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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摆这“象牙之塔”的处所也已经没有了；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
“蜗牛庐”⑥。蜗牛庐者，是三国时所谓“隐逸”的焦先曾经居住的那样的草窠，
大约和现在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过还要小，光光的伏在那里面，少出，少
动，无衣，无食，无言。因为那时是军阀混战，任意杀掠的时候，心里不以为然的
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苟延他的残喘。但蜗牛界里那里会有文艺呢，所以这样下去，
中国的没有文艺，是一定的。这样的话，真可谓已经大有蜗牛气味的了，不料不久
就有一位勇敢的青年在政府机关的上海《民国日报》上给我批评，说我的那些话使
他非常看不起，因为我没有敢讲共产党的话的勇气。⑦谨案在“清党”以后的党国
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而不讲，却又为党国
的忠勇青年所鄙视。这实在只好变了真的蜗牛，才有“庶几得免于罪戾”⑧的幸福
了。
而这时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在所谓“大报”和小报上，一面又纷纷
的宣传起来，新月社的批评家也从旁很卖了些力气。⑨有些报纸，还拾了先前的创
造社派的几个人的投稿于小报上的话，讥笑我为“投降”，有一种报则载起《文坛
贰臣传》⑩来，第一个就是我，——但后来好像并不再做下去了。
卢布之谣，我是听惯了的。大约六七年前，《语丝》在北京说了几句涉及陈源
教授和别的“正人君子”们的话的时候，上海的《晶报》上就发表过“现代评论社
主角”唐有壬先生的信札，说是我们的言动，都由于墨斯科的命令。⑾这又正是祖
传的老谱，宋末有所谓“通虏”，清初又有所谓“通海”，⑿向来就用了这类的口
实，害过许多人们的。所以含血喷人，已成了中国士君子的常经，实在不单是他们
的识见，只能够见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钱的势力。至于“贰臣”之说，却是很有些意
思的，我试一反省，觉得对于时事，即使未尝动笔，有时也不免于腹诽，“臣罪当
诛兮天皇圣明”⒀，腹诽就决不是忠臣的行径。但御用文学家的给了我这个徽号，
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皇帝的了。
去年偶然看见了几篇梅林格（Franz Mehring）⒁的论文，大意说，在坏了下去
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
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
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我才知道中外古今，无不如此，真
是读书可以养气，竟没有先前那样“不满于现状”⒂了，并且仿《三闲集》之例而
变其意，拾来做了这一本书的名目。然而这并非在证明我是无产者。一阶级里，临
末也常常会自己互相闹起来的，就是《诗经》里说过的那“兄弟阋于墙”，——但
后来却未必“外御其侮”⒃。例如同是军阀，就总在整年的大家相打，难道有一面
是无产阶级么？而且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
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
坏脾气。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
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
自从一九三一年二月起，我写了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为揭载的刊物有些不
同，文字必得和它们相称，就很少做《热风》那样简短的东西了；而且看看对于我
的批评文字，得了一种经验，好像评论做得太简括，是极容易招得无意的误解，或
有意的曲解似的。又，此后也不想再编《坟》那样的论文集，和《壁下译丛》那样
的译文集，这回就连较长的东西也收在这里面，译文则选了一篇《现代电影与有产
阶级》附在末尾，因为电影之在中国，虽然早已风行，但这样扼要的论文却还少见，
留心世事的人们，实在很有一读的必要的。还有通信，如果只有一面，读者也往往
