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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负责职工文化教育，组织初中文化程度的职员接受深圳成人高中教育。
从饲料科转行到展销中心的邓奕权做报关业务。对这位小学文化程度的老职员，我特别要求必须达到大专文化程度，因其汉字写得七扭八歪，还额外要求每天一页正楷抄写。７年后的某一天，仍是做报关员的邓仔敲开董事长办公室的门，手中握着一张文科大专毕业证书。
自来深圳那一天我就想：如果我能掌管一家企业，就要给年轻人提供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不要像我那样经历委曲求全、十年媳妇熬成婆；要尊重年轻人的选择，机会均等，尊重个人隐私。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人应该享有有尊严、荣誉、责任、理想的工作生活。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压抑人的个性的。个人的一切往往要服从于群体的目标，经常没有选择可言。宣传中曾有一种口号，要求大家做螺丝钉，钉在哪里就在哪里发挥作用。结婚由组织介绍，离婚绝对不行。工作要服从革命需要、服从组织分配，死也无法自由选择。自杀那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从生到死，个人基本上没有选择的权利，隐私权就更谈不上。“文革”期间有句口号叫“狠斗灵魂深处‘私’字一闪念”。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人就像玻璃缸里的金鱼，无时无刻不处于众目之下。公司成立伊始，我就把对个人的尊重、坚持员工的选择权利和尊重隐私作为管理的底线之一。
公司成立不久，一位女职员结婚，结婚仪式非常隆重。两个月之后，这位女职员找我，说她想离婚，问我的意见。我回应：“离不离婚，是你个人的事，公司不干涉。但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好，可能影响你的工作，这同公司就有关系了。这样吧，公司出面聘请律师来帮你处理。”如果按传统观念，恐怕要动员工会、共青团、妇联来做“不要轻易离婚”的劝说工作。尽管不干涉的处理办法显得有些冰冷，却体现了公司对个人隐私和生活选择的尊重。
还有一位叫卢小安的同事从广州一家塑胶厂辞职应聘到“中心”，弹得一手好吉他，从事行政工作，非常踏实，工作也做得很出色。几个月之后，公司准备提小卢当主管，负责人事的同事找他谈话，小卢却回答他根本就不喜欢干行政。
“哎，看你工作很踏实呀。”
“踏实工作是为了引起领导的重视。”
“那你喜欢做什么呢？”
“做贸易。碰杯把盏之间便把合同签了，多浪漫啊。”
听取了人事汇报，尽管我觉得他不太适合做业务，他的性格和职业积累都不适合做贸易，但还是尊重本人的意愿，安排他到贸易部工作。做了4个月，小卢提出回行政部做原来的工作。实际上，选择本身也伴随着牺牲。因为这一来一去，小卢失去了一次提升主管的机会。
天上掉下的馅饼！
1984年秋天，特区经济建设丰收的季节。
在香江酒家，张西甫和业务员王向宁向我引荐一位客人，北京新时代公司的王春堂先生。一口京腔的王向宁介绍：新时代公司有大量出口外汇留成，可以调汇3000万美金，换汇比率为1美元兑换人民币3元7角。
王春堂一米八几的身高、坐姿笔挺、面带和蔼笑容，给人可以信赖的感觉。但新时代公司哪来的3 000万美金？调汇比率之优惠更是不可想像。官方汇价是1美元兑换2。8元人民币，“市场”汇价是1美元兑换4。2元人民币，而王先生给出汇价是的1美元兑换3。7元，每兑换1美元较“市场”汇价便宜0。5元。3 000万美金的兑换后，市场兑换差价就达到人民币1 500万元！难道，天下掉馅饼啦？
王向宁还介绍：“王春堂先生已经同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孙凯峰总经理签订了调汇协议，如果展销中心需要外汇，可以分配一部分。”
我只是笑笑，没有太当回事，心想：这北京丫头口气也忒大了点。
20天之后接到西甫的电话：“北京的外汇到了，你要多少？”
