论坛，已有好几个月。这群人以发表评论信息产业的文章为己任，思维敏捷，文笔犀利，党同伐异，不是捧就是骂，全都饱含激情。不用说，如果宋健所谓欺骗性说法能够成立，那么他们这些人就全都成了蒙蔽和误导别人的清谈作家。这叫他们忍无可忍，拍案而起。
有人断言，所谓信息社会之说，是一些作家带有欺骗性的误导。我辈业界中人，闻之莫不悚然。姜奇平痛快淋漓地写道，这让他不禁想起孙中山老先生：他说过，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姜为自己的文章冠名《骗局还是趋势》，自然是针锋相对地冲着宋健去的。然而回击不只这一次，而是成系列的，统统挂上一个栏题叫《奇平视点》。下一篇的锋芒指着张光斗教授：新年前后，听到网上有人附合这样一种观点：主张加强农业，而不要加强信息产业。如此明确地将发展农业与发展信息产业对立起来，不妨称之为产业对立论。这么说其实有点冤枉了那位老教授。看张光斗的文章本意，他显然不赞成对信息产业的渲染夸张，可却没有说过不要加强信息产业。但是，被激怒的年轻人管不了这么多，他继续写：我个人以为，把农业与信息产业对立起来，于国情、于实践、于工作、于潮流、于政策均颇为不合。
数字论坛的其他成员跟在姜奇平身后，跃马扬鞭杀将过去。段永朝本是学技术的，现在特别在乎舆论。他认为中国正在出现一股把信息社会妖魔化的苗头，愤慨地反问：指责时代的喧嚣是一种骗局，如果出自学问者的口中的话，是否需要加上学问的证据？他用话语的权力给自己的文章做了标题，看来他除了不喜欢老人们的学问之外，还对老人的权威特别敏感。当然大多数人并没有那么敏感，笔锋不带激情，只不过就事论事。王小东说知识经济还是真的。陈禹主张对信息社会的全面认识。此人是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院长、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会长，所以力求让自己客观周到，不偏不倚。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一点恐怕是没有什么疑义的，他说，误导来自于对信息社会的片面理解。还有个署名村易的人，自称是个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干部，试图用最革命的概念来解释最现代的问题，不过他的话有点走题了：信息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他说，全球最富的3人的财产超过最穷的48个国家的GDP总和，最富的225个人的财产相当于全人类最穷的一半人口（30亿人）所拥有的财产。即使在全球几个最富裕的国家内部，也还有1亿多人属于赤贫。在这种情况下，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必将兴起。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中国爆发了一场关于信息社会的争论。两军对垒，阵线分明。《信息产业报》的编辑写道：这是中国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前夜爆发的一场大讨论。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场讨论远不像要不要民族品牌的争论那样富有感情色彩，与姓社还是姓资、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那一类意识形态性质的争端更是完全不同。它看上去完全是新生一代和老一代人之间的斗争。90年代是农业萎缩、商业崛起的年代，按照中国古老的农耕文明来解释，这叫本末倒置。食品加工业以及日用品制造业，也即宋健所说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生活必需与后继无人这两种力量之间沉浮跌宕，这在老一代中引起忧虑。可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越来越不喜欢传统产业，他们不喜欢农村而喜欢都市，不喜欢蓝领而喜欢白领，不喜欢工装而喜欢时装，不喜欢流水线而喜欢办公室，不喜欢机器的轰鸣而喜欢流行音乐。他们的父辈坚定地相信，只有实实在在的物质生产才是靠得住的，而他们却格外崇拜智慧，向往那些一夜暴富的数字英雄。有不少事情证明，老一代的期望并没有过时。也有同样多的事实证明，世界正朝着年轻人期待的方向走。1997年日内瓦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主题叫做建立网络社会、1998年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报告叫做《浮现中的数字经济》，这些事实也进一步展示了全世界的新经济。克林顿总统甚至还宣称，他的国内方针就是网络新政，因为因特网是未来经济的重要特征，并且正在使这个国家的物价上涨率和失业率都处在30年来的最低水平。如此一来，美国就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高就业的经济。凯恩斯如果还活着，也一定会对克林顿的话莫名其妙，因为他的经济学无法解释信息对货币的支配。
何止凯恩斯，今日中国的学者们面对整个国家对于信息的巨大需求，也会发蒙。很显然，人类除了衣食住行，还需要别的。那位宋健院长和张光斗教授如果在几个月后知道了下面这些事实，也许会重新考虑自己的结论。这些数字全部来自官方报告，不是欺骗性的论谈：当20世纪最后一年到来时，我们国家已有210万个互联网用户、1500万台计算机、2000万台手持电话、2500万台学习机、4000万台VCD、7000万台寻呼机和3。5亿台彩色电视机。这个报告还预测：到2005年，中国将有5000万互联网用户和1亿手机用户。根据后来的情况看，这不仅不是清谈，而且是个过于保守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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