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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级世界的空虚和粗鄙。 烦闷的这种空虚是没有希望的和可怕的。 在忧郁中有希望,而在烦闷中没有希望,只有创造能够抑制烦闷。 总是和经验上的危险相联系的害怕,应当区别于不和经验上的危险相关而和超验的东西相关,和存在与非存在的忧郁相联系的惊恐。基尔克果将Angst(焦虑)
和Furcht(畏惧)加以区别,对他来说,Angst是原初的宗教现象。 忧郁和惊恐是同源的,但惊恐要尖锐得多。 在惊恐中有使人惊奇的东西。 忧郁则是较柔的有延性的。 很强的惊恐感甚至可能被忧郁所克服。 当惊恐转化为忧郁时,那种剧烈的毛病也就转化为慢性的。 我的特点是,能体验忧郁和惊恐,但不能忍受悲痛,总是努力尽快地摆脱它。 特别是不能忍受感人的事,我对此的感受过于强烈。 忧伤是精神上的,并且与过去相联系。 屠格涅夫主要是个忧伤的艺术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凄惨的艺术家,凄惨是和永恒相联系的。 忧伤是抒情式的,凄惨则是悲剧式的。 奇怪的是我觉得,我可以忍受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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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它是固有的特点)
,可以忍受凄惨,但不能忍受忧伤,如果我顺从了它,我就会完全被溶化以至消失了。 对我来说,忧伤和怜悯感有很大关系,经常由于权力控制了我的心灵而使我经受不住这种怜悯感。 因此我一直设法阻止怜悯和忧伤,如同阻止令人感动的事物一样。 我无论如何也作不出反对忧郁的事,但忧郁也不能吃掉我。 从旧的观点出发所作的气质分类是完全不对的,在我身上两种通常被认作是矛盾的类型结合在一起。 我是一个活泼好动的人,又是一个性格忧郁的人。 可能是,我的多血质气质特点较多地被抛在外面,很容易血气冲头;对一切的反应都特别快;发脾气很暴躁,而性格忧郁的气质特点则存在于深处。 当外在表现是高兴的、活泼的、充满活力的时,我同时是忧郁的和具有悲观主义情绪的。 在我的气质里有悲观主义的成分。 具有特点的是,当我的思想萌生的时候,我铭记的不是圣经,而是叔本华的哲学,这有长时间的影响,我很难接受宁静安乐。 它的相反的方面是人的创造崇拜。 令人惊奇的是,在那被称作“幸福的”生活瞬间(如果可以一般地称为幸福瞬间的话)我存在着最强烈的忧郁。 我很害怕幸福的高兴的时刻,在这种时刻我总是特别强烈地回想起生活的艰苦。 我几乎每当伟大的节日到来时都经受着忧郁,可能是因为期待着日常生活的变化,而它没有到来。 麻烦在于,我一直像很多人那样把诸如忧郁、绝望、矛盾、怀疑、苦难等状态理想化和诗化。 我常常认为这些状态是畸形的。青少年时代是存在着忧郁的,我在青少年时代的忧郁比成年时要严重得多。 这种忧郁是由于过多的精力的非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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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这些精力能否完全实现没有信心。 在青少年时代都期望生活将是有意思的、出色的,充满着不寻常的会晤和非凡的事件。 这些期望和充满了失望、苦难和悲伤的,生命受到压制的现实之间永远是不相适应的。 那种认为忧郁由力量不足而产生,由力量的选择而产生的想法是不对的,在生活的努力之中存在着忧郁,我想,青少年时代比一般人所想的更加忧郁。 当然,不同的人在这方面是有区别的。 忧郁是我所固有的本性,甚至每一次我在生活的瞬间体验忧郁时,都看作是令人喜悦的事。 在瞬间喜悦和整体的生活痛苦及悲剧之间存在着折磨人的反差。 实质上,忧郁永远是根据永恒而产生的,它不可能和时间相调和。当面向未来时不仅存在着期望,而且存在着忧郁,最终未来总是带来死亡,这不能不引起忧郁。 未来是和永恒对立的,正如过去一样。 不过,除了永恒之外,一切都是没有意思的。 我时常体验强烈的忧郁。 当神奇的月夜坐在美丽的花园里时,当阳光明媚的日子走在长满麦穗的原野时,在遇到美丽的女人时,在产生了爱时,我都会深深地忧郁。这种幸福的环境引起对充满于生活的黑暗、丑陋、腐朽的反差感。 我一直存在着真正的时间疾病,我一直在想象中预见末日,但又不想适应那导致末日的进程,由此产生了我的烦恼和急躁。 存在着与爱的感受相联系的特殊的忧郁。 我一直对那些在紧张的生活中只是高兴和幸福的人感到奇怪。 对爱情来说,忧郁因素是根深蒂固的。 这种忧郁和时间与永恒的关系相联系,时间中存在忧郁,欲望得不到满足,它带来死亡。 