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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生，浙江海宁人。当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第262页。」）同志参加，搜罗一大批机械专家。
（二）成立进出口管理委员会，请谷牧同志负责。
（三）去年提出的一百二十个项目中，哪些必须搞，哪些应该下，还有哪些要加上，请秋里（注「秋里即余秋里，一九一四年生，江西吉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第253、262页。」）同志负责准备，要再做一些综合平衡工作。
（四）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当然，主要靠自力更生。就引进工作来讲，我认为既要买工厂，又要更多地买技术，买专利。四个现代化是一定能够实现的，要提高信心。但是现在往往把“人民生活现代化”也一起提出，这样恐怕不行。当四个现代化实现的时候，人民生活水平必有提高，而且提高的程度不会小，但还不能同美、英、法、德、日等国相比，因为我国人口众多，其中大部是农民，那样比是办不到的。现代化应以最先进的工业为标志，这毫无疑问是可以完成的。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经济建设必须尽早注意的两个问题（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七日）
经济建设必须尽早注意的两个问题*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七日）
有两个问题，我们必须尽早注意。
（一）全国各地的水力资源情况。农业要用水，工业要用水，人民生活要用水。有些地区水力资源已很紧张，如天津、北京等地。今后工厂的设立必须注意到用水量。有些工厂因为矿藏关系只能在当地开办，有些工厂可以而且应该在有水的地方办。即使有水力资源的工厂，也应该有节约用水的办法。
（二）工业污染问题。现已办了的工厂，哪些还未处理污染问题的，我们应该心中有数，逐步加以改变。今后办厂必须把处理污染问题放在设计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害于先，这是重大问题。
以上两个问题，可否请依林（注「姚依林，（一九一七年——一九九四），安徽贵池人。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时任商业部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一九七九年六月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二年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八五年在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八七年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第143、209、263、340、358页。」）同志商请有关经济研究机构或有关单位收集材料，在两三个月内各准备一份意见书，以便讨论。
*注「这是陈云同志写给李先念、姚依林同志的一封信。」
经济建设要脚踏实地（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八日）
经济建设要脚踏实地*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八日）
一、经济的调整，即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是必要的，并不是多此一举。计委这次提出明年的基建投资是二百五十亿元，财政部提出的是一百七十亿元。不管哪个数字，都比一九七八年的四百五十一亿元和一九七九年的三百六十亿元减少了。这就在实际上证实了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七九年的投资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这种基建投资超过国家财力物力可能的状况，自一九七○年以来或多或少就存在了。基本建设战线太长，这是一个老问题。
二、我们的基建投资，必须是没有赤字的（注「指不能用赤字财政的办法来进行基本建设。——第264页。」）。就是在财政平衡的基础上，看能够拨出多少钱用于基本建设投资，以这个数字来制定基本建设计划。所以，根据三十年来的经验，找出基本建设投资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这一条杠杠，是必要的，这样才是实事求是。
三、不要用自由外汇（注「自由外汇也称现汇，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可以自由兑换的外汇。自由外汇有美元、联邦德国马克、英镑、日元、港元等。——第264、276页。」）兑换成为人民币来弥补基建投资的赤字。我们现在借到的四十四亿美元自由外汇，用于其他方面的已经有三十一亿美元，明年不可能再借到五十亿美自由外汇换成人民币用作基建投资。可否发票子来弥补基建投资赤字？不可能，而且决不能这样做。因为这将无以为继。基建投资年年有赤字是不行的，因为年年用发票子来搞基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爆炸”。所以，如果明年不削减基建投资中的赤字，后两年必然要大削减，那时局面将会更坏。因此，我主张明年就必须去掉基建投资中的赤字，使我们的基建投资计划脚踏实地。
四、对于外债的分析。现在谁也不反对借外债，但对所借外债要加以分别。基本上说，只有两种外债：第一种是买方贷款，就是外国卖机器设备给我们，可以几年或允许更长时间偿还。这种贷款实际上只卖给我们机器设备，不是借给我们自由外汇。第二种是自由外汇贷款，这一种贷款数量很少，现在只借到四十四亿美元。这一种自由外汇可以由人民银行兑换成人民币在国内使用。
就是第一种买方贷款，即设备贷款，我们每年能够使用多少，不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我们使用它时，国内为它配套所需的投资数量。国内配套投资部分力量如果不大，那末，买方贷款就不可能用得多。如果国内没有投资力量，硬要进口设备，只能把机器存起来。现在有些同志说，外汇可以脱钩（注「指利用外国资金时不考虑国内配套投资的做法。——第265页。」）。在目前自由外汇不够的条件下，这样的事不可能办到。
利用外资来进行建设，我们的经验还很少，需要认真加以研究。
