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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禁
1973年春天，金庸第一次踏上台湾时，他的武侠小说在那里仍是禁书。1960年2月15日、16日，台北市警察局出动大批警察，到市区和郊区大大小小书店、租书店搜查，查禁97种武侠小说，包括他的《射雕英雄传》《碧血剑》，这些小说有许多是从香港运到台湾后翻印的。台湾当局认为，“毒素颇深”，是“统战书本”，“影响读者心理，危害读者安全”。从此，他的武侠小说在台湾长期遭到查禁的命运，但一直不乏读者。
1959年12月8日，胡适在台北木栅的世界新闻学校演讲，主题为“新闻记者的修养”，他说，记者要多看侦探小说，“我们中国文学的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翻译的最好的侦探小说。现在有许多报纸都刊武侠小说，许多人也看武侠小说，其实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侦探小说是提倡科学精神的，没有一篇侦探小说，不是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去求证一件事实的真相的。”胡适当然不知道金庸何许人，但他夫人喜欢看金庸的武侠小说，他家书架上就有。所以他这样说，或许不无针对性。唐德刚回忆，江冬秀找不到麻将“搭子”时，“就读武侠小说，金庸巨著，胡老太太如数家珍。金君有幸，在胡家的书架上，竟亦施施然与戴东原、崔东壁诸公揖让进退焉”。①
看到“中央社”12月8日电有关胡适演讲的内容，金庸生气了。12月10日，他在《明报》发表社评《最下流之胡适之》称，翻阅胡适从前文章，这一观念数十年来一直不变，胡适认为《水浒》是“诲盗之作，粗暴下流”，京戏内容无聊，毫无价值，中国人懒惰肮脏，不可救药。他讽刺胡适，既认中国人如此混账，“胡适之博士胡适之乎？……何以又适台湾也？原来在胡博士眼中，台湾非中国地也，乃美国地也。胡适之适台湾，非履中土，乃处于我祖宗老爷美国之伟大土地也。于是美国人送‘我的朋友胡适之’以博士衔，有骨气之中国人却称之为‘最下流之胡适之’焉”！
① 唐德刚《胡适杂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179页。
胡适的“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一语大大刺伤了金庸，愤怒所致，毫无节制。这大概是金庸社评中最轻佻、大失水准的一篇。1962年2月12日，《明报》有一条“本报讯”《胡适公开逼蒋下台》，后面还有一条嘲讽胡适的编者按语：
“国大”开锣在即，胡适却公开要求蒋介石以“鸡犬不惊”的方式将“政权移交”出来。
“鸡犬不惊”，反面就是“鸡犬不宁”。换言之，胡适以此威胁老蒋：如不交出“政权”，今日台湾就会鸡飞狗走。
“不惊”反衬“不宁”，句中杀气腾腾。此事足可证明，鸡鸣狗盗之徒在台湾大有人在，而此辈后面盖有使花旗银纸之假孟尝君作老板耳。
当月，胡适在台北去世，《明报》只是在2月25日第四版中间位置刊登一篇不大不小的报道：《一代学人归道山，胡适博士猝逝世》。金庸没有表达个人的哀悼。
1965年，金庸小说披着“司马翎”的外衣在台湾登陆。1970年以后，他的小说开始通过非正常渠道悄悄流行。他的许多作品改头换面出现在台湾，不仅改书名，而且安到其他作者的名下：《倚天屠龙记》改名为《至尊刀》，署名“欧阳生”；《侠客行》改名《漂泊英雄传》，署名“古龙”；《笑傲江湖》改名《独孤九剑》（或《一剑光寒十四州》），署名“司马翎”。
台湾政要中不乏“金庸迷”。严家淦曾专门派侍卫去出版社帮他找《射雕英雄传》。蒋经国就任“行政院长”后，在一次年末记者游园会中，与海外记者说起《射雕英雄传》中人物如话家常。台湾政坛的明日之星、时任“新闻局长”的宋楚瑜私下向远景出版公司发行人沈登恩借阅《射雕英雄传》。1965年回台湾定居的孙科生病住院时，念念不忘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普通老百姓中，“金庸迷”更是无法统计。
1975年初，沈登恩创办远景出版公司不久，有朋友从香港来，送了他一套旧版的《射雕英雄传》。不到一天一夜，他就看完了，整个脑海中都是洪七公、郭靖、黄药师、黄蓉、周伯通、欧阳锋的影子。当时，他心中有个疑问：“怎么世上有这么好看的小说，台湾竟然没有出版？”他大惑不解，找出了“查禁目录”，结果发现金庸的所有小说都在查禁之列，明令禁止出版。
