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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有可原，所以决定不追司法责任，只罚款3000元了事。
这个故事被人叫做L 事件。它导致王江民名声更振，还确保KV杀毒软件在以后几年里进入销售高潮。王江民用非法手段奠定了自己的合法地位，他在保护自己利益的同时，无意识地推动中关村甚至整个国家的软件技术向前发展，这是利益驱动技术前进的一个例证。
我们今天回看中关村的全部历史，可以发现，每隔10年，就会有个杰出的技术成果成熟起来，拉着整个国家的信息产业往前走。这几乎可以称之为信息技术产业的10年定律：80年代是中文处理时代；90年代是个人计算机时代；此后则是互联网时代。三次技术浪潮前赴后继，彼伏此起。1996年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恰好是个交汇点。第一次浪潮行将结束，第三次浪潮刚刚涌起，在这两者中间，第二次浪潮进入高峰，来势汹涌，站在潮头上的那个人，正是我们此前提到的杨元庆。
最迟在1996年初，杨元庆就决心要让联想微机超过paq、IBM和HP，成为中国市场第一。微机的销售量在他手里已经增加三倍，但要说市场份额，当时连paq的三分之一都不到，在公司全部收入中也只占12％。不过，这并不影响他的野心。属下的一群年轻人成了他的坚定支持者。他们重新计算流水线的生产能力，弄清楚厂房要不要扩建、投资要不要增加、熟练工人还缺多少、要不要修改采购流程，要不要寻找新的供应商，然后把这一切都写进三年规划，弄个塑料封皮，装订成册，郑重其事地呈递公司总裁室，也让员工人手一册。要让全体员工都清楚这个目标，杨元庆掂着那本厚厚的规划书这样说，然后朝着第一的方向走。有人问他打算怎么干。他回答：我一天到晚拿着材料成本在看。这是真的。他每天上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核对英特尔微处理器的全部信息。他在寻找战机。他知道公司的未来依赖于赢得这场战斗，说它生死攸关，一点都不过分，所以做得非常仔细，没有十足把握决不出手。
价格仍是最有力的武器，就像两年前一样。他对价格的反应天生敏锐，还特别注意英特尔身后那几个小规模的芯片制造商，这些小公司的市场份额加起来不过30％，但是他们跟在英特尔后面穷追不舍，不断推出技术上旗鼓相当的芯片，又让价格略低一筹。他们的追随＋低价的策略看上去相当成功，逼得那个庞然大物不敢懈怠，也让所有的下游制造商因芯片不断降价备尝酸甜苦辣。
时机是突然到来的。杨元庆在2月1日接到报告，英特尔宣布将其主流产品奔腾100MHz芯片的单价从278美元降到195美元。接着又有新消息传来：在未来3个月，奔腾150MHz芯片也将降价。一切迹象全都证明，英特尔试图在奔腾芯片上孤注一掷，甩开身后的追随者。杨元庆嗅出英特尔的野心，但他不相信它能毕其功于一役。为了保持它的领先地位，它将不得不每过3个月就降价一次。一直在等待机会的杨元庆惊讶地发现，由于微处理器的价格下降，如果把一台原来定价15000元的奔腾75MHz降到9999元，他依然有利可图。
中国的计算机市场已经来到转折点上。自从1995年微软发布视窗95，486迅速失宠，奔腾成为全世界追逐的对象。杨元庆是第一个意识到机会已经到来的人。他立即将蓄谋已久的廉价奔腾计划付诸实行，命令生产线开足马力，让电脑的日产量从300台增加到1000台，又告诉销售人员各就各位，打通所有运输环节，把电脑源源不断地送往全国。
1996年3月15日这一天，无论在中关村的历史还是在整个国家计算机产业的历史，都是值得留下一笔的。在无数次地被动挨打之后，国产微机第一次作为强劲的竞争者出现在市场。杨元庆宣布自己旗下的奔腾系列全线降价，其中入门级75MHz售价9999元。这是当时全世界电脑市场上第一款万元人民币以下的奔腾，所以被媒体叫做1996中国个人计算机市场的一声惊雷。
说是惊雷，有些夸张，但是新价格一出现在市场上，的确在电脑制造商中引起强烈不安。paq和IBM这些无可争议的世界电脑之王，现在突然发现自己要对付一个年轻气盛的对手。奇怪的是，过去电脑市场上的价格战都是外国厂商特别敏锐，这一次却是中国厂商最先做出反应。一大群中国品牌跟在联想身后杀将出来，转眼间战鼓雷鸣，军号嘹亮：同创宣布其奔腾75售价9700元；方正宣布把奔腾75降至万元；浪潮宣布把奔腾系列降价20…30％。
