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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阎锡山又趁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获利的时机，进行第二次大规模扩军。原有的十个团扩编为十个旅，其后又成立两个师，增建一个步兵旅，一个手榴弹旅，一个迫击炮团。通过这次扩军，兵力增加比原来增加一倍，达到了4万人的规模。
与扩军同步，山西的军火工业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具备了大批量生产手榴弹、手雷等短火器的能力；仿照日本的山炮，制成了最大射程达到5000米的一二式炮兵炮；改制出了不用骡马驮运可用人力拖挽、射程达4000米的一四式步兵曲射炮；造出了击发精确性更高的一三式山炮，并大量制造轻重迫击炮，重山炮和野战炮也已经研制成功。至于各种轻重枪支和枪炮弹，产量和质量都已达到国内的高水平。山西的军火工业完全能够满足军队的需要，也成为阎锡山拉拢和要挟其他军阀势力的工具。山西军队的炮兵规模堪称一流，手榴弹团则别具一格，在参加的历次战争中，无论攻守，都对敌手造成极大威胁。到1926年，太原兵工厂已设有炮厂、枪厂、炸弹厂、炮弹厂、枪弹厂、炸药厂、铜壳厂、引信厂等专业分工很细的多家分厂，并且一度建立起飞机厂，装配过几架教练机。太原兵工厂和山西火药厂共有设备3800余部，工人15000多名，与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汉阳兵工厂和沈阳兵工厂并列。由于山西的兵火工业突飞猛进，弹药充足，阎锡山曾下令官兵在打靶时，一律用实弹。这种情况，在全国军队中可谓绝无仅有，晋绥军的射击水平大为提高，多次在全国比赛中名列第一。
建立和发展军火工业，不仅显示了阎锡山对军事现代化的重视，而且也为带动其它工业的发展，建立山西的近代工业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辛亥革命后的七、八年时间，在山西省督军公署属下的企业就发展到了十几家。除兵工企业外，还有银矿公司，煤矿公司以及几家银行。
阎锡山重视军火工业，可谓目光远大，具有雄心壮志。早在1920年，他就着手为发展航空工业创造条件，准备凭借自己的力量制造飞机。他先后几次向法国派出留学生，学习航空技术。并在军工厂内设立组装飞机的机构，对外挂牌称“太原汽车修理厂”，厂内专门辟有一个秘密车间，组装飞机。当时，阎锡山从德国高薪聘来工程师、机械师，带领中国技术工人，用几个月时间，将从国外进口的部件装成两架双翼教练飞机。到1925年，阎锡山引进法国的飞机制造技术，组装出了自己的飞机，以“鹏程万里”四字编号。以此为基础，宣布成立了“航空兵团”，尽管全团只有二十来个人，却显示出用现代技术武装军队的巨大努力取得了成效。到1930年底，阎锡山先后投巨资从英、法、德、日购进或组装了飞机二十多架，成立了“晋绥军航空大队”。这在当时，也是一件令人瞩目的新鲜事情。
通过联直、奉反冯的战争，阎锡山又获取了巨大的利益，势力扩展到绥远，于是晋军于1926年改编为晋绥军，紧接着进行了第三次扩军。这次扩军，阎锡山仍然从培养军事人才入手。这年10月，成立山西军官学校，学校开设步、骑、炮、工四科，大量招收中学毕业生，经过严格的军事培训和教育后，分配到部队充任下级军官。同时，又设立了辎重训练所，作为专门培养后勤人员的基地。后来还成立军官教导团，负责收容训练编余军官并轮训在职军官。经过教育训练的军官和专门人才，素质自然比较高，从而使扩编后的军队也有较高的战斗力。1927年春，晋绥军扩编为17个师。次年，阎锡山又接受改编了原属冯系的徐永昌带领的国民第三军。此后不久，再次把晋绥军的师扩充为军，与第三军系列相适应。扩充之后的晋绥军，编制有8个军，另有8个炮兵团，兵员超过了13万人。
1929年，阎锡山趁着蒋介石与冯系、桂系鏖战之时，又进行了第四次扩军。步兵由8个军扩充到10个，另外还组建了4个保安纵队，骑兵和炮兵也进一步增强，使总兵力达到了20万。
阎锡山扩军的步伐一次比一次急，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十几年的时间里，就使山西军队的数量翻了四、五番，充分反映了他不断膨胀的野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山西的综合实力有了巨大的发展。正是依靠这一支军队，他才得以从山西走向华北，才能够充当各方盟主，向掌握南京政府大权的蒋介石发难；也正是依靠这一支军队，他才能在三晋大地上干出一番轰轰烈烈抗战的业绩；当然，也还是依靠这一支军队，他企图与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对抗。待他失去这支军队之后，他就变得几乎一文不值。从走上军阀这条道路起，他的命运就与军队紧密相连。正是兴也军队，败也军队，中国自古以来，无数军阀都栽在自己倾尽心血打造培植的军队手中，看来这也是命定的规律。
