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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传-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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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禁

1973年春天,金庸第一次踏上台湾时,他的武侠小说在那里仍是禁书。1960年2月15日、16日,台北市警察局出动大批警察,到市区和郊区大大小小书店、租书店搜查,查禁97种武侠小说,包括他的《射雕英雄传》《碧血剑》,这些小说有许多是从香港运到台湾后翻印的。台湾当局认为,“毒素颇深”,是“统战书本”,“影响读者心理,危害读者安全”。从此,他的武侠小说在台湾长期遭到查禁的命运,但一直不乏读者。

1959年12月8日,胡适在台北木栅的世界新闻学校演讲,主题为“新闻记者的修养”,他说,记者要多看侦探小说,“我们中国文学的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翻译的最好的侦探小说。现在有许多报纸都刊武侠小说,许多人也看武侠小说,其实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侦探小说是提倡科学精神的,没有一篇侦探小说,不是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去求证一件事实的真相的。”胡适当然不知道金庸何许人,但他夫人喜欢看金庸的武侠小说,他家书架上就有。所以他这样说,或许不无针对性。唐德刚回忆,江冬秀找不到麻将“搭子”时,“就读武侠小说,金庸巨著,胡老太太如数家珍。金君有幸,在胡家的书架上,竟亦施施然与戴东原、崔东壁诸公揖让进退焉”。①

看到“中央社”12月8日电有关胡适演讲的内容,金庸生气了。12月10日,他在《明报》发表社评《最下流之胡适之》称,翻阅胡适从前文章,这一观念数十年来一直不变,胡适认为《水浒》是“诲盗之作,粗暴下流”,京戏内容无聊,毫无价值,中国人懒惰肮脏,不可救药。他讽刺胡适,既认中国人如此混账,“胡适之博士胡适之乎?……何以又适台湾也?原来在胡博士眼中,台湾非中国地也,乃美国地也。胡适之适台湾,非履中土,乃处于我祖宗老爷美国之伟大土地也。于是美国人送‘我的朋友胡适之’以博士衔,有骨气之中国人却称之为‘最下流之胡适之’焉”!

① 唐德刚《胡适杂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179页。

胡适的“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一语大大刺伤了金庸,愤怒所致,毫无节制。这大概是金庸社评中最轻佻、大失水准的一篇。1962年2月12日,《明报》有一条“本报讯”《胡适公开逼蒋下台》,后面还有一条嘲讽胡适的编者按语:

“国大”开锣在即,胡适却公开要求蒋介石以“鸡犬不惊”的方式将“政权移交”出来。

“鸡犬不惊”,反面就是“鸡犬不宁”。换言之,胡适以此威胁老蒋:如不交出“政权”,今日台湾就会鸡飞狗走。

“不惊”反衬“不宁”,句中杀气腾腾。此事足可证明,鸡鸣狗盗之徒在台湾大有人在,而此辈后面盖有使花旗银纸之假孟尝君作老板耳。

当月,胡适在台北去世,《明报》只是在2月25日第四版中间位置刊登一篇不大不小的报道:《一代学人归道山,胡适博士猝逝世》。金庸没有表达个人的哀悼。

1965年,金庸小说披着“司马翎”的外衣在台湾登陆。1970年以后,他的小说开始通过非正常渠道悄悄流行。他的许多作品改头换面出现在台湾,不仅改书名,而且安到其他作者的名下:《倚天屠龙记》改名为《至尊刀》,署名“欧阳生”;《侠客行》改名《漂泊英雄传》,署名“古龙”;《笑傲江湖》改名《独孤九剑》(或《一剑光寒十四州》),署名“司马翎”。

台湾政要中不乏“金庸迷”。严家淦曾专门派侍卫去出版社帮他找《射雕英雄传》。蒋经国就任“行政院长”后,在一次年末记者游园会中,与海外记者说起《射雕英雄传》中人物如话家常。台湾政坛的明日之星、时任“新闻局长”的宋楚瑜私下向远景出版公司发行人沈登恩借阅《射雕英雄传》。1965年回台湾定居的孙科生病住院时,念念不忘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普通老百姓中,“金庸迷”更是无法统计。

1975年初,沈登恩创办远景出版公司不久,有朋友从香港来,送了他一套旧版的《射雕英雄传》。不到一天一夜,他就看完了,整个脑海中都是洪七公、郭靖、黄药师、黄蓉、周伯通、欧阳锋的影子。当时,他心中有个疑问:“怎么世上有这么好看的小说,台湾竟然没有出版?”他大惑不解,找出了“查禁目录”,结果发现金庸的所有小说都在查禁之列,明令禁止出版。

