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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警察制度》、《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览》、《美国制度要览》、《比利时澳国俄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普鲁士官制》等多部政治制度著作。
社会政体的类型，根据主权者人民将政府权力所赋予的不同对象，可分为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如果将权力交给一个人掌控，就是君主制；赋予少数几个人进行操作，形成贵族制；如果人民既保有立法权，又掌握着行政权，便是民主制。就当时世界民主制度而言，主要有两种类型，君主立宪制与共和制。君主立宪制又分两种，一种是以议会完全取代王权的英国模式，另一种是分割王权的日本模式；共和制也有两种形式，美国式的总统负责制与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不论何种类型，民主制皆以“三权分立”作为国家政权的组织原则，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虽然你争我夺，在不同的民主国家此消彼长、有强有弱，但三权不仅分开，而且保持着相互制约、彼此均衡的发展态势。
反观中国两千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封建专制政体，三权分立闻所未闻，所有权利集于皇帝一身，皇帝是所谓的天之子，是唯一的主宰，可以凌驾于全体人民及一切物事之上，享有至高无上的决定权与处置权。
只要稍加比较，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西方式的民主制并非最好的政治制度，却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人性化、最为完善、最合乎道德的一种政体。
随着视野的开阔、研究的深入与认识的提高，宋教仁一方面继续民族主义的抗清斗争，另一方面，则以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改造并取代中国封建专制政体为目标奋斗不已。在日期间，他因出色的组织才能与精湛的理论修养，深得留日同学赞许，被认为“非徒有破坏力且有建设力”。排满反清是“破”，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体是“立”。不破不立，打碎与毁灭不是目的，只是过程与手段，关键在于构建一种先进的秩序，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宋教仁努力追求的目标没变，胸怀与认识却在不断变化、提升与超越：活跃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宋教仁，既是运筹帷幄、折冲尊俎的革命家与组织家，也是一名宣传民主、推行宪政的理论家与政治家。
1905年1月，宋教仁作为主要发起人，成立了“二十世纪支那社”，创办《二十世纪支那》杂志，以研究学术为名，号召所有留日学生打破省区界限，实现广泛的团结与联合，为“树二十世纪新支那之旗于支那”而奋斗。不久孙中山抵达日本，与黄兴就兴中会与华兴会联合成立中国同盟会之事进行协商，宋教仁被举为同盟会章程起草人。1905年8月20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宋教仁被推为司法部检事，《二十世纪支那》杂志改组为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
自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始，宋教仁的声望便不断上升，地位日益突出，“在当时实是国父的左右手，党中有名的健将。”
由于认识、性格、观念等各方面的差异，加之反清起义多次失败，同盟会的主要领导成员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陶成章等人相互之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与分歧。于宋教仁来说，主要是思想见解与孙中山有着一定的出入。鉴于同盟会倾全力在南方边远地区发动起义惨遭失败的事实，宋教仁痛定思痛，不断反思，于1910年提出了调整、变更反清计划的建议，这便是著名的“上中下三策”：上策为中央革命，一举占领北京，号令天下；中策设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长江流域各省同事举事，然后北伐；下策在云南、两广、东北等地起义，占据边远地区，再图发展。下策屡次损兵折将事业无成，上策难度最大一时无从下手，唯有中策最为切实可行。为此，他提议道：“发难宜居中，不宜偏僻；战期宜缩短，不宜延长；战区宜缩小，不宜扩大。”谭人凤、陈其美等同盟会主要领导及多数会员纷纷支持这一倡议，1911年7月，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宋教仁当选为总务会干事，分掌文事部。
