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歉鍪裁囱�1993年夏天，中关村连通一条接入互联网的线路，端口设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机房中，依靠电话线路，拨出6个号码才能上网。这是中国互联网历史的最早记录。就像微机最初只不过是少数学者的工具一样，在这个夏天，高能所机房里的这条网线，只不过是满足少数人猎奇心理的玩物。频繁出现在这里的人不是软件程序员，就是计算机发烧友，个个行动谨慎，秘而不宣，只邀很少几个朋友，其情景有如地下行会。如果一个陌生人想要进入，那就一定要辗转托人引见。这在后来互联网大规模扩张、电信局到处拉客的年代里，完全无法想像。
中国人有句老话，春江水暖鸭先知，看来新技术的领域尤其是这样。这时候，一大群新人物被吸引到这条网线上来，他们中间有些人在热血沸腾一阵之后也就算了，另外一些人当真行动起来，结果成了第三次技术浪潮的推动者，其中有些人的名字我们至今仍很熟悉。他们创造了新一代公司奇迹，为个人也为这个国家带来荣誉和财富。比如丁健、田溯宁、王峻涛、王志东、张朝阳和丁磊。1995年初，这为首的两人西服革履走进中关村，把他们的亚信安营扎寨，也把互联网的概念带进来。这时候中国人对于互联网还很无知，就算那些捷足先登者，也都倾向于认为，那是美国人吃饱了没事干才弄出来的玩意儿。他们不能想像这样庞大的数据网络价值何在，更搞不懂使用键盘来传达信息有什么用。难道靠邮局发送文件和用电话传输声音还不够好吗？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铺设线路购买设备？这个春天，丁健和田溯宁到处发表演讲，传达那些新名堂，鼓吹他们的焦虑和希望，就像布道士一样，声音带着磁性。可是对于他们满嘴说的解析、网站、主页、IP地址等等概念，别人听不明白。当时中国人关心的不是网络、不是信息、不是数据的快速流动、不是链接和共享，而是钱。有一天田溯宁来到武汉发表演讲，呼吁他的听众把武汉变成信息流中心。他是一个不错的鼓动家，加上情绪激昂和循循善诱，可是听众中间还是一片茫然。他从讲台走下来，感到失落。有个人过来安慰他：你在国外待的时间太长了，不了解国内。你还是告诉我们怎么引资吧！
很多年后人们回顾这个故事，都说这两个留学生是中国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商业的先驱者之一。之所以要说之一，是因为互联网早期的历史上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若论公司奇迹或者个人财富，她是失败者；若论历史上的象征意义，那么即使与那些最成功的网络英雄相比，她也能赫然屹立。她不是一个卓越的技术专家，也不是一个老谋深算的生意人，她从来不做投机活动，甚至对中关村和它特有的商业规则一无所知。但是，就像丁健和田溯宁，她是整个国家信息技术浪潮的最重要的推动者。
她叫张树新。她在年龄上和丁、田二人相当接近，行为方式却完全不同。那两人拥有长期留学美国的经历，经历过严格系统的专业教育，还有西方价值观念的潜移默化，而张树新则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是这个行当说的土鳖，此后她差不多每隔三年换个职业。她是一个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的人，激情有余而谋略不足，孤注一掷，不计后果。她的第一份工作是记者，第二份工作是官员，第三份工作是公关经理。她对新事物有着一种超越常人的敏感，但却从来没有善始善终地做好一件事。对于她和她的昙花一现的瀛海威公司，人们曾经给予很多评价，直到今天还能引起人们普遍的激动。有人说她是理想主义的化身，有人说她是过度炒作的代表；有人说她是先驱，有人说她是先烈；有人说她的眼界宏阔异常，有人说她不过是在蛊惑人心。但是无论褒贬，全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她的确是以中国互联网的开拓者身份进入中关村的。
如果那些攻击她炒作的人是有理由的，那就一定与她的短暂和不成功的记者经验有关。1996年，张树新以一个相当夸张和充满悬念的行动开始了她的冒险。她把一个大广告牌竖立在白颐路南端的街角处，上面写着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这种广告语中明显带着记者的夸张笔法。她把它放在从市中心达到中关村的必经之路，让人人都能看见。上面所谓向北1500米的地方，其实就是她的刚刚开张的瀛海威网络科技馆。
