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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一首《希望将来歌》，在省内传唱。其歌曰：“无山不树林，无田不水利，无村不工厂，无乡不职校，无人不劳动，无人不入校，无人不当兵，无人不公道。”在大力宣传鼓动的同时，他还以军事长官的名义，向时任山西省主席的徐永昌提出建议，建议由省政府出面制订建设计划。徐永昌本人对经济工作不熟悉也不热心，就以省政府的名义，约请阎锡山主持这一工作。经过这一番程序性的表演，阎锡山以“桑梓之谊，不容推辞”为由，出任山西省政设计委员会委员长。
省政设计委员会抽调了200余名官员和专家，分头起草计划案。在阎锡山的亲自指导下，按照他的意图编出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当时，有计划地进行经济社会建设，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一家。阎锡山要求：“前三年以政治为中心，后七年以经济为中心。”也就是说，在巩固他的统治的基础上，他对加强经济发展，是十分重视的。他倡导积极做事而反对无所作为，针对传统官场中庸碌懒散的风气，他强调：“中国的官吏以为不贪脏不枉法就是好官吏。现在时代不同了，务必依照已定计划案积极办事，如果办不到就科以贻误罪。”
《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共分三篇：总则，省建设计划之部，县、村建设之部，将规划的范围下伸到乡村一级，也是很有特色的。
成立西北实业公司，是十年建设计划的重头戏之一。西北实业公司，作为发展工、矿业的统管机构，由阎锡山亲任总经理，足见他对这一事业的高度重视。公司之下，筹办和建设的工厂有15个，范围包罗万象，涉及民生的各个方面。计有：西北煤矿第一厂，西北煤矿第二厂、西北炼钢厂、西北发电厂、西北洋灰厂、西北窑厂、西北木材厂、西北电化厂、西北制纸厂、兴农酒精厂、西北火柴厂、西北毛织厂、西北印刷厂、西北皮革制造厂、晋华卷烟厂等，此外，还有大型兵工厂壬申制造厂、壬申化学厂和育才炼钢机器厂改组而成的11个工厂，也统一划归西北实业公司。这些工厂是：西北机车厂、西北水压机厂、西北农工器具厂、西北铁工厂、西北铸造厂、西北机械厂、西北汽车修理厂、西北育才炼钢机器厂、西北枪弹厂、西北化学厂、西北电汽厂。这些工厂生产的产品不仅供应本省需求，还有相当数量行销周围省区。
西北实业公司的创建，不仅使山西的军火工业更加发展壮大，而且对山西近代工业体系的形成起了重大历史作用。它的发展，则使官僚资本主义在山西工业中比重占据了主导地位。山西从30年代起开始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地带，太原则成为华北的工业重镇。西北实业公司造就的数万产业大军，也为推动中国工人运动，为抗日战争做出过巨大而卓越的贡献。其企业的技术进步，也曾达到较高水平。西北实业公司不仅在山西的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而且在全国经济中也占有了相当的比重。据南京政府“1928——1936全国最重要工业”的统计，全国时有产业工人四十余万，西北实业公司的工人总数近一万九千人，占到了全国工人总数的4·7％，而其中机器业的工人则占到了全国机器业工人总数的40％左右。西北实业公司为山西近现代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以它的企业为基础在太原形成的重工业和机械工业为主的格局，一直延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西北实业公司是阎锡山政权的所谓“人民公营事业”，在这个名称上，阎锡山也动了脑筋。不称“国营”或“省营”，是为了防止被蒋介石官僚资本吞并。而实际上，也仍然是山西的官办企业，其业务范围至为广泛，大至钢铁、煤炭，小至火柴、香烟，军需、民用，无所不包，实行垄断性经营，对中小民营企业的排挤和打击，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山西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后来，随着阎锡山日益走向反共、反人民的深渊，西北实业公司也变作他的工具，在它的挤压下，山西民族工商业由盛而衰，山西的农业生产也受到影响而停滞不前。
而同蒲铁路的修建，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一个值得赞赏的成绩。
