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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师大校务维持会招了几个新生也去恢复么？我们不免要奇怪那维持会维持的究竟
是谁呢？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3〕这当然要为夏间并不维持女师大而现在
则出而维持“公理”的陈源教授所不解的。我虽然是女师大维持会的一个委员，但
也知道别一种可解的办法——
二十人都往多的一边跑，维持会早该趋奉章士钊！
我也是“四五十岁的人爱说四五岁的孩子话”〔4〕，而且爱学奴才话的，所以
所说的也许是笑话。但是既经说开，索性再说几句罢：要是二百人中有二百另一人
入了女大便怎样？要是维持会员也都入了女大便怎样？要是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
而剩下的一个人偏不要维持便怎样？……
我想这些妙问，大概是无人能答的。这实在问得太离奇，虽是四五岁的孩子也
不至于此，——我们不要小觑了孩子。
人也许能受“某种报纸的催眠”，但也因人而异，“某君”只限于“某种”；
即如我，就决不受《现代评论》或“女大学生某次宣言”的催眠。假如，倘使我看
了《闲话》之后，便抚心自问：“要是二百人中有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便怎样？
……维持会维持的究竟是谁呢？……”那可真要连自己也奇怪起来，立刻对章
士钊的木主〔5〕肃然起敬了。但幸而连陈源教授所据为典要的《女大学生二次宣言》
也还说有二十人，所以我也正不必有什么“杞天之虑”。
记得“公理”时代（可惜这黄金时代竟消失得那么快），不是有人说解散女师
大的是章士钊，女大乃另外设立，所以石驸马大街的校址是不该归还的么？自然，
或者也可以这样说。但我却没有被其催眠，反觉得这道理比满洲人所说的“亡明者
闯贼也，我大清天下，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6〕的话还可笑。从表面上看
起来，满人的话，倒还算顺理成章，不过也只能骗顺民，不能骗遗民和逆民，因为
他们知道此中的底细。我不聪明，本也很可以相信的，然而竟不被骗者，因为幸而
目睹了十四年前的革命，自己又是中国人。
然而“要是”女师大学生竟一百九十九人都入了女大，又怎样呢？其实，“要
是”章士钊再做半年总长，或者他的走狗们作起祟来，宗帽胡同的学生纵不至于
“都入了女大”，但可以被迫胁到只剩一个或不剩一个，也正是意中事。陈源教授
毕竟是“通品”〔7〕，虽是理想也未始没有实现的可能。那么，怎么办呢？我想，
维持。那么，“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想，就用一句《闲话》来答复：“代被群
众专制所压迫者说几句公平话”。
可惜正如“公理”的忽隐忽现一样，“少数”的时价也四季不同的。杨荫榆时
候多数不该“压迫”少数，现在是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了。〔8〕你说多数是不错的么，
可是俄国的多数主义现在也还叫作过激党，为大英，大日本和咱们中华民国的绅士
们所“深恶而痛绝之”。这真要令我莫名其妙。或者“暴民”是虽然多数，也得算
作例外的罢。
“要是”帝国主义者抢去了中国的大部分，只剩了一二省，我们便怎样？别的
都归了强国了，少数的土地，还要维持么？！
明亡以后，一点土地也没有了，却还有窜身海外，志在恢复的人〔9〕。凡这些，
从现在的“通品”看来，大约都是谬种，应该派“在德国手格盗匪数人”〔10〕，
立功海外的英雄刘百昭去剿灭他们的罢。
“要是”真如陈源教授所言，女师大学生只有二十了呢？
但是究竟还有二十人。这足可使在章士钊门下暗作走狗而脸皮还不十分厚的教
授文人学者们愧死！
十二月二十八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国民新报副刊》。
〔2〕女大学生的宣言 即下文的《女大学生二次宣言》，载于一九二五年十二
月二十四日《晨报》。其中说：“女师大学生，原来不满二百人，而转入女大者，
有一百八十人……女师大之在宗帽胡同者，其数不过二十人。”
