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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美国的妇人》载《新青年》第5卷第3号；《论贞操问题》，载《新青年》第6卷第4号；《论女子为强暴所污》系书信，当时未发表。后来三篇一并收入《胡适文存》卷四。（三版注）
⑥ 《我的儿子》一诗，原载《每周评论》第33号，“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打孔家店（3）
一句，原作“这是我所期望于你”；后收入《尝试集》1920年3月初版，1922年10月增订4版全诗删。
⑦ 《汪长禄致适之先生》及胡适的《再论“我的儿子”》，均载《每周评论》第35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改题《“我的儿子”》，中收“汪长禄先生来信”和“我答汪先生的信”。⑧ 近年有人认为，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是批判“胡适鼓吹的实用主义的‘顺应社会’的谬论”，并且“明确地与胡适划清了界限”。（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2辑所载《鲁迅与进化论》。）这种说法似乎不切合鲁迅文章及当时鲁迅与胡适关系的实际情形。不仅鲁迅此文所攻击的对象，正面主张父母于子女无恩，只有抚养教育的责任，多与胡适文章相近或相同；即所引的材料，如孔融的话，易卜生《群鬼》剧中阿尔文的话，等等，也都相同。自然，我们读鲁迅的文章，感到他博大的襟怀，非胡适所能及；但胡适的文章发表在先，对同在《新青年》团体的鲁迅也大概不无影响罢。见到鲁迅文章中一个“实用主义”（分明说的是“数年前”的），就贸然肯定是批判胡适，而且是“明确地划清了界限”，似乎根据太不够了。
⑨ 据《胡适的日记》，1921年5月23日：“又陵来谈，他把他的《爱智庐文录》二卷的抄本给我看，要我做序。他是近年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人，《文录》中这一类的文章最多。我允为作一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上册，第63页。
⑩ 见《吴虞文录序》，原载1921年6月21日《晨报》副刊，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
吴虞的文集，原抄录本称《爱智庐文录》，1921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时，仿《胡适文存》例，改题《吴虞文录》，有胡适之序。
见1924年5月2日《晨报副镌》第95号所载《吴虞先生的来信》。
何键的“佳电”，是1935年2月9日致广东当局的电报。原载同年2月14日香港《循环日报》；《独立评论》第149号所刊胡适的《杂碎录》转载。实在是一篇尊孔卫道的妙文，特录其全文如下：
顷读余子敬诸先生《孔子教化与最近二十年的关系之窥测》一文，深切严明，狂澜砥柱，敬佩曷既！孔子集列圣之大成，数千年来，礼教人伦，诗书典则，赖以不坠，教化所被，如日月丽天，无远弗届，有识同钦。虽后儒穿凿附会，学昧本源，究无损于大道之光明。自胡适之倡导所谓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煽惑无知青年，而共产党乘之，毁纲灭纪，率兽食人，民族美德，始扫地荡尽。
我政府惩前毖后，近特隆重礼孔，用端趋向。举国上下，莫不翕然景从。独胡氏惧其新文化领袖头衔不保，复于《独立评论》撰文，极词丑诋，公然为共匪张目，谓其慷慨献身，超越岳飞文天祥及东林诸君子之上。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可胜浩叹！据闻胡氏生平言论矛盾，教他人以废弃文言，而其子弟，仍然读经。如果属实，则居心更不堪问。键身膺剿匪重任，深恐邪说披猖，动摇国本，故敢略抒所感，以为同声之应。甚愿二三卫道君子，扶持正义，转移劫运，无任祷企。何键叩，佳印。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教“中国哲学史”（1）
打孔家店，倡新文化，在当时有《新青年》团体结成阵线，因而声势不凡，影响及于全国。而要在北京大学的讲台上站住脚根，却全靠每个人的学问本事。
胡适1917年到北京大学，9月开学后，即教授“中国哲学史”及“英国文学”等几门功课，开始自编“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原来北大教中国哲学史的，是一位陈姓的老先生。他是一位博洽的学者，课堂上旁征博引，资料很丰富，但十分守旧。他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有的学生问他，照这样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回答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这就是当年教授讲课的风气。
现在，一个新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二十几岁的青年人，要在北大教课，而且教中国哲学史这样的重头课，能行吗？学生们有些怀疑，守旧的学生说“胡适胆大脸厚”；教师中间就更不待讲，有的干脆等着看胡适的笑话。
果然，讲义一发下来，名称是“中国哲学史大纲”，那位陈老先生看了，便笑不可抑地对学生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其实这位陈老先生倒是真的不通，哲学史是史，怎么会是“哲学的大纲”呢？①胡适开始讲课了。当年听课的学生顾颉刚记述道：
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
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②
不以为然的学生，在私下纷纷议论，说胡适居然大胆，想绞断中国哲学史，简直是“思想造反”！他们想，赶走他罢，但又拿不定把握。于是，去找当时在同学中颇有声望的傅斯年，请他来听胡适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傅斯年来听了几次，听出了一点门道，就对同学们说：
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③
傅君几句话，果然保护胡适过了关。
那么，胡适教中国哲学史，走的“这一条路”是什么样的路呢？他走的是一条新路，一条开拓性的新路。原来教这门课的教授们，都基本上没有超出传统哲学史家的范围。从三皇五帝讲起，大量的经典注疏，一半神话一半政史的资料，漫无际涯，使学生如堕五里雾中，看不清道路，摸不着头绪。胡适第一次运用近代西方的科学方法，删去那些神话传说的三皇五帝，直从老子孔子讲起，并尽力找出中国古代哲学家著作思想的一点系统，及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些线索。因此，他教的课，发的讲义，都让学生耳目一新。当年北大哲学系三年级学生，现今已是著名哲学史学者的冯友兰老先生，最近回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并评价说：