从1977年开始,沈登恩不断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解禁”金庸作品的要求,几经周折,1979年9月,情况出现转机。他得到一纸公文,称“金庸的小说尚未发现不妥之处”,同意远景出版公司在台湾出版,沈登恩大喜过望。台湾两大报纸《中国时报》和《联合报》则为了金庸小说的连载权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

金庸得知作品解禁的消息,写信给沈登恩:

我的小说能在台湾出版,我当然也很高兴。台湾读书风气盛,文化水准很高,任何作者都希望他的作品能接触文化水准很高的读者群,能受到欣赏,得到高层次的反应,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小说并非只是打打杀杀而已。

1979年9月,远景出版金庸正式授权的《金庸作品集》,在台湾引起热烈反响,报纸不断连载,评论界闻风而至,影视界磨刀霍霍,要把金庸作品搬上银幕、荧屏。但最受大家欢迎的《射雕英雄传》并没有解禁,在台湾警备总部的眼里,《射雕英雄传》的书名有“政治色彩”,还是要查禁,出版时只能改名《大漠英雄传》。台湾电视公司立即着手准备开拍电视连续剧,交由陈明华导演。由于陈导演的《倚天屠龙记》赢得极高的收视率,《射雕英雄传》开拍消息一传出,立刻震惊其他两家电视台。但是,送审之后即被“警总”封杀。原因是毛泽东《沁园春·雪》里有一句“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有人一直认为,这是嘲讽蒋介石不过一介武夫。金庸为此撰文辩护:

射雕是中国北方民族一种由来已久的武勇行为。《史记·李将军列传》中,李广曾说:“是必射雕者也!”王维有诗:“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又有诗:“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杨巨源诗:“射雕天更碧,吹角塞仍黄。”温庭筠诗:“塞尘牧马去,烽火射雕归。”黄庭坚诗:“安得万里沙,霜晴看射雕。”中国描写塞外生活的文学作品,往往提到射雕,“一箭双雕”的成语更是普通得很。

毛泽东的词中其实没有“射雕”两字连用,只有一句“只识弯弓射大雕”。中国文字人人都有权用,不能因为毛泽东写过用过,就此独占,别人就不能再用。①

四、同业和朋友

1973年金庸首次访台时,看到台湾几家大报规模都很大,业务上有很高水准。台湾并非完全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可是相当有限度。政府事先并不检查报纸内容,但各报不敢正面批评蒋氏父子,在新闻的采用上顾忌很大。当然他也发现,有些尺度正在放宽。

金庸与台湾的新闻界同行早就有来往,在国际新闻协会参加活动,常有碰面。他说,台北的同业一直认为他们有新闻自由,而国际新闻界对此颇有怀疑。按国际新闻协会会员资格的规定,只有具备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地区中的报纸和其他大众传播事业机构,才可以参加这个协会。所以台湾的报业同行一度不能参加,几经努力,才得获准。1971年在芬兰开会时,因为于长城、于长庚兄弟事件,台湾是否有新闻自由一事又受到严重挑战,大会要求台湾分会暂停活动。他说:“国际间对于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标准,简单地说,是能不能在报上批评政府、攻击政府、反对政府,能不能自由刊载对政府不利的消息。”②

《中国时报》与《联合报》是台湾两大舆论重镇,《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联合报》创办人王惕吾常与金庸一同去外国出席报界的国际会议,因此很熟识。60年代初金庸和比他年长十多岁的余纪忠相识,一见面便言谈投机。他们都是报纸的创办人、投资人,并且全面负责报纸的内容和言论。当时,《明报》的规模小得多,职工人数、版面数目、销量、广告、影响力、盈利都远不及《中国时报》。但他们对办报的理想,对新闻工作者的职责有共同的想法。每次见面,余纪忠总是毫不吝啬地给他赞誉和勉励。当时台湾新闻界比现在有更多限制,新闻工作者曾因为工作和言论而失去人身自由,受到惩罚。金庸总是表示,自己处所的环境比余纪忠好得多,办报比较容易,如果再向压力低头,简直不配办报了。在金庸遇到困难的时候,心中常会浮起一些人的影子,其中就包括余先生。他会想:“这次倘若我投降妥协,余纪忠先生,还有某某人、某某人,他们会瞧我不起的。”余在无形之中,多次帮了他做一个正直的报人。每次到台湾,他一定去拜访,余纪忠也一定约他餐叙。2002年4月9日,93岁的余纪忠去世,他写悼文时,想到数十年来相交的点滴,想到余先生的微笑的面容,温文尔雅的表情,禁不住眼泪涔涔而下。①