推行“六政三事” 加强基层社会建设
为了实际推进和落实各项措施，还专门成立了“六政考核处”，作为检查督导机构，并将推行“六政三事”的成绩，作为官吏升迁的标准。阎锡山特意发表了《六政考核处宣言》，指出：要充分利用和发挥山西的地力，就要兴修水利，种桑养蚕，开垦荒地；要充分利用和发挥山西的人力，就务必除去吸食鸦片、女子缠足等危害人身的旧习。地力和人力都发挥出来，才能多方开辟生利之途，有益于国计民生。政府为了支持扶植这些事业，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例如，在水利建设中，采用先贷款后偿还的办法，解决民间开渠打井的资金不足的问题；在发展蚕桑业时，设置专管蚕桑的机构，厉行督促之外，负责提供技术和管理服务；而为了推动社会各界重视参加植树，政府特意规定每年清明为植树节，要求人人参加植树，对完不成任务者予以处罚。
以上三件发展生产的事，尽管也有人反对或者消极怠工，但总体上进展顺利。但另外三件事，天足，禁烟，剪发，因为涉及到多年的陋习，这些陋习又已经成为某种生活常规，开展的阻力则甚大，还出现过不少风波。开始时，阎锡山禁烟的决心很大，措施也比较严厉。曾有人警告说，今吸食洋烟者遍布各地，人数众多，硬性戒烟，惹起众怒，怕是不好收拾。阎锡山表示：洋烟对人的毒害太大，不戒不足以振民气，就是冒再大的风险也要戒了它。他派出大批警察到各地检查，并规定查获抽大烟者可以从罚金中大比例提取“奖赏”。所谓重赏之下有勇夫，警察查烟的积极性高涨，大抓大扣大罚，一时间各县的看守所中塞满了被查罚的烟鬼。山西的鸦片主要从陕西、绥远等种植地运进，而洋烟金丹料面，则主要通过正太铁路从天津租界运进。为了打击运销的毒贩，对这两条通道也进行了严厉的查禁。阎锡山本人不吸食大烟，在他的家训中也把不准子弟吸食大烟作为重要家规。对于民间社会，他可以采用严峻办法，但是，他却没有办法治理手下大批军政要员吸食或贩卖大烟的积弊。戒烟遭到重重阻力，几经曲折，阎锡山本人只好退却。他对前来诉苦或要求辞职的戒烟官员们说：“为政不要得罪巨室，你们要学得灵活一点。”如此灵活之后，戒烟之事也就日渐夭折。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阎锡山自己也以兵垦屯田的名义，大肆种植鸦片，并挂着戒烟的名目，公开卖开了烟土。年轻时为社会谋福的理念，终于难敌扩军、捞钱的重大利益的引诱。人生天平的这种倾斜，有时谓之成熟老到，对阎锡山来说，也不例外。
至于天足、剪发，这是辛亥革命以来全国都在进行的有反封建意义的大事。但山西由于交通闩塞，人们观念落后，虽然民国初年以后，政府多次命令剪发、放足，但响应者只有城市中一些知识分子和接受革命影响的为数不多的人群，大部分平民百姓并不予理会。实行“用民政治”，阎锡山认真抓了这项根除封建陋俗、移风易俗的大事。在宣传、号召之外，组织起专门的督查机构，要求和强制各地组织起“剪刀队”，见辫子就剪，不得有例外。而为了推行放足，则派出人员，到农村中挨家挨户检查，凡不放足的妇女，要罚款；对放足的妇女，则奖励小洋二角，作为买袜子钱。这种小事，阎锡山本人也积极介入。他说：“女人们放了脚，不缠裹脚布，也得穿双袜子吧。有钱人家好说，穷人家的女人也不能叫光着脚板走路。每人发给两毛钱，扯上三尺土布，够做一双袜子。”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阎锡山对此事的重视。但是，推行放足，还是遭遇到了严重的抵制。为了给全省做出一个样板，阎锡山让自己的老家五台县带头。即便是老家的父老乡亲，对他的革新措施也并不认帐。当时，在五台、定襄一带就流传开这样的顺口溜：“初三、十三、二十三，河边出了个阎锡山；阎锡山，灰拾翻（方言，不务正业胡折腾的意思），剃了辫子留了洋，搬了神像立学堂。”尤其是让女人放足，更是引起极大的震动和强烈的反抗。河边村有几个练武的“标头”（即武术师傅），强烈反对让女人放足，就带头组织了手下的徒弟及群众千余人，把阎锡山的老家都包围起来，扬言阎锡山不下令停止放足，就要打进阎府，把他的老窝烧掉。经人劝解，虽然没有真打进去，却又挟持了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游街，并打到离河边十几里的东冶镇，扬言要杀死留日学生，同盟会员，负责在五台监督剪发、天足的康佩珩全家。康佩珩带领十多个保安，退守到房顶上苦口婆心地劝说。但闹事的人群并不买帐，双方僵持不下，发生械斗，各有死伤。