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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同志犯了什么错误，也应该看到他在党内做过什么好事，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必须看到当时党内的整个情况，这些同志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犯的错误。就犯错误的同志来说，不要自己觉得委屈了。我说，应该想一想。想什么问题呢？想这样一个问题：我是否可以不犯这样的错误。有的同志看了犯错误的同志的检讨，不满意，可以提批评，被批评的同志应该听批评的意见。但我不赞成对犯错误的同志扭住不放。过去有过这样一个时期，检讨没有完没有了，批评没有完没有了，从来都不说可以过关，直到最后会开不下去，大家散会了，完不了也只好暂时算完了。我不赞成这样对犯错误的同志扭住不放。这种检讨没有完没有了的情况，我认为不是党的好作风。党接受了他们的辞职以后，在政治上要分配他们做工作，在生活上要照顾他们的需要。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执政党的党内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一九八○年十一月—一九八四年十月）
执政党的党内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一九八○年十一月—一九八四年十月）
一
第一，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第二，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会有困难，但是经过统一认识，是可以解决的。第三，必须实事求是，查清事实，核实材料，再处理问题，并和本人见面。
（一九八○年十一月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期间发表的意见）
二
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
（一九八二年一月五日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编印的一份反映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信访简报上的批语）
三
目前在我们的党风中，以至在整个社会风气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是非不分。有些同志在是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人，而坚持原则的人受孤立。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有，但现在比那时要严重得多。过去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过分强调斗争哲学，不该斗的也斗，动不动就上纲到路线是非。现在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对于这个问题，如果只从维护党纪提出来，我认为还不够，应该把它提到全党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高度。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
关于民主制度、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问题实际上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对胡乔木同志起草的一份文件的意见的节录）
四
十一届三中全会（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第239、275、293、314、320、336、380页。」）以后，党内有了民主集中制的气氛，才会有同志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原来是吃过苦的，搞一言堂。我过去说过，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有同志提不同意见，党组织应该允许，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好现象。当然，有了不同意见，要在党内说，在你的那个党支部，或者在你的机关，按照组织程序和组织原则严肃地提出来。提第一次，我们欢迎；提第二次，我们也欢迎；提第三次，我们还是欢迎。这样，我们这个党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就会兴旺发达，大有希望。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的节录）
五
纪检工作应该研究新情况，适应新情况。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共产党不论在地下工作时期或执政时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七日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会提出的《加强纪律检查工作，保证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报告上的批语）
*注「这是陈云同志三次谈话的节录和他写的两份批语。」
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一九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
（一九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一、“资金不够，可以借外债”。这是打破闭关自守以后的新形势。
愿意借外债给我们的国家纷纷到来。打破闭关自守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后在自力更生为主的条件下，还可以借些不吃亏的外债。引进有利的技术，也是必要的。
但是，对外债要分析：卖机器设备占绝大多数，能借给我们自由外汇（注「自由外汇——也称现汇，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可以自由兑换的外汇。自由外汇有美元、德国马克、英镑、日元、港元等。——第264、276页。」）的很少，而且利息高达百分之十五左右。这是相当高的利息，过去当铺（注「当铺是旧时进行质押放款的高利贷机构。贫苦人民在生活极端困难时，将衣物等送当铺典押，以取得一般在抵押物品价值五成以下的低额贷款，而利率极高。典押期限六个月至一年不等，过期不赎，就成死当，典押品即归当铺所有。——第271页。」）年息是百分之十八。这种自由外汇，我们借多了也还不起。现在应该明白了，所谓借外债，绝大多数不是借给我们现金。
很明显，这种买机器设备的外债的使用，不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国内有多少财政拨款用于配套。
现在国际市场是买方市场。除非国际关系有大的变化，这种国际市场的有利条件不会失掉。
现在有些带援助性质的外债，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根据国际货币金融会议通过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而设立的。一九四七年三月开始业务活动。同年十一月起成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第276页。」）和世界银行（注「世界银行即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它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根据国际货币金融会议通过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而设立的。一九四六年六月开始营业，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起成立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总行设在美国华盛顿。——第276页。」）的低利自由外汇贷款，将来使用起来可能对我们有利。但使用时也是有条件的，数量也不会很大，并且现在还没有借到手。将来借到了，也要十分谨慎地使用，只能用在最关键性的项目上。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他们做买卖所得的利润，绝对不会低于国际市场的平均利润率。有些机器看来似乎利润低，但是同另外一些机器或费用合起来的利润，决不会低于平均利润率。世界上没有一个愿做低于平均利润率买卖的资本家。如果低于平均利润率，他为什么不把钱存在银行稳拿利息？为什么要搞冒险的投资呢？
现在离列宁所说的将来“在世界几个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注「见列宁《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8页）。——第277页。」）的时间还很远很远。
我所以一再说对外国资本家在欢迎之中要警惕，这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对这件事还很天真。
我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丝毫没有不要利用外资的意思，只是敲敲警钟，提醒那些不很清醒的干部。
再重复一遍：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这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不过要头脑清醒。