从北往南，从东往西，山西境内山峦重迭，沟壑纵横，很多地方只有曲折蜿蜒的小路，交通极为不便，严重地影响着物资交流和经济发展。山西全省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县境都有煤炭，而且储量丰富，品种多，质量高，但因山川阻塞，运输落后，资源优势无法发挥，“捧着金碗讨饭吃”。同蒲线贯穿山西南北，北起大同，南到晋西南的蒲州，总长达一千多公里。它通过全省人口密集的几大盆地，把山西最重要的经济发展区域串通起来，对于山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近代以来，随着铁路在中国的修建，有识之士早已筹划过多次，但都因缺资金而成为空中楼阁。阎锡山决心要修这条铁路，主要还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他曾说：“日本的铁路交通非常方便，遇到战事，政府一下令，只要三、四个钟头就可以把军队调回东京。我们修一条纵贯山西南北的铁路，将来有事，北起大同南到蒲州的军队，半天就可以调回太原来。”为了解决资金困难的问题，他创造性地提出兵工修路的办法，亲自担任晋绥兵工筑路总指挥部总指挥。筑路工程中的土石方，均由兵工完成，调动了60师、69师、71师、72师、正太护路军、炮兵独立第一旅和各师旅中的工兵，约3万多人参加修路工程。兵工修路，调度指挥方便迅速，质量也比较有保证，只给兵士发低微的津贴费，成本就降低了许多。阎锡山对采用这个办法很是得意，曾经表示：兵工筑路，不但在我省是创举，即在全国亦是创举。这件事如果做好，在国家可化不生产者为生产者，在军人可化单纯职业为复式职业。在同蒲路的修建上他确实花费了不少心思。他以一个精明商人的头脑，千方百计节省金钱，降低成本。他说：“蒙愿此次修一最经济之铁路。何为最经济？即坚固与省钱两者兼是也。”预算一抠再抠，用料尽量节省，能制作的就不购买，只要有廉价替代品就千方百计采用。如，所用路轨比同等铁路的轨更轻，隧道能小一圈就小一圈，可用木桥就不用混凝土桥，车站上的信号、道闸等设施，全部不用汽刹而采用手工操作的办法。这当然会影响到路的质量和功用，但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也体现出一种因陋就简、艰苦奋斗的精神。
说到同蒲铁路，自然要问一下为什么修成窄轨。流行的看法是：这主要是阎锡山经营自己独立王国的需要。窄轨不能与外地的标轨相接，自己要出去容易，外人想开进来难于上青天。其实，主要问题不在这里。无论是运兵还是运物，窄轨铁路的运能和效率都要比标轨铁路低得多。标轨铁路的优越是显而易见的。修窄轨路，一方面是由山西铁路的历史状态形成的，另一方面，主要也也是出于省钱的考虑。从太原到石家庄的正太铁路，全长243公里，在山西境内有170公里。这条铁路是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后，列强瓜分中国，先由俄国取得了筑路权，俄国又转手让给法国银行公司承办。法国人在修建时采用了一米窄轨。当时，清政府还多次与法人交涉，请求采用1·435米的标轨，但由于清政府既无权又无钱，请求无用，也就只好听任殖民者的摆弄，于是，正太路就修成了窄轨。此时，阎锡山还在太原武备学堂学习，显然与正太路的窄轨攀不上关系。同蒲路的修建从1907年2月成立“山西同蒲铁路有限公司”开始，采用“本省绅商招股自造”的筹资方式。修了3年，只不过在太原以南的榆次到北腰村之间修起7公里路基，就因筹资困难和辛亥革命爆发而停工。1913年，又由“商办”改为“国办”，进入同成路（由大同——太原——西安——成都）的规划中，交向法国借款修筑。袁世凯把借款都用于打内战使用，因此，十年之间，只是办办停停地测路，并不能铺成一寸铁轨。1927年，阎锡山提出要由山西自筹资金修筑同蒲路，并聘用德国工程师带队继续进行测量，又用三年时间，将全线测量完毕。对于修筑标轨还是窄轨的问题，阎与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意见对立。南京政府铁道部提出要采用标轨，阎锡山则坚持采用像正太路一样的窄轨。