宋教仁及时调整起义方略，为推翻满清统治带来了新的转机。时值四川保路运动进入高潮，他抓住这一有利机会，迅速派遣要员前往长江流域八省设立分会，各分会皆受上海总部指挥，以联成一气，协同发展。
“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长江流域八省各分会机关相继成立，在筹划具体行动方案时，宋教仁将武汉列为重中之重。他的目光，放在了早有革命思想的新军身上，促请谭人凤前往武昌，力劝共进会、文学社两派合并，相辅而行，伺机发动武装起义。其实，早在1904年华兴会策划湘鄂起义时，宋教仁就特别瞩意于武昌新军，认为“能够运动新军参加，枪杆子与军队就有了，而且革命之火，一经点燃，由新军来占领汉阳的兵工厂、楚望台的军械局，也比较容易多了。能夺下这两个地方，就不怕少枪缺弹了。这叫做‘向敌借兵，就地取粮’，省钱省事……”
事实证明，正是同盟会中部及各地分会的成立与推进，才促成了武昌首义的爆发与长江流域各省的迅速响应，然后波及全国各地，取得了辛亥革命的最后胜利。
武昌首义爆发时，同盟会主要领导没有一人身在武汉——孙中山在海外，黄兴在香港，宋教仁在上海。举义仓促，群龙无首，革命党人只有临时推举原清军协统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
其实，宋教仁是最有可能出现在武昌领导起义的同盟会领袖。起义爆发半月之前，即1911年9月25日，湖北分会负责人居正奉命抵达上海，详细汇报了湖北革命条件已经成熟，武昌新军跃跃欲试的情况，催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迅速前往武汉主持大计。同盟会中部总会决定率先在武汉发动起义，南京、上海两地同时响应，宋教仁、谭人凤两人赶赴武汉，同时派人至香港速请黄兴。正在这时，谭人凤突染重病住院，关押在武汉监狱的宋教仁密友胡瑛派一学生前来上海，痛哭流涕地叙说湖北条件尚未成熟，力劝不要提前发难。准备成行的宋教仁不禁犹豫起来，后因武汉事急，决定于10月6日动身。正待启程，又因《民立报》事情难以抽身。10月8日，谭人凤带病出院，独自一人前往武汉，船到九江，武昌新军起事，进攻督署，清军弃城而逃，武昌由是光复，首义获得成功。被突如其来的革命声势吓得躲在床下的黎元洪，在革命党人的“逼迫”下，不得不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一职。
没有及时赶往武汉，宋教仁追悔莫及，引为终生遗憾。谭人凤也因此而将一些始料不及的祸事怪罪于他：“推原祸始，则皆宋钝初（宋教仁字）之迁延有以致之也。不然，当时内地同志，对于海外来者实有一种迷信心，安有黎元洪？无黎元洪，又安有此数年来之惨剧？”
谭人凤之言虽有夸大其词之嫌，但武昌首义爆发之时，倘若宋教仁在场，就不会有黎元洪极不情愿之“出山”，倒也是实情。此后，宋教仁为将黎元洪拉下“马”来，简直费尽心机，也没有成功。比如他组织各省留沪代表举行会议，推举黄兴为大元帅（或大总统）负责筹组临时政府，就是担心武昌成为中央政府，黎元洪成为政府首领，于同盟会不利，才不得不如此而为，结果遭到了湖北集团以及在武汉的各省都督府代表的强烈反对，甚至有人认为他是在扮演“一幕滑稽戏”。武昌起义两个半月，也没能产生一个全国性的中心机构，给清政府带来许多可乘之机，究其主因，当与同盟会不信任湖北军政府，担心黎元洪坐大密不可分。
起义爆发不到半月，宋教仁还是匆匆赶到了武昌。只是机会稍纵即逝，一旦错过便永不再来，好些事情也无法挽回。历史老人有时大方得不着边际，有时又吝啬得不近情理。1911年10月28日，宋教仁与黄兴一同抵达武汉。清军压境，汉口危在旦夕，黄兴一心所系，是打退清兵，先立战功，再作其他打算。而宋教仁的着眼点则在“立”，他力主组织中央临时军政府，以取得交战团的合法地位。一番努力没有成功，便转向以建设新国家为宗旨的立法活动，以其精湛的法学知识及长期充分的积累准备，在短短的时间之内起草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
《鄂州约法》是中国第一部以自由、平等、博爱等天赋人权为思想基础，以三权分立为理论基础的大法，它以法律的形式否定了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确立了人民的民主与自由权利，具有划时代的开创意义。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乃同盟会的四大纲领，满清政权被推翻，前两条业已完成，接下来的任务当是“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而当时的情形，正如蔡元培所言：“会员大率以‘驱逐鞑虏’为唯一目的，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数。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数，宋渔父先生其最著也。”事实的确如此，从《鄂州约法》的草创，到此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以及民国初期国会的运作，宋教仁都是中心人物，贯穿其中的，便是一个大写的“立”字——创立、成立、树立与建立。
