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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股灾”风波引起北京震怒。郑良玉市长因此被调离特区。迫于压力，具体操办证券业务的张国庆考虑离开人民银行。他一方面承担着被指责的精神压力，一方面开始组建一家证券公司。
一天，在人行金融处，张国庆对我表示：“过一个月我就离开人行，操作一家证券公司，万科同金田发行的B股都由我来承销。”
面对发行B股生杀大权在握的张处长，你能说“不”？
张处长注册的证券公司就是君安证券。
万科B股承销团的构成如下：主承销为君安证券，副主承销为渣打（亚洲）有限公司，分销商是里昂财务股份（亚洲）有限公司、新鸿基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和山一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君安几乎扮演了不劳而获的角色。
券商承销企业股票的利润来源于承销的手续费，按承销金额的百分比收取，比率视筹资的规模、同行的竞争、发行的风险而定。万科首发4 500万股，每股港币10。53元，筹资港币4。5亿元，手续费5％（费用2％＋佣金3％），手续费属于偏高。
然而，事实证明，认为君安不劳而获的想法大错特错。
接近认购截止期，相当比例的股票还没有被认购，市场并不看好B股。在负责发行股票的券商正式签订承销协议之后，企业股票能否顺利售出的风险已经转移到承销商身上。按照协议，承销商必须对未被认购的剩余股票买单。理论上，无论市场好坏，万科都能如期收到4。5亿元港币，不能全额或者超额认购仅仅是个面子问题。
但是，万科的高层们仍旧担心君安证券这家冲劲有余、资金匮乏的券商的偿付能力，毕竟，同一时期，君安也是金田公司的B股承销商。直觉告诉我，君安证券无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贷到如此数量的资金。但事实上，万科和金田都按期限收到了全额定向发售的B股资金。
1993年5月份，万科B股在开盘后跌破了发行价，承销商的B股也窝在了手上，君安因此成为万科的大股东之一。两个月后，君安证券总经理张国庆建议万科反贷给君安证券一笔费用，以解决短期资金拆借的燃眉之急。显然，挪用筹资款借贷给证券公司是违规的，也违背发行B股的初衷。
我拒绝了。
万科B股于1993年5月28日正式挂牌交易。在1993年8月26日的香港B股市场推广会上，我坦言：“在40多年计划经济的历程中，我们对市场经济已经变得非常陌生，无论是观念还是方法都显得陈旧和僵硬。这次B股发行中，我感觉最强烈的就是观念问题，对于我们这些搞计划经济出身的人来说，有一个自我认识和改造的过程，要力图缩短这种差距。”万科首次发行股票解决了企业的产权界定问题，使企业从僵化体制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为长远发展创造了一个契机。而这次B股发行工作，则促使万科深入调整自身的业务架构，并努力促使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向国际投资者认可的方向发展。
这次发行B股后，万科继续聘请毕马威国际会计公司为万科的核数师，定期根据国际会计准则进行审核，并定期在香港主要中英文报刊上刊登公司中期和年度公告及有关重大事件的公告，以增加公司透明度和推进规范化。同时，万科同香港证券商、基金等专业机构保持密切联系，以介绍公司最新情况及听取他们对于公司发展的建议和意见。
这次4 500万B股的成功发行，万科共募集资金45 135万港币，帮助公司明确了以扩大资金积累为主的现阶段发展目标，理清了以房地产为主导行业，包括证券（股权投资）、贸易、工业、文化在内的五大业务结构。并使得万科能够在宏观调控的形势下，仍有较充足的资金保障跨地域战略的实施。
由于万科B股市场价低于发行价，君安被迫长期持有。
8。5大爆炸的隐喻
1993年7月，结束了在和平路50号办公的日子，总部迁往翠竹北水贝二路14栋万科工业大厦。此前在这里办公的万科工业公司生产基地迁往特区外的百门前工业区。
8月5日中午1点30分左右，随着一声闷响，整栋楼都开始震动，门窗和办公桌椅也随之晃动。一瞬间，我感到如同置身波浪。
一切归于平静。我将头伸出门外一探究竟。秘书从桌子下露出头：“老板，我还以为是地震呢。”