从1977年开始，沈登恩不断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解禁”金庸作品的要求，几经周折，1979年9月，情况出现转机。他得到一纸公文，称“金庸的小说尚未发现不妥之处”，同意远景出版公司在台湾出版，沈登恩大喜过望。台湾两大报纸《中国时报》和《联合报》则为了金庸小说的连载权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
金庸得知作品解禁的消息，写信给沈登恩：
我的小说能在台湾出版，我当然也很高兴。台湾读书风气盛，文化水准很高，任何作者都希望他的作品能接触文化水准很高的读者群，能受到欣赏，得到高层次的反应，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小说并非只是打打杀杀而已。
1979年9月，远景出版金庸正式授权的《金庸作品集》，在台湾引起热烈反响，报纸不断连载，评论界闻风而至，影视界磨刀霍霍，要把金庸作品搬上银幕、荧屏。但最受大家欢迎的《射雕英雄传》并没有解禁，在台湾警备总部的眼里，《射雕英雄传》的书名有“政治色彩”，还是要查禁，出版时只能改名《大漠英雄传》。台湾电视公司立即着手准备开拍电视连续剧，交由陈明华导演。由于陈导演的《倚天屠龙记》赢得极高的收视率，《射雕英雄传》开拍消息一传出，立刻震惊其他两家电视台。但是，送审之后即被“警总”封杀。原因是毛泽东《沁园春·雪》里有一句“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有人一直认为，这是嘲讽蒋介石不过一介武夫。金庸为此撰文辩护：
射雕是中国北方民族一种由来已久的武勇行为。《史记·李将军列传》中，李广曾说：“是必射雕者也！”王维有诗：“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又有诗：“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杨巨源诗：“射雕天更碧，吹角塞仍黄。”温庭筠诗：“塞尘牧马去，烽火射雕归。”黄庭坚诗：“安得万里沙，霜晴看射雕。”中国描写塞外生活的文学作品，往往提到射雕，“一箭双雕”的成语更是普通得很。
毛泽东的词中其实没有“射雕”两字连用，只有一句“只识弯弓射大雕”。中国文字人人都有权用，不能因为毛泽东写过用过，就此独占，别人就不能再用。①
四、同业和朋友
1973年金庸首次访台时，看到台湾几家大报规模都很大，业务上有很高水准。台湾并非完全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可是相当有限度。政府事先并不检查报纸内容，但各报不敢正面批评蒋氏父子，在新闻的采用上顾忌很大。当然他也发现，有些尺度正在放宽。
金庸与台湾的新闻界同行早就有来往，在国际新闻协会参加活动，常有碰面。他说，台北的同业一直认为他们有新闻自由，而国际新闻界对此颇有怀疑。按国际新闻协会会员资格的规定，只有具备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地区中的报纸和其他大众传播事业机构，才可以参加这个协会。所以台湾的报业同行一度不能参加，几经努力，才得获准。1971年在芬兰开会时，因为于长城、于长庚兄弟事件，台湾是否有新闻自由一事又受到严重挑战，大会要求台湾分会暂停活动。他说：“国际间对于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标准，简单地说，是能不能在报上批评政府、攻击政府、反对政府，能不能自由刊载对政府不利的消息。”②
《中国时报》与《联合报》是台湾两大舆论重镇，《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联合报》创办人王惕吾常与金庸一同去外国出席报界的国际会议，因此很熟识。60年代初金庸和比他年长十多岁的余纪忠相识，一见面便言谈投机。他们都是报纸的创办人、投资人，并且全面负责报纸的内容和言论。当时，《明报》的规模小得多，职工人数、版面数目、销量、广告、影响力、盈利都远不及《中国时报》。但他们对办报的理想，对新闻工作者的职责有共同的想法。每次见面，余纪忠总是毫不吝啬地给他赞誉和勉励。当时台湾新闻界比现在有更多限制，新闻工作者曾因为工作和言论而失去人身自由，受到惩罚。金庸总是表示，自己处所的环境比余纪忠好得多，办报比较容易，如果再向压力低头，简直不配办报了。在金庸遇到困难的时候，心中常会浮起一些人的影子，其中就包括余先生。他会想：“这次倘若我投降妥协，余纪忠先生，还有某某人、某某人，他们会瞧我不起的。”余在无形之中，多次帮了他做一个正直的报人。每次到台湾，他一定去拜访，余纪忠也一定约他餐叙。2002年4月9日，93岁的余纪忠去世，他写悼文时，想到数十年来相交的点滴，想到余先生的微笑的面容，温文尔雅的表情，禁不住眼泪涔涔而下。①