同盟会核心领导成员中，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分歧。黄兴总是以其豁达的胸怀，不计前嫌，弥合裂痕，与孙中山尽可能地在思想上完全认同，行动上步调一致。而宋教仁却怎么也做不到，他也想毫无保留地听命于孙中山，可内心深处却有另一个声音在拼命地阻止他。宋教仁与孙中山目的一致，其分歧主要出于不同的思想认识，以及具体的行动计划，绝对没有半点争权夺利的意思。辛亥革命前，他们的分歧在于发动反清起义的具体地点，孙中山一直着眼于边远地区，宋教仁则留意于中部长江流域。辛亥革命成功，共和国建设迫在眉睫，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欧洲回国，立即讨论组织临时政府问题，他主张采取美国式的总统负责制，而宋教仁则主张法国式的内阁负责制。孙中山认为：“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这一看法有着十分充足的理由，专制政体刚刚推翻，人们已经习惯了几千年高高在上的皇权统治，皇帝垮台，而总统又形同虚设，国家一时间极有可能陷入混乱不堪的境地。其实，宋教仁此前也赞成总统制，包括不久前由他亲自起草、主持制订的《鄂州约法》、《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便取美国总统负责制。现在之所以反对总统制，极力主张推行法国式内阁负责制，主要是因人而设，从防范袁世凯的角度出发。南京临时政府就要成立了，孙中山即将当选临时大总统，但这一切都得附加“临时”二字。早在孙中山回国之前，南北和议代表谈判，订立草约五条，其中就有“先推翻清政府者为大总统”；据传黄兴也在一封电文中说“袁能令中国为完全民国，决举为大统领”；而民众渴求和平，以为满清政府推翻，只要战乱平息，汉人中谁当总统都是一样。眼见袁世凯即将坐收渔人之利，对他素无好感的宋教仁决计早为制约之计：“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更易之，如必欲更易之，必致摇动国本。此吾人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宋教仁的真实意思不便明说，所以提议无人理解响应，因责任内阁制设立总理，宋教仁遭到其他党人反对不说，还被误解为争权夺利，想当总理。
误解也好，反对也罢，宋教仁仍拼全力争取。经过多次反复磋商，他终于说服了孙中山，决定采取内阁制，孙中山就任总统，黄兴出任国务总理。
临时更改政体模式，不得不对取总统制的《鄂州约法》与《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约法》已成过去，而《大纲》则为即将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蓝本，修改须征得各省代表同意。为此，宋教仁宴请各省代表，发表演说，陈述修改理由，而应者寥寥。加之宋教仁想当总理的谣言愈传愈盛，《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后虽作了一定修改，但只承认增加副总统、国务员的位置，责任内阁制并未出现。
1912年1月3日，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共和模式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标志着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在中华大地的结束，至少是形式上的最后终结。
1月13日，宋教仁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受孙中山委托起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宋教仁力主坚持责任内阁制，规定临时大总统权公布法律及政令，须经阁员附署，明确限制总统权力。不久，又以《鄂州约法》、《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为基础，制订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3月11日，由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正式公布。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对国家政治体制作出规定：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并实行立法（参议院）、行政（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及国务员）、司法（法院）三权分立原则。立法制约行政，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干涉。