这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当时我们正陷入毫无边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见周公。见了这个手段，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④
于是，选修胡适功课的学生渐渐多起来了；北大学生之外，其他大学的学生也多来旁听。后来竟改在第一院的大教室里上课了。
教完一年的课，《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讲义也编印出来了。这是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加以增改扩充而成。全书共12篇，10余万字。1918年7月，经过整理；8月，蔡元培先生为作序；1919年2月，便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
胡适的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面，甚至在各种专史以至通史的研究方面，都可以说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书，一部划时代的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积极成果。⑤蔡元培先生在序文中说：
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
蔡先生给胡适这部著作以很高的评价，指出它有四种特长：第一是证明的方法，即是说他的《大纲》用汉学家的方法，考实哲学家生存的时代，遗著的真伪，及所用的辩证的方法，“为后来学者开无数法门”。第二是扼要的手段，即是所谓“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即摒除正统与非正统的观念，既不是儒非墨，也不是墨非儒，而认为“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是很平等的”。第四是系统的方法，即是用发展的观点，系统的方法，研究哲学流派，使其“一一显出变迁的痕迹”，“递次演进的脉络”。
不久，在《答林君琴南函》里，蔡先生又说：
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⑦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教“中国哲学史”（2）
蔡元培这样高度赞扬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当时学术界的情况来看，决非溢美之辞。而蔡氏以前清翰林出身和北大校长的地位，对胡适著作的这种热情肯定和赞扬，无疑是对胡适的极大支持，也是对学术界新思想和新成果的极大支持。
据冯友兰先生回忆，胡适的这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当时看来，还有很特别的一点：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无论有没有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用注释古代经典的形式表达出来，所以都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胡适的这部书，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这表明，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五四时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这也是五四时代的革命精神在无意中的流露。⑧
蔡元培、冯友兰两位先生的见解，自然都很有道理。除此之外，我认为《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有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本书全用白话”，并采用新式的“句读符号和他种文字符号”，即新式标点符号。这在我国学术史上，应该说是一个创举。⑨当时又正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守旧的人们以为，提倡白话者，大约都是不会写文言文，不能读古书的人，故要借白话以藏拙。不料《中国哲学史大纲》竟全用白话和新式标点，提倡白话的胡适竟能读古书，而且“了解古书的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这不啻是对守旧派国故家们的一种示威，增强了白话文运动的声势。
《中国哲学史大纲》一出版，便不胫而走，轰动一时，不过两月就再版了。随着这部书的问世，胡适真是“暴得大名”，不仅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站稳了脚根，而且在中国学术史上也占得了一个位置。
年轻的胡适教授，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于是也更大了。1918年12月3日，北大学生成立“新潮社”，便约请胡适为顾问。第二年1月，即刊出《新潮》杂志，成为《新青年》的一个得力助手。新潮社的主干，便是前面提到的傅斯年。
他原来也是“黄门侍郎”，即是守旧的国故大师黄侃（季刚）先生的得意门生。胡适也承认他学问根柢不错。后来傅氏倾向于新思潮，到1919年，便完全转变到新文化阵营一边来了。当时陈独秀还有些怀疑，曾向周作人说：“他们可不是派来做细作的么？”后来的事实证明，不仅不是“细作”，而且正说明新文化及倡导者们的思想、学问、文章，对有志青年的巨大吸引力，且为新文化营垒增添了一批年轻有为的生力军。⑩傅斯年从那时起，便投效胡适门下。1920年初，便因胡适之力，官费出洋，留学于英国伦敦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得到了深造的机会。傅斯年到英国后，曾给胡适写信，中说：
先生自提倡白话文以来，事业之成就，自别人看之实在可惊，然若自己觉得可惊，则人之天性，本是以成就而自喜，以自喜而忽于未来之大业。所以兴致高与思想深每每为敌。人性最宜于因迫而进，而惯怠于实至名归之时。……我在北大期中，以受先生之影响最多，因此感极，所念甚多。愿先生终成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盼望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
这样的直言规谏，也可以见出他们师生相契，真成了莫逆的朋友。
后来，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一班人，在政治见解与学术思想上都追踪胡氏，亦步亦趋，是所谓“胡适派系”的中坚；又终于都在大陆解放前夕，逃亡海外，埋骨在台湾孤岛上。这都不是偶然的，然而是后话了。
① 参看冯友兰著《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12月1版，第200页。
