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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到今天还不公布，八路军出动的消息也一点透不出去，我们党的主张不能与广大群众见面；假如这份报纸能在团结、抗战、民主的原则下，总编辑有权不受限制地工作，你便可以去，这需要与林森、吕超谈清楚。”
接着，对与《金陵日报》有关的国民党高级官员，李克农以行家里手的口吻评点道：“林森这个人，我是了解的。他是国民党元老，但对蒋介石的专横，自己当傀儡主席，内心是不愉快的，因此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他曾说过：‘我这主席不过是个监印官耳。’其实，这国民党的大印，也只有蒋介石才管得住。吕超这个空头参军长更是毫无实权。现在，他们都想利用抗战捞点政治资本。找你办报，目的便在于此，因为他们知道你过去在四川办报还有些成绩。现在他们请你，不要不答应，也不要答应，要讲点先决条件……”
李克农指点迷津，陈农菲茅塞顿开。
他去找了林森、吕超，谈了自己就任总编辑的条件：不理睬国民党中央党部新闻杂志检查处每天对报纸大样的检查，一切得由自己作主。
林森听完说：“现在是举国一致团结抗日，民主是要讲的，只要避开反独裁就可。汉群（吕超的字），请你打个电话给检查处的那些人，《金陵日报》的大样，每天我都会过目，用不着麻烦他们了。”
吕超则进一步对陈说：“大样你看过就印，就说林主席和我都已过目。你就放手去干吧。”一切顺利。
陈农菲悉数上报李克农。李克农兴奋而又带几分调侃的口气说：“有时，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有的同志将复杂的事情想得那么简单，而有时又将简单的事情考虑得过于复杂。国民党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我们要善于分析，懂得对什么工作用什么方法。他们不要我们办报，可他们的主席却请共产党人去当编辑，我们的子孙恐怕也不会相信有这样的糊涂事吧。”
说着说着，李克农激动地站了起来：“看吧！国民党独裁统治了十年，在他们的首都南京，即将出现一张为人民讲话的报纸。”这张报纸凝结着李克农的心血。
喉舌怒斥敌势
为把这张报纸办成中共宣传抗日的喉舌，李克农就如何利用这张报纸，甚至如何组织稿件等，都向陈农菲一一作了指示。他还介绍同陈农菲一起蹲过监狱的何云、周维以及平津流亡分子中的活跃人物朱穆之，协助陈农菲办报。陈农菲自己也专门约请上海文化界的一些进步人士为报纸写稿，使这张原本死气沉沉的报纸，大有起色，一时有洛阳纸贵之感。
“党国喉舌”不知不觉成了人民手中的利器。
在宣传方面，《金陵日报》的出版，使中共在国民党的首府有了一块实际上的舆论阵地。同时，李克农还和叶剑英、博古等人，经常接见一些对中共友好的人士和中外记者，特别是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在山西平型关歼灭日军千余人以后，八路军在国统区名声大震，许多人来办事处打听消息，办事处一时应接不暇。李克农让袁超俊买了一架油印机，将八路军总部发来的战报印发，并用不同方式通过进步或中间报纸在报上透露出去。陈农菲接手《金陵日报》不久，就在该报的显著位置刊登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消息。
此外，对充斥于国民党报刊之上的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诬陷和诽谤，李克农进行了坚决的抨击。
一天，南京一家自我标榜为“中性”的报纸———《新民报》，根据国民党顽固派的造谣，胡编乱造地登出日寇已经打到了山西，而八路军却“游而不击”，不知都到哪里去了之类的诽谤八路军的消息。
报纸摆在李克农的桌上，他勃然大怒，穿上军装，扎起武装带，佩好少将肩章，威风凛凛，气宇轩昂。
一个电话打到了《新民报》的办公室：八路军的李长官请报社总编速来办事处，有要事相商。
总编到后，李克农手指着报纸，厉声喝问：“总编大人，你说我们‘游而不击’，有什么根据？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消灭了多少日军，全世界都知道，你难道不知道？你这样做想干什么？对其后果你负得起责任吗？”
一串连珠炮似的问话，问得那位总编头上直冒冷汗，一个劲地点头说：“对不起！对不起！”表示明天一定更正。第二天，该报就登出了一条更正启事。
事后，办事处的同志对李克农说：“克公（大家对李克农的尊称），您真有两下子。”李克农笑着说：“这就是又团结又斗争嘛。”八路军在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所要解决的困难也越来越多。向国民政府领取军饷、军械和其他军用物资；采购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所需物资，并运往陕西、山西等地，这些都是八路军驻京办事处的任务。1937年10月3日，朱德、彭德怀致电国民党军政部的电报说：兹派职路参谋长叶剑英为驻京代表，李克农为驻京办事处主任，以后所部与职路之一切军需、军械等，概由该办事处主任李克农负责署名领取，特电谨呈备案。