《临时约法》摒弃了孙中山一贯主张的民主共和模式，采取了宋教仁式的自由共和理论框架——责任内阁制，“采法国制，参议院为最高之机关，而国务院为责任之主体。”具体而言，责任内阁制通常设有内阁（中国称国务院），由总理和总长组成；内阁由议会产生，并由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一个政党组成，或几个政党联合组成；内阁对议会负责，受议会监督，议会可决定内阁去留。总统虽然代表政府总揽政务，但其权力受到严重制约，公布法律、发布命令须经国务员副署才能生效，不同意则可驳回。国务员由参议院任免，因此国务员只需对参议院负责，而不必听命于总统。可见责任内阁制下的总统，是一名不负实际行政责任的国家元首。
平心而论，这种视人立法的随意性手段，置国家大法为政治工具的做法，实在有失西方立法精神的客观与公正原则。此外，就已经施行此种制度的法国而言，内阁制极容易造成政府频繁更替，导致政局动荡不稳，这点也被革命党人有意无意间给忽略了。
表面看来，宋教仁的责任内阁制可以有效地控制他所认为的“其人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的袁世凯，但其内里隐藏着一个难以克服的误区与罅漏：内阁之权如何得到社会力量的保障？如果手握军权的袁世凯干脆将其一脚踢开，以武力解散内阁，看似设计完美的民主政体，又将走向何方？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一旦确立，革命党人无不以为中国民主建设大功告成。
孙中山表示卸任后将致力于中国的铁路实业建设，黄兴常对人言“难可自我发，功不必自我成”，皆不再汲汲于功名权力之争。1912年9月16日，孙中山、黄兴又与袁世凯协商，就民主共和政体的许多关键性问题，如行政与立法的关系，国会与政党的地位，军队国家化等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制定了八项《政治纲领》。袁世凯表现出的开明通达，令一直有着防范心理的孙中山与黄兴相当满意。该做的似乎都做了，于是，也就放心落意地将国事完全交给了袁世凯。然后，孙中山成立了一家铁路总公司，准备实现他花十年时间修二十万里铁路的诺言；黄兴则辞去南京留守，交出兵权，解甲归田。
一般而言，从封建专制脱胎而来的人物，难免留下旧社会的痕迹与烙印，而孙中山与黄兴却以一种功成身退的全新风姿，出现在新旧交替的中国近代历史舞台，其高风亮节为中国民主事业的建设与发展，起到了垂范千秋的表率作用。
同盟会主要领导人物中，唯有宋教仁还在为政治、为国事呼号奔走，以达“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之理想。责任内阁制的核心在议会政治，而议会政治的重心在于政党制衡，因此，宋教仁将组织政党视为民主共和的头等大事。原来的同盟会属秘密武装暴动的革命会党，带有一定的草莽气息。宋教仁决心“毁党造党”，以同盟会为基础，将其改组为一个带有建设性质的议会型政党——从暗处走到阳光之下，“从事于宪法国会之运动，立于代表国民监督政治之地位。”
早在1901年，清廷迫于各种压力，开始推行立宪新政。清末立宪新政虽然出于维护满清统治的目的，带有一定的欺骗性，但与历史上那些比附于古已有之的“三代遗意”以及“君民共治”的理想境界，以改善王权、美化王权的改革相比，一个最为显著的进步，就是顺应潮流，颁发了一道开放党禁的谕旨，为立宪党人的公开活动提供了政策保证。尔后又大量翻译外国法律、法学著作（清亡前达四百多部），通过一系列仿行宪政、预备立宪的措施，否定了封建专制的无限君权，确立了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为民国初年的民主运动奠定了基础。
君主立宪制下的政党，自然不同于中国古代的所谓朋党。国人对历史上那些“土生土长”的党派、帮派并无好感，常以“朋比为奸”、“结党营私”一言以蔽之。而对西方民主体制中政党的认识，也是通过与朋党的比较逐渐形成：“政党者，以国家之目的而结合也；朋党也，以个人之目的而结合者也。”
有了清末十年开放党禁的立宪基础，辛亥革命成功后的民国初年，在实现西方民主政治的刺激与促进下，出现了一股组党、建党高潮。一时间政党林立，派系纷呈，活动频繁，正如时人所述：“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据有关资料统计，在1911年武昌首义至1914年国会解散的四年时间里，全国公开活动的各种会党多达六百八十二个，其中从事政治活动的党派为三百一十二个。除同盟会外，当时主要的议会型政党还有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自由党、统一共和党、中华社会党、中华进步党、公民急进党、中华民国工党、中华民国自由党、民社、民国公会、国民协进会、国民共进会、中华共和促进会、共和建设讨论会等等。
面对党派过多，混乱纷立的局面，宋教仁认为并不利于“和平竞争”，只有组成“强大真正之政党”，造成两大党对峙局面，才“合于共和立宪国原则”。其实，党派虽多，但宗旨纲领大同小异，无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