〔3〕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五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的《闲话》里说：“我们还是受了某种报纸（按指《京报》）的催眠，以为女大的
学生大半是招来的新生，女师大的学生转入女大的很少。今天看到女大学生第二次
宣言，她们说女师大的旧学生不满二百人，却有一百八十人转入女大，让几位外界
名流维持的‘不过二十人’……如此说来，女大和女师大之争，还是这一百八十人
和二十人之争。”接着就是引在这里的“发问”的话。
〔4〕这句话见《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四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陈
西滢所作《闲话》：“四五十岁的人爱说四五岁的孩子话，那自然是各人的自由。”
〔5〕木主 也叫神主，写有死者姓名当作供奉神位的木牌。因为那时章士钊已
卸去教育总长职，所以这里用这个词。
〔6〕这是清初摄政王多尔袞致明臣史可法信中的话，原作：“国家（按指清朝）
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
〔7〕“通品” 这是章士钊称赞陈西滢的话。参看本卷第5页注〔4〕。
〔8〕陈西滢在《闲话》里谈到多数与少数的问题时，常表示反对多数的意见。
如《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二十九期（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关于五卅惨案的
《闲话》说：“我向来就不信多数人的意思总是对的。我可以说多数人的意思是常
常错的。”在同卷第四十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的《闲话》里，他又把“多
数”说成是“群众专制”。但当女子大学学生不愿退出女师大原址而发生纷争时，
他却又说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了。
〔9〕指明亡以后坚持抗清的郑成功（1624—1662）、张煌言（1620—1664）、
朱之瑜（1600—1682）等人。
〔10〕“在德国手格盗匪数人”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日，刘百昭至女师大校
址筹设女子大学，与女师大学生发生冲突，他在当日给章士钊的呈文中诬蔑学生说：
“有三四暴生。迁怒百昭为解散女师大之主使者。即实行哄拉百昭出校。当谓男女
授受不亲。诸生不得如此无礼。而诸生不顾。仍哄拉如故。……同时有男子二十余
人前来。……
当持各校沪案后援会名片。请百昭往会客厅谈话。……有数男子拍案叫骂。势
将动武。百昭正色。告以……本人稍娴武术。在德时曾徒手格退盗贼多人。诸君若
以武力相加。则本人势必自卫。该男女等恃其人众。仍欲合围丛击。”
。。
不是信〔1〕
一个朋友忽然寄给我一张《晨报副刊》，我就觉得有些特别，因为他是知道我
懒得看这种东西的。但既然特别寄来了，姑且看题目罢：《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
者们》。署名是：志摩。哈哈，这是寄来和我开玩笑的，我想；赶紧翻转，便是几
封信，这寄那，那寄这，看了几行，才知道似乎还是什么“闲话……闲话”问题
〔2〕。这问题我仅知道一点儿，就是曾在新潮社〔3〕看见陈源教授即西滢先生的
信〔4〕，说及我“捏造的事实，传布的‘流言’，本来已经说不胜说”。不禁好笑；
人就苦于不能将自己的灵魂砍成酱，因此能有记忆，也因此而有感慨或滑稽。记得
首先根据了“流言”，来判决杨荫榆事件即女师大风潮的，正是这位西滢先生，那
大文便登在去年五月三十日发行的《现代评论》上。我不该生长“某籍”又在“某
系”教书，所以也被归入“暗中挑剔风潮”〔5〕者之列，虽然他说还不相信，不过
觉得可惜。在这里声明一句罢，以免读者的误解：“某系”云者，大约是指国文系，
不是说研究系。
那时我见了“流言”字样，曾经很愤然，立刻加以驳正，虽然也很自愧没有
“十年读书十年养气的工夫”〔6〕。不料过了半年，这些“流言”却变成由我传布
的了，自造自己的“流言”，这真是自己掘坑埋自己，不必说聪明人，便是傻子也