阎锡山坚持将同蒲铁路修成窄轨，也是为了与蒋介石对抗，不让蒋的势力借修路之机伸到山西。因为蒋介石为建立一个北与京绥、南与陇海相接的铁路系统，向法国借款9000万法郎，准备修建从大同到潼关的铁路。阎锡山支持下的山西民间团体，反对南京政府铁道部借外资修路的计划，坚持要本省自筹资金修建。以山西当时的经济实力，要在地形复杂的山区修筑这么长的一条铁路，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因此，节约资金，考虑经济效益，就成为头等大事。聘用的工程师也认为工程艰巨，费用浩大，建议修成窄轨。阎锡山认真听取各方意见，经过精细测算，还专门编了一本《山西修筑窄轨铁路之理由》的书，反复阐明和宣传以经济节省为原则，修筑窄轨投资少、得利快的好处。书中宣称：同蒲铁路的测量定线工作，将近六年，有的路段测量三、四次，甚至六七次，虽费时费力，却找到了经济合理的线路。如绕开了石岭关、雁门关，另选新线，虽多走路程，却避开了艰巨的谷桥、隧道、深挖、高填等工程，经费大省，效益大增。而且通过对当时所有八种规格的铁轨的测算，得知：如用标轨，全线需投资9000万元。经调查测算，当时同蒲路沿线货运量每年约40000吨公里，客运可达7500万人公里，每年总计能收入约350万。以运量年增30％计算，除去利息支出，损益扣抵，计算下来，在五十年内不但赚不了钱，累计将亏损37亿多。而修窄轨铁路，成本大大降低，投资仅需3400万，比标轨节省一半还多。二十年内除收回全部投资外，能盈利600余万，到五十年头上，可赚回30多个亿。善于精打细算的阎锡山，最终决定同蒲路采用窄轨。另外，阎锡山在这个问题上也还有不可告人的小九九。阎曾以其叔父阎书康的名义，在法国银行存放一笔巨款，因阎书康早逝，法国银行不见本人的面，坚持不让提取这笔款。几经交涉，法国方面允诺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用过而后来闲置无用的一批小火车头抵款交付。阎锡山得不到钱，只好同意。这也是他坚决主张修窄轨的原因之一。
阎锡山本人以很大的精力投入修铁路。兵工筑路会议，每周召开两次，阎锡山每会必到。对资金，他卡得很紧，坚持“少花钱，多办事，”，能省的地方就省，能少花的地方决不多花。有一段线路的设计，为了从两个不同的施工方案中确定一个，阎锡山亲自骑着小毛驴，沿线路踏勘。对修铁路的事，他事必躬亲，管得很细，安排也十分具体。阎锡山这样抓了，省内还能有什么障碍？因此，施工进行一直比较顺利。
同蒲铁路的修建，得到了山西民众的欢迎和支持。颇有传奇色彩的“尔旺洞”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山西五台有一个名叫边尔旺的和尚，平日里乞讨维生，却十分致力于修桥铺路行善事，因而小有名气。同蒲铁路开始修筑后，他也积极参加。在一条名为段家岭隧道的工程中，阎锡山亲自委任他担任土石方工程的监工。许多人不相信他能搞好这项工程，但边尔旺埋头苦干，日夜忙碌在铁路工地上，除吃饭外不要分文报酬，最终监工完成了这项工程。为纪念这位不计名利的修路功臣，这条隧道就命名为“尔旺洞”。
阎锡山的“十年建设计划”的实行，确实使山西的经济，尤其是近代工业得到了很大发展。山西的经济实力有了显著的提高，成为他得以对外扩张的物质基础，成为他参加抗战并作出重大牺牲的重要前提。而他以“公营事业”作幌子，掠夺性地发展官僚资本，也从人民手中榨取了大量财富，用以支撑庞大的军队，支撑他的政治野心，也成了他顽固反共的一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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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凑理论体系 加强文化专制
在十月革命影响之下，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给中国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了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历史这种巨大的变化，给了阎锡山很大冲击。他虽然积极参加了辛亥革命，但他心目中的革命蓝图，实际上还是改朝换代坐江山的传统思想。在留学日本时接受的零碎片段的军国主义理论，不过是被他当作适应形势的工具运用而已。因此，他心目中革命理论，仍然是儒家学说。
这从阎锡山对“中国文化真谛”的解释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说：“我以为孔子集中国文化之大成，不尽在其删诗书、定礼乐、释易象、作春秋，而在大同小康之辨。孔子以后之儒者，均陷于在私天下范围之内讲儒学，籍维持君主之安以安天下。自国父孙中山先生创立民国，以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为标的，中国文化之道统乃得复兴。”阎锡山可谓目光开阔，勇气超人。他一个巴掌把孔子之后的儒学大家都打了下去，认为统统是“在私天下的范围内讲儒学”，仿佛只有他才得到了中国儒学的真谛，只有他才是实现世界大同的儒学真正传人。抱着这样的心态，对主张并力行共产主义学说的共产党，必然会是一种势不两立的对抗。在当时，忙于争权夺利的军阀们，鲜有人能看到共产主义这个“在欧州徘徊的幽灵”会给中国大地带来天翻地覆的巨变，而阎锡山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他明白表示：“欧战终了，世界形势大变。于是鄙人之武力政策，亦因之变迁。”他看到了意识形态掀起的风暴并不亚于武力。恰好，此时有一件事，让他抓着了机会大做文章。