存在着性的忧郁。 性不仅是要求满足的需要。 性存在忧郁,因为它打上了人类堕落的印记,在这个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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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条件下消除性的忧郁是不可能的。 性产生了幻觉,在这种幻觉中人变成了非人过程的手段。 意味着生命力过盛的酒神精神产生悲剧,不过性的自发力是和酒神精神的自发力相联系的。狄奥尼索斯和哥介斯①,是同一个神。性是人的残缺与分裂,而且性的生活一直也不能真正地实现人的整体性。性要求人越出自身,进入另一个人,但是重新又回到自身,并产生思念。 人因为整体性而必然忧郁。 性生活被扭曲到如此程度,以至它加深了人的分裂。 按其本性来说,性不是贞洁的,也就是说,不是整体性的。 只有真正的爱情才能导致整体性,不过,这是最具悲剧性的问题之一,对此,前面已经讲过。比起美丽的月夜,在所有其他的瞬间,忧郁的体验更是我所特有的。 夏日的黄昏在大城市特别是巴黎和彼得堡的街道上我几乎总是忧郁的,我一般是很难忍受黄昏的。黄昏——光明与黑暗的转变状态,这时,白日光明之源已渐渐消失,而另一种光明,即在夜间的人工制造的光明(它在黑暗中保护着人)
或者星星的光明还没有出现。正是因为缺乏永恒性,缺乏永恒之光而在黄昏加剧了忧郁。 在黄昏中,大城市最充分地暴露了人类生活之恶。 比起黄昏的忧郁来,夜里的忧郁是另一种样子的,它是更深刻的,更超验的。 我体验过非常强烈的黑夜的忧郁,体验过这种忧郁的可怕。 这与时间的联系较弱。 在过去甚至没有比人工照明更使我害怕的了,不过我克服了这点。 我作很多沉重的梦,恶梦。 恶梦总是折磨着我,
①哥介斯:希腊神话中的冥王。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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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时我也作出色的梦。 在夜里我常常感到彼岸世界的存在,白天有时也有这种奇怪的感觉。 有时我们在乡村、森林或田野中散步,我们是四个人,我却感到有第五个人存在,但不知道是谁,也找不出计算上的错误。 所有这些都和忧郁有关。 现代心理学用无意识解释这种现象,但这很少能说明什么,而且什么也解决不了。 我坚信,在人的生活中有超验的东西,超验的吸引力和超验的作用。 在无意识境界里,在极深处,我感到一种沉醉,但我更感受到超验的极高处的吸引。忧郁和对人们称之为“生活”
(不对这个词的意义本身进行解释)的厌恶有很大关系。 在“生活”中,在“生活”的自身力量中有非理性的忧郁。“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我有时则离奇地想反着说:“生活之树是灰色的,而理论常青。”这必须解释,以免引起愤怒。 我引的这些——人对于所有的烦琐哲学,死板知识,所有枯槁的理论都是格格不入的——瓦格纳都已经说过,而浮士德则比他说的更早。 那被他作为“生活”的东西不过是由操劳形成的日常活动。 理论则是凌驾于日常生活之上的创造性认识。按古希腊的意义,理论意味着直观。 哲学(常青的“理论”)要从“生活”的忧郁和烦闷中解脱出来。 我成了哲学家,沉醉于“理论”
,为的是从笔墨无法形容的日常生活的忧郁中解脱出来,哲学思维一直使我从“生活”忧郁的重压之下,从它的畸形中解放出来。 我把“存在”与“创造”对立起来,“创造”不是“生活”
,创造是断裂和起飞,它高于“生活”之上,它力图越出界限,越过命运,趋向超验世界。 创造产生的是和这种“生活”不同的另一种样式。“生活”这个词我在使用时加上了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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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在创造的世界中,一切都比现实的生活、历史或者反射和反映的世界更有意思,更有意义,更有组织,更深刻。 我发现那个世界比这个主要部分是畸形的“客观世界”
