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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外艳遇，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拒绝人家的好意，不是太不识趣吗？但是我们那里知道胡先生是还另有一番苦衷。（中叙胡适已订婚事，略）……所以把陈女士“负责”介绍给“他的朋友”任叔永了。
任叔永与陈衡哲读了这篇文章，很生气，拿了去找胡适；胡适读了也很生气，便写了一封信给《十日谈》编辑先生，提出抗议，并要求“向原文中被攻讦诬枉的各人负责道歉”。胡适的这封信，是8月13日写的，信稿草就以后，又送给任陈二位看过，经研究并“添注”了意见，再送回胡适“亲笔抄写”过，又送任陈“再读一遍”，方才寄出，载《十日谈》第39期（1934年8月30日出版）。信中批驳“象恭”文章，第三项说：
（三）“象恭”君此文中最荒谬的，是说陈女士曾要求与我“结为永久伴侣”，我拒绝了，然后把她介绍给任君。事实上是，在留学时代，我与陈女士虽然只见过一面，但通信是很多的。我对她当然有一种很深的和沌洁的敬爱，使我十分重视我们的友谊。但我们从来没有谈到婚姻的问题。这是因为，第一，我们那时都在青年的理想时代，谁都不把结婚看作一件重要的事；第二，当时一班朋友都知道陈女士是主张不婚主义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去碰钉子。她与任君相识最久，相知最深，但他们也没有婚姻之约。直到任君于1919年第二次到美国，陈女士感他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方才抛弃了她的不婚主义，和他订婚。
《十日谈》虽然登载了《胡适之来函抗议》的信，在“编者案”中也向任、陈、胡三人“告罪”了，但断然否认有“恶意的挑拨与攻讦”，而且用“没有这种事实，也是可能的”这样含胡语气，言外之意，好像仍不能信其无。以后，关于胡适与陈衡哲的故事，便成为文坛好事者传说猜测的一件“疑案”。
陈衡哲（1893—1976），笔名莎菲，江苏武进人，留美攻历史，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四川大学教授。著有《西洋史》、《文艺复兴小史》、《小雨点》、《衡哲散文集》等。
⑤ 《藏晖室札记》卷四“三二 题室中读书图寄禹臣近仁冬秀”（1914年6月6日），上海亚东版，第249页。
⑥ 《藏晖室札记》卷四“三三 得家中照片题诗”（1914年6月6日）。上海亚东版，第249～250页。此诗又载《留美学生年报》第三年（民元号）“新大陆诗选”
栏，题为“出门一首”。
赵女瑟，秦人缶，事见汉杨恽《报孙会宗书》：“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呼呜呜。”后世借以写田家之乐。
⑦ 见《尝试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3月初版；所引为该诗第3节。（三版注）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娶了一位小脚夫人（5）
⑧《藏晖室札记》卷七“四三 择耦之道”（1914年11月22日），上海亚东版，第471～472页。
⑨《藏晖室札记》卷五“三 勉冬秀”（1914年7月8日），上海亚东版，第290页。
⑩见《胡适的日记》1921年8月30日。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第1版，上册，第199～201页。
《新婚杂诗》共五首，原载《新青年》第4卷第4号，后收入《尝试集》初版；
1922年10月增订四版删去第二至五首。此处所录是第四首。
此诗初录入1918年1月12日致钱玄同信，原注云：“墓上有碑‘明采薇子之墓’。此人清初来吾乡，不言姓名，自称‘采薇子’，遗墨颇多，洪杨乱后多散失。
”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上册，第10～11页。
关于“采薇子”，《绩溪县志》有传，见“人物志？流寓”，可以参看。
胡适1918年5月2日致胡近仁信。原信存绩溪上庄胡近仁的孙辈手中，石原皋先生曾抄出，附录在所撰《闲话胡适》中，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1版，第15～16页。
同注⑩。
《藏晖室札记》卷七“二二 ‘容忍迁就’与‘各行其是’”（1914年11月3日）。上海亚东版，第443页。
《论贞操问题——答蓝志先》，见《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卷四，第81页。（此下皆三版注）
见《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1版，所收《尝试后集》未收诗稿，1923年1月1日作。
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12月初版，第4册，1923年10月3日。该日记1923年5月至8月多有关于与曹声书信往还及诗作日记；9月9日起至11月4日的《山中日记》及《山中杂记》中，均有关于与曹声（小名“娟”）共同生活的记载及有关诗作，可以参看。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4册，1940年2月25日有如下一段记载：