想不通。倘说这回的所谓“流言”，并非关于“某籍某系”的，乃是关于不信“流
言”的陈源教授的了，则我实在不知道陈教授有怎样的被捏造的事实和流言在社会
上传布。说起来惭愧煞人，我不赴宴会，很少往来，也不奔走，也不结什么文艺学
术的社团，实在最不合式于做捏造事实和传布流言的枢纽。只是弄弄笔墨是在所不
免的，但也不肯以流言为根据，故意给它传布开来，虽然偶有些“耳食之言”〔7〕，
又大抵是无关大体的事；要是错了，即使月久年深，也决不惜追加订正，例如对于
汪原放先生“已作古人”一案〔8〕，其间竟隔了几乎有两年。——但这自然是只对
于看过《热风》的读者说的。
这几天，我的“捏……言”罪案，仿佛只等于昙花一现了，《一束通信》的主
要部分中，似乎也承情没有将我“流”进去，不过在后屁股的《西滢致志摩》是附
带的对我的专论，虽然并非一案，却因为亲属关系而灭族，或文字狱的株连一般。
灭族呀，株连呀，又有点“刑名师爷”〔9〕口吻了，其实这是事实，法家不过给他
起了一个名，所谓“正人君子”是不肯说的，虽然不妨这样做。此外如甲对乙先用
流言，后来却说乙制造流言这一类事，“刑名师爷”的笔下就简括到只有两个字：
“反噬”。呜呼，这实在形容得痛快淋漓。然而古语说，“察见渊鱼者不祥”〔10〕，
所以“刑名师爷”总没有好结果，这是我早经知道的。
我猜想那位寄给我《晨报副刊》的朋友的意思了：来刺激我，讥讽我，通知我
的，还是要我也说几句话呢？终于不得而知。好，好在现在正须还笔债，就用这一
点事来搪塞一通罢，说话最方便的题目是《鲁迅致bb》，既非根据学理和事实〔11〕
的论文，也不是“笑吟吟”的天才的讽刺〔12〕，不过是私人通信而已，自己何尝
愿意发表；无论怎么说，粪坑也好，毛厕〔13〕也好，决定与“人气”〔14〕无关。
即不然，也是因为生气发热〔15〕，被别人逼成的，正如别的副刊将被《晨报副刊》
“逼死”〔16〕一样。我的镜子真可恨，照出来的总是要使陈源教授呕吐的东西，
但若以赵子昂〔17〕——“是不是他？”——画马为例，自然恐怕正是我自己。自
己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不过总得替bb想一想。现在不是要谈到《西滢致志摩》么，
那可是极其危险的事，一不小心就要跌入“泥潭中”，遇到“悻悻的狗”〔18〕，
暂时再也看不见“笑吟吟”。至少，一关涉陈源两个字，你总不免要被公理家认为
“某籍”，“某系”，“某党”，“喽罗”，“重女轻男”〔19〕……等；而且还
得小心记住，倘有人说过他是文士，是法兰斯，你便万不可再用“文士”或“法兰
斯”〔20〕字样，否则，——自然，当然又有“某籍”……等等的嫌疑了，我何必
如此陷害无辜，《鲁迅致bb》决计不用，所以一直写到这里，还没有题目，且待写
下去看罢。
我先前不是刚说我没有“捏造事实”么？那封信里举的却有。说是我说他“同
杨荫榆女士有亲戚朋友的关系，并且吃了她许多的酒饭”了，其实都不对。杨荫榆
女士的善于请酒，我说过的，或者别人也说过，并且偶见于新闻上。现在的有些公
论家，自以为中立，其实却偏，或者和事主倒有亲戚，朋友，同学，同乡，……等
等关系，甚至于叨光了酒饭，我也说过的。这不是明明白白的么，报社收津贴，连
同业中也互讦过，但大家仍都自称为公论。至于陈教授和杨女士是亲戚而且吃了酒
饭，那是陈教授自己连结起来的，我没有说曾经吃酒饭，也不能保证未曾吃酒饭，
没有说他们是亲戚，也不能保证他们不是亲戚，大概不过是同乡罢，但只要不是
“某籍”，同乡有什么要紧呢。绍兴有“刑名师爷”，绍兴人便都是“刑名师爷”
的例，是只适用于绍兴的人们的。
我有时泛论一般现状，而无意中触着了别人的伤疤，实在是非常抱歉的事。但
这也是没法补救，除非我真去读书养气，一共廿年，被人们骗得老死牖下；或者自
己甘心倒掉；或者遭了阴谋。即如上文虽然说明了他们是亲戚并不是我说的话，但
因为列举的名词太多了，“同乡”两字，也足以招人“生气”，只要看自己愤然于
“流言”中的“某籍”两字，就可想而知。照此看来，这一回的说“叭儿狗”〔21〕
（《莽原半月刊》第一期），怕又有人猜想我是指着他自己，在那里“悻悻”了。
其实我不过是泛论，说社会上有神似这个东西的人，因此多说些它的主人：阔人，
太监，太太，小姐。本以为这足见我是泛论了，名人们现在那里还有肯跟太监的呢，
但是有些人怕仍要忽略了这一层，各各认定了其中的主人之一，而以“叭儿狗”自
命。时势实在艰难，我似乎只有专讲上帝，才可以免于危险，而这事又非我所长。
但是，倘使所有的只是暴戾之气，还是让它尽量发出来罢，“一群悻悻的狗”，在