此事报给阎锡山后，阎立即从省城派人来，将带头闹事的两名标头逮到太原，下令将其中一人正法，另一人陪桩。经过这一番真刀真枪的流血冲突和坚决镇压，五台的剪发、天足等事才顺利推开。封建观念和习俗的势力就是如此顽固，阎锡山在这些事情上保持和发扬了反封建的辛亥革命的精神。“六政三事”推行五年多之后，官方曾对推行的成绩有一个统计：共扩大灌溉面积200万亩，种桑1、15亿株，收茧330多万斤，种树4504万棵，勒令戒烟10万余人，查获贩运吸售鸦片案5万余起，天足和剪发的任务则基本完成。当时，山西省的总人口不过1000来万，大部是山区，生产力水平低下，“六政三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的确也不容易。当然，这种官方统计数字注定含有不少水分，不过，它毕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朝末年以来山西农村的穷困破败愚昧落后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之后，阎锡山又推出了村政建设的计划，设计了“用民政治的构造”，即“行政网”。他认为：“大凡世界各国，其行政网愈密者，其政治愈良好、愈进步”，“鄙人现在亟亟于编村制，意欲由行政网不漏一村入手，一村不能漏然后再做到不漏一家一人，网能密到此处，方有政治可言。”“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乃粉饰，自治不达于村，则治无根蒂；舍村而言政治，终非彻底之论也。”基于这种理念，阎锡山提出推行“村本政治”。所谓“村本政治”，就是在农村，建立以村为单位的行政统治网络，强化以村为单位的行政组织作用，以便进行有效的统治。他的做法是，将全省分为12个区，每区下辖八、九个县，以县为单位，按距离远近、人口多少划分为若干段，段下设村，村中以25户为闾，闾下以5户为邻，分设村、闾、邻长，而以村长代行警察职能。层层组织起来，以村为基本单位，实现自治自理。例如，通过订立村规禁约，颁布《人民须知》和《家庭须知》，以儒家思想为中心，以封建伦理道德为标准，规范百姓行为，移风易俗；颁布《村禁约》设立村公所、监察会、人民会议等机构，对偷盗、斗殴、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忤逆不孝及贩毒吸毒、聚赌窝娼等不良行为进行教育和处罚；组织保卫团，维持治安并对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组织息讼会，调解民众之间的纠纷等。在发展农副业生产的基础上，加强农村的社会建设。对此，阎锡山曾付出极大精力，亲手制订了《整理村范歌》，从中可以看出他的主导思想，也可以看出“村本政治”的基本内容。歌曰：
督军教人学好，定下村范一篇。盼望人民程度，一天高于一天。没有开场聚赌，
没有窃谷偷田。没有窩赃聚盗，没有金丹洋烟。没有持刀行凶，没有打架挥拳。没有男子不孝，没有女子不贤。没有儿童失学，没有游手少年。没有家庭不睦，没有残忍可怜。这样模范村子，大家住得安全。做好人有饭吃，快乐好比神仙。从前乡下涣散，遇事没人向前。如今村闾邻长，都有管事的权。这个整理责任，就在你们双肩。爱家必爱家乡，千万不要推延。机会且莫错过，别人着了先鞭。奉劝诸君努力，荣誉流传万年。
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历来是“皇权不下县”，县是最基层的政权机构。所谓“山高皇帝远”，就成为县以下广大农村无法无天的普遍现象。清末以来，由于社会的发展，兴办实业、修筑交通、兴办社会教育等社会事业，都要进入农村，因而需要设立各种组织，开展各种工作。自清末以所谓“地方自治”为名开展农村社会建设以来，各地已经取得了不少实际经验和效果。但都没有阎锡山这样严密系统。可以说，山西进行“村本政治”的建设，以省级政府的名义推行村治实验，在全国的村治发展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阎锡山是第一个在全省范围内把政权渗透到村一级，成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各地方势力对农村社会控制最严密、时间也最长的一个。在这个问题上，体现了阎锡山的进取和改革精神。当时挂名的中央政权，顾不上也不可能有什么政策指示，而在全国范围内，也还没有可供学习借鉴的经验和办法。他把山西作为一个独立于外的“国家”来治理，是在特殊条件下一种大胆却又有效的选择。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他的政治抱负或者说野心。