吴健雄女士来信，友人传来消息，声到峨眉山去做尼姑了。这话使我感伤。声去年旧历七夕寄一词云：
孤啼孤啼，倩君西去，为我殷勤传意。道她末路病呻吟，没有半点生存话计。
忘名忘利，弃家弃职，来到峨眉佛地。慈悲菩萨有心留，却又被恩情牵系。
此外无一字，亦无住址，故我不能回信。邮印有“西川，万年寺，新开寺”八个字可认。
《秘魔崖月夜》（诗），见《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台北商务版所收《尝试后集》。1923年12月22日作，所引为该诗最后二行。
石原皋：《闲话胡适》，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49页。该书第39页，作者又记江冬秀为胡适与曹声的关系，“经常同胡适吵闹，有一次大吵大闹，她拿起裁纸刀向胡适的脸上掷去，幸未掷中，我将他俩拉开，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参看胡适《致傅斯年》（1928年7月14日）和《致朱家骅？傅斯年》（1928年10月23日），均载《国立中山大学日报》第311期灵作《胡适来校之期》一文中。
《胡适致江冬秀函》（1939年9月21日），见《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所载《胡适家书选》。
关于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有的学者称之为“民国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奇”就奇在一位新人物与一位“小脚太太”的结合。其实这是“五四”时代相当普遍的现象。在新文化的许多先驱者中，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朱自清、徐志摩以及梁宗岱等，都是旧式婚姻，夫人也都一致小脚，胡适仅是其中一例而已。然而他们各自情况也并非完全相同，有的包办婚姻“碰得不坏”，和睦幸福，同偕到老；有的反抗挣扎，追求自由爱情和婚姻。这两类情况似乎比较少有。第三类占多数，是在忍受包办婚姻的同时，内心充满矛盾，行动上多有挣扎以致反抗，自然挣扎与反抗的程度也各不相同。胡适实际上属于这第三类。他与江冬秀的婚姻，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十分幸福”，并非是“和和平平40年”，“始终一对好姻缘”。在他们白首相依的40年间，实在是充满了甜酸苦辣。笔者著有《胡适？江冬秀》一书（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作了较为全面的叙评，可以参看。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打孔家店（1）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是影响最长远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思想学说，直至今天仍值得人们去研究。我们不准备在这一节里做关于孔子的专论，只想指出，长期以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几经加工改造，被专制统治阶级用作麻痹和禁锢人民思想的工具，孔丘也被统治者们捧为至高无上的“圣人”，成了愚弄和欺骗人民的偶像。民元革命以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仍都抬出孔丘来做招牌，提倡“历代民贼所利用之孔教”（陈独秀语）。1916年，康有为公然上书北洋政府，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并列入宪法。因此，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新青年》，不得不对孔子和儒家学说进行重新评估，“打孔家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战斗内容。新文化的先驱者们“打孔家店”，并“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①他们完全是为了反对宗法专制，维护民主共和，打破以孔孟儒家之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束缚与蔽锢，解放人们的思想，是从中华民族的现实危机和发展需要所作出的选择与评估，表现的是对孔教和传统“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科学理性精神。因而反孔与尊孔成了新旧文化斗争的一个焦点。