没过多久，传来了消防车的警报器声。跑到６楼顶层平台，西北侧上方黑色烟柱冉冉升腾。“轰隆”又是一声巨响。坏了，什么地方发生大爆炸！？
原来是4公里以外的清水河危险品储运仓库大爆炸。因堆放在一起的氧化剂和还原剂发生化学反应自燃，大爆炸连续两次引发，由硝酸铵、高锰酸钾、硫化碱和硫化镁等危险品组成的“炸药库”燃起熊熊大火，巨大的冲击波把附近的建筑推倒、掀翻，门窗玻璃震碎，钢筋、水泥板、砖石漫天飞舞，正在现场工作和抢救的人们被巨大的气浪高高抛起，还有人被硬物击倒在地。方圆几公里外的人都感到强烈的震动，市中心南洋酒店的门窗被震得无法关合，国贸大厦也在轻微颤动。
5 000余名公安、武警、消防战士全力灭火抢救。经过4个多小时的生死搏斗，一场严重威胁到城市安全的大火终被扑灭。爆炸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亿多元，15人死亡，8人失踪，逾百人受伤。
我尊敬的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杨水桐，在指挥现场英勇殉职。
杨出身贫寒的偏远山区，凭自己的努力在公安战线做到特区的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成为家乡的骄傲。90年代的特区，伴随着经济腾飞，也蔓延着权钱交易的腐化堕落风气。但杨局长的秉公清廉是圈内共知的。知道杨局长殉职的消息，我同丁福源一起去杨局长家里探望，这是机关配给局一级的干部宿舍，虽然宽敞，但除了墙上的字画外，屋内冷清清的，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电器，老杨个人喜好字画，一手好毛笔字。
《深圳商报》头版刊登的大爆炸的蘑菇云照片获得全国新闻摄影金奖。拍摄者张青，得知清水河大爆炸，职业本能，抓上相机冲向火光熊熊的现场，镜头对准救火的现场按动快门。轰隆，第二声爆炸，张青被掀翻的水泥墙、碎石砸倒，大腿严重损伤。我专程去医院探望英雄。躺在病床上的张青意外地瞪着眼睛：“老板来了。”他到报社之前，是万科旗下国企的职员。
事故发生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蕴藏着必然。3年前，安贸公司在仓库中擅自存放易燃易爆的有毒化学品达45种之多。而附近300米的远处存放着双氧水和煤气罐群。对这一隐患，市消防部门曾在安全检查中提出过立即整改的意见，但因被人“说情”，整改意见没有得到贯彻。令人费解的是，本地媒体对这场爆炸做出的报道更多是浩气凛然、响彻云天的英雄赞歌。确实，应该对救火立功人员赞扬和鼓励，但更需要对这场“意外”爆炸的恶性事故进行反省。难怪有人戏称如此报道宣传是：丧事当作喜事办。
但是，那时的公司没有想到，几个月后，另一场震动同样在等待着万科。
进退申华始末
1987年3月16日，上海浦东川沙县农民瞿建国注册了上海申华工贸联合公司，经营小巴客运、贸易，资本金100万元；此时，我领导的深圳现代科仪中心已是一间专业进口摄录像机设备的公司，正同日本索尼、JVC等公司密切合作，改整机进口为散件引进，国内组装、销售。
1990年12月19日，申华在上交所上市，更名为上海申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翌年初，万科在深交所上市。
同深圳的几家上市公司相比，上海的上市公司规模一般只是它们的1/10到1/3，所以被称为小盘股。此时的万科，把股权投资作为四大业务之一，先后在西安、北京、天津、海口和武汉等城市参股了12家企业。
1993年，在万科进入上海房地产的同时，郁亮负责的股权投资部正对沪上市公司做严密研究、筛选。拥有2 700万股流通股的申华第一次进入万科视野。申华的业务有客运业、房地产、酒店旅游业和股权投资，同万科的多元化类似。
由于万科发行B股，针对上海市场的研究暂时放缓。B股发行成功后，万科通过二级市场进行股权投资的想法继续深化。
1993年9月，深圳宝安集团下属的3家企业大举收购上海著名的“老八股”之一，属于“三无概念股”（没有国有股、法人股和职工股）的延中股票，等到9月30日宝安举牌公告时，已经持有了延中17。07％的股份，后来增持到19。8％，成为延中实业第一大股东，并提出改选董事会。延中方面反应强烈，声明要采取反收购措施，延中股价跟着飞涨。双方的激烈交锋惊动了中国证监会，对宝安在收购过程中的违规问题予以处罚，但承认了宝安所获得的股份有效。“宝延风波”成为国内证券市场上第一起上市公司收购案。
上海股市酝酿着更大的风暴，一个多月后就将掀起。