自那以后，凡是中共向国民政府争取过来的军用物资，都由李克农签名领取。
物资匮乏的中共中央驻地延安，缺乏纸张、棉布和其他物资，这些大多是由驻京办事处采购、运送的。战争期间，形势相当混乱，火车车皮十分紧张，但在宁、沪一带，共产党、八路军的威信很高，拿着八路军的护照几乎都能得到优先照顾。
11月12日，日军攻陷上海，随后兵分三路，向南京压来。国民政府决定分别迁往重庆、汉口、长沙三处办公，而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也决定分批撤往武汉。
李克农协助叶剑英为撤离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一是在京、沪、粤之间建立交通机关，以保证南京一旦陷落，中共交通联系能畅通无阻，并尽可能在敌占区建立交通机关；二是将从南京监狱营救出来的大批同志进行妥善安置和转移，或送往延安，或派往国统区工作；
三是抓紧时间从上海抢运数百吨物资到西安；四是继续着手准备《新华日报》的出版工作。
在办事处撤离前，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本来，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与驻沪办事处之间经常有联系，李克农指派上海他的学生宋季仁担任两地之间的交通。撤离前，李克农交给办事处的王凯一份密封的重要文件，让他在家中待宋来取。
碰巧，宋季仁另有任务去了汉口，并已在汉口获取了这份文件，就没有再来找王凯。南京沦陷后，王凯历经千辛万苦，才躲过了日本军队的魔爪，他将文件藏在裤裆里，带着妻子和孩子，扮做乞丐前往上海寻找宋季仁。但怎么也找不到，只得回家乡———福州，后来经过辗转才重新找到党组织。
从事秘密工作的革命者，的确需要有铁的纪律。
12月初的一天，叶剑英、李克农、负责机要的童小鹏、袁超俊、吴志坚和负责广东、香港工作的廖承志，加上司机王应絮一共7人，分乘两辆旧车，从南京经芜湖、南昌、长沙前往武汉。这两辆旧车，原是李克农在10月间于上海用700元买的，逢上这兵荒马乱的时候，难以租到汽车，这两辆旧车就派上了用场。司机王应絮，本来在出租汽车公司工作，此时自愿留下为八路军开车。
一路上，难民拥挤不堪，道路崎岖难行，大家乘坐的两辆被戏称为“烂背骡子”的旧车，停停走走，走走修修，走了5天才到长沙。到了长沙，两辆“老爷车”便说什么也“不肯”走了，袁、王二人只好留下修车，其余的人改乘小火轮赶赴武汉，于12月10日左右抵达汉口。
第四篇
一头是机要科，一头是电台，任何人不得擅自入内。情报、电报看完即毁，不得存档。对违反命令的人，李克农是要发火的。
一次，机要员朱轩正在值班，忽然日机轰炸的警报拉响，楼里的人纷纷避往附近的法租界。朱轩也和大家一起，提起装文件的密码箱躲进了法租界。
事情让李克农知道了，他大发雷霆，将朱轩狠狠地训了一通，并命令：以后遇到日机轰炸时，值班机要员只能提着密码箱在底层楼梯下躲避，不准出门。令行禁止，谁也不敢犯禁了。对触犯情报纪律的事，李克农决不手软。
抓机要保卫周恩来
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这是李克农新的工作岗位。
1937年，中共中央召开“十二省政治局会议”，决定：为领导南方各省中共党组织开展工作，于汉口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公开机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内秘密办公，办事处处长为钱之光。刚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和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分管统一战线工作，董必武负责民运工作，邓颖超负责妇女工作，李克农 担任长江局秘书长。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此时也住在武汉。
作为中共和八路军设在国民党管辖区的一个公开办事机构，武汉“八办”一时成为爱国进步人士心中的指路明灯。以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李克农等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八办”人员，个个都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忘我的工作精神，投入抗日大潮，这种精神风貌，给来来往往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位署名“实甫”的作者，在《抗战》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八路军驻汉办事处会客室是一间小房子，陈设简朴，没有沙发和椅子，仅当中有一茶几，四周放着几把小圆形凳子，进门的右边墙上，挂着两幅五彩的国耻表：一是关于不平等条约的，一是关于丧失国土的，显示着这里是一些为民族解放而苦斗的战士居住的环境。”