1921年初，东北张作霖给阎锡山发来电报，称由莫斯科驱逐回国的一批山西商人，回到哈尔滨后，因无路费返家，请山西方面派人接回。接回太原之后，侨民派出五名代表面见阎锡山，报告了他们在苏联的遭遇。其中说到，刚建立的苏联，为了解决粮食困难，采取了暴力征集的手段，农民因此而遭受灾难。对十月革命的阴暗面大加渲染，使阎锡山“甚为惊骇”，由此，他认为，“资本主义之剥削，演出共产主义之错误，就世界人类说，应产生一个适中的制度。”为此，他以很大的精力，举办所谓“进山会议”，组织骨干分子，对社会形势和应对策略进行研究，从思想上、学说上构筑反对共产主义的防线。他宣称：“人是有理性、有欲性、有精神、有物质的一个生活物。”“人群虽大，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能了解一人之心理，皆可推知人群之心理。试看人未有不想生活者，未有不想好生活者。究竟如何能使人人都有好生活，就消极方面而言之，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谓。若就积极方面言之，如何能使自己有好生活，而并使他人亦有好生活，此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成己成物之谓也。过去圣哲对此持论，有所谓理想国者，有所谓死后天堂者。如何而能有实现之理想，如何而能得人世之天堂，是在吾会之研究耳。”
参加“进山会议”的，都是他的亲信和骨干，开始只有十多人，后来发展到一百三、四十人，每周两次，每次半天，前后达一年之久。气氛严肃，态度认真，并不是做样子的。说明阎锡山本人对理论和理论建设的高度重视。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得出了许多结论。这些结论是：
一、对男女问题的结论：男女不能无交，男女应固定一夫一妻制；男从女还是女从男，应以生活能力为解决标准，原则上应定男性。
二、对家庭问题的结论：夫妻所生子女，应归其自己养育；原则上父子同居，兄弟不同居。
三、对教育问题的结论：教育须道艺并重。道的教育应平等均受，为必修教育；艺的教育分实作、改进两等。
四、对自然物的结论：土地公有私种。凡属农民生则自种，死则归公，产业均等，人欲亦遂。较之共产主义之共同生产共同消费之大同制度，大有不同。矿产公有公办，而兼私办。
五、对工业问题的结论：工业应有限制；除必须之大工业外，应偏重小工业；大工业公办，小工业应私办。
六、对资本问题的结论：资本亦可名为工本。由劳力而生以补助未来之生产者，皆资金也。因其始从人工而来，其终仍供人工而用，故亦可名为工本。金银代值，为社会之疯狂症；资产生息，为社会之虚痨症；应当实行工本公给。
七、对商业问题的结论：商业应有限制。因资本既由公给，商业自应限制。
八、对政治问题的结论：政治为随时修理人群共由之正道，使人人共由此道之行为，政教不分。贤者主事，能者办事。君主之传子与民选之政党，皆欲制，其弊相等，均应打破。元首传贤，选贤之法，由元首提名，交人民承认，否则由人民选举。对内由下而上，对外由上而下。
这套貌似“学说”的结论，其实是用唯心主义的方法，支离破碎地对人类社会的问题发了一些议论。不过，从中也可看出，阎锡山十分热衷于标谤自己的独特主张，在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共产主义的“执中”的幌子下，将儒家学说中的“大同”、“仁政”变个说法，当作自己的旗帜。表明他开始执政，对共产主义便坚决反对。当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视。在当时的社会里，比起那些只知争抢地盘、搜刮民财的军阀来，毕竟是高了一个层次。
国民党山西党部的李冠洋，也是山西人。此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史方面颇有造诣，自视清高，在文人圈里也属于傲气凌人者，对那些舞刀弄枪而胸无点墨的军人，历来看不起。当初也认为阎锡山这个老乡不过是一个“土包子”，但在与阎见面谈论之后，印象大变，态度大变，变得对阎锡山甚为崇拜。据李冠洋事后回顾说：“我当年年轻气盛，自以为上的是名牌学校，优秀学生，奔赴南北，接触过不少知名的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