五、既然基建投资决定于当年的财政拨款有多少，明年基建规模就应该按照财政拨款多少来安排，超过这个限度就会有赤字，就要多发票子。这条路我们不应该走，也不可能年年走。如果大家认为这样看是对的，那末，基建的项目，应该由计委这样的权威机关来确定。哪个项目该上就必须上，哪个项目没有财力上就必须下。要核定该上该下的项目，不能推平头，不能来一个大家打七折，因为其结果将不能改变基建战线太长的现状。不下决心这样做，我们说要缩短基建战线就是一句空话。推平头，大家打七折，这种办法将使我们一事无成，害国害民。
六、现在借到的自由外汇，是一种数目不大的周转外汇的性质。在调整时期和今后建设中只能用于小项目，或迅速见效的项目，就是速借速还的项目。有些还要用来支付购买武器的开支。只有必要时临时挪用一部分作为大项目的还本付息外汇，但这是临时的，必须迅速归还给银行。
七、我们用于偿还大项目借款本息的可靠外汇来源，只能来自下列各项：甲、增加石油、煤炭出口的收汇；乙、旅游业的纯上缴外汇；丙、广东、福建特殊区（注「指广东省和福建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可以实行某些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这是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五日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的。当时还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两市各划出一定的范围试办经济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广东省的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设置一定范围的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管理原则是，在维护我国主权、执行我国法律和法令等前提下，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允许侨商、外商投资办厂，或同他们合办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发展对外贸易。——第266页。」）增加上缴的外汇；丁、纺织品、轻工业品、重工业品和工艺美术品等出口收汇能增加上缴的部分。上述四种收汇中的前三种，估计要有十年时间才能每年有几十亿外汇上缴中央，这不是一二年轻易地就能做到的事。即使平果铝矿（注「平果铝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县境内。——第266页。」）建成以后，除还债外，并能减少铝的进口，也不会少于十年。就是纺织品的出口，也要看到欧美日本等国有一个不让我多出口的所谓配额（注「这里所说的配额，指进口配额，也称进口限额，是在一定时期内一国政府对某种商品的进口所规定的最高金额或数额。在限额内可以进口，超过限额即禁止进口。有的还对来自不同国别或地区的进口商品分别规定不同的配额。这是限制别国商品进口的一项重要措施。——第266页。」）问题。因为那些国家要保护它们本国的纺织工业，不让本国人失业。这个问题在欧美日本已经碰到。
八、我们建设像宝钢、平果铝矿、三峡水电站（是否能建成还需收集各方面意见）等那样大的工程，在第六个和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每个五年计划中能建成几个（我这里说的是建成几个，不是说上马几个）？每个大项目的建设周期，都需要十年左右。依我看来，每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计算大体上只能建成一个。为什么？这些大建设项目，每个投资都在二百亿元人民币上下，五年平均，每年四十亿元上下，我们的财力物力是能够胜任的，是能够建设好的。但是，如果五年不是建成一个，而是要建成好几个，甚至于要求一年建成一个，这显然是办不到的。我们今年的全部财政基建拨款，照财政部计算，只有一百七十亿元。如果要一年建成一个宝钢这样的大项目，那就占了我们一年多的全部基建投资的金额；如果同时要建成两个三个，非但所要建的大项目建不成，而且把其他的必需资金全部都挤光了也还不够。即使我们能借到一些外国的买方信贷，但自己配套的那一部分投资也要占到接近一半。不错，每年的财政收入都会增加，基建拨款也会按比例增加，但是，非大项目的其他基建所需要的支出也会增加。例如：轻工、国防、交通、学校、城市建设等等也会要求按比例增加的。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要有必要的思想准备。大家应该斟酌这件大事。
九、根据以上各点，我认为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中，除了要上若干个大项目以外，着重点应该放在国内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我们国内现有企业的基础是不小的。要在这个基础上引进新技术（软件），或则填平补齐，或则成龙配套，用这些办法来扩大我们的生产能力。这是我们除了上若干大项目以外所必须注意的大事，也是重点所在。
十、用上述办法来进行基本建设，充分利用现有企业并对它们进行技术改造，这是脚踏实地的前进。表面上看来像慢，但实际上是快。照顾到各方面协调地前进，这个前进是可靠的，若干年后在工业交通内部和其他各方面都可以按比例地发展。要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计委、经委提出的增产节约措施，有不少可以促进生产的上升，生产指标可以打得更积极一点。
目前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
十一、对于农业方面的投资，也要用得适当。农林牧副渔的投资，都要用在刀刃上。今年的农业增产，看来主要来之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过去做了一些农业基本建设工作，加上气候条件比较好，也是重要的原因。农业投资的重点必须放得适当。像西北这样干旱低产地区，必须努力改变现在的状况，但是，这只能经过持久的努力才能达到，不可能一下赶上江南。
以上各点，是我对于这次讨论一九八○年和一九八一年计划的意见，希望同志们充分发表不同的意见，使我们的计划更合乎实际，使我们求得一种共同的语言。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的汇报会上的讲话。」
成立中央书记处是党的一项重要措施（一九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成立中央书记处是党的一项重要措施*