联想这一边，杨元庆天天盯着各地销售人员送来的报告。他已经押上一个大赌注，期待着这一回消费者会跟他走，胜负未分之前，心里不免紧张。如果一击不成，他对属下员工这样说，我们就会损失惨重。结果定单就像潮水一样涌到公司里来，让人应接不暇。多年来苦心经营的销售体系现在发挥了作用，代理商就像是他在全国的信用卡，从来没被拒绝过。他们在第一个月把联想微机卖了10000台，第二个月卖出18000台，比1995年的这两个月多了两倍，同时还给公司取得930万元纯利润。整个公司欢呼雀跃，因为成功超出每个人的想像。
春天结束时，外国厂商还没做出反应。他们眼看中国电脑联军的大举反攻而按兵不动，仍然把自己的486卖15000元，奔腾的价格则在2万元以上。这局面令中国人感到奇怪，他们第一次发现，原来外国品牌的决策机制也不灵活。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们太轻敌了，把联想精心策划的战役当成一次偶然的行动。
如果他们真的以为春天一过市场就会回到老路上去，那就错了。事实上，杨元庆蓄谋挑起的决战是一个连续性的行动。他不仅需要一击而中，而且还要彻底改变游戏规则。1996年3月15日不过是这个故事的开始。在我们继续叙述它的结局时，还要提醒大家，杨元庆之所以能够一炮打响，除了前述种种缘由，还因为，他的背后存在着广泛的社会情绪，让他占尽天时地利。
正当杨元庆和他的伙伴打响进军市场第一的伟大战役时，整个国家也出现了相似的问题——民族主义者发动的经济运动达到高潮。1995年年末世界贸易组织正式取代关贸总协定，刺激了中国的开放进程。中国政府很快就将进口关税降低了30％，涉及6000种进口产品中的至少4000种，还取消174种产品的配额许可制度，而这一切都从1996年开始实行。有意思的是，开放进程的加快给中国政府带来两个方向的压力：一方面，美国人得寸进尺。它的贸易代表坎特没完没了地和中国外经贸部部长吴仪讨价还价，副总统戈尔还在后面添油加醋地说：中国的道路已经确定，但要走的路程还很长。另一方面，中国经济领域中积累起来的民族主义热情再次爆发出来，就像一股洪水，在整个国家荡来荡去，到处播撒着激奋和忧患。经济日报社总编辑艾丰从北京跑到合肥，想要掀起一场中国名牌风暴。他主持一次大会，慷慨陈词，把外国企业拒之门外，指望这样就能让中国企业扬眉吐气。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张欣坐在台下，掰着手指数来数去，结果沮丧地发现，在那些已经开放的行业里——家电、饮料、化妆品、食品加工、啤酒——全都成了西方列强的碗里肉，剩下一两家中国企业在苦苦挣扎，他把这些中国名牌叫做最后的堡垒。在最重要的工业城市上海，有个新的口号叫收复失地。政府把已经卖给外国人的一个牙膏品牌美加净，又用高价买回来，让媒体欢呼好几天。在北京，一个名叫段钢的记者在《北京青年报》发表文章，直截了当地质问联想还能撑多久。这等于在问，中国的计算机产业还能撑多久？自从1994年发动高举民族品牌大旗的舆论高潮以来，中关村因为产品质量太差和价格太高饱受用户批评。但是现在，消费者每次发泄不满时，都会有救亡图存，振兴民族工业的舆论出现。它让中关村的微机制造商们从中受益，还能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看来杨元庆是需要这个气氛的。他在横扫市场之后，却在记者招待会上压低了声调说：不仅是联想，还有其他大公司，像长城、方正，都在联手降价。这是民族工业的胜利。
春季战役刚刚结束，杨元庆便发动了计划中的第二次攻击。5月23日，他宣布再次下调微机价格。现在他的武器是奔腾120MHz。他把它降价20％。这一天是第十七届全国计算机产品北京展览交易会开幕的日子。长城与联想撞到一起，当即也把它的奔腾降了价。你走进展览大厅，就可以看到有两个横幅特别鲜艳：这边是9980元，金长城奔进我家；那边是9888元，联想奔腾/120。但是这一次舆论没有完全站在杨元庆这边，也许是他把媒体吓坏了。中国的评论家大都是患得患失之辈。国产品牌价格很高时，他们说这会让民族工业无法发展；国产品牌大幅降价时，他们又说这会给民族工业带来危害。有人批评这是恶性价格战，不一定能给中国微机带来光明。有一家报纸甚至认定，这是自杀行为。一个新华社记者拿了这个问题去询问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刘剑锋。这位官方的代表看来对降价现象并不赞同，所以说：企业不应把降价作为促销的唯一手段。
