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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倦和伤口无情地折磨着我。
一天午后，太阳快落山了，忽然浑身发冷，两腿直哆嗦，我站不稳，一头倒在枯草窝里，缩成一团。剧烈的颤抖过去，接着又发高热，口里干得冒火，两眼烧得睁不开，原来是害疟疾。我连滚带爬，挣到水田旁边，大口大口吞着污水。不一会，稍微清醒了些，我扶着树棍，向前边冒着炊烟的庄子挣扎。
在草屋门前的柳树底下，一个年老的大娘坐着搓麻线。我说：
“老大娘！天黑了，叫我借宿一夜吧，天亮就走。”
我两腿一颤，就倒在墙根下了。
老大娘丢下麻卷，慌忙跑到我跟前，拉着我滚烫的手问道：
“你是哪里来的呀？”
“逃难的。”
老大娘招呼来地的儿媳，把我扶进后院的牛棚里。那大嫂抱了一大捆稻草，铺在牛屁股后边；老大娘一手抱棉被，一手提茶壶，送进牛棚来，回身关好门，叫我休息。
“你委曲一点，睡在这里吧！这些天风声很紧，该死的汉奸天天来查，说是要捉新四军。你……”
忽然门开了，进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民，他一边打量着我，一边皱着眉头向老大娘说：
“妈，别唠叨了，你给他烧点开水，我找药去。”
他凑近两步，蹲在我身旁，压低嗓门问道：
“同志，你准备过江吗？”
“你认错人了，我是逃难的。”
“别耽心，我昨天带路才回来！”
“给谁带路了”我一骨碌爬起来。
“给兵工厂的同志。”
“他们在哪里？”
“赶得快还能跟得上。”
他笑着出去，不一会拿来了膏药，让老大娘拿着灯，用温水给我洗了伤口，再换好药。然后他说：
“趁黑夜赶路吧，天亮了不方便。……不要紧，我们抬担架送你。你一定很累了，就在担架上睡一觉。”
这位大哥又找来了一个老乡。大嫂搬出一个藤躺椅，上面铺了床棉被，两边绑上茶杯口粗的竹竿。老大娘扶我躺下，给我盖好被子。两位老乡抬着担架抄村边小路，一直往北走。
北风在耳边不断呼啸，天要下雪了，冷得很。虽然天黑，担架却很平稳，这条路原是我们农民弟兄踩出来的，他们就是闭上眼睛，也不会失脚的。想着就要和同志们见面，我心里兴奋得砰砰跳。可是不一会就蒙蒙胧胧睡着了。
天蒙蒙亮，已经走出六十多里，担架上落了厚厚的一层白霜。他们把我安顿在一座破庙里。
“天快亮了，我们得赶快回去。同志们离这不远。你多多保重吧！”
“谢谢你们！”我感激得不知怎么是好，只说出这一句。
“说哪里话！自己人嘛！”
那大哥又把他们随身带的干粮全塞给我，就把担架拆开，一人挑着被子，一人扛着藤椅，我们难舍难分地告别了。
前面就是溧阳和句容交界的地方。我按约定的记号打听，没找到人。后来听说一个村子里住着工人，我急忙赶去，到那里已经半夜，我怕惊动大家，就借村边一间小屋住下了。
不料第二天清早，天还不大亮，村里起了枪声。我惊醒过来，慌忙下床。留我住宿的老大爷披着衣服，把我连扶带拖，跨过小菜园的篱笆，转进一道土沟，送到另一个村子上。
原来有一群特务，打听到消息，混进村里，拿着手枪堵住了罗克绳带领的那一个小队住屋的门。罗克绳他们用石头砸，用扁担打，勇敢地往外冲，敌人就开了枪。
这一次，六个同志被捕了，里面有四个党员，两个青年队员。他们是黄虎胜，于志修，张先哲，张光先，余长海，还有罗克绳，他受了重伤，没有冲出来。