（一九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我现在要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成立中央书记处的问题，一个是关于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注「汪东兴，一九一六年生，江西弋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纪登奎（一八九七——一九八八年），山西武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德，一九一三年生，河北丰润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陈锡联，一九一五年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参见本书注＇227＇。——第269页。」）四位同志提出辞职的问题。
成立中央书记处，这是党的一项重要的措施。这个事情非常紧迫，非常必要。现在从中央到县委，大部分人头发都已经白了。所以，有它的紧迫性，有它的必要性。现在我们主动地来选择人才，还有时间，再等下去，将来就没有时间了。党的交班和接班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在我们中国党内，有过痛苦的教训，这一点，我不说大家也知道。
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范围，叶剑英（注「叶剑英，（一八九七年——一九八六），广东梅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一九八三年辞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一九八四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副主席。——第242、269、314、341、379页。」）同志讲应该扩大，我觉得这个意见对，但这个问题可以考虑留到下次中央全会讨论。书记处要管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是一个工作班子。现在提出书记处十三个人的候选名单（注「这是当时酝酿的候选人名单。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式选举（按姓氏笔划为序）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等十一人组成中央书记处。——第269页。」），有的同志认为还要扩大一点。我认为，这个名单增加一点可以，不增加也好。这次提出的这十三个人的名单，在现在的情况之下，是比较合适的。平均年龄是六十五岁，也不算年轻，再过五年就七十岁了。但是，要求更年轻一些，我看现在办不到。所以，书记处和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在各级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这些被选进的人，党性要强，要有干劲，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还要培养一批技术干部到各级领导机关里来，这样才能搞四化。
书记处的工作方法，我认为应该采取办公会议的方式，就是叶剑英同志所讲的集体领导的方式。集体办公，大家都在一起，要办的事，或者开会决定，或者几个人商量，立即办，不要拖延。那就要身体相当好，年纪轻一点的。像基辛格（注「基辛格，一九二三年生，曾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第270页。」）那样，在中东搞穿梭外交，我是一次也穿不了。集体办公，碰到问题就解决。像现在这样传阅画圈圈的办法，要误事的，误四化的大事。当然，今后还是要画圈圈的，有些文件可以画圈圈。要认真实行集体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是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我看这不是坏事。有不同意见，大家可以谨慎一些，把事情办得更合理一些。允许有不同意见的辩论，这样可以少犯错误。一个人讲了算，一言堂，一边倒，我认为不好。这是讲民主方面。但是，又必须要有集中，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一事无成。没有民主不好，没有集中也办不了事。
全党应该允许书记处或者书记处的某个同志犯错误，准备他们犯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老同志和其他同志要帮助他们。
还提一条意见：开会不要开死人。今后的会议，一定是会有老年的，比较年轻的，还有四十岁左右的同志参加。有的能上午、下午、晚上三班连续干。我连续不了，我也不赞成比较年轻的干部或者青年干部都是三班连续干，上午、下午、晚上都办事。必要的事情，必要的时候，要这样做。但是，三班都排得满满的，总不是个办法。胡耀邦同志当组织部长的时候，我给他讲过几次。我说，中央派你当组织部长，不是派你到“八宝山”（注「“八宝山”指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258、271页。」）。他到我这里来谈话的时候，没有一次电话不找他，都跟在屁股后面，这不得了。所以，我不赞成上午、下午、晚上都办事。林李明（注「林李明（一九一○——一九七七），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副省长、代省长等职。——第271页。」）同志的死最大的原因是开会，当然不是唯一的原因，总之开会多就是了，如果开会没有那么紧张的话，不一定就死。六十年代初期，允许朱总司令（注「朱总司令即朱德（一八八六——一九七六），四川仪陇人。曾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六十年代初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第271页。」）晚上开会到十二点钟早退。我认为这是个好办法。那个时候我过朱老总，我说，老总，你吃得消吧？他说，现在有了这一条，十二点钟以后早退就可以了。将来找一些年轻力壮的人，能够搞穿梭外交的人，也有些老同志，一起开会。
关于四个同志辞职的问题。我同意他们提出辞职。他们检讨的内容，是表示一个同志对自己的错误现在的认识程度。他只能认识到这样的程度，不够，就把这个问题记录在案嘛，不要急。我们应该全面地考察一个干部。所谓全面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同志犯了什么错误，也应该看到他在党内做过什么好事，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