更美好,不过,它要以创造的热情为前提。寂寞所具有的吸引力是极度空虚的,这种寂寞的体验,是否为我的特点呢?我几乎从不寂寞,为了我的生活事业,为了实现我的志向,我一直没有足够的时间,我没有空虚的时间,但是我有很多甚至过多的感到寂寞的时候,我是由于与大部分人的世界观的对立,由于政治,由于意识形态和民族的国家的实践而体验到寂寞的。 生活的日常性、重复性、摹仿性、单调、拘束、有限性都引起寂寞感,产生虚无的吸引力。 当进入这个低等世界的空虚的消极瞬间时,当世界的缺陷表现为空洞的、平庸的、消除了深层变化的东西时,寂寞就成为可怕的状态,成为可以预见的地狱般的非存在。 苦难是对这种状态的解救,在苦难中有深刻的东西。 当人说自己一无所有时,那就是地狱般的寂寞的边界。 忧郁的产生已经是拯救,人们感到自己进入了荒漠之中。 这是俗气话。 很多人喜欢说他们醉心于生活,我却任何时候也不能这样说。 我说自己醉心于创造,醉心于创造的狂喜。 生活的有限性引起了忧郁感,只有人是令人感兴趣的,因为他是无限性的中断。我一直逃避生活的有限性,这种对生活的态度使我不能掌握生活的艺术,不会运用生活。 为了掌握“生活的艺术”
,需要集中精力于有限的生活,沉迷于其中,需要热爱时间中的生活。 卡莱尔在《衣裳哲学》中说,“人的不幸来自他的自命不凡。”在人之中有无限性因素,但他又不能彻底抛弃有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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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客观的世界,这种“客观的”生活是在有限性中的埋葬,在有限性中最彻底的东西就是埋葬。 因此,“生活”是无限在有限中的死亡,永恒在时间中的死亡。 我有很强的形而上学——无政府主义成分。 这是对有限性权力的造反。 换一种说法,这可以叫作碰撞的成分。 在日常的和历史的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东西对我都毫无意义的令人愤慨的,有限事物的所有神圣性都是与我对立的。 忧郁可能成为宗教性的,宗教性的忧郁是以无限和永恒为根据的,以无限的生活为根据的,这种无限的生活与有限的生活完全不同。 比起这种日常的世界来,比起我个人的令人厌恶的生活来,我认为艺术总是浸入于另一个世界中。 正是对这种与生活不相联的东西的投入使艺术具有了魔力。经常的忧郁削弱了我在生活中的积极性,我过多地逃避时间,正如很多人努力去获得时间一样。 我很少甚至过于少地感到幸福,我有时觉得,如果在折磨我的那些原因消失了的话,生活会是好的和令人高兴的。 但是,当这些原因消失时,现在又出现了新的原因,它们仍然没使我感到高兴,我在心灵深处认为它们是罪孽的。
自 由
我被人们称作自由哲学家,黑帮的主教则说我是“自由的囚徒”。而我的确是热爱自由高于一切。 我出自自由,自由是我的母亲。 对我来说,自由是第一性的存在。 我的哲学的特点首先在于,我确立为哲学的基础的,不是存在,而是自由。好像任何一个哲学家都没有创作过这种彻底形式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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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奥秘深藏于自由之中。 上帝想起了自由,从此,产生了世界的悲剧。 自由存在于开端,自由存在于终结。 实质上,当我努力使自由完善化并扩大自由时,我就是以全部生命来书写自由的哲学。 我的基本信念是,只有在自由中上帝才能出现,只有经过自由上帝才能发挥作用。 只有自由应当是神圣的,而所有充满于历史中的伪神圣的东西都是远离神圣的。我意识到自己首先是解放者,我同情所有争取解放的事业。我把基督教当作争取解放的事业来理解和接受。 我从一开始就热爱自由,在武备中学二年级时即幻想自由的奇迹。 我从来不能忍受任何的依赖性,而是一直具有很强的内在独立性,如果感觉到哪怕很小的对某人和某事的依赖性征兆,都会引起我愤怒的抗议和仇视。 我从来不同意放弃自由,甚至不同意减少自由,无论如何也不同意为了金钱而放弃自由。 我可以在生活中放弃很多,但不能以义务和宗教禁令的名义,而要以自由的名义,可能还以怜悯心的名义。 大概我任何时候也不想把这个和削弱我的主动性,限制实现自由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 苦难紧跟着自由,放弃自由就会减轻苦难,自由不是轻松的,像诽谤它的敌人所想象的那样;自由是困难的,它是沉重的负担。 人们放弃自由,为了使自己更少些负担。 这个题目特别接近于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青年时代我被称为“以太的自由之子”。只有在我不是大地的儿子,不是出自众多的自发力量,而是来自自由的意义上,这个称谓才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把“以太的自由之子”