张树新恰如其分地告诉媒体，瀛海威是中国互联网商业领域的第一家公司，也是邮电系统之外最大的一家服务商。公司早期的性质有如夫妻店，因为投资者是她和她的丈夫姜作贤。那时候她刚刚在美国渡过一个假期，回到北京，浑身上下散发着大洋彼岸方兴未艾的互联网气息。我们与其说她受到新技术的影响，倒不如说是受了美国舆论的蛊惑。她坚信中国必将再次步美国后尘，就像过去十几年反复出现的情形一样。她到邮电部去申请信息服务的资格，那些官员完全听不懂她要做什么，但是这些都是小事，不会让她这样的人退缩。
奇怪的是，这个出身官方媒体记者、还当过官员的人，直到凄凄惨惨地离开自己的事业之前都是孤军奋战，很少尝试走官方门路，而另外那两位拥有西方教育背景的留学生，丁健和田溯宁，却从一开始就抱住政府这棵大树不放，还紧紧依靠拥有垄断地位的国有电信企业。
1995年3月，也即张树新的瀛海威开张之前大约两个月，亚信开始了和国家科委的合作。丁、田二人加入到国家科委主持的互联网宣传计划中，扮演了启蒙者的角色。他们为中国人讲解什么叫IP，什么叫互联网。这是在尽义务，但是他们仍然获得了宣传方面的好处。在一连串公开场合，他们总是能够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形象伴随在国家科委左右，这为他们带来巨大声誉，也让他们获得中国电信的信任。春天还没过去，亚信接下它进入中国之后的第一个订单——建立Chinanet骨干网。中国电信这个拥有行业垄断地位的企业，显然注意到互联网在美国的崛起之势，于是仓促上马。他们租来一条64K的线路，打算在北京和上海建设两个试验网络。然而在当时的中国，除了丁健和田溯宁这两个留学生，他们找不到另外的人懂得什么叫网络。
其实还有一个张树新。她非常敏锐，又有激情，其实自己也不知道一个互联网公司到底应当做什么。她请来几位自称懂得互联网的人，又花了不少钱做广告。夫妻俩的投资就像流水一样往外淌，有去无回。幸运的是，公司刚刚开始运行，就发生了一个传奇般的故事，轰动全国。一个女孩儿在瀛海威上留下一封信和一束红玫瑰。她说自己得了血癌，每天留下一段告白。她名字叫Rose，而她也真的像朵玫瑰一样只活了十几天，然后消失。没人知道是不是真有这么一个人，但是网友宁愿相信她存在过，把真挚的祝愿送给她。一个美丽鲜活的生命转眼凋零，他们万分悲痛，为她流泪，为她撰文。冰冷的互联网传达着人间温情。虚拟世界变得伸手可及。这件事发生在1996年春节前。这一年剩下的时间里，互联网就像一个神话到处传播。我们已经知道，一年前它还只是少数人的地下活动，但是现在，根据一份题为《关于中学生科技意识调查》的报告，北京市拥有电脑的中学生中，已经有5。8％联网，另外还有33。2％想要联网。当时只有19。2％的人还不了解互联网。老实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张树新和瀛海威，还有那个名叫Rose已告别人世的女孩儿。
但是张树新还是分文未进，而且已经把她的700万元花个精光。它预示了互联网原来是个烧钱的行当。好在瀛海威当时如日中天，所以不愁没有新的投资者加入进来。1996年9月，张树新完成第一次融资，夫妻二人的原始投资作价2120万元，占有公司26％的股份。另外两家公司则以现金购买了瀛海威的其余股份。
互联网的早期历史与其说是技术的开拓，倒不如说是组织的开拓和商业的开拓。丁健和田溯宁现在已经不仅是鼓吹者，还是轰轰烈烈的行动者。Chinanet的建设过程，有如一台微机的制造，用舶来的元件和理念组装起来，只不过规模更大，结构也更复杂。亚信从美国买来整套网络设备，包括思科的2501路由器，报关入境，用一条光纤专线把北京和上海连接起来，再与美国沟通。两个人好不容易完成这一切，忽然想到，这是第一个建立在互联网上的中文环境，所以还需另行编制软件，制定传输中文的统一标准。
亚信迅速完成这一切，为中国人申请了第一批互联网地址，它们都用168开头，听上去既顺耳又吉祥。但是就像他们自己说的，最初的网络是试验性质的，规模很小，只在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各自拥有16个拨号端口，由于当时路由器的技术尚在初级阶段，端口流量有限，所以能够同时使用网络的用户不超过320个。