易白沙一马当先，在《新青年》上发表《孔子平议》，指出孔子学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原只是“九家之一”，到汉武帝时才定于一尊，后来又为历代君王所利用，为“独夫民贼作百世之傀儡”，其原因即在于“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②陈独秀也连续推出《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复辟与尊孔》等一系列文章，重炮猛轰孔教与孔学。陈氏着重阐述的，是“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并且指出：
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③
此外，还有吴虞、李大钊、鲁迅等许多人，也相继投入战斗，抨击宗法礼教和孔孟之道，展开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广泛最深入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胡适小时候，也拜过孔夫子，是孔孟儒家的一个虔诚小信徒。留美期间，他受了西方民主新思潮的启迪，对孔圣人已经不那么盲目崇敬了，并且嘲笑过袁大总统尊孔祭圣的丑剧。回国以后，置身在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中，受了《新青年》同人反孔斗争的激励，便也一反少年时代的尊孔崇儒，而以打孔家店的战士姿态，出现在新文化的战阵上。
胡适攻击孔教，矛头首先指向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旧伦理旧道德，批判专制主义的“节烈”和“孝道”。当年的中国，帝制颠覆不久，所谓“三纲五常”一套宗法伦理道德，仍紧紧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贞节牌坊”和“孝子牌坊”仍到处可见。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共和政府，居然在正式颁布的《褒扬条例》中，明文规定表彰“节烈”的条款。民国治下，寡妇守节，烈女殉夫的怪事，屡见不鲜。1918年7月，胡适发表《贞操问题》一文，④即披露了报纸上宣扬的两起这样的怪事。一起是北京《中华新报》登的《会葬唐烈妇记》。文章说唐烈妇在丈夫死后，自杀过九次，经过“灰水，钱卤，投河，雉经（按，即上吊）者五，前后绝食者三；又益之以砒霜”，方才做成烈妇。更奇怪的是，那文章还写到一个姓俞的女子，年方19，尚未出嫁，未婚夫就死了，她竟也寻死觅活，绝食七日，被家人劝着吃了稀粥，但还表示要服丧守节三年，然后再自杀，非做烈女不可！而此文的作者还说，三年有一千零八十多天，如果俞家防范严，俞氏女找不到自杀机会，“可奈何？”为了维持风化，作者竟忍心害理的巴望那位唐烈妇的阴魂显灵，来帮助俞氏女赶快死了，“岂不甚幸”！胡适叙说到此，严厉斥责说：“这种议论简直是全无心肝的贞操论”！
另一起是上海报载的“陈烈女殉夫”的事。说家住上海的陈宛珍，年17，许配给王菁士，尚未过门，连未婚夫的面也没见过。王病死后三时，陈氏女便也服毒自尽，做了烈女。这已经很愚昧了，而过了两天，上海县知事竟给江苏省长送一个“呈文”，请予褒扬。此种妙文，今日的青年万难见到的了，故节略奇文，以供赏析：
呈为陈烈女行实可风，造册具书证明，请予按例褒扬事。……（事实略）知事复查无异。除先给予“贞烈可风”匾额，以资旌表外，谨援《褒扬条例》之规定，造具清册，并附证明书，连同褒扬费，一并备文呈送，仰祈鉴核，俯赐咨行内务部，将陈烈女按例褒扬，实为德便。
这与前清封建时代完全一模一样，由官府提倡，有法律“条例”规定，奖励少女少妇自杀。用近世人道主义的眼光看来，这“都是野蛮残忍的法律，这种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地位”。胡适在文章中指出：
我以为我们今日若要作具体的贞操论，第一步就该反对这种忍心害理的烈女论，要渐渐养成一种舆论，不但永远不把这种行为看作“猗欤盛矣”可旌表褒扬的事，还要公认这是不合人情，不合天理的罪恶；还要公认劝人做烈女，罪等于故意杀人。
对“节烈”的攻击，可算是抓住本质，冲击了要害。胡适还写有《美国的妇人》、《论贞操问题》、《论女子为强暴所污》等几篇文章，⑤也批判“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理学谬论及“良妻贤母”主义，宣传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在当时都颇有影响。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打孔家店（2）
1919年3月16日，胡适的夫人江冬秀生下一个男孩。胡适做了父亲，喜不自胜，为儿子取名“祖望”，行名“思祖”，包含着胡适对逝世不久的母亲的一片孝心与纪念。到了7月，却又以“我的儿子”为题，写了一首白话诗，抨击“孝道”；登在《每周评论》上，诗末写着他对儿子的教训道：
将来你长大时，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⑥
诗一登出，有位叫汪长禄的看了很不高兴，他认为“儿子孝顺父母，也是做人的一种信条”，因此写信责问胡适，为什么“一定要把‘孝’字驱逐出境”？胡适便写了《再论“我的儿子”》，答复汪长禄，说：