杨元庆对这些好像没听见，照样我行我素。新财年第一季度的销售统计显示出胜利的曙光，联想微机销量达4。2万台，比去年同期增长220％。接着，市场进入暑期销售旺季，杨元庆的第三次攻击也开始了。这一回不是明火执仗，而是暗渡陈仓：谁要买了联想奔腾，就把一个特惠包白送给谁。那个星期，全国大城市报纸上的广告全都是联想1＋1，暑期送温情，把老百姓都吸引到商店里，想要知道特惠和温情是什么。7月18日那一天，所有电脑零售商店的门前挂出招牌，上面把谜底揭开，原来杨元庆把外国品牌当成礼品奉送了：不论谁购买联想微机，只要加价200元，就送上一台价值1858元的惠普DJ200型喷墨打印机。
战斗有声有色，比人们所能想像的更强大、更敏锐，也让中关村更加受人尊重。它彻底改变了生产和销售，也改变了社会需求。很多在日后成为市场主流的概念，都是在这时候形成的。平民观念、反贵族、反奢华、追时尚、斤斤计较每一分成本、让电脑像流行时装一样漂亮、让用户界面像是一个家、电脑研发部、工业设计、价格策略、流线型外观，还有一个名叫幸福之家的多媒体应用软件，所有这些都是在这场战斗中孕育而生，被人理解。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微机只是政府和企业的专有之物，大都是被公款买走的。此后微机进入私人消费领域，不过相当缓慢。1992年确立家用电脑这个概念，1995年发布全民电脑，都是微机进入家庭的里程碑式的事件。摩尔定律摩尔认为，集成电路每18个月的性能提高一倍，而成本下降50％。这被全世界公认为摩尔定律。的实现，把潜在的社会需求变成现实。这是技术进步刺激市场繁荣的最好例证。但是在中国的市场上，还缺少一个桥梁。现在，中关村把这个桥架起来了。如果你在1996年购买一台奔腾，来取代你在10年前购买的老式286，那么你只需要花费四分之一的钱，而你的新机器的性能却能提高1万倍。
一个杰出的企业领导者，有可能影响整个国家的消费潮流。这一点在1994年就被证明了，现在再次被证明。普通中国人的微机时代就这样开始了。这一年，他们买走了210万台微机，比此前十几年买去的全部微机还要多，而私人电脑的比例增加更快。此外，中国人在这一年还买了十几万辆汽车、几十万台影碟机、几百万台空调、上千万台彩色电视。不过，没有人说VCD时代，也没有人说空调时代或者电视机时代，至于家用轿车时代，还要等好多年才有人提起。当时似乎只有电脑让人兴奋。《试验区报》有位记者兴致勃勃地写道：电脑成为城市居民的新宠。还有个记者索性说：中国家庭进入电脑时代，这都是有一点根据的。由中国青年报完成的一项针对北京市的调查表明，1996年有47。7％的中学生家里有电脑或学习机、81。1％的中学生用过电脑，100％的中学有电脑和计算机课。这项调查发表于1996年12月15日，里面还提到，在中学生里，有9。9％每天使用微机，30％经常使用，学过计算机程序设计的人达到了32。1％。这些学生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谁将成为中国未来的比尔o盖茨。
中国人对于电脑的狂热，正好出现在一项极其重要的新技术被引入普通消费市场的时候。这项新技术就是互联网。有意思的是，那位微机时代的英雄，比尔o盖茨，曾在很长时间里对互联网不屑一顾。杰出的人常常犯一个错误，过分关注让自己成功的领域，而对新兴事物反应迟钝。比尔o盖茨百密一疏，周围的人全都意识到这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他却还不在乎。直到1995年的某个夜晚幡然醒悟，他跳起来，给公司3万员工发了一个电子邮件，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他的邮件叫做互联网大冲浪，后来在美国广为传诵。在比尔o盖茨的所有决策中最脍炙人口的一个，是他在那个邮件中要求属下在第二天早晨把电脑里的旧程序全都删去，义无反顾地迎接新时代。
由于接连发生了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人们通常都把1995年到1996年的几个月看作世界互联网历史的起点，这就是网景和雅虎的前后上市，并且获得巨大成功。其实，历史的前奏在10年前就已经开始。1984年，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的两个研究生，桑迪o勒纳和伦纳德o波萨克，设计出一个小型的本地路由器。在那之前，美国大学校园里的计算机终端不能互相连接，斯坦福大学也是如此。如果桑迪o勒纳希望把自己的数据送给隔壁房间里的伦纳德o波萨克，那就必须先把数据传送到网络上，然后由另一区域的计算机接收，后者是个特殊的路由器，价值10万美元。在这对年轻的学生看来，这种方式既愚蠢又荒唐，于是他们着手设计一种方法。在这种方式下，地址是本地的，数据首先被留在大学校园的内部网，而有互联网地址的信件将被路由器自由地送到公共网上。由于斯坦福大学拥有强大的工程系统和杰出人才，就为勒纳和波萨克提供了实现他们梦想的条件。1984年，他们完成这项设计，并且创办一家公司来实现大规模的生产，这就是后来人人皆知的思科公司。