,戏谑地了解为轻松放纵,没有痛苦,那对我就是不适用的。 自由的获得是困难的,需要忍受痛苦。“自由使我每天早晨都处于十字路口”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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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诗人这样说。 所有我确信的一切都是在获得自由之后得到的,并且是由于自由而得到的,自由的经验是第一性的经验。非——自由是必然性创造的(黑格尔)
,而必然性则是自由创造的,是具有一定方向的自由创造的。 我不接受其他的,例如脱离自由的或穿过自由的真理。 在这里我使用自由这个词不是在学院的“意志自由”的意义上,而是在更加深刻的形而上学的意义上。 对我来说真理可以导致解放,因为我能接受的真理只是通过自由获得的真理,可见,存在着两种自由,对此我能够写很多。我的自由的原初性,非派生性表现于:只有当“非—我”所完成的是自己的“我”的内容,从而把“非—我”注入于我的自由之中时,我才可能接受“非—我”。
为自由而斗争是我全部生命所从事的事业,这是我的生活中最肯定和最有价值的,但在斗争中也存在着相反的方向——断裂、异化、不融洽,以至敌对,自由可能和爱相冲突。 和广为流传的意见相反,我一直认为自由是贵族式的,而非民主式的。 广大的人群并不喜欢自由,也不向自由前进,革命的群众不喜欢自由。 在自己的精神道路中,在自己生活经验中我获得了很多,但只有自由是永恒存在的,它不是获取的,而是我的生命之先验存在,对我来说自由思想是第一位的完善的思想,因为强制的、强迫的完善性是不可能接受的。人们生活中的一切都应当能通过自由,通过自由的检验、通过对自由诱惑的拒绝而完成。可能,这里含有堕落的意义。回想我的全部生活,从它迈开的第一步始,我就发现从来也不知道任何权威,一向不承认任何权威,一直没有感受权威的经验。 我不知道家中的权威,不知道学校中的权威,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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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自我认识
道我所事的哲学中的权威,特别是,不知道宗教生活的权威。从童年起就下决心任何时候也不服务,因为一直不愿意服从某种上级。 甚至我一直没有做教授的想法,因为这完全是以上级和权威的存在为前提的。 我一直把自己的思想作为自由的最初产物来领会的。 关于自己以往的思想,我也把它看作第一次产生的思想,而不看作在我这里形成了的思想传统。当然,这完全不意味着我不得从其他人,从所有伟大的思想老师那里学习什么,不受任何的影响,对谁也不感激。 我经常从世界的思想中吸收营养,得到智慧的推动,非常感激我读过其作品的作家和思想家,非常感激我的亲人。 但是,所有的东西都要通过我的自由才能实现,一切要深入于“我”的深处才能接受它们。 任何智慧的影响都要得到我的自由的核准才能接受,其他的途径是没有的。 因此,我一直是一个最不传统的人,我甚至无需与任何权威中断关系,因为我根本没有权威。 不过,的确存在一些这样的哲学家和作家,我对精神自由的热爱有赖于他们,他们肯定了自由,帮助自由在我身上的发展,在这方面《宗教裁判大法官的传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有巨大的意义,在哲学家中,康德的哲学的意义最大,尽管它不够彻底,没有发展到最后。 易卜生对我也有大的意义,尽管比较晚。 在易卜生身上我看到了对自由的特别坚强的意志。 从我来说,和人们及派别的全部冲突都是由于自由。我所理解的为自由而斗争首先不是社会斗争,而是个性反对社会权力的斗争。当我已经写完自己的书时,读到索克雷坦(Rogel
SecHretain)的书Péguy,soldat
de
la
Vérité(《佩吉,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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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卫士》)
,这是一本论佩吉的有意思的书。 其中论佩吉的一处地方令我吃惊,它可以说完全论述的是我。 现在逐字逐句地录在下面。“‘我们属于自由主义者或是绝对自由主义者,绝不接受任何权威。’这句出自《为了自我》一书的语言属心理学范畴而不属理论范畴。佩吉在1900年不是作为社会学家的战士说这番话的,而是作为佩吉本人,为他自己的一生说这番话的。无政府主义是他终身所爱。 他本人既非虚无主义者,又非破坏者。 他厌恶不劳而获。 他赞成无政府主义积极和上升的一面。 是他的热情和参与的力量把他与自由的原则紧密结合在一起。 这位不受制于任何人的正统信徒唯一可接受的约束的标准就是:这种约束,必须是发自内心的,并是自由选择的。有人谈论过佩吉党派,说这个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