后面也好，在对面也好。我也知道将什么之气都放在心里，脸上笔下却全都“笑吟
吟”，是极其好看的；可是掘不得，小小的挖一个洞，便什么之气都出来了。但其
实这倒是真面目。
第二种罪案是“近一些的一个例”，陈教授曾“泛论图书馆的重要”，“说孤
桐先生在他未下台以前发表的两篇文章里，这一层‘他似乎没看到’。”我却轻轻
地改为“听说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这一节，曾经发表过文章，然而下台了，很可惜”
了。而且还问道：“你看见吗，那刀笔吏〔22〕的笔尖？”“刀笔吏”是不会有漏
洞的，我却与陈教授的原文不合，所以成了罪案，或者也就不成其为“刀笔吏”了
罢。《现代评论》早已不见，全文无从查考，现在就据这一回的话，敬谨改正，为
“据说孤桐先生在未下台以前发表的文章里竟也没想到；现在又下了台，目前无法
补救了，很可惜”罢。这里附带地声明，我的文字中，大概是用别人的原文用引号，
举大意用“据说”，述听来的类似“流言”的用“听说”，和《晨报》大将文例不
相同。
第三种罪案是关于我说“北大教授兼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
四光”的事，据说已告了一年的假，假期内不支薪，副馆长的月薪又不过二百五十
元。别一张《晨副》上又有本人的声明，话也差不多，不过说月薪确有五百元，只
是他“只拿二百五十元”，其余的“捐予图书馆购买某种书籍”了。此外还给我许
多忠告，这使我非常感谢，但愿意奉还“文士”的称号〔23〕，我是不属于这一类
的。只是我以为告假和辞职不同，无论支薪与否，教授也仍然是教授，这是不待
“刀笔吏”才能知道的。至于图书馆的月薪，我确信李教授（或副馆长）现在每月
“只拿二百五十元”的现钱，是美国那面的；中国这面的一半，真说不定要拖欠到
什么时候才有。但欠帐究竟也是钱，别人的兼差，大抵多是欠帐，连一半现钱也没
有，可是早成了有些论客的口实了，虽然其缺点是在不肯及早捐出去。我想，如果
此后每月必发，而以学校欠薪作比例，中国的一半是明年的正月间会有的，倘以教
育部欠俸作比例，则须十七年正月间才有，那时购买书籍来，我一定就更正，只要
我还在做“官僚”，因为这容易得知，我也自信还有这样的记性，不至于今年忘了
去年事。但是，倘若又被章士钊们革掉，那就莫明其妙，更正的事也只好作罢了。
可是我所说的职衔和钱数，在今日却是事实。
第四种的罪案是……。陈源教授说，“好了，不举例了。”
为什么呢？大约是因为“本来已经说不胜说”，或者是在矫正“打笔墨官司的
时候，谁写得多，骂得下流，捏造得新奇就是谁的理由大”的恶习之故罢，所以就
用三个例来概其全般，正如中国戏上用四个兵卒来象征十万大军一样。此后，就可
以结束，漫骂——“正人君子”一定另有名称，但我不知道，只好暂用这加于“下
流”人等的行为上的话——了。原文很可以做“正人君子”的真相的标本，删之可
惜，扯下来粘在后面罢——
“有人同我说，鲁迅先生缺乏的是一面大镜子，所以永远见不到他的尊容。我
说他说错了。鲁迅先生的所以这样，正因为他有了一面大镜子。你听见过赵子昂—
—是不是他？——画马的故事罢？他要画一个姿势，就对镜伏地做出那个姿势来。
鲁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对了他的大镜子写的，没有一句骂人的话不能应用在他自己的
身上。要是你不信，我可以同你打一个赌。”
这一段意思很了然，犹言我写马则自己就是马，写狗自己就是狗，说别人的缺
点就是自己的缺点，写法兰斯自己就是法兰斯，说“臭毛厕”自己就是臭毛厕，说
别人和杨荫榆女士同乡，就是自己和她同乡。赵子昂也实在可笑，要画马，看看真
马就够了，何必定作畜生的姿势；他终于还是人，并不沦入马类，总算是侥幸的。
不过赵子昂也是“某籍”，所以这也许还是一种“流言”，或自造，或那时的“正
人君子”所造都说不定。这只能看作一种无稽之谈。倘若陈源教授似的信以为真，
自己也照样做，则写法兰斯的时候坐下做一个法姿势，讲“孤桐先生”的时候立起
作一个孤姿势，倒还堂哉皇哉；可是讲“粪车”〔24〕也就得伏地变成粪车，说
“毛厕”即须翻身充当便所，未免连臭架子也有些失掉罢，虽然肚子里本来满是这
样的货色。
“不是有一次一个报馆访员称我们为‘文士’吗？鲁迅先生为了那名字几乎笑
掉了牙。可是后来某报天天鼓吹他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