我的意思以为“一个堂堂的人”决不至于做打爹骂娘的事，决不至于对他的父母毫无感情。
但是我不赞成把“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条”。……假如我染着花柳毒，生下儿子又聋又瞎，终身残废，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把我的儿子应得的遗产都拿去赌输了，使他衣食不能完全，教育不能得着，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卖国卖主义，做了一国一世的大罪人，他应该爱敬我吗？⑦
由此可见，胡适攻击的是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那种腐朽的伦理观念，否定那种盲目而又虚伪的“孝道”。
这里有一点有趣的联系，与胡适这几篇文章大致同时，鲁迅也发表了著名论文《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而且论旨也大致相同或相近。试看下表：
如果我们再细细读一读他们两人的这几篇文章，就不难看出，他们当时攻击的目标完全一致，论文的见解相近，发表的时间大致相同，而且也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配合。因此也有力地证明，胡适与鲁迅，在五四时期，确是站在同一战阵里，向着共同的论敌，进行过共同的战斗。⑧
胡适对孔丘，也作过直接的激烈攻击。当时四川省有一位反孔的知名人物吴虞，非孝非孔，文章尖锐泼辣，很有火力。他自己编成《爱智庐文录》二卷，带到北京来，请胡适作序。⑨胡适欣然允诺，在序言中，对吴氏反孔的精神和业绩作了高度的评价，说他打扫“孔渣孔滓尘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并且尖锐抨击孔丘，指出：
这个道理最明显，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⑩胡适已经明确认识到，孔丘和他的儒家教条，正是几千年来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的“招牌”；因此，要从根本上扫除吃人的礼教、法律、制度、风俗，就必须把孔丘这块招牌“拿下来，捶碎，烧去”！这种决断的态度，不容商量的气概，正表现出了五四时代“打孔家店”的战斗精神。
这篇《吴虞文录序》，是胡适的重要反孔文字。在文末，胡适还热情地赞誉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推崇备至，无以复加。而据现在所见的材料，胡适这篇文章，大约是在文字中提出“打孔家店”口号的最早纪录。胡适为什么在这时候提出“打孔家店”呢？吴虞曾经作过说明：
我的文录……本一无系统之作，来京时友人为录成一册。胡适之先生为撰序，介绍付印。时适之先生方阅《水浒》，故有打孔家店之戏言。其实我并未尝自居于打孔家店者。
他说的确是实情。胡适爱读小说，原是从读《水浒传》开始的。1920年7月，他做了一篇两万多字的《水浒传考证》。第二年又作了《水浒传各本回目对照表》，并着手写《水浒传后考》。他对《水浒传》里那些毛家庄、蒋家店，什么“宋公明三打祝家庄”，“时迁火烧祝家店”，自然都烂熟于心了。恰巧这时吴虞带着文集来请胡适作序。胡氏妙手偶得，造出“打孔家店”的妙语，正好体现了五四时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基本精神。以致十多年之后，国民党政府的“湖南省主席兼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在致广东当局的“佳电”中，对胡适“倡导所谓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的“罪责”，仍汹汹詈骂，大张挞伐呢！
① 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载1917年2月4日《甲寅》日刊，后收入《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三版注）
② 易白沙的《孔子平议》上下，连载于《新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15日出版）及第2卷第1号（同年9月1日出版）。
③ 陈独秀的这几篇文章，分别载《新青年》第2卷第2号、3号、4号及第3卷第6号。另有《袁世凯复活》及《再论孔教问题》二文，也是批判孔教的，载《新青年》第2卷第4号和第5号。此处引文见《复辟与尊孔》一文。
④ 《贞操问题》发表在《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15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下面所引北京、上海报载的烈妇烈女事均见胡适此文。
⑤ 《美国的妇人》载《新青年》第5卷第3号；《论贞操问题》，载《新青年》第6卷第4号；《论女子为强暴所污》系书信，当时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