敌人把被捕者捆在大庙的柱子上，一个个严刑拷打，要他们供出新四军活动的情况。同志们被打得死去活来，大殿上溅满了血。但是没有一个人屈服。在他们心里，有一道攻不破的防线，这就是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意志。这道防线，永远不会崩溃。
当天下午，狗特务把我们的同志转交给日本鬼子。敌人都一样残忍，也都一样愚蠢。日本鬼子用水灌，用火烧，照样得不到什么东西。
鬼子派人在村口大道旁边，连夜用木板搭起一座大台子，又逼着老乡们在台下面挖了六个坑。他们想用屠杀来恐吓人民。大清早，走狗们敲着锣沿路吆喝，鬼子兵端着枪，挨门挨户把大人孩子都赶到台前去。
凄凉的北风扬起灰蒙蒙的尘土。我们的战友被推到台前。许多老乡看见他们血淋淋的模样都哭了，敌人就拿鞭子乱抽乱打。战友们激昂地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从容跳进了土坑。台下成千人的呜咽，变成了痛哭。敌人慌了，拿起铁锹直往坑里填土。战士们同敌人战斗到最后一秒钟，决不屈服！死亡永远不能征服人民的战士。
这天夜间，地方上的党支部同志把我送到一个小学校去。他们得到紧急指示，向敌人展开反搜查斗争，保护自己的同志。我刚进门，一个穿棉袍的商人打扮的人向我扑过来。
“老吴，你可来了！……”
原来是秦永祥。他也是那天脱险的。我们紧紧拥抱着，激动得说不出话。想起那些英勇牺牲的同志，我们都禁不住流出热泪。
这里还有二十来个各式各样打扮的男女青年同志，我都不认识。他们也是被敌人冲散的。我们编好小组，准备作更艰险的行军，穿过敌人占领的常州城，渡过长江。
秦永祥、我和四个女同志编在一个小组。因为我正闹病，需耍休息，只好晚些出发。农民同志们日以继夜地防护在小学校的四周。
过了两天，我们这一组拂晓出发，带路的同志领着我们悄悄走到一条小河旁，钻进了船仓。进城的男女老乡也上了船。船开出二十多里，星星才隐没在青苍色天幕的后边。
机警的带路人领着我们混过故人一道又一道关卡，旁若无人地走过常州城内萧条的大街，城外小河里早有一只小木船等着我们。
出城二十五里，船行到了最后一道岗哨。一个汉奸拿着一根皮鞭，从碉堡那边摇摇摆摆过来了，后面跟着一个鬼子兵。他们跳上了船。汉奸站在仓口，把头伸过来喊道：
“检查！”
我暗地扯扯老秦的衣角，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色，虽然没说话，我们已经得出共同的结论：万一暴露了，先把这两个家伙推下河！……
鬼子兵站在船头，只顾伸手向船夫讨美丽牌香烟，叫着：“美丽美丽！”鬼子愈来愈穷，连香烟也抽不上了。
坐在仓口的带路同志忙从口袋里拿出一块银元，交给船夫塞过去。鬼子兵眉开眼笑地向那汉奸一嘟嘴，扭头走了。
前面就是长江，暴风掀起雪白的浪头，冲击着堤岸。江边停着几只破旧的小渔船，在惊涛骇浪的冲击下颠簸着。敌人的军舰来回巡逻，封锁了江面，看见渡船就用机枪扫射。为了尽量减少牺牲，我们小组又分开单独行动，各人找港口设法渡江。老秦看我的伤口没好，行动不方便，跟我留在一起，好随时照顾。
我俩一整天都伏在堤岸上，观察敌舰的动静。身子紧贴着地面，动也不敢动。狂风过后，空中飘起了鹅毛大雪。江上灰蒙蒙一片。
“来了！”老秦轻轻拉了我一把。
