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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出版的在外语界非常有影响的《俄汉文学翻译词典》，仍然留有“替换”的“传统”，该词典在前言中专门强调：像“No rose without a thorn ”这类外国的表达方式就应该译成“有利即有弊”之类的中国的表达方式，认为这样才“是准确地表达了作者原意”，以此列为该词典编写的“指导原则”。其实，照原来的形象译成“没有玫瑰不带刺”，更惟妙惟肖地反映出玫瑰“既芳香，却又多刺”的特征。与此相对应的，该词典代序中也谈了词典注意的两个方面，其中包含：“原文词组、成语尽可能用相应的汉语词组、成语来表达。”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一个简单的“браво”（好）变成和尚用的口头禅“善哉”，“славны бубны за горами”（就像山外的红方块）变成了“远来的和尚好念经” ，“рыбье царство” （鱼王国）变成西游记中的传说中的“龙王宫”，“закон далеко”（法律太远，管不着）变成“天高皇帝远”（俄罗斯统治者，我们一般称“沙皇”，中国的皇帝也被套上去）……
这实际上是没有剥离开传统的“转换—替代”模式，这也是“龙”等于“dragon”这类翻译在继续。当然，笔者丝毫不因为这点而否定该词典的重大性，这里所强调的是我们有些理念应该从过去“替代”的框框中走出来。
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太大了，连简单的手势也不见得马上能理解，如在俄国，甚至在其他西方国家，耸耸肩膀（