很不容易了然，所以将紧要一点的几封来信，也擅自一并编进去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之夜，编讫并记。
※ ※ ※
①《语丝》参看本卷第8页注⑩及《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
②《奔流》文艺月刊，鲁迅、郁达夫编辑，一九二八年六月在上海创刊，一九
二九年十二月出至第二卷第五期停刊。
③《萌芽》文艺月刊，鲁迅、冯雪峰编辑，一九三○年一月在上海创刊，从第
一卷第三期起，成为“左联”的机关刊物之一。一九三○年五月出至第一卷第五期
被国民党政府禁止，第六期改名为《新地月刊》，仅出一期即停刊。
④作者一九三○年在上海各大学讲演的情况，据《鲁迅日记》，这年二月二十
一日、三月九日先后两次在中华艺术大学讲演，三月十三日在大夏大学、三月十九
日在中国公学分院、八月六日在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各次讲稿都没有保存下来。
据当时报刊所载消息和与会者的忆述，前四次讲题分别为《绘画杂论》、《美术上
的写实主义问题》、《象牙塔与蜗牛庐》、《美的认识》。最后一次讲题不详。
⑤象牙塔原是十九世纪法国文艺批评家圣佩韦（1804～1869）批评同时代消极
浪漫主义诗人维尼的用语，后来用以比喻脱离现实生活的文艺家的小天地。
⑥“蜗牛庐”据《三国志·魏书·管宁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东汉末年，
隐士焦先“自作一瓜（蜗）牛庐，净扫其中，营木为床，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时，
携火以自炙，呻吟独语”。
⑦指上海《民国日报》登载的一篇短文。一九三○年三月十八日《民国日报·
觉悟》在“呜呼，‘自由运动’竟是一群骗人的勾当”的栏题下，刊载署名敌天
（自称是大夏大学“学文科”的学生）的来稿，攻击鲁迅的讲演，其中有“公然作
反动的宣传，在事实上既无此勇气，竟借了文艺演讲的美名而来提倡所谓‘中国自
由运动大同盟’的组织，态度不光明，行动不磊落，这也算是真正的革命志士吗？”
等语。《民国日报》，一九一六年一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后成为该党机关报，一九二五年末为西山会议派把持，变为国民党右派的
报纸。
⑧“庶几得免于罪戾”语出《左传》文公十八年：“庶几免于戾乎”。
⑨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参看本卷第9页注⑿。新月社成员梁实秋也散布
过这类言论，参看本书《“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⑩《文坛贰臣传》一九三○年五月七日《民国日报》载有署名男儿的《文坛上
的贰臣传——一、鲁迅》，恶毒诬蔑左翼文艺运动，特别对鲁迅进行了集中的攻击，
如说“鲁迅被共产党屈服”，“所谓自由运动大同盟，鲁迅首先列名，所谓左翼作
家联盟，鲁迅大作讲演，昔为百炼钢，今为绕指柔，老气横秋之精神，竟为二九小
子玩弄于掌上，作无条件之屈服”等等。
⑾唐有壬的信札参看本卷第113页注⑨。《晶报》在发表唐有壬这封信时，以
《现代评论主角唐有壬致本报书》为题目。
⑿“通虏”、“通海”都是所谓“通敌”的意思。宋代的“虏”，指辽、金、
西夏等；清初的“海”，指当时在台湾坚持抗清的郑成功。
⒀“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语出唐代韩愈诗《拘幽操——文王羑里作》。皇，
原作王。
⒁梅林格（1846～1919）通译梅林，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学家和文艺批评
家。著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史》、《马克思传》、《莱辛传说》等。
⒂“不满于现状”这是引用梁实秋的话，参看本卷第6页注②。
⒃《诗经》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诗歌三○五篇，大抵是周初到春秋中期的
作品，相传曾经过孔丘删订。“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见该书《小雅·常棣》。
宣传与做戏
就是那刚刚说过的日本人，他们做文章论及中国的国民性的时候，内中往往有
一条叫作“善于宣传”。看他的说明，这“宣传”两字却又不像是平常的“Propag
anda”②，而是“对外说谎”的意思。
这宗话，影子是有一点的。譬如罢，教育经费用光了，却还要开几个学堂，装