只见下游飞驶过来两艘鬼子军舰，浪花翻滚起来，有一丈多高。接着响起一阵清脆的机枪声。
“又有人受害了！”老秦愤恨地说。
身上冻得有些麻木了，不远的江堤下边，有一间孤零零的小茅屋，大概是渔人歇脚的地方。我俩跑进去，想找些吃的。屋里却一点烟火气也没有，尘土盖没了脚面，严寒把蜘蛛赶进了墙缝，小屋四壁透风，几块烧得焦黑的土块砌的小灶也塌了。它的主人呢？
墙角灰烬旁边，有几块红薯皮。我说：
“这里一定有人往，你看……”
“有人就有办法。”老秦说。
果然，黄昏时候，一个老渔夫背着一捆柴过来了。我们帮他生了火，老人问道：
“你们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准备过江！”
“过江？这可不是玩的！一点不好就把命送掉。这一带你们有熟人吗？”
“没有。”我和老秦同时回答，“请你帮帮忙吧！老大爷。”
“不好办啊。……”
老人从布袋里倒出几个红薯，拨开通红的火灰，把红薯埋在里面。我们就这样围着炉火谈了一夜。天快亮，老秦凑到老人眼前，亲切地说：
“老大爷，跟你说实话，我们是新四军，得到命令要转移到江北去。你帮帮忙吧！”
“你们是新四军，怎么不早说！拼上不要老命，我也要送你们过去。你们放心好了，有我就有你们。”
兵舰上的绞锚机隆隆响起来了。老人招呼一声，我俩跟着出了小茅屋。外面积雪很厚，我们后脚套前脚，脚印叠脚印，一直走到港口，准备趁兵舰到上游巡逻的空隙冲过江。
我们上了小渔船。老渔夫撑着舵，摇动后橹。我俩坐在船旁，使劲摇桨，顶着西北风，破浪前进。小船行驶在汹涌的波涛上，一会抛上去，像要离开水面，一会又陷下去，周围的浪头就像一堵堵的围墙，浪花直往脸上扑，紧张的搏斗使我忘记了伤口的剧痛。到达北岸以后，都累得满头大汗，而衣服上却结起厚厚的冰块了。
我们终于到了苏北。
一进黄桥镇，街头到处张灯结彩，锣鼓喧天。老乡们挑着鱼肉，背着成捆的鞋袜，慰劳参加黄桥大战的战士们。原来就在我们突围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向苏北我军也发动了进攻。被复仇烈火鼓舞起来的战士们，把顽固派一个军赶进一条河里，饱饱赏了一顿机枪手榴弹。敌人死尸压死尸，填满了河沟。殷红的河水被尸体堵塞，溢出堤岸来。连顽固派军长李守维也淤在河底，喂了王八。
当天晚上，我瘸着腿跟老秦兴奋地参加了庆祝黄桥战斗胜利的军民大会。
反“扫荡”
新四军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更加发展壮大了，党中央决定在苏北成立新的军部，全军扩大为七个师，坚持华中抗战。军司令部成立军工部，领导建立修械、炮弹、手榴弹等兵工厂，加强作战的力量。从皖南突围出来的工人都成了建厂的骨干，秦永祥被派到修械厂，我担任了军工部党支部书记。
我的伤口一直没长好，现在生活一安定下来，连脚背也红肿了。眼看着无数同志千方百计地到处搜集破铜、碎铁、烂机器，我又怎么能只顾个人的一点伤痛呢！不久，军司令部决定要建立子弹厂，军工部长对我说：
“老吴！这个任务交给你了。我知道你没造过子弹，可是别人也没造过；更糟糕的是一无材料，二无机器，困难当然困难，不过革命就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只要发挥革命毅力和创造智慧，总能想出办法。”