“八办”的环境很艰苦，而面临的形势却又十分复杂。当时的武汉，在政治力量上，既有共产党，又有国民党；在共产党内，既有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又有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身为秘书长的李克农，在这种情况下工作，除了坚持原则，顾全大局，还要照顾各方，小心谨慎。大事小事，方方面面，他都尽可能地照应到。
李克农常说自己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由于工作繁重，李克农的身体越来越差。
武汉时期，国民党采取改善国共关系的一个重大措施，是邀请周恩来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1938年初，蒋介石为适应抗战需要，改组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立了政治部。为撑起门面，蒋介石力邀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部长由陈诚担任）。周恩来再三推辞未果，报经中共中央同意，走马上任了这一重要职务。
蒋介石在邀请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的同时，还邀请了从日本回国不久的郭沫若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第三厅主管宣传工作。郭沫若是当时屈指可数的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1926年北伐战争时，他曾担任国民革命军司令部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坚决反对蒋介石，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抗战爆发后，他回到上海，恢复了党的秘密关系。此时蒋介石邀请郭沫若任职，显然是为了利用他的声望为其罗致人才。
三厅成立后，郭沫若请著名戏剧家、中共党员阳翰笙做他的主任秘书，协助制定编制、安排人事和计划。按政治部规定，厅以下设两个处，每处三个科。在筹备中，蒋介石下达“手令”，第三厅还要设立一个对敌宣传处，这样就成了三个处。其中，第五处主管动员工作，中共秘密党员、文化名流胡愈之任处长；第六处主管艺术宣传，著名戏剧家田汉担任处长；第七处主管对敌宣传，由范寿康任处长。此外，一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如张志让、洪深、杜国庠、冯乃超、史东山、应云卫、马彦祥、冼星海、张曙等都参加了进来，真是群贤聚会。
在长江局里，周恩来无疑是最为忙碌的一个人。政治部设在武昌，而他则住在汉口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里，每天上午9点前就要赶过长江到武昌政治部去上班，晚上又要过江回到汉口来，处理许多急待处理的事情，晚上9点多了还要召开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的联席会议。由于会议讨论的问题既多且杂，常常开到深夜，有时甚至要到凌晨才能结束。会议结束后，周恩来还得起草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或是审批李克农交来的情报，有时还要找同志谈话。他每天都睡得很晚，有时天亮才能休息。
为了配合周恩来的工作，李克农的作息时间也没有了规律。李克农原来住在长江局内，后来赵瑛带着孩子们从安徽来到武汉，办事处的钱之光处长安排他们一家到原来董必武住的安仁里去团聚。
这个情况，周恩来起先并不知道，大家也忘了告诉他。临时有事就派车请李克农到办事处来，由于周恩来事情特别多，常常叫李克农到童小鹏的房间里等着。待到周恩来同其他同志谈完话后，东方既白，周恩来疲劳不堪，就叫李克农明天再谈。李克农只得白等一夜，这已经是常事了。
照例，情报和机要工作由李克农主管。具体分工是：他的老部下张唯一、陈家康负责情报工作，童小鹏负责机要工作。童小鹏此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兼机要科长。
严厉的工作制度
一头是机要科，一头是电台，任何人不得擅自入内。情报、电报看完即毁，不得存档。对违反命令的人，李克农是要发火的。
一次，机要员朱轩正在值班，忽然日机轰炸的警报拉响，楼里的人纷纷避往附近的法租界。朱轩也和大家一起，提起装文件的密码箱躲进了法租界。
事情让李克农知道了，他大发雷霆，将朱轩狠狠地训了一通，并命令：以后遇到日机轰炸时，值班机要员只能提着密码箱在底层楼梯下躲避，不准出门。令行禁止，谁也不敢犯禁了。对触犯情报纪律的事，李克农决不手软。