然而亚信的互联网事业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开来，它也是整个国家的事业。公司每天顾客盈门，排着队签订单。两个开拓者心急火燎，忙着扩大员工队伍，可是在全中国也找不出几个能够说清互联网的人来。所以当时白颐路上流传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只要能拼写出Internet，就可以到亚信去上班。他们为外省建设互联网，为中央政府建立金融骨干网，为上海开辟热线，为北京承建科技信息网。1996年1月，Chinanet也开通了。这个名字被官方翻译成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媒体又为它加上全国骨干网的称谓。这的确是全国的，就连拉萨也有了32个端口——8个月前北京和上海两大城市加起来也就这么多。按照当时的报道，北京的拨号端口已经扩张到120个，能够支持2000个用户同时上网，数量还是少得可怜，好在当时上网的人更少，很少占线。
在过去几十年里，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大国总是你死我活，很少遥相呼应，但若真的遥相呼应起来，就会势如破竹地影响整个世界。1996年的中国东海岸和美国西海岸，就有一点这种味道。全国骨干网向中国外省延伸之时，正是网景和雅虎在纳斯达克上市之日，互联网一夜之间跨越浩瀚的大洋。整个中关村都感受到这股浪潮的冲击，但是大多数人还在等待，只有装满腰包的瀛海威四处出击。它就好像中关村网络军团杀出的一支奇兵，打算一举征服全国。这支队伍无论走到哪里，就在当地的报纸上刊登大幅广告，上面一律写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就这样一口气扫荡8个城市。张树新对投资者说：照这条路走就会赢，而且快赢了。但是她忽视了所有创业者在这种时候都不敢懈怠的三样东西：技术准备是否充分？运营环境是否成熟？市场需求是否到了爆发期？事实上，能够帮助瀛海威成长为一个大公司的这些前提，当时都不存在。所以当瀛海威的用户超过3万户时，麻烦接踵而来：开户烦琐、线路阻塞、价格昂贵、拨号上网效率奇低、好不容易上去了又看不到什么东西。那时候还没有内容提供商，所以张树新不得不自筹内容体系。她做了互联网上的所有事情，却没有一个清晰的收费模式。投资者眼见公司财务只进不出，很快失去耐心，这又导致她和股东之间的尖锐冲突。
从1996年到1997年，瀛海威的辉煌就像一道流星闪过，很快陷入黑暗。张树新的敏锐再次起了作用。她最早意识到：瀛海威太早了。它是在整个行业的资源与环境都不成熟的条件下做起来的。在一个记者面前，她甚至坦率地承认，瀛海威特别像一个模板，而不是一个公司。1998年元旦这天，张树新对全体公司员工说：现在的情形如同在大雾中驾车前行，不知道前面有没有陷阱。它的确已在大雾中摸索了很长一段时间，每个人都很茫然。问题不在于前面有什么，而在于前面什么也没有了。6个月后，张树新在投资者的压力之下辞去总经理之职，也离开了她的互联网之梦。她后来谈到辞职的理由，只简单地说我本人比较识趣。其实她走到这个地步，与硅谷思科公司投资者罢免创业者的故事如出一辙。不过，瀛海威的运气不比思科，此后一天天衰落下去。
说来真是奇特，新技术潮起潮落，生生不息，成为这个世界的推动力量，但是市场制胜的关键却不是谁的技术更新更高更快，而是谁的技术更加符合普通人的需要。先知先觉者纵然可敬，却难免遭遇高处不胜寒的尴尬。对于市场来说，早到者就像迟到者一样，都会失败。这在全世界屡见不鲜。张树新只不过是这一规律的中国版的故事。此后她反复思量这段经历，在一本名叫《跨越新千年》的书里有她一段内心独白：由于历史提供了这么一个机缘，我们有幸成为第一代人。我们走过了所有的路，几乎犯过了这个行业所有可能犯的错误。这是一段对每个人都有意义的历史。我们曾经犯过的错误都是巨大的财富。再做事情的时候可能不会犯很多错误，也许肯定能赢。这是承认自己输了，又不甘心。其实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说，她所开创的互联网事业直到今天还没输过。