还有什么可说呢。让一个战士去执行严峻的战斗任务，这是党对他极大的信任，因为党相信我们不会碰到困难就向后转，成为可耻的逃兵。我应该珍重这种信任，愉快地接受任务。
终日狂风大雪。我们驻扎的古庙盖满了白雪，院子里柏树的枝都压弯了。我站在台阶上，望着墙根出神。那里散乱地堆着搜集来的许多破铜废铁，也有钢轨，也有铁板。我们的子弹厂就要从这堆废铁里诞生出来。
大庙的正殿里耸立着三尊大佛，斗大的脑袋一直顶到大殿的屋顶，成天眯着眼睛，猜不透他们在想些什么。我们在佛座下铺了稻草，挨着窗棂架上案板。古庙的大殿便又是宿舍又是车间了。
东西配殿做了修枪厂。我去领了几发步枪子弹，把弹头拔掉，仔细地量着子弹各部分的尺寸，计算了材料的重量，记在日记本上，成天地揣想子弹各部分的制造方法。
我先制出一副弹壳模型，但是制弹壳要用铜。这类材料很缺乏，只有要求每个战士珍惜每一颗空弹壳，把保存的弹壳汇集缴回工厂，由我们用钢模压制，使它恢复原形，再造成子弹。不过弹壳底部的火帽在放射时被撞针击毁了，必须换成新的。我们没有做火帽的铜片，只好把那些不能再用的裂口空弹壳剪开，锤成薄片，来代替火帽材料。
我就这样守在大殿里，不分昼夜地干。冷风时常从雕花的窗缝钻进来，手冻僵了，脚上的伤口发痒了，我就离开木案走动走动，往手上呵呵热气。
在敌人重重的封锁下，火药原料是找不到的。只好去寻找代用品。我把红头火柴的头刮下来，准备用酒精泡开，制成起火药。但是找不到酒精，就到小铺里打了二斤老烧酒，又做了个洋铁罐子，把烧酒蒸馏一下，当酒精使用。谁知火柴爆炸力太强，不适合做起火药。我又跑到厨房里刮下锅烟子，掺在一起，才配成了起火药。不过，红头火柴需要很多，根据地不出产这东西，从敌占区运来又不方便，后来我们到药店里买了雄黄和洋硝，混合配制，才解决了这个难题。
当时我们还没有大炮，缴获来的各种炮弹用不着，都堆在那里。我把它一个个拆开，取出炮弹壳里的发射火药，又做了一个小铜碾子，把它碾成碎末，做子弹的发射药。这种易燃物体，磨擦过度容易起火，把人灼伤。所以每次碾末都要特别小心。
制造弹头的材料更缺乏。我试着把铅溶化了注入模型，做子弹头。但是铅经不住高热，放射时，铅头子弹经过枪管，把柔软的铅渣填满了枪管的来复线，步枪有被炸毁的危险。最后改用铜元，放在弹头钢模里压成空筒，做成尖尖的子弹头，里面灌上铅，实验就完全成功了。
接着还要制造机器。我从废铁堆里找出几节切断了的钢轨，中间钻个洞安装模型，然后把铁轨钉在案上，算是“冲床”。修械厂也为我们制造出一批手模、冲子等简单的工具。上级又调来一部分人员，成立了子弹实验厂。
实验工厂刚开工，日本鬼子就来“扫荡”了。这天，吃过早饭，庙里的大铁钟响了，这是空袭警报的信号。我连忙把那些零碎工具装进袋子，背上就跑。刚出庙门，六架敌机迎头冲来，只听耳边一声呼啸，三颗炸弹同时落下，我顺着雪堆滚下斜坡，车间立刻发出震耳的爆炸声，砖瓦木梁嗖嗖从头顶飞过，烟和尘土像浓雾似的迷漫了大庙，倒塌的屋顶埋住了机器，佛像也被炸得东倒西歪，呲牙咧嘴。敌机没发现目标，打一阵机枪飞走了。
随着轰炸，敌人冲进了这年幼的根据地。
黑夜里，各厂同志冒着风冒，把机器、材料拾上了船，沿着小河向东北海岸大荒地撤退。坚固的冰块封闭了河流，船只挤在河里开不动，同志们卷起裤脚，跳到冰块上，抡开大锤砸破冰块，开辟前进的道路。