他的“用民政治”的设计，主要是依照日本军国主义对社会的统治模式，但又带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以推行发展经济的为主的“六政三事”和以灌输儒家思想和军国主义为主的国民教育相结合，把农村置于严格、严密的控制之下。其目的，是以军国主义方法管住分散的农户，再以儒家“王道”、“仁政”的教化控制人们的思想，管住人心，让百姓不敢造反也不能造反。从而维持一个安定的社会基础，建立一种有利于自己统治的社会秩序。应当说，这比其它多数军阀只知道掠夺，只知道榨取，也只能使社会更加混乱的行为确实要高明得多，进步得多，更合乎人心和正义。后来的南京政府，基本上是以山西村治为蓝本，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村制建设的。从组织体系上完成农村自治机构构建的过程，县以下建立起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行政系统，首先是有利于阎锡山的专制统治，其次也有利于维护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百姓生活的安定。梁漱溟先生是在近代致力于搞乡村建设的进步知识分子的代表。他试图从教育入手，通过不断的改良，真诚地希望能够解决中国农村的破败落后问题。但他的愿望在军阀各自割据一方的大动乱的社会环境中，只能是一种美好的空想而已。因此，他在看到山西村政建设的成就之后，对此表示高度的赞赏。他1922年来山西，考察了山西村政建设，在对山西国民师范学校的学生演讲时说：“现在全国各地都乱到极点，个人自由的权力，全被剥夺无遗。……如广西、广东、湖南、四川、陕西……，哪处不是民不聊生！连我们最低要求的生命都保不住，还讲什么别的权力。山西这方面，无论如何，我们总是可以赞美地方政府有一种维持治安的功劳。”应当说，阎锡山大力进行村政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相对于动乱不定和灾祸频发的冀、豫、鲁等省，山西成为一个较为安定富裕的地方。因此，在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上述各地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致使与它们相邻的晋东、晋南一带的不少县，移入人口占到很大比例。如后来成为上党战役主战场的长治市屯留县，二、三十年代就进入大批移民。至今，在县域人口中，山东移民占到三分之一，河南移民占到三分之一，而祖籍山西者也只有三分之一。象这样的县，并不在少数。
2003年春夏之际，中国人民为战胜突如其来的非典经过的那段曲折过程，将永远留在历史的记忆中。受到这件事的触动，有学者以确凿的史料为据，说到八十多年前发生在山西北部的一次肺疫防治情况。当时的疫情非常严重，而且发生在交通不便且十分贫瘠的北部山区，无论是防还是治，都面临着极大的困难。阎锡山接到疫情报告后，立即对晋北各县实行交通封锁，督促各级官员严格检查，依照清洁隔离、埋尸封室的各种规定，迅速行动。果断地采取了主防不主治的决策，动员和组织百姓严密防范。聘请在晋的各国医生、牧师和教士帮助，给专家以医务全权，依靠科学技术对付疫情。很短时间内，就动员起社会各界的力量，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的发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交通极其不便，信息难以通达，社会公共设施更是无从谈起，民众的文化知识、卫生习惯及生活条件也都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能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应当说，在意外灾难面前，山西的基层社会结构，特别是村政建设显现出了有效的动员和组织功能。
发展近代工业 建设铁路 实施“十年建设计划”
阎锡山从大连返晋后，一方面为了在蒋介石面前表示自己从此埋头不问政治的驯顺，另一方面，也是总结中原大战失败的教训，更加认识到，实力的表现是军队，但其深厚的基础在经济。经过连年混战，尤其中原大战的极度损耗，山西的财力已经枯竭，再不迅速改变这种状态，将难以在山西维持下去。因此，他抓紧时间，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方面，提出了“造产救国”的口号，动员和组织全省力量，为发展经济而努力。他亲自编写了一首《希望将来歌》，在省内传唱。其歌曰：“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