“什么外汇？”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新时代的3 000万美金到了深圳特区发展公司的账号，你要多少？”
我算了下：汇率是1美元兑换3。7元人民币，1 000万美元就需要3 700万人民币。
“能给1 000万吗？”
“行，没问题，另外1 000万给‘国商’吧，李景全一直盯着呢。”李景全曾任孙凯峰秘书，现任新开张的国际商贸百货广场总经理，业务蒸蒸日上。
于是，展销中心从中国银行顺利贷款人民币2 000万元，加上账上现金，将3 700万人民币汇给北京新时代公司，特发财务同时将1 000万美元打入展销中心的美元账户。
随着1 000万美元到账，展销中心的经营态势也随着节节攀高。
这时候，公司形成了骨干人员的初步配置：从特发财务部挖过来的张敏顶替钟艺林任财务经理，詹宏祥任营销部经理，梁毅任储运部经理，李耀辉负责技术维修部，广告部由苏晨任经理，赵晓峰则负责行政和来料加工。
一时间，公司开始大量进口录像机、复印机、放大机、电脑。香港仁达公司和冠都公司则为供应展销中心的订货满负荷地运转。
1 000万美金消耗得很快，能否再调汇1 000万美金呢？公司直接同北京新时代公司进行联络。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我委派黄胜全专程飞北京全权办理。
与此同时，展销中心在广州和北京设立了业务代表处，由周世平负责广州方面的业务，蔡顺成和郑晓文负责北京的业务。在展销中心的办公设备源源不断销往北方时，北京一家贸易公司也南下珠三角，以黑马之态开始同当地公司“抢”货源，并租用军队货机空运北京，以运输交货速度的优势迅速形成竞争之势。该公司的全称为“北京华远贸易公司”，归属北京西城区政府，法人代表戴小明，其杀到珠三角的买卖手就是后来北京华远的第二任掌门人任志强。
在展销中心热衷以贸易实现原始资本积累的时候，深圳特区的几大集团公司已开始将兴趣点聚焦在罗湖区建造高楼大厦上。物业大厦、友谊大厦、国际贸易中心大厦、渣打大厦、亚洲大厦、特区大厦，一座座大厦工地灯火通明、打桩机铿锵。
1985年伊始，进口机电产品市场可没有像“深圳”速度一样节节高，而是日渐萎缩。展销中心的销售对象也开始集中在北京中央部委机关的电教部门、各地方省台的设备科、教委南方采购中心，形成了深圳本部调汇、进货，广州储运，北京销售的“三点一线”模式。
市场不好，特区各大集团贸易业务的生意都冷清了下来。外汇管制异常严厉，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违规调汇行为，涉案人员被问询、刑事拘留是经常的事。
展销中心也卷入了一起“4 000万美金调汇案”，此案被立为全国几大逃汇案之一。
逃汇？一切都是按正规手续，银行走账，花外汇更是按进口批文、合同付款，怎么可能逃汇？我十分茫然。
北京专程派出两个调查组到深圳，分别来自中纪委和军纪委。因为北京新时代公司归属国防科工委系统，属于部队编制。
4 000万美元中，展销中心了解其中3 000万的去向，“坐享”1 000万，第二个1 000万参与整个调汇过程并单独使用。特区检察院配合两个工作组，查封了展销中心有关合同和往来账本以及用汇去向。
展销中心被查询的有王石、黄胜全、张敏。
查询中，我强烈表示不理解哪一点涉及到逃汇。
中纪委小组解释：“新时代公司在使用留成的外汇上，手续不齐备。”
“那银行怎么能同意将美元汇到特区呢？”
军纪委小组解释：“赵紫阳总理到国防科工委视察听取汇报时同意其下属公司的出口留成外汇灵活使用，搞活经济。新时代公司是按照总理的精神办理的，只是国务院没有正式下文。”
我微妙地感到两个调查组的不同态度。
随着调查的深入，关键的节点集中于这样一点：在签订的两份调汇合同（3 000万美元与1 000万美元）过程中，有无行贿受贿行为？
展销中心的1 000万美元交易比较简单：王石明确黄胜全办理此事，没有安排任何礼品馈赠。特发的3 000万美元交易中，我是知情人，本来也可以参与交易过程，只是当时我不相信有如此的好事而置身事外，不过是3 000万的用汇者之一。
签订3 000万美元的当事人，面临着数台电视机是送还是代买的定性问题，前者属行贿受贿行为。果然如此，3 000万美元的双方交易参与者将面临刑事起诉。
此时，北方理论界正在讨论特区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我第一次感觉到个人的命运同特区的命运以及北京决策者的态度是如此密切相关。