夜间看不清四处景色，怕暴露目标，也不能点火把，往往脚下一滑，人就扑通掉到水里，大家又撇下机器去抢救伙伴。湿透的衣服被冷风一吹，立刻结成冰甲。女工同志们背上背着孩子，手里握着竹篙撑船，男工同志们曳起纤绳，沿着堤岸一步一步往前拖。岸边密密麻麻布满了钢刀一样的冰刺，碰到我左脚的伤口，引起一阵阵剧痛。
凶恶的北风扫过灰色的海洋，扫过一望无边的大荒地，扫过海岸熬盐区的盐堆——成群的盐堆耸立在海岸的荒滩上，就像一个个白色的岛屿。暴风夹着盐粒和雪花，冲到人身上，渍得肉疼。在这个咸土地带里，草木不愿生长，飞鸟也不愿歇脚。只有稀稀落落的几座盐民的茅屋，点缀着辽阔的荒原。
我们在茅草屋里安了家，架起机器重新干起来。荒凉使人们忘掉大米和白面，连玉蜀黍也看不见了，黄豆吃完吃绿豆，大麦吃完吃红薯，最后连红薯藤子也吃了。井水河水全是咸汁，雪水成了甘露。
后来敌人追到荒滩上来，我们又化整为零，并且派一部分同志带些机器上了大盐船，张开大帆，在海上建立了分厂。就这样，我们坚持了武器和弹药的生产。
荒原上转过风向，东风带来了雨季，终日一阵风一阵雨，半个多月太阳不露面，茅草棚子塌的塌，漏的漏，同志们撑开军毡，照常工作。这里百十里路没有人烟，运输本来就很困难，再加上暴雨，补给就完全断绝了。材料、粮食眼看快完了，我们只得离开海边，转移到盐城附近的水网地区。
人工挖掘的河渠，像蜘蛛网一般交错在苏北平原上，除了河流，就是水田。初夏时节，河堤上飘着鹅绒般的柳絮，褐色的小燕子满天飞，巨大的风车在堤岸上旋转，农民们忙着往稻田里灌水，赶插早秧。在那绿色林阴下的茅舍里，我们的工厂又开工了。
那时候，不光要有战斗精神来劳动，还要随时准备作战。每个工人都带着两种武器，除了钳子、锉刀以外，还有步枪和手榴弹。工人们平时都把子弹压进步枪的弹仓，放在身边。
秋天来了。一天早晨，太阳刚露头，忽然听见小河里有汽艇的马达声，接着机枪扫射起来了，掷弹简在河岸上炸开，烟雾淹没了沿河的柳林。敌人偷袭我们的工厂来了。
工人们立刻放下工具，拿起武器，沿河岸散开，抵挡敌人的进攻。敌人的汽艇靠不了岸，像掐掉头的苍蝇，直在河心里打转。工厂就利用这个空隙撤退。女同志和工人家属先顺着隐蔽地带转移，机器能带的都带走，不能带的就埋起来或是丢在池塘里。
我们撤退完了，日本鬼子冲上岸来，炸毁了机器座子，烧了房子，又紧紧跟踪追来。
各厂的工人们迅速编成了战斗小组，边打边向阜宁转移。当时我是子弹厂的政治指导员和工会主席，领着一个青年工人小组，掩护家属和照管机器、材料。这一支队伍连老带少一百多人，妇女们有的生病，又有孩子。那些娃娃们，有的刚会走，有的还没断奶，一有动静，就哇哇大叫。行走起来队伍拉半里长。青年工人们就前前后后来回跑，扶大人，背孩子。到了宿营地，这些年轻小伙子，要担任警戒，又要四处找粮草。刚阖上眼休息一下，又要出发了。
兵工厂是敌人的眼中钉。敌人紧紧地跟着追击，一步也不放松。敌人到东，我们就到西；敌人向前扑，我们就向敌人后面铅。我们不是战斗部队，能够保护好自己，就是胜利。
一天中午，我们到了一个四面环河的村庄，打算在这里整理队伍，休息一下，做顿饭吃。同时把一些半成品埋藏起来，减轻行动的负担。两个同志帮我把东西抬到一个小菜园里，刨了几个坑，把一个个小箱子放进去。忽然，邻庄鸡飞狗叫，老乡们拖着孩子，向庄外奔跑。
鬼子又追来了。
这庄子只有一条木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