① 转引自彭华、赵敬立《挥戈鲁阳：金庸传》，212页。
② 《明报月刊》1973年10月号，40—41页。
金庸与台湾的许多武侠作家如古龙、诸葛青云、卧龙生等都有交情。他说：“我个人最喜欢的武侠作家，第一就是古龙，第二是上官鼎（刘兆玄），然后是司马翎、卧龙生、慕容美。”刘兆玄后来从政，做过“行政院长”。每当金庸去台湾或台湾的武侠小说家来香港，他们经常聚会吃饭、打牌聊天，金庸是主要的请客者，被大家一致称为“帮主”。他说，这个帮大概就是胡闹帮，帮中成员除了台湾的武侠作家，还有香港的倪匡、项庄、张彻、王羽等。②
主演过《一帘幽梦》等电视连续剧的台湾明星、金庸“心目中的女神”萧蔷见了他，也叫他“帮主”。15岁开始读金庸小说的萧蔷自称“金庸迷”，在台湾一见面，就对他说：“帮主的书陪伴我度过了充满联考压力的青春岁月。”
金庸跟沈君山则因围棋结缘，成为很好的朋友。
柏杨第一次来香港，他们为秦始皇发生了激烈的辩论，柏杨认为秦始皇很好，金庸认为秦始皇坏到透顶，几个好朋友张彻、董千里“围攻”柏杨一个人。他说柏杨：“你是受到毛泽东洗脑。”但观点的不同并没有损害他们的友谊，后来他们也是蛮要好的。柏杨生病时，金庸曾去看望。③
① 查良镛《深切悼念余纪忠先生》，《中国时报》2002年4月13日。
② 《金庸散文集》，274页。
③ 《时代周报》2009年1月12日。
五、两岸统一梦
1966年12月3日，台湾针对大陆的“文革”，号召开展“文化复兴运动”。金庸在社评《台湾搞“文化复兴运动”》中说：“提倡中国文化复兴，用意甚善，方法也甚简单，只是‘自由’二字，只须政治上对文化学术不加任何干扰，让其自由发展，文化学术自然会慢慢地滋长繁荣。孔孟之道并非不好，但若要大家又都钻进这个圈子中去，汉武帝在两千多年前早就做过了，又有什么好处？”
1971年5月31日，金庸发表《蒋先生何不安享清福？》：“蒋先生已年逾八十高龄，实在不必再去过问实际政务，若于此时宣布全面退休安享清福，于他老先生身体健康固有益处，对于台湾处境的解决，也大大地增加了灵活性。人们不必再为了顾忌他老先生，以致吞吞吐吐，委委婉婉，什么意见都不敢畅所欲言。”
6月1日，金庸发表社评《毛蒋二先生，年纪都老了！》：“今年中国人庆祝辛亥革命六十周年，我们愿意见到毛先生和蒋先生都把权力交给较年青的政治家，让中国有更迅速的改革和进步，让广大的中国人民能共享这六十年来由于全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心智的开明，因而达成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文明。”
1975年4月5日，87岁的蒋介石病故。4月7日、8日，金庸接连在《明报》社评中判断，台湾政局不会因蒋的逝世发生重大变化，两年多来，军政大权已掌握在蒋经国手里。他1972年访台时就充分感觉到，“不论是军队、政府人员，以及一般人民，都已接受蒋经国的领导，极少有人对新一代的能力表示怀疑”。所以，他判断“台湾局势不致因蒋逝世而有所变动，但当然不是说永远不变，任何事情都会有变化的，但台局之变，当是出于其他的因素”。他还乐观地预期：“对于台湾今后最大的影响，我们相信在于各种革新和现代化的措施，将以远为迅速的步调推行。”①
老蒋在世，受元老们的保守影响，小蒋放不开手脚。金庸的预测是准确的，他目睹了老蒋去世之后一步步的变化。1979年12月“美丽岛”事件发生，军法大审，《明报》社评的基调是节制、温和的，批评并不尖锐。他对蒋经国有好感，也敏锐地感受到了台湾一步步的变化。
① 《蒋介石逝世与台湾局势》，《明报》1975年4月7日；《台湾局势不致剧变》，《明报》1975年4月8日。
1981年10月1日，金庸发表社评《和平统一是共同愿望》。1982年中秋节，他在《明报》发表社评《和平统一与条件成熟》说：
海峡东西两个政权，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剑拔弩张、兵戎相见；到近年对峙形势逐渐缓和，怨毒敌意渐渐消减。虽然双方立场仍旧大有距离，但至少已共同肯定“和平统一”为全国人民愿望，也就是双方所要共同致力的目标。这已经与一两年前大不相同，更比一二十年前的对抗情势好得多了。
这是蒋经国全面主政的时代，“行政院长”孙运璇这年6月10日说，只要双方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差距不断缩小，中国和平统一的条件就会渐趋成熟。金庸对此评论，虽然双方对于“条件成熟”的看法不同，但“条件成熟”为事所必需，那是大家都同意的。①他当面对蒋经国说：