二、经济形势很好。
现在既没有出现国民党时期发金圆券（注「金圆券是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起国民党政府发行的一种纸币。当时规定，以一比三百万的比价限期收兑急剧贬值的法币（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开始由国民党的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并且，限期收兑民间的金银和外币。至一九四九年五月，即不到十个月，金圆券发行总额由最初规定的二十亿元增加到六十八万亿元，增长约三万四千倍，结果币值猛跌，物价暴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以人民币一元兑换金圆券十万元的比价，将金圆券全部收回作废。——第277页。」）的形势，也没有出现解放初期财经统一、物价稳定以前那种形势（注「参见本书注＇4＇。——第277页。」）。应该说，现在的经济形势是开国以来少有的很好的形势。
但要看到不利的一面。除了若干种国家规定不准涨价的商品以外，许多商品都在涨价，涨价商品的面相当大，影响人民的生活。
这种涨价的形势如果不加制止，人民是很不满意的。
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
三、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好作用，大大有利于经济形势的改善。
农村人民生活改善了，市场搞活了，这是二十多年来少有的好现象。
但是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各地区盲目的重复建设，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以新厂挤老厂。
对于这些缺点，中央正在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四、按经济规律办事，这是一种好现象。我们国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对许多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干预是必要的。
粮食的收购价高，销售价低，国家要补贴。
房租很低，只能作修理费，甚至抵不了修理费。
国家补贴一年共计有二百多亿元。
从微观经济看，这是不合理的，似乎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但我国是低工资制，如国家不补贴，就必须大大提高工资。
究竟哪种办法好？我看现在还是国家补贴、低工资的办法好。不补贴，大涨价，大加工资，经济上会乱套。
从最后的经济结果看来，现在的办法，小的方面不合理，但是大的方面还是按经济规律办事的。
五、目前对国营企业产品、集体企业产品的价格至少要冻结半年。在这个半年内研究各种经济问题，并且做出初步的结论。这件事也是国家干预。表面看似乎不合经济规律，实际上合乎经济规律。
六、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
今后若干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在开支方面都要大大紧缩。地方财政结余，要由中央财政借用，财权仍归地方。
地方财政结余要冻结，否则煞不住地方随便投资搞基本建设或随便开支这股风，中央财政也平衡不了。冻结几年，要看情况。中央财政有赤字，就要向银行透支，向银行透支就是多发钞票。
一切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的上年结余，都不许动用，非动用不可的，都要经过批准。这种做法就是集中。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没有这样一个集中是不行的，否则就会乱套，也不利于改革。
事实也证明必须这样做。因为现在中央和地方的财力的比例变了。解放初期一九五三年，中央财力占百分之七八十，地方财力所占比例很小。现在中央财力的比例大大缩小，地方财力的比例大大增加。今年提出的冻结和集中，反映了这个客观现实。
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
这绝对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
现在要为财贸金融系统恢复一点名誉。
消息灵通、反映灵敏的是：财政、金融、商业部门。
在这些部门中可以看出大局。
七、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
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
搞国防建设，也是为了保障人民生活的改善。
因为只能量力而行，所以有些好事不能一时就办到。有些好事，只能做，不登报。
八、一切引进项目，都必须有专家参加，必须是领导干部和专家共同商量。
不同方面的专家，往往有不同的意见，要注意和考虑各方面专家的意见。
必须作出几个比较方案，择优选用。
定案时宁慢勿急。
任何一个项目，必须集体商量，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这必须是一项规定。从公社起直到中央常委，一律照此办理。
九、节省外汇。
现在出国考察团太多，有不少是游山玩水团。必须少、小、精。
现在国际市场上出现了某些中国货降价现象。这不是正常的必须的降价，而是各省市、各部门为了取得外汇自己降价。
我们必须研究出一个既能出口又不贱卖的方案。总之一句话：“肥水不落外人田。”
十、我们要发展经济作物，同时必须保证粮食的逐步增产。
进口一定数量的粮食是必要的，这有利于各个方面，有利于改革。
不能因为发展经济作物而挤了粮食产量。粮食还是第一位。人不吃饭，牲口不喂料，是不行的。
十一、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
香港、新加坡、南朝鲜等地区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
欧美日本各国也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
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看到这种困难。现在真正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人还不很多。
十二、四个现代化如何实现？
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超英赶美等等。
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基地：
现有工业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和引进新技术。
现有技术人员是我们知识力量的基础。我们有大专学校毕业生和自学的技术人员共几百万人，他们经过了一二十年的实际工作的锻炼。
必须肯定，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技术水平，应该来之于这些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水平的技术骨干。
出国留学取得先进技术是必要的，但留学生毕竟数量有限。
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靠我们党的领导。有人说我们现在的干部大多是“万金曲”，我看，搞四化建设没有这些“万金油”干部是不行的。不要小看了这些“万金油”干部的作用。
但是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仍然是我们在干部政策上的大方针。我们老干部必须担负起挑选德才兼备的青年干部的责任。
十三、必须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一九五七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一九五八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
代价是重大的。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验。
十四、我同意紫阳（注「赵紫阳，一九一九年生，河南滑县人。一九八○年十二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一九八一年六月起同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总书记。一九八九年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撤销他的党内一切领导职务。——第282、306、343、369页。」）同志领导的财经小组（注「这里指一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的以赵紫阳为组长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282页。」）提出的调整计划。
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
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
可能有些议论：“这会耽误三几年。”不怕。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已经耽误了一百多年。而且这次调整不是耽误，如不调整才会造成大的耽误。
因为我们这次调整是清醒的健康的调整，我们会站稳脚跟，继续稳步前进。
以上列举了十四点，希望同志们提出不同的意见。因为不同意见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