上海申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瞿建国对报界发表谈话：“申华资本来自于民间、产业服务于社会、效益回报于社会。欢迎有实力、有管理能力的大公司来做申华的大股东。”这一讲话，引起了郁亮的注意。
通过中间人，我和郁亮在一家僻静的酒家与瞿建国会面。
瞿董事长身着灰色西装，西装袖口上的商标没有撕掉，话不多，但显得诚恳、可信。瞿开门见山表示：“我准备移民加拿大，公司要引进有实力的大股东。”
“移民换身份？”我谨慎问了一句。
“就不回来了。”
颇感意外：“为什么？”
瞿建国的回答更使我意外：“医生诊断我为肺癌。到国外除了静心治病外，就是做慈善事业，我申请注册了建国慈善基金，股票套现的资金都捐赠给公益活动。”
这番话令人佩服。在感慨和伤感之余亦有些欣慰。
瞿建国先生要把自己打造的企业托付给万科算是找对了人家。
我表态：“我们想参股申华有三点原因：一、双方的房地产业务的整合；二、通过申华，万科可以进入浦东房地产市场；三、申华是小盘绩优股，有投资价值。如果瞿董事长愿意直接将名下部分股票卖给万科更好。参股进来，仍然希望瞿先生任董事长。”
“都移民走了，还留着股票做什么？最好你们能在二级市场上购买一些，先进入申华董事会，我也好让申华的老人熟悉接受万科后再把我名下的股份过户，这样震动就会最小，对万科、对申华都有利。”
还是上海男人想得周到。为了表示万科的善意，由郁亮陪同，我到上海证管办约见主管主任，介绍万科善意并购申华的意图，得到赞成。
11月1日，万科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在万科总部会议室召开，这次会议授权我全权负责参股对象的选择及操作步骤的安排。但此项决议附有一项特别的限制，就是参股计划必须以善意方式进行。
就这样，从10月25日到11月10日，万科通过二级市场购入申华股票直至触发5％的公告点。这次参股，万科一共使用了3 940万元资金，购入申华股票135万股，每股平均价格为29。19元。
11月10日上午，我和瞿建国来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交易所总裁尉文渊也同时出席。交易部经理王强宣布了万科及下属三家公司（上海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深圳万科财务顾问有限公司和深圳国际企业服务有限公司）总共收购135万股申华股票，占申华公司发行在外2 700万普通股5％的消息。
受万科消息的强劲刺激，当日下午上海股市掀起巨大波澜。开盘后，数十万股民争购申华股票，股价最高达到70。99元，并创下了在20分钟内成交近6亿元的纪录，收盘价为45。80元。
11月14日，在与申华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万科宣布接受申华董事会的邀请，委派王石和郁亮进入申华董事会。随后，万科派驻工作小组进入申华，摸底，探讨双方地产方面实质性的合作。
但是很快发现，万科工作小组被严格限制，不能接触广告宣传册以外任何更多的资料。此时，瞿建国先生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称原来医生诊断的肺癌有误判，不再提移民，也不提过户股票，只是催促万科应承的向建国基金捐赠的500万元款项。既然承诺了，我还是把500万打给了建国基金，但心里却不是个滋味。
万科已经是申华的第二大股东，但瞿建国牢牢地掌握着经营权，亦无意让万科继续在股权方面增加比重。
在申华股东年会上，我和郁亮被笑眯眯的瞿建国引上主席台。这是一家老式戏院。
刚坐定，就听到嗡嗡声，台下股民的喧闹声。开始没太注意，越听声音越清晰整齐：“王—石—滚—出—去！万—科—滚—出—去！……”会场一片混乱。
瞿建国笑眯眯地坐在主席台中央，没有表现出惊讶，也没有表现出遗憾。简言之，镇静自若。坐在一旁的万科董事长也正襟危坐，面带笑容，故作镇静。
台下股民与维持秩序的保安推搡了起来。一些股民冲上主席台掀台布，嘴里嚷着，满脸怒气。我仍然端坐，脸颊上却再也露不出笑容。
瞿建国转过身来，冲着我：“回避一下吧。”
我同郁亮从舞台后门溜之大吉。
如此的董事长、如此的股民，万科如何实施同申华的合作、合并？
又是一间僻静的酒家。万科同瞿建国谈“Bye…bye”。
“瞿先生无意放弃控制权，万科也不会甘心陪衬当二股东。怎么办？成全瞿先生，万科知难而退。捐给建国基金会的500万请退还万科。”