②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北京朴社1926年9月再版，第36页。
③ 见胡适1952年12月20日在傅斯年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载《胡适言论集》甲编，台北华国出版社1953年4月版，第95～96页。他在这次讲话中，还充满感情地说道：
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④ 同注①第215页。
⑤ 1978年以来，笔者曾经在一些学术会议上，谈到胡适的贡献及其历史地位的问题，肯定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用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来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第一本著作，筚路蓝缕，与《白话文学史》同样具有开创的意义；而在今天看来，又同样难免幼稚之处，并且同样是未完待续的“半部书”。
近年读到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自序》，其中评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也说：
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面，出版了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那就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胡适于1917年到北京大学，暑假后开学，他就担任了哲学系一年级的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当时印发讲义，到1919年2月，就正式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这部书前面有蔡元培写的一篇序。（中略）蔡元培给这部书以这样高的评价，就当时学术界的水平来说，并非溢美。（第213～214页）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教“中国哲学史”（3）
冯先生是我国哲学界的著名学者，他如此批评，使笔者得了一个有力的支持。冯先生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有许多精辟的分析与评论，读者可参看《三松堂自序》第213～217页。
⑥蔡元培《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见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2月版，卷首。现收入《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9月1版，第187～189页。
⑦蔡元培《答林君琴南函》，作于1919年3月18日，载同年3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第338号；3月18日及4月1日《公言报》；《新潮》杂志第1卷第4期，1919年4月1日出版。现收入《蔡元培全集》第3卷，此处引文见第271页。
⑧同注①第215～216页。
⑨胡适之前，有梁启超先生用“新文体”写作政论和学术文章，但那只是浅近文言，或介乎文言与白话之间的改良体。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才是正式用白话和新式标点写作的第一部学术著作。
1918年7月15日，胡适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凡例”，共四条。第三条说“本书全用白话，但引用古书，还用原文”。第四条是“本书所用的句读符号和他种文字符号，列表如下”。共列符号12种，并有说明及例句，基本上与今日所用的标点符号无大的差别了。
⑩参看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二八 每周评论（上）”。
《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106页。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赞扬毛泽东和孙中山（1）
五四运动，开始是青年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6月3日以后，上海工人罢工，商界罢市，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发展成为中国各阶层人民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运动。
经过这场政治运动的推进，新文化统一战线迅速扩展，新文化运动的声势更加壮大。新的社团，新的报刊，不断涌现。胡适曾经在《每周评论》上兴高采烈地介绍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广州，东从上海苏州，西至四川，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类新派的报纸。……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①
《湘江评论》，是毛泽东所创办的著名刊物。1919年7月14日创刊。它与上海的《星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一样，都是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影响下办起来的。不仅形式上完全仿照《每周评论》；在宣传新思想，抨击黑暗方面，也取一致态度。所以胡适称它们是《每周评论》的“小兄弟”。《湘江评论》虽然只出了五期，就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没收了，但影响所及，成了五四时期全国著名的周刊之一。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经崇拜过康有为和梁启超。到长沙以后，读了《新青年》，就转而钦佩胡适和陈独秀了。他曾回忆说：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②
1918年9月，毛泽东来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过助理员，见过陈独秀，很受他思想的影响；也去拜访过胡适，希望胡适能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③1919年5月，毛泽东回到湖南，就领导学生运动，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了《湘江评论》。毛泽东回湖南以后，曾经给胡适写过几封信，现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