装门面；全国的人们十之九不识字，然而总得请几位博士，使他对西洋人去讲中国
的精神文明；至今还是随便拷问，随便杀头，一面却总支撑维持着几个洋式的“模
范监狱”，给外国人看看。还有，离前敌很远的将军，他偏要大打电报，说要“为
国前驱”。连体操班也不愿意上的学生少爷，他偏要穿上军装，说是“灭此朝食”。
不过，这些究竟还有一点影子；究竟还有几个学堂，几个博士，几个模范监狱，
几个通电，几套军装。所以说是“说谎”，是不对的。这就是我之所谓“做戏”。
但这普遍的做戏，却比真的做戏还要坏。真的做戏，是只有一时；戏子做完戏，
也就恢复为平常状态的。杨小楼做《单刀赴会》③，梅兰芳做《黛玉葬花》④，只
有在戏台上的时候是关云长，是林黛玉，下台就成了普通人，所以并没有大弊。倘
使他们扮演一回之后，就永远提着青龙偃月刀或锄头，以关老爷，林妹妹自命，怪
声怪气，唱来唱去，那就实在只好算是发热昏了。
不幸因为是“天地大戏场”，可以普遍的做戏者，就很难有下台的时候，例如
杨缦华女士用自己的天足，踢破小国比利时女人的“中国女人缠足说”，为面子起
见，用权术来解围，这还可以说是很该原谅的。但我以为应该这样就拉倒。现在回
到寓里，做成文章，这就是进了后台还不肯放下青龙偃月刀；而且又将那文章送到
中国的《申报》上来发表，则简直是提着青龙偃月刀一路唱回自己的家里来了。难
道作者真已忘记了中国女人曾经缠脚，至今也还有正在缠脚的么？还是以为中国人
都已经自己催眠，觉得全国女人都已穿了高跟皮鞋了呢？
这不过是一个例子罢了，相像的还多得很，但恐怕不久天也就要亮了。
※ ※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北斗》第一卷第三期，署名冬华。
②“Propaganda”英语：宣传。③杨小楼（1877～1937）安徽石台人，京剧演
员。《单刀赴会》，京剧剧目，内容是三国时蜀将关羽（云长）到吴国赴宴的故事。
④梅兰芳（1894～1961）江苏泰州人，京剧表演艺术家。《黛玉葬花》，梅兰芳根
据《红楼梦》中的情节编演的京剧。
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①
现在有自以为大有见识的人，在说“为人类的艺术”。然而这样的艺术，在现
在的社会里，是断断没有的。看罢，这便是在说“为人类的艺术”的人，也已将人
类分为对的和错的，或好的和坏的，而将所谓错的或坏的加以叫咬了。
所以，现在的艺术，总要一面得到蔑视，冷遇，迫害，而一面得到同情，拥护，
支持。
一八艺社②也将逃不出这例子。因为它在这旧社会里，是新的，年青的，前进
的。
中国近来其实也没有什么艺术家。号称“艺术家”者，他们的得名，与其说在
艺术，倒是在他们的履历和作品的题目——故意题得香艳，漂渺，古怪，雄深。连
骗带吓，令人觉得似乎了不得。然而时代是在不息地进行，现在新的，年青的，没
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
生长的健壮的新芽。
自然，这，是很幼小的。但是，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
我的话，也就是只对这一面说的，如上。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 ※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五日《文艺新闻》第十四期。
②一八艺社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由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部分学生组成的一
个木刻艺术团体。该社部分成员在上海从事艺术活动时，曾得到鲁迅的指导和帮助。
以脚报国①
今年八月三十一日《申报》的《自由谈》里，又看见了署名“寄萍”的《杨缦
华女士游欧杂感》，其中的一段，我觉得很有趣，就照抄在下面：“……有一天我
们到比利时一个乡村里去。许多女人争着来看我的脚。我伸起脚来给伊们看。才平
服伊们好奇的疑窦。一位女人说。‘我们也向来不曾见过中国人。
但从小就听说中国人是有尾巴的（即辫发）。都要讨姨太太的。女人都是小脚。
跑起路来一摇一摆的。如今才明白这话不确实。请原谅我们的错念。’还有一人自
以为熟悉东亚情形的。带着讥笑的态度说。‘中国的军阀如何专横。到处闹的是兵
匪。人民过着地狱的生活。’这种似是而非的话。说了一大堆。我说‘此种传说。
全无根据。’同行的某君。也报以很滑稽的话。‘我看你们那里会知道立国数千年
的大中华民国。等我们革命成功之后。简直要把显微镜来照你们比利时呢。’就此
一笑而散。”
我们的杨女士虽然用她的尊脚征服了比利时女人，为国增光，但也有两点“错
念”。其一，是我们中国人的确有过尾巴（即辫发）的，缠过小脚的，讨过姨太太