“能留下50万吗？”
“没有问题。”
10个月后，万科持有的申华股票锁定期结束。
万科发布公告，已经售出申华股份140。4万股。1995年2月28日，陈祖望和郁亮辞去申华董事职务，这场被中国证券业称作“中国首宗以善意方式通过二级市场达到参股与经营的成功案例”以失败收场。
万科退出后，瞿建国先生继续积极引进新的大股东。
一场诡异、充满变数的游戏继续上演。
“每股能超过100元！”
1992年12月，海南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交易所挂牌上市。
万科是发起股东之一，我当选为董事。
手中拥有资金，陈氏三兄弟的地产业务扩展到三亚、石梅湾、成都。产品系列从中档住宅到综合商业城、海滨度假新市镇，项目一个比一个大。
在椰林水庄新能源股份总部的会议厅里挂着一幅彩色大照片：在一张海滨新城的模拟挂图前，踌躇满志的陈宇光董事长握着长长的示意木杆，指着彩图讲解。江泽民总书记在倾听，若有所思，一旁还有曾庆红、阮崇武等领导。
彩图描绘出一个5万人口居住规模的滨海新城，立体交叉公路穿越椰林、森林之间，还有塔楼、别墅、直升机、游艇、帆船。这就是20平方公里的石梅湾度假新市镇。作为董事，我到这块海湾勘查，高速路途经石梅湾有个出口：海浪、沙滩、红树林、海鸟，景色非常漂亮。前期施工队伍已经进场，建了两排简易平房，一片网球场。绵延的白沙海滩间杂着沉积的黑色沙，多少有些美中不足。
进驻的小组主要工作是协同县政府测量地块范围和拆迁补偿工作。其中一项是坟地搬迁，报的坟头要填写资料。一些村民为多要补偿就无中生有填人名，有的干脆懒得编，就把家里的活人按死人头往上报。中国人传统上不敬畏鬼神，但敬畏祖先。如今死人也敢造假，还有什么不敢干的呢？
新能源股票上市之后窜升至70元/股。之前，万科在陆续出售新能源股票。
出售新能源股票的还有另一家发起股东单位海南中商股份。
在董事会上，陈宇光滔滔不绝地描绘已经开工的海口熊猫商业新城的美景，石梅湾的长远赢利能力，还有已经进入拆迁阶段的成都熊猫商业城的连城价值。“信我的，新能源的股票每股能超过100元！”
新能源第二大股东、海南农业信托公司不仅没有卖手中的股票，还联合全国六家农业信托公司，给新能源贷款人民币6个亿，年息15％。其他几家董事单位宁肯相信超过100元/股的保证，而放弃眼前利益。股市无常，怎么不懂“天上的仙鹤，不如手中麻雀”的道理呢？
董事会上，陈宇光公开表示对王石和中商股份董事长张庶平的不满，甚至认为我们抛售股票是背弃朋友的行为。
“哎，生意归生意，朋友归朋友。万科投新能源在第一天就打算适当的时候抛售，买进就是为了卖出。”
“超过100元卖不是赚得更多吗？为什么现在卖？”
“有可能超过100，也有可能跌破发行价。什么时候卖都是个在风险和利润之间拿捏的选择。”
“那就是不相信我陈宇光的能力了。”
“形势比人强，同信不信你没关系。卖新能源的股票就是对你的不信任，这种观点是不是太小农意识了？”张庶平忍不住插话。
“作为董事长需要董事的信任支持，卖股票就是对我的不信任。”
董事会就听三人争论，其他董事都默默听着，包括独立董事、北大经济学家肖灼基教授，一双智慧的大眼睛中略带微笑，静观这场赤裸裸的信任与赢利之辩。
董事会不欢而散。
私下，宇光缓和了口气：“同意你们卖也行。你想想，你们一股赚了多少钱？你们赚的钱同意对半分，或四六、三七分，怎么样？呵呵……”
“你啊……如果不是不想让你尴尬，现在我就辞去董事职务。谁买万科股票赚得越多我越开心，你可好，不仅算计别人赚了多少，还要分一份。太小农意识了。”
之后，我同陈宇光的关系疏远了，但董事的职务仍保留着。
1993年11月6日凌晨2点，警车静静包围了海口椰林水庄公寓。陈氏三兄弟的老大陈宇光、老二陈宇安从被窝中被带走，乘早班机押送北京。临走前，上市仅一年的海南新能源股份公司董事长陈宇光写了份授权书：授权王素娟、王石、陈宇建三人共同负责新能源的经营管理。
11月6日上午9点得到消息，11点钟便同赵晓峰一起搭乘飞机前往海口。
海南农业信托公司的法人代表王素娟兼新能源副董事长，此时自动承担董事长的责任；我作为新能源的非执行董事，在这样的非常时期，摈弃前嫌也是责无旁贷；问题是老三陈宇建的身份比较微妙，作为上市公司非家族化的安排，陈宇建并不是董事会成员，任总经理没有疑问，但要加入董事会，则需召开特别股东大会投票通过。
这一时期，由于受6月份宏观调控的影响，新能源的股票大幅下挫，地产泡沫破裂，新能源的石梅湾项目、海口万国商城、成都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