为这，他还和陶铸闹出过一段“大水冲到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的趣事。
长江局在湖北省委的住处———汉口府西一路安仁里2号“董公馆”架设了一个秘密电台。一天傍晚，李克农来电台检查工作，刚刚走到电台房门口，朦朦胧胧中，忽见一人大摇大摆地朝电台门口走去。
此人正是陶铸。他是前一年被南京“八办”从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里营救出来的，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
李克农没见过他，以为是坏人，立即上前加以阻拦，陶铸看见一个戴眼镜的陌生人挡他的道，当即发起火来，非进不可。一个坚决不让进，一个非进不可。一个脾气倔，一个倔脾气。
结果，两个人在走廊上扭打了起来。李克农的眼镜被打掉在地。闻讯赶来的同志急忙拉开，作了介绍，李克农和陶铸二人正在狼狈不堪之际，一经点破，不由得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段时间，李克农工作很顺利，心情也很愉快。因为这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最好时期，在中共全面抗战的旗帜下，武汉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长江局和武汉“八办”一起，积极领导、组织和推动民众爱国运动的发展。
1938年7月7日，为筹集钱物，支援抗战，以实际行动纪念抗日战争爆发一周年，在以郭沫若为厅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的具体组织下，武汉地区掀起了群众性的“献金”热潮。为吸引群众，三厅在武汉三镇设立了五座固定献金台，每座献金台都由一位要人的夫人作台主，另外还有三座流动献金台，设在卡车上，进行流动献金。
中共代表团和武汉“八办”代表到江汉轮渡口献金台参加捐献，这里的台主是国民政府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女士。由于李宗仁在3个月前，指挥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现在又是保卫大武汉的主力部队指挥官，因而，郭女士的出现，更加引人注意。上下轮渡的人群，自动集中到献金台前，纷纷捐钱。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周恩来献出了自己担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一个月的薪金240元；王明、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除代表中共献出1千元外，又各自献上250元。李克农也来了。他首先代表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交上公函一份，并献现金1千元。公函上写着：
顷奉朱总司令自山西来电，嘱将八路军在“七七”抗战建国周年纪念日素食所节省的全部菜费1千元，代献作慰问抗战军人家属及救济被难同胞之用。
接着，李克农把叶剑英、钱之光、李涛、罗炳辉、边章伍和自己一个月的薪金也献了出来。
“八办”的其他工作人员———童小鹏、廖似光、龙飞虎、巴方廷等，也献出自己一个月的薪金。
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群众，以热烈的掌声来表示对这些民族精英的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
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日见提高，蒋介石则忐忑不安，心有余悸，他命令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严加防范。
戴笠，号雨农，小名春风，1896年出生于浙江省江山县。民国初年，他混迹于上海交易所，结识了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等人。起初，他们视戴笠为小瘪三，让他干一些跑跑腿、送送茶水之类的杂务。后来，戴季陶打听到他姓戴，又是自己的浙江同乡，便对他多了一份关心。
一次，戴季陶问他读没读过书，以后想干些什么。
戴笠看到蒋、陈等人不似普通人，今后必将会在政坛上有所作为，便答道：“青年人要干，就要像陈英士、徐锡麟一样，干得轰轰烈烈。我受过中学教育，当过团丁当过兵，现在打流（指找不到职业，到处流浪）打到上海来了。”
一席话说得戴季陶对戴笠另眼相看起来，戴笠也相机老于世故地改口称戴季陶为戴叔叔。蒋介石见戴季陶器重戴笠，以后也吩咐戴笠干些事。
戴笠幸遇蒋介石，改变了他一生的经历。而他以后的发迹，也得力于蒋介石的大力提拔。
赴武汉车站智截叛徒
1938年4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