的，虽现在也在讨。其二，是杨女士的脚不能代表一切中国女人的脚，正如留学的
女生不能代表一切中国的女性一般。留学生大多数是家里有钱，或由政府派遣，为
的是将来给家族或国家增光，贫穷和受不到教育的女人怎么能同日而语。所以，虽
在现在，其实是缠着小脚，“跑起路来一摇一摆的”女人还不少。
至于困苦，那是用不着多谈，只要看同一的《申报》上，记载着多少“呼吁和
平”的文电，多少募集急赈的广告，多少兵变和绑票的记事，留学外国的少爷小姐
们虽然相隔太远，可以说不知道，但既然能想到用显微镜，难道就不能想到用望远
镜吗？况且又何必用望远镜呢，同一的《杨缦华女士游欧杂感》里就又说：
“……据说使领馆的穷困。不自今日始。不过近几年来。有每况愈下之势。譬
如逢到我国国庆或是重大纪念日。照例须招待外宾。举行盛典。意思是庆祝国运方
兴。
兼之联络各友邦的感情。以前使领馆必备盛宴。款待上宾。到了去年。为馆费
支绌。改行茶会。以目前的形势推测。将后恐怕连茶会都开不成呢。在国际上最讲
究体面的。要算日本国。他们政府行政费的预算。宁可特别节省。惟独于驻外使领
馆的经费。十分充足。单就这一点来比较。我们已相形见拙了。”
使馆和领事馆是代表本国，如杨女士所说，要“庆祝国运方兴”的，而竟有
“每况愈下之势”，孟子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②则人民的过着什么生活，
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小国比利时的女人们究竟是单纯的，终于请求了原谅，假使
她们真“知道立国数千年的大中华民国”的国民，往往有自欺欺人的不治之症，那
可真是没有面子了。
假如这样，又怎么办呢？我想，也还是“就此一笑而散”罢。
※ ※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上海《北斗》第一卷第二期，署名冬
华。
②“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语见《论语·颜渊》，是孔丘弟子有若的话，文
中作“孟子曰”，系误记。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①
一
听说《新月》月刊团体②里的人们在说，现在销路好起来了。这大概是真的，
以我似的交际极少的人，也在两个年青朋友的手里见过第二卷第六七号的合本。顺
便一翻，是争“言论自由”的文字③和小说居多。近尾巴处，则有梁实秋先生的一
篇《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以为“近于死译”。④而“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
就引了我的三段译文，以及在《文艺与批评》⑤的后记里所说：“但因为译者的能
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
仂句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
手这一条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这些话，
细心地在字旁加上圆圈，还在“硬译”两字旁边加上套圈，于是“严正”地下了
“批评”道：“我们‘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是无所得。‘硬译’和‘死译’有
什么分别呢？”
新月社的声明⑦中，虽说并无什么组织，在论文里，也似乎痛恶无产阶级式的
“组织”，“集团”这些话，但其实是有组织的，至少，关于政治的论文，这一本
里都互相“照应”；关于文艺，则这一篇是登在上面的同一批评家所作的《文学是
有阶级性的吗？》的余波。在那一篇里有一段说：“……但是不幸得很，没有一本
这类的书能被我看懂。……最使我感得困难的是文字，……简直读起来比天书还难。……
现在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用中国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写一篇文章告诉我们无产文
学的理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字旁也有圆圈，怕排印麻烦，恕不照画了。总之，
梁先生自认是一切中国人的代表，这些书既为自己所不懂，也就是为一切中国人所
不懂，应该在中国断绝其生命，于是出示曰“此风断不可长”云。
别的“天书”译著者的意见我不能代表，从我个人来看，则事情是不会这样简
单的。第一，梁先生自以为“硬着头皮看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