至于亚信，它显然比瀛海威幸运很多，丁健和田溯宁当之无愧地被人称作中国互联网的建筑师和拓荒者。即使二人分手之后，依然是各自道路上的成功者。田溯宁1999年辞职他去，后来成为网通公司总裁，此后又经多次变化，始终在经营一份国家所有的资产。丁健仍然留在亚信，直到今天。他在2000年3月2日率领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由此打开了中关村通往美国资本市场的大门。2001年他成为国内十大最具人气的企业家，还是中关村十大优秀企业家中的一个。从这样的记录来看，公司一直走在康庄大道上。然而有一个情节却不能不提。亚信在1999年开始脱离互联网的主战场，进入电信行业。丁健把这叫做转型，其实他是盯住了宽带互动，他说那是中国进行跳跃式发展的又一个新机会。拿今日情形来对照，这是一个惊人准确的预言。可是对于当时的亚信，这就好比是一个垦荒者在把大片处女地变成良田之后，对身后那些蜂拥而入的耕耘者说：你们来了，我要走了，前面还有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
市场又在召唤——从现在开始，前10年是你的，后10年是我的。
1997年元旦那天下了小雪，把京城染成一片白色，对北方人来说，这意味着吉祥和丰年。看来计算机软件公司不在其中，在这个领域坚持不懈的人越来越少，还相当艰难。一个令人惊诧的消息传遍了中关村：那个声望最高、在很多人看来硕果仅存的软件公司，汉王，快要支撑不住了。原因是它的手写输入技术仍然不能解决识别率问题，一遇到龙飞凤舞的字，全都乱套，这让消费者对它失去了兴趣。
五笔字型红遍全国之时，刘迎建对王永民说：从现在开始，前10年是你的，后10年是我的。他是汉王总裁，当时雄心勃勃地预言，统治计算机世界的键盘输入将被他的非键盘输入取代。现在，王永民的前10年的确过去了，比预想的还要快些。可是刘迎建却没有如所期待地迎来他的后10年。传统的输入方式仍然流行，每天有几百万架键盘在这个国家滴答作响，不是拼音就是拼型。刘迎建仍未走出艰难时世。汉王手写每月的销售记录不过几百套，有一天卖了1000套，他便大喜过望，决心把4个销售人员好好奖励一番，可惜兜儿里没钱，只好买来4个电饭煲了事。
尽管没钱，他却还在咬牙跺脚，声称要把IBM的语音识别系统买回来。这笔有关专利使用权的生意至少要花40万美元，对当时的汉王来说，意味着砸锅卖铁，倾家荡产，所以很自然地在公司内部引起一场争论。刘迎建的想法是，手写对消费者的吸引力还不够强大，所以必须借助语音，连写带听，双管齐下。他认定购买现成技术是最为便捷的办法。反对者说，这笔支出为公司财务难以承担。还拿出证据，证明IBM的这套系统只是处在实验室的阶段，根本不能使用。这是真的，当时的语音识别技术对于形形色色的口音语调一筹莫展，如同汉王手写无法识别乱七八糟的手写字。但是刘迎建拒绝属下劝告。他就像一个赌徒，在输光了全部财产之后，又把性命作为赌注，想要最后一博。由于当时盗版横行，所以刘迎建肯花40万美元购买IBM的软件专利，无疑是中关村迄今为止最不可思议的一桩交易。
中关村热闹非凡。此前它是中国微机的摇篮，现在眼看自己的孩子茁壮成长。联想在过去12个月里卖出435860台电脑，超过IBM，成为全球认可的中国市场销量第一，也让中关村更加强大，更加受人尊重。在计算机行业的竞争史上，中国人屡战屡败。他们经历了蒙昧年代，经历了混乱年代，经历了彷徨年代和危机年代，现在终于写下胜利的记录。黑暗已经过去，天地即开，曙光升起。可是胜利的旗帜只不过是插在微机组装生产线上，其性质属于计算机技术链条上的最低端。这就好像在一场殊死战斗之后，中国人占领了山脚，但从山腰到山顶，还是人家的地盘。由于中央处理器、存储器、显示器一类的关键元件仍然依靠进口，所以那时候中国人购买所谓国产微机，每100元中就有七八十元被跨国公司拿走了。还有一件事叫人沮丧：软件业没能繁荣起来。自从1996年微软发布视窗95中文版，我们国家的通用软件市场便出现了让人啼笑皆非的局面。微软一家独大，然而强龙不压地头蛇。中国消费者愿意花1万多元去买一台电脑，却不喜欢花1000多元去购买一套正版视窗。所以他们使用的视窗大都不是花钱买来的。
除此之外，1997年早春中关村的街谈巷议还有很多。就像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经常看到的那样，在一场巨大的变化到来的时候，大街上反而会异常平静。从外表看上去，北京一切如常。过去100年里，这城市所经历的变故之多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无法比拟的，这造就了她的宽容、幽默、敏感和麻木，也造就了她的一种变态的政治热情，把国家大事也当成家长里短。这是个激动人心的季节，时局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