据知情人透露：调查组已经提请深圳检察院拘留张西甫来配合案情调查。动议提交到深圳市委常委会。市委书记兼市长梁湘认为证据不足，反对抓人。对于涉及案件的性质和人员来讲，梁湘书记拒绝逮捕张西甫的决定保护了一批特区建设事业的改革者。
随着时间推移，案件淡化了。
一箱钱岂能满足我？
1984年秋，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商品经济”首次写入了中央纲领性文件。挣脱旧有经济制度枷锁的种种努力得到了中央文件的认同，商品经济大潮已如惊涛拍岸，势不可挡。
展览中心的营业厅每天挤满了交款的购物客户，交款的工作台边也挤满了人。总经理的办公室同营业厅隔着一层通体玻璃隔墙，营业厅的情况一目了然。
从通透的办公室中望出去，我却看到一个人穿着一身当时流行的猎装静静地站在旁边，似乎和排队的人没有任何关系。更让人好奇的是，他戴着一顶水獭毛的皮帽子，下面拴着带子，就如同电影中走出的人物。
我让秘书将戴皮帽子的男子请进办公室。
“您有何贵干？”
“我想见总经理。”
“我就是。有什么事情吗？”
“想买投影机和录像机。”
“哦，您戴皮帽子是……？”
“引起你的注意啊。你看排队的有那么多人，啥时能轮到我？”
就这样，我认识了陈宇光。按陈宇光的货单，我安排秘书给他办了提货手续。谈话之中得知，他还有两个弟弟宇安、宇建，公司位于成都，卖羊毛衫起家，后改为经营电器。
随后，陈先生差不多每个礼拜来一次，带着一张十几万限额的支票，开过提货单便即刻赶到展销中心位于广州的仓库提货。
一天，接近下班时间。一个男子跌跌撞撞走进销售展厅，头额还缠裹着绷带。我迎过去，却不想竟是陈宇光，绷带上滴渗着血痕、衣衫不整、狼狈不堪。
我吃了一惊：“陈先生，发生什么事了？”
“从广州打的过来，在东莞车翻了，受了伤。到医院包扎了一下又租了一辆车赶过来。”
“你这不是玩命嘛。休息好再赚钱，不至于休息两天生意就没了啊。”
“我实话跟你说，我这儿是空手道，拿的是客户的钱，我应承说款到给货。如果不能马上到你这里拿到提货单，再返回广州仓库提货，我就露馅了。”
“哦，明白了，我让秘书办手续……”
一个星期之后，再次见到陈宇光，额头上的绷带换上了创可贴。
我请吃饭。饭桌上，我问：“设备、机器在我的仓库里，客户怎会把支票交给你呢？”
他露出狡黠的笑容：“呵呵，这还不简单，你的仓库就是我的仓库啊。”
“……？”
“我领着客户去看你展销中心的仓库。”
“这又怎么样？”
“嘿嘿，你们仓库负责提货的两个小女孩被我两包天府花生就搞熟了，再夸奖她们打扮得像模特，女孩经不起这么夸奖呀……你可不要批评她们，我告诉她们说，‘如果我领着客户看货，你们就问，‘陈老板，你这么多货什么时候取走啊。’呵呵，可不要批评她们。你王石还有虚荣心呢。何况小姑娘，呵呵……”
我也笑了起来。这个勤快狡黠的狐狸！
1985年春节，一天清早。门突然响了，“当、当……”
谁会在这么早的时候拜年？
打开门，是陈宇光，手上提着一个公文皮箱和一个塑料提兜。
“这么早拜年？太太和女儿还在睡觉呢，轻点声……坐吧。”
陈先生把皮箱平放到玻璃茶几上，“嗒、嗒”两声打开，10元一张，一捆捆整齐码好，簇新簇新的一箱钱。
“今年做生意赚了30万，都是和贵公司做的，没有其他意思，表示一下心意。”
“你了解我吗？”
“我知道你对钱看得很轻。怕你误会，生意做完了才来表示心意。”
我笑了：“我这个人志向很大，这一箱钱岂能满足我的欲望。”
宇光愣住了，多少有点尴尬。按照他的逻辑，经营过程中送礼是免不了的，看仓库的还需要两包花生打点呢，更何况一家公司的总经理，看他的眼神，似乎是，“是不是嫌钱少了？”
“误会啦。我的志趣在做一番事业。国营公司有国营公司的逻辑，私收生意关系上的礼品可就是受贿。我要是要钱的话，早就干个体了。和你合作不是要私下获取你的好处，你帮助我们销售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新的一年，我们继续合作。你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你受了伤也要赶到深圳换取货单，你看重的是经营中的信用，这也是我看重的。一诺千金！”
他笑了，“这一袋里的冬虫夏草和天府花生留下来吧。”
“冬虫夏草拿走，天府花生留下，免得拿去收买仓库提货员。”
割喉式价格大战
1985年，深圳到广州尚没有高速公路，路上需要过三个渡口，至少要走4个小时。有时，在深圳吃过晚饭后赶去广州，我同客户谈判会谈到凌晨两点，驱车返回深圳已是凌晨６点，就干脆窝在驾驶室里睡一个多小时，用冷水洗把脸，继续上班。