我年轻识浅，不敢对国家大事乱发议论，但爱国之心，和蒋先生并无二致，盼望蒋先生保重健康、适当节劳，学一学诸葛亮，偏安一隅，建设台湾，发展经济和社会，千载之后，遗爱在人，不要学诸葛亮六出祁山，大耗资源和民力兵力。②
1984年1月10日，在论及香港问题的社评中，金庸再度谈到两岸统一：
至于中国大陆与台湾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改革演变，香港人基本上无力予以影响，我们只欣赏与赞扬他们积极地努力，或许偶尔提一些善意的批评建议，真诚地希望双方在各方面不断进步，相信每一方面任何进步都有利于国家民族，有利于和平统一。因为当中国大陆和台湾各方面都充分现代化之时，双方思想与制度上的差距自然会缩小，疑忌会减少，和平统一也不是难事了。①
① 《明报》1982年10月1日。
② 《深切悼念余纪忠先生》，《中国时报》2002年4月13日。
1986年台湾解除“戒严”，先后开放报禁、党禁，《明报》对此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1987年2月14日的社评《台北当局将开放报禁》，标题是楷体，不一定是金庸执笔，但可以代表他与《明报》的意见。台北不久前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
使民间反对派有权正式组党参政，这是国民党促进民主政治的一个重大步骤，大得人心。又解除维持了二十多年的报禁，事实上并不威胁到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只不过逐渐改变其“领导方式”，因而使其领导地位可以由“专政”的基础转移到“民主”的基础，因而有机会更加巩固。
早在1973年访台时金庸就察觉，台湾力图成为中国的模范省。他希望台湾的各种设施都能成为全中国的榜样，最重要的榜样，“是要确立一种长期性的制度，使得人民有权选择政治领袖，有权力监督政府”。“应当由人民叫政府做什么不做什么，而不是由政府叫人民做什么不做什么。”他说，在这方面，台湾还有一条漫长的道路要走，当时还说不上已经起步。岛上后来的变化与他的思路吻合。
出于对两岸统一的心愿，金庸始终想在两岸之间寻找平衡，力图做到不偏不倚，他不仅是台湾的常客，也曾三度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在海峡两岸吃得开”。1993年12月31日，《明报》董事局启事说：
查先生与《明报》对两岸执政者一向抱持和而不流，乃至《中庸》所谓“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之态度。1973年查先生访问台湾后所撰长文《在台所见·所闻·所思》，对台湾偏安与图强之各种现象作深入生动之勾勒，传诵一时。
① 《利国利港，利人利己》，《明报》1984年1月10日。
第十三章 永远的故乡
一、数十年来乡愁
故乡无时不在金庸的心中，50年代他在《大公报》工作，对新政权的肯定没有因父亲被杀而改变。《三剑楼随笔》中有《舞蹈杂谈》一文，他说，“我国自汉唐以后，直到今日才真正再有泱泱大国之风（宋明都是太弱、气派太小）”。《马援见汉光武》一文也有借古颂今之意。①
1959年《明报》创刊以后，金庸强调不左不右，绝对中立，但他的社评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批马寅初人口论等，多持批评立场，如1959年8月9日的《人定胜天，天定胜人》、8月26日的《中共已解散人民公社？》、8月31日的《大跃进还是大跃退？》。1960年4月18日，他在社评《马寅初与中国人口》中说：
人口多少，有关整个国家的国运隆替，是极重要的百年大计。
① 金庸等《三剑楼随笔》，85、135页。参考刘国重新浪博客《读金时代》。
马老先生做不做北大校长，这件事关系并不很大，但内地每年增加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人口，却是一件头等的大事。
“文革”时期，金庸更是每天关注内地时局，写下了大量社评，多有尖锐的批评。
1971年以后，金庸对内地政局的看法渐渐有了变化。这年10月，北京进入联合国，1972年，中、日建交，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内地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明报》社评对内地的肯定逐渐增多。1971年4月17日的《一求安定，二求自由》社评中说：
我们并不完全同意中共一切对内对外的政策，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