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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中说：
我们并不完全同意中共一切对内对外的政策，认为有些措施大有可资批评之处，但近来它采取对外国政府友好合作的态度，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中国人民，也有利于本港局面的安定。在这一点上，我们表示赞扬。
1972年1月29日，他在社评《作读者的耳目和喉舌》中说：
自1959年5月20日创办以来，言论态度始终是一贯的，对中共和台湾，有时客气些，有时批评得严峻些，那决不是我们的立场有什么改变，而是两岸的政策有所改变之故。在“文革”之前、“文革”时期、“文革”之后，本报的态度有所不同，因政策大不相同，我们基本上只不过反映了广大读者的看法而已。
我们在两岸政治力量管辖不到的地方，有机会畅所欲言，代表数十万读者一泄心中的感想。如果当政者认为海外这一部分中国人完全是胡说八道，那也尽可置之不理，如能由此得悉一部分中国人的意见，说不定愚者一得，也有些参考价值。至少我们这数十万人的意见是发表过了。批评的意见尽管听来甚为逆耳，尽管其中错误可能很多，总是比一味歌功颂德有价值些。
当时，世界著名的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了一部记录片《中国》，全片充满漠不关心、毫无兴奋的隔膜感，片头有一句话，这是一个“没有忧虑与急迫的国家”。6月5日，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没有忧虑与急迫的心情”》说，在近年访问内地的外国人、外籍华人的游记或谈话中，我们明显地体会到，他们对于中国的前途，对于中国老百姓的欢乐忧患，几乎绝无例外地表示了“没有忧虑与急迫的心情”。他认为：“最值得重视的是本国人民的意见，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生活了解得最清楚，对自己国家的前途最为关心。其次值得重视的是住在海外的中国人的意见，就像我们这些人，我们多多少少总还存着一些希望，将来或许回内地去居住生活，对于中国的一切，怀抱着‘忧虑与急迫的感觉’。”“忧虑与急迫”的心情，是从“爱”与“关怀”的感情中产生的。①
1950年北上求职失败后，金庸于1953年去过上海、杭州，在西湖六公园与同学朱帼英、沈德绪和胞妹查良璇留下了合影。他还短期地去过广东几次，到过深圳、广州、佛山、从化、新会等地，最后一次是1962年，其间他一共到过内地八次。
1973年，金庸访问台湾之后，北望神州，更是乡愁萦回：
二十四年过去了，故乡山水风物依然，人事却已全非。或许是变得更加好了，或许我们不喜欢这样的改变，但午夜梦回，总是会有乡愁罢。这种心情，我们从大陆来到香港的人也是一样。飘零海外的，自不免有故乡之思。
但那时，他回内地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金庸预料内地局势将变，发表了《巨大变动，势不可免》《将有渐变，而非突变》《军心所向，决定成败》《各地态度，更趋重要》等一系列社评。
从10月13日起，“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得到证实前后，他接连发表《北京发生的重大事件》《未来变化，仍然很多》等社评。18日，他在《打垮江青，普天同庆》社评中说：“廿七年来，中国内地很少有哪一件政治变动得到群众这样普遍的真诚拥戴。甚至在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会对此事不喜。”
他在当月20日的社评中为邓小平鸣不平，说罢免邓党的副主席和副总理职位，“是政治局通过的决议，这是不符党章与宪法的”。1977年7月6日，《明报》报道邓小平将复出的消息。7月中旬到下旬，他连续发表了《邓系人物纷任要职》《邓小平位居第二》等社评：“邓小平恢复了党政军的七个职务，而声望之隆，更是他生平所未有，隐隐有凌驾于华国锋之势。他有才干，有声望，在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地方上布满了亲信旧部……”
① 《明报》1973年6月5日。
1978年12月《明报月刊》推出“邓小平与中国政局”专页，共有五篇文章。1979年3月，又有“邓小平访美特辑”。
金庸对内地开始充满期待。
1980年，他在台湾谈到大陆在文艺创作上的趋势放宽了。“中国是大的！大中国怎么能任少数人意向所使、翻云覆雨呢？形势是自然而然与人的心灵相启发、相印证，从文学艺术或是哲思玄理之间，我们可以管窥出一些历史发展的端倪，人们必然一步一步走向自由、开明、宽容而民主的理想。据我个人三年来的观察，大陆上人民的一般心理，正有以上的倾向和趋势，至少已经公开承认台湾三十年来经济上的成就。这从某方面来说，称得上是进步的基础。”①
1981年6月16日，他在《中共历史展开新页》社评中断言，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将标志着打倒“四人帮”以来的过渡时期正式结束。一个月后，他应邀访问内地，行程由国务院港澳办、新华社香港分社、中国旅行社安排。相隔二十年，金庸终于踏上了这片魂牵梦萦的土地。