一次晚间去广州，梁毅开面包车，我躺在后排座上睡着了。路上一个急刹车，我“咣当”滚到了车地板上，却浑然不觉。梁毅吓坏了，以为我被摔晕了。摇晃了半天，我迷迷糊糊地问：“到广州了吗？”
可不管工作多么繁忙，睡眠多么少，我到了星期六仍要约上公司的一帮小伙子到小梅沙游泳，星期天再约另一拨年轻人踢足球。
然而，市场的一次刹车让我游泳和踢球的爱好都变成了奢侈品。进入1985年，国务院对计划外调汇和机电产品进口进行全面清理，银行也开始收紧银根，进口电子器材、影视器材市场不再热闹如昔，市场萎缩出现端倪。但头脑发热的珠三角商人们仍沉浸在供不应求的假象中。
录像机、摄像机的进口批文受到国务院机电办公室的严格限制，放像机不在限制目录上，因此成为进口的热门。展销中心进口放像机的完税成本是1 900元人民币/台，批发出去2 100~2 300元/台，市面零售2 700~2 800/台，各个环节都有利润空间。
展销中心新签的放像机合同为2万台，45天后到货。
货到之前的订货会上的买手却不活跃，我感受到市场趋冷的态势。通过进口代理商、海关、省计委进口审批处等信息渠道了解到：在展销中心2万台到货的同一时期，其他公司进口的还有5万台，累计7万台。我意识到，一旦7万台全部到货，放像机将即刻变成滞销品，价格将直线下降。一个寒冷的冬天即将来临。2万台放像机已在途中，不能中途退货，必须采取措施！
广告投放部经理苏晨拿着记事本走进总经理室。
“我口述一则声明：‘由于台风原因，本展销中心的放像机无法按预订时间送达客户，为保证履行合同急购2万台放像机。’”
广告经理合上记录本，迷惑地望着我，“头儿，咱们不是卖放像机吗，怎么变成买了，我耳朵没有听错吧？”
“是急购2万台。”
“咱们马上到货的2万台怎么办呢？”
“你是老总我是老总？”
“当然你是老总！”
“那就不要问那么多，明天就刊登在《羊城晚报》和《南方日报》上。”
广告登出，售卖放像机的电报雪片似地飞来，200台、700台、1 200台、3 000台、5 000台……颇有戏剧性的是，在急购广告上方的位置，同样大小的版面刊登着某商家有大量放像机待售的声明。
由技术维修部出面，我们组织了4个验货小组到珠三角求售的公司验货，除了个别小批量，大都是期货，采购人员咬定：必须看到现货检验之后才能签订合同。放像机没有进一台，市场零售价却微妙地从2 700元上扬到2 900元。市场暂时稳住了。
内部销售分析会上，我表述了对市场发展的看法，“必须迅速走货，不惜亏本，溜得越快损失会越少；资金回笼了做新的生意，将亏的赚回来。”当时展销中心的分销商中，有家底的国营公司活力不够，有活力的又没能力一次吃下太多。
“我建议启用成都八一科仪公司陈氏三兄弟。2万台已经订定出5 000台，余下的15 000台全部给陈宇光。你们的意见？”
“目前给分销商赊销最大的金额没有超过200万的，”张敏慢条斯理地表达她的担心，“15 000台的金额高达3 000万！几千万的货放给一家个体户，他卖了货，卷款溜了怎么办？”
“我相信陈宇光的信用，你们记得有一次他浑身血淋淋地赶到公司开提货单……”
大伙没有再表示不同的意见。
在我的办公室。成都八一科仪贸易公司的陈宇光相对而坐。
“放像机你能不能再多下些订单？”
“那就看你出的价格了。”一双乌黑放光的眼睛，充满希望、野性、浪漫、不确定性的眼神。
“你能吃15 000台吗？”平淡的问句。
“我哪有那么多钱？”陈老板吓了一跳。
“给你赊销。”
“嘿嘿，你想开溜啊。什么价格？”
“1 500元。”
陈宇光笑了：“你急着出货也不用价格这么低，按成本价格1 900元卖给我就可以了，不能让王老板亏本啊。”
“快出货。我的要求就是迅速资金回笼，绝不允许你用回笼款滚动做其他生意。我预计这担买卖银码大，你或许不会赚到多少钱，但在西南市场你将是大销售商了。我这里已草拟好合同，你看一下。”
放像机陆续到货。许多商家还在幻想王老板的大订单的时候，展销中心的放像机已经开始通过陈氏兄弟的渠道消化，资金一笔一笔地回笼。市场开始不大敏感，零售价在2 500~2 650元浮动着，进口批发价缓慢地下滑到2100元。醒悟过来的商家开始降价抛货，2 000、1 900、1 700、1 600、1 300、1 100、900……
批发价格下跌至1 000元是没有预料到的，直觉告诉我：补回损失的机会出现了。
在价格跌到800元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