这对年轻人将微处理器与一套相当复杂的软件相互耦合，制造了最初的网络设备。由于网络技术还是一个新事物，前景不明朗，所以大多数人对它并不看好。这种消极主义的情绪增加了网络技术的风险和投机性。思科的创办者一度陷入财务窘境。但是硅谷的风险投资机制拯救了他们。他们很快从红杉联合公司获得一笔钱。后者的老板名叫唐o瓦伦丁，曾是国民半导体公司的营销主任，还在仙童公司呆过一段时间。很多年来，他一直因为错失对苹果公司的投资机会懊丧不已。这个错误让他以前的雇员库拉后来居上，通过为苹果提供种子资金成了亿万富翁。
但是瓦伦丁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他在思科影影绰绰地看到网络革命的曙光，就决定不顾一切。借助于250万美元的投资，他成了思科公司的董事长。他开始督促两位创始人对公司采取更为专业化的管理。勒纳和波萨克是一对技术天才，却都缺乏竞争的天性。而在瓦伦丁看来，这种天性恰恰是让技术通向市场的最重要的台阶。于是他提出买断创业者的全部股票，并让他们离开公司。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以2亿美元成交。创业者带着丰厚的回报走人，而技术交给了冷酷精明的商人。思科从此快速成长。越来越多的信息流在企业之间流动、越来越多的企业站点连到互联网上，对路由器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到了1995年，思科已成为网络市场的当然领导者。它生产着全球互联网骨干网络中80％以上的交换器和路由器。瓦伦丁当初用2亿美元购买的股本，在股票市场上升到60亿美元。
这是10年定律的再现。经过一连串发现、创造、推销和无孔不入的钻营之后，网络技术不仅遍地开花，而且还导致美国政府制定规模庞大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瓦伦丁当年只不过被一线曙光照亮了眼睛，现在全世界都将看到，火红的太阳升起来了，光芒万丈。
如果新技术真的是太阳，那么它再一次从西方升起，我们的国家要到晚些时候才能看到。那些被出国潮卷到大洋彼岸的留学生们先知先觉，他们是最早意识到互联网深远意义的中国人。其中有两位，在中国互联网的早期开拓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记录。前者是丁健，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信息科学专业完成硕士学业，1993年他的受到外界关注的故事，就是与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授联合发表了论文《中国互联网学术网络研究》。后者名叫田溯宁，是美国德州理工大学的博士，眼见克林顿总统向美国人兜售信息高速公路，不禁为自己的国家而焦虑。他开始撰写文章，发表在中国的报刊上。他向中国人呼吁重视互联网。他极力想使自己、也使自己的同胞们相信，他已经找到了通向未来的道路。1993年冬天，两个中国留学生走到一起，借助于一位华裔美国人的50万美元投资，在美国德州达拉斯市创办亚信公司。那时候互联网在美国也才刚刚露头，没有网景，没有雅虎，至少在德州，亚信是第一家以互联网自居的公司在描述这两个人的时候，不同作者的文章分别把功劳加在一个人头上而完全忽视另一个人。我本人更倾向于认为，亚信是这两个人合作的产物，至少在创业早期是如此。。这是一家地道的美国公司，地处明天大道，但公司的开创者从一开始就认定自己的明天在中国。
中国人正在大张旗鼓地建设高速公路。随着公路从中心城市伸向遥远的地方，他们已经能够目睹车流滚滚的情景，可是要说信息高速公路，他们还处在蒙昧时代，也无法想像信息的流动是个什么样。1993年夏天，中关村连通一条接入互联网的线路，端口设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机房中，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