二、敬佩邓小平
7月18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金庸。在中共领导人中，金庸最想见的就是邓。“文革”时，邓小平被打倒，《明报》的报道、评论和其他文章常常流露出不平。1966年9月27日，头条报道邓受批判：10月22日，报道红卫兵大字报公开指名要求刘、邓下台；25日报道刘、邓被斗达高潮，有小册子攻击刘、邓和彭真为“三家村”。12月10日，金庸在《若审彭真，意在刘邓》社评中指出：“彭真早已被搞倒、搞垮了，公审只是一种‘搞臭’行为。真正目的甚至不在搞臭彭真，而是公审彭真，意在刘邓。杀鸡儆猴，叫那些‘被蒙蔽的糊涂同志’赶快向左派投降，不可再附从刘邓派。”10月26日“自由谈”副刊刊登《我希望刘邓派获胜》，这也是他的心愿。
①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148—149页。
1973年4月13日，《明报》报道邓小平复出的消息。次日他发表社评《邓小平又做副总理》。1976年，邓再次下台，挨批，《明报》大量报道，阅情他的遭遇。
1977年7月25日，邓复出不久，他称誉邓，“能干而刚强，坚韧的性格，当然是不会改的”。邓一生起起落落，沉而复起，是金庸最仰慕的两个当世人物之一，当年内地批邓很激烈的时候，他曾听人说，邓对批判的反应是：“聋子不怕天雷打，死狗不怕滚水淋。”
金庸很钦佩邓小平的硬骨头，认为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就像是他武侠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单是刚强，当然不够……必须不顾自身的荣辱安危而坚持正确的主张，这才令人佩服。”他当面对邓说：“我一直对你很是仰慕，今天能够见到你，很感荣幸。”这不是虚假的客套，而是金庸内心的真实想法。
因为迟到了几分钟，邓小平已在门口迎接金庸和家人，金庸随邓从大门走进大厅时，邓称赞他的武侠小说：“好得很，我也很爱看，每天都看这么几页！”他回答：“那没有什么价值，当作娱乐消遣吧！”邓说：“讲中国人的英雄豪杰，好得很啊！”①在他听来，即使在邓随后的谈话之中，也不乏英雄豪气。邓说：“我右耳有点聋，请你坐在我左边。”坐下之后，邓说：“对查先生，是知名已久了。《明报》时常有独特的见解，不过其中有一部分，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他回答：“是。有些看法并不相同。”
那天金庸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邓小平只穿着白色的短袖夏威夷衫，对他说：“今年北京天气很热，你除了外衣吧。我是粗人，就穿这样的衣服见客，咱们不用拘礼。”所以金庸把外衣脱下了。
谈起不久前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的人事变动，金庸说：“邓副主席本来可以当主席，但你坚持自己不做，这样不重视个人名位的事，在中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上，都是十分罕有的。这令人十分敬佩。”邓回答：
① 《明报月刊》2004年9月号，35页。邓的女儿邓楠告诉他：“我爸爸很喜欢看你的小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看几页。”《金庸图录》，《紫荆》特刊2009年第1期，14页。
名气嘛，已经有了，还要什么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远些，看近了不好。
我身体还不错，没有什么病，但毕竟年纪大了，现在每天只能工作八小时，再长了就会疲倦。……
我们担任领导的人，也不能太忙，往往越忙越坏事。
金庸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是盼望国家领导人‘清静无为’。共产党人当然不能‘无为’，要‘有为’。但领导人心境清静一些、工作清静一些，还是好的。”邓回答：
担任领导的人，不能出太多的主意。如果考虑没有成熟，不断有新的主意出来，往往要全国大乱。政治家主意太多是要坏事的。领导人宁静和平，对国家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
你们《明报》要我当国家主席。当国家主席，资格嘛，不是没有。不过我还想多活几年，多为国家人民办点事，一当国家主席，恐怕要缩短寿命。现在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一百二十多国，每年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到中国访问，国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设宴，这许多应酬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搞得多了就很累。
金庸说：“是的。许多年前，在‘文革’时期，我写过几篇社评，希望周恩来总理节省精力，注重健康，例如西哈努克到北京来，周总理总是去机场欢迎，举行宴会，敬酒，就不大必要。”1972年8月19日他的社评《人民第一，外宾第二》称：“周恩来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虽然精力过人，但这样的消耗体力和精力，长期如此，总会支持不住的。……不应当让外国客人占去他太多的时间和精神。……他就是自己休息娱乐，什么事都不做，也胜于日夜不休地接见外国客人。”
邓小平在会谈中客气地问金庸：“查先生做新闻工作，接触到的人很多，大家对我们有什么意见？”他坦言：“主要的意见是，希望目前的政策能长期推行，不要改变。大家有些担心，不要目前的政策执行了一段时期，将来忽然又变了。因为过去的变动实在太多，令人不能放心。”邓表示：“那是对的。国内人民的主要意见也是这样。”
一个是三落三起、饱经忧患的中共领导人，一个是二十多年来常常执笔论政的报人，两人的交谈是坦诚的，不用外交辞令，没有什么拐弯抹角，尽管也有不同的意见。讲到“文革”，邓说：“中共过去犯了重大错误，现在我们自我批评，自己纠正错误。自己承认错误，纠正错误，是非常重要的事。”“‘文革’之前，党有很大威信，大家相信党，听党的话，很守纪律。那时也搞经济调整，下放两千多万名青年下乡，根本没有问题……但十年‘文革’，不但没有党的领导，甚至没有了党。”金庸却不这样认为：“我想这件事中，多多少少会有强迫的成分。”“党虽然有威，却未必令人敬服爱戴。最好用物质鼓励、优惠条件等来使人心甘情愿去做任何事。”不过他当面没有说出来。①
谈话结束，邓小平对金庸说：“以后可以时常回来，到处去看看，最好每年来一次。”一直送到大厅外，又站着谈了一会儿。
金庸是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单独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当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播放了这一消息，新华社、中国新闻社都作了报道，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也都报道了这件事，港澳报纸更是作为头条新闻进行报道，轰动一时。他说：“邓小平说的话，我全部都赞成，发自内心地赞成。”②
他根据记忆将那天的谈话整理成文，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的谈话记录》为题刊登在8月25日的《明报》及《明报月刊》9月号，《明报月刊》同期还发表了《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记者问及他对邓的主张与政策有什么看法，他回答：
他重视实际，不相信教条，这应当是克服各种困难的关键。他的“白猫黑猫论”是众所周知的。
① 《明报月刊》1981年9月号，5、9—10页。
②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187页。
《明报月刊》1981年9月号
记者问：“你认为邓小平留前所推行的政策，是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唯一道路？”他回答：
这要从各种实际条件来看问题。第一，我相信出国内地目前没有别的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共的领导地位。第二，我相信中国在几十年内不可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即使可能，也未必对国家人民有利。第三，我个人赞成中国实行开明的社会主义，总的来说，这比之香港式的完全放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极度贫富不均，更加公平合理。不过内地个人自由大大不够，共产党搞经济缺乏效率，不能尽量解放人民的生产力，过去所积累的左倾思想与作风太严重。我个人赞成一步一步地不断改革，不相信天翻地覆的大革命能解决问题。在这些具体条件之下，邓小平的政策比之中共过去任何时期都好得多，比之苏联、波兰、东德、北韩这些共产国家都好得多。我衷心盼望，依着目前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国终于能将马列主义教条、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的各种各样的恐怖政治运动全部抛诸脑后，以中国人务实的方式，建设中国人自己的社会主义，使中国人民幸福而自由。
这是金庸与邓小平唯一的单独见面，邓始终是他“真正崇拜的大英雄、大豪杰”。1992年，他在伦敦对蒋一樵（陶杰）说，“邓小平虽是共产党人，但却从来不是教条主义者，且一向具有中国人的实用态度”。“邓小平的为人，甚谙人情世故。所谓人情，无非是中国社会中各样复杂的关系；世故，亦不外种种历史经验的总结。”①1997年，邓小平去世，他回想当年邓微微含笑、成竹在胸的表情，禁不住泪水涔涔而下，心中充满了悲痛之情。他说：“邓小平先生肯定是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极可尊敬的大英雄、政治家，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伟人。”
在金庸眼中，邓小平始终是“高瞻远瞩、俯仰百世的大才”。邓百年诞辰时，香港有人质疑、批评邓的“治港远见”。自二十三年前与邓见面以来，他心中对邓有一份深厚的感情，情不自禁地崇拜、钦佩邓，觉得有义务为邓说明事实真相，证明邓“见解的伟大”，他以赞赏的口吻说：“邓小平先生在香港创‘一国两制’，涉及经济及社会制度，规模非汉唐所及。而和平转政，揖让换朝，策划周详，垂之长久，更远胜前人了。”①
① 《明报月刊》1992年4月号，10页。
三、关山万里
金庸这次内地之行第一个目的就是见见邓小平，促成会面的廖承志是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儿子。1966年10月，时任国务院侨务工作委员会主任的廖承志到广东湛江看望归国难侨，新华社、中新社都作了报道，但香港左派报纸报道的内容却颇有不同。《大公报》10月18日载“中国新闻社湛江17日电”，题为“廖承志抵湛江面告归国难侨：‘毛主席周总理慰问你们’”。报道引述廖承志的话说：“周总理要我来看望你们，告诉你们，毛主席对你们非常关心，毛主席和周总理问候你们。”同一天，《文汇报》关于这件事的报道，三行大标题、六行小标题中都没有提及周恩来。《新晚报》的报道用的是新华社的稿子，引用廖承志的话：“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以及周恩来总理让我把问候的话带给你们。你们辛苦了！”更蹊跷的是，第二天《文汇报》《大公报》同时刊出一则“订正启事”，称前一天的电讯稿“毛主席和周总理”之间必须加进“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
金庸意识到这篇小小的报道中大有文章，10月23日发表社评《廖承志？中国新闻社？》：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的两个国家通讯社，于同一日报道同一件事情，为什么内容竟有重大不同？到底廖承志提了林彪之名没有？
金庸认为，如果廖承志根本没有提林彪的名字，那么廖承志不免有点“牛气”（牛鬼蛇神气息也）了。如果他提了林彪之名而中国新闻社故意漏去，那么中国新闻社是犯了“滔天大罪”了（中共若干省份的宣传人员因未及时传达林彪的指示，均被控犯了“滔天大罪”），或者是廖承志，或者是中国新闻社（或其主要负责人），两者之一不久必被清算，立此存照，且看验与不验。
① 查良镛《忆邓小平的“治港远见”》，《明报月刊》2004年9月号，31页。
果然，10月29日就传出廖承志受批判的消息，《明报》在11月1日头条用大字标题作了报道。廖承志被指控的罪名之一就是离间周恩来、林彪的关系，慰问华侨时故意不提林。主管侨务工作的廖承志有机会看到《明报》，不知有没有注意到这篇社评。1981年廖在北京设宴款待金庸一家，席间谈到：“查先生的社评写得不错，时常有一些独特的见解，不过有些观点，我们并不认同。”金庸答，“我写社评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符合谁的标准，我只是按照我自己的原则和立场写出我对事情的看法，所以在有些问题上存在分歧是难免的。”
时值中英谈判解决香港问题前夕，谈起香港的前途，廖承志说，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中国政府一旦收回香港，会尊重港人的选择，由香港人自己治理香港，中国政府要收回的只是香港的主权。虽然金庸多次在《明报》评论过香港前途问题，但与中共高层官员面对面讨论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想不到廖的一席话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当廖承志希望他回港能充分发挥《明报》的影响力，多反映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政策、立场，稳定港人情绪，为将来香港回归作贡献时，他当即明确表示，自己有责任和义务通过《明报》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尽一份力。
距离上一次回上海、杭州已有二十八年，亲人纷纷从全国各地赶到杭州和金庸见面。7月18日晚上，人们已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看到邓小平与他会面的镜头。兄弟姐妹在历尽沧桑之后重聚，这是多少年来查家最大的喜事。尽管“文革”期间，不少亲人受过苦，一个弟弟在工厂里被绑毒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