① 转引自彭华、赵敬立《挥戈鲁阳:金庸传》,212页。

② 《明报月刊》1973年10月号,40—41页。

金庸与台湾的许多武侠作家如古龙、诸葛青云、卧龙生等都有交情。他说:“我个人最喜欢的武侠作家,第一就是古龙,第二是上官鼎(刘兆玄),然后是司马翎、卧龙生、慕容美。”刘兆玄后来从政,做过“行政院长”。每当金庸去台湾或台湾的武侠小说家来香港,他们经常聚会吃饭、打牌聊天,金庸是主要的请客者,被大家一致称为“帮主”。他说,这个帮大概就是胡闹帮,帮中成员除了台湾的武侠作家,还有香港的倪匡、项庄、张彻、王羽等。②

主演过《一帘幽梦》等电视连续剧的台湾明星、金庸“心目中的女神”萧蔷见了他,也叫他“帮主”。15岁开始读金庸小说的萧蔷自称“金庸迷”,在台湾一见面,就对他说:“帮主的书陪伴我度过了充满联考压力的青春岁月。”

金庸跟沈君山则因围棋结缘,成为很好的朋友。

柏杨第一次来香港,他们为秦始皇发生了激烈的辩论,柏杨认为秦始皇很好,金庸认为秦始皇坏到透顶,几个好朋友张彻、董千里“围攻”柏杨一个人。他说柏杨:“你是受到毛泽东洗脑。”但观点的不同并没有损害他们的友谊,后来他们也是蛮要好的。柏杨生病时,金庸曾去看望。③

① 查良镛《深切悼念余纪忠先生》,《中国时报》2002年4月13日。

② 《金庸散文集》,274页。

③ 《时代周报》2009年1月12日。

五、两岸统一梦

1966年12月3日,台湾针对大陆的“文革”,号召开展“文化复兴运动”。金庸在社评《台湾搞“文化复兴运动”》中说:“提倡中国文化复兴,用意甚善,方法也甚简单,只是‘自由’二字,只须政治上对文化学术不加任何干扰,让其自由发展,文化学术自然会慢慢地滋长繁荣。孔孟之道并非不好,但若要大家又都钻进这个圈子中去,汉武帝在两千多年前早就做过了,又有什么好处?”

1971年5月31日,金庸发表《蒋先生何不安享清福?》:“蒋先生已年逾八十高龄,实在不必再去过问实际政务,若于此时宣布全面退休安享清福,于他老先生身体健康固有益处,对于台湾处境的解决,也大大地增加了灵活性。人们不必再为了顾忌他老先生,以致吞吞吐吐,委委婉婉,什么意见都不敢畅所欲言。”

6月1日,金庸发表社评《毛蒋二先生,年纪都老了!》:“今年中国人庆祝辛亥革命六十周年,我们愿意见到毛先生和蒋先生都把权力交给较年青的政治家,让中国有更迅速的改革和进步,让广大的中国人民能共享这六十年来由于全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心智的开明,因而达成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文明。”

1975年4月5日,87岁的蒋介石病故。4月7日、8日,金庸接连在《明报》社评中判断,台湾政局不会因蒋的逝世发生重大变化,两年多来,军政大权已掌握在蒋经国手里。他1972年访台时就充分感觉到,“不论是军队、政府人员,以及一般人民,都已接受蒋经国的领导,极少有人对新一代的能力表示怀疑”。所以,他判断“台湾局势不致因蒋逝世而有所变动,但当然不是说永远不变,任何事情都会有变化的,但台局之变,当是出于其他的因素”。他还乐观地预期:“对于台湾今后最大的影响,我们相信在于各种革新和现代化的措施,将以远为迅速的步调推行。”①

老蒋在世,受元老们的保守影响,小蒋放不开手脚。金庸的预测是准确的,他目睹了老蒋去世之后一步步的变化。1979年12月“美丽岛”事件发生,军法大审,《明报》社评的基调是节制、温和的,批评并不尖锐。他对蒋经国有好感,也敏锐地感受到了台湾一步步的变化。

① 《蒋介石逝世与台湾局势》,《明报》1975年4月7日;《台湾局势不致剧变》,《明报》1975年4月8日。

1981年10月1日,金庸发表社评《和平统一是共同愿望》。1982年中秋节,他在《明报》发表社评《和平统一与条件成熟》说:

海峡东西两个政权,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剑拔弩张、兵戎相见;到近年对峙形势逐渐缓和,怨毒敌意渐渐消减。虽然双方立场仍旧大有距离,但至少已共同肯定“和平统一”为全国人民愿望,也就是双方所要共同致力的目标。这已经与一两年前大不相同,更比一二十年前的对抗情势好得多了。

这是蒋经国全面主政的时代,“行政院长”孙运璇这年6月10日说,只要双方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差距不断缩小,中国和平统一的条件就会渐趋成熟。金庸对此评论,虽然双方对于“条件成熟”的看法不同,但“条件成熟”为事所必需,那是大家都同意的。①他当面对蒋经国说:

我年轻识浅,不敢对国家大事乱发议论,但爱国之心,和蒋先生并无二致,盼望蒋先生保重健康、适当节劳,学一学诸葛亮,偏安一隅,建设台湾,发展经济和社会,千载之后,遗爱在人,不要学诸葛亮六出祁山,大耗资源和民力兵力。②

1984年1月10日,在论及香港问题的社评中,金庸再度谈到两岸统一:

至于中国大陆与台湾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改革演变,香港人基本上无力予以影响,我们只欣赏与赞扬他们积极地努力,或许偶尔提一些善意的批评建议,真诚地希望双方在各方面不断进步,相信每一方面任何进步都有利于国家民族,有利于和平统一。因为当中国大陆和台湾各方面都充分现代化之时,双方思想与制度上的差距自然会缩小,疑忌会减少,和平统一也不是难事了。①

① 《明报》1982年10月1日。

② 《深切悼念余纪忠先生》,《中国时报》2002年4月13日。

1986年台湾解除“戒严”,先后开放报禁、党禁,《明报》对此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1987年2月14日的社评《台北当局将开放报禁》,标题是楷体,不一定是金庸执笔,但可以代表他与《明报》的意见。台北不久前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

使民间反对派有权正式组党参政,这是国民党促进民主政治的一个重大步骤,大得人心。又解除维持了二十多年的报禁,事实上并不威胁到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只不过逐渐改变其“领导方式”,因而使其领导地位可以由“专政”的基础转移到“民主”的基础,因而有机会更加巩固。

早在1973年访台时金庸就察觉,台湾力图成为中国的模范省。他希望台湾的各种设施都能成为全中国的榜样,最重要的榜样,“是要确立一种长期性的制度,使得人民有权选择政治领袖,有权力监督政府”。“应当由人民叫政府做什么不做什么,而不是由政府叫人民做什么不做什么。”他说,在这方面,台湾还有一条漫长的道路要走,当时还说不上已经起步。岛上后来的变化与他的思路吻合。

出于对两岸统一的心愿,金庸始终想在两岸之间寻找平衡,力图做到不偏不倚,他不仅是台湾的常客,也曾三度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在海峡两岸吃得开”。1993年12月31日,《明报》董事局启事说:

查先生与《明报》对两岸执政者一向抱持和而不流,乃至《中庸》所谓“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之态度。1973年查先生访问台湾后所撰长文《在台所见·所闻·所思》,对台湾偏安与图强之各种现象作深入生动之勾勒,传诵一时。

① 《利国利港,利人利己》,《明报》1984年1月10日。

第十三章 永远的故乡

一、数十年来乡愁

故乡无时不在金庸的心中,50年代他在《大公报》工作,对新政权的肯定没有因父亲被杀而改变。《三剑楼随笔》中有《舞蹈杂谈》一文,他说,“我国自汉唐以后,直到今日才真正再有泱泱大国之风(宋明都是太弱、气派太小)”。《马援见汉光武》一文也有借古颂今之意。①

1959年《明报》创刊以后,金庸强调不左不右,绝对中立,但他的社评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批马寅初人口论等,多持批评立场,如1959年8月9日的《人定胜天,天定胜人》、8月26日的《中共已解散人民公社?》、8月31日的《大跃进还是大跃退?》。1960年4月18日,他在社评《马寅初与中国人口》中说:

人口多少,有关整个国家的国运隆替,是极重要的百年大计。

① 金庸等《三剑楼随笔》,85、135页。参考刘国重新浪博客《读金时代》。

马老先生做不做北大校长,这件事关系并不很大,但内地每年增加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人口,却是一件头等的大事。

“文革”时期,金庸更是每天关注内地时局,写下了大量社评,多有尖锐的批评。

1971年以后,金庸对内地政局的看法渐渐有了变化。这年10月,北京进入联合国,1972年,中、日建交,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内地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明报》社评对内地的肯定逐渐增多。1971年4月17日的《一求安定,二求自由》社评中说:

我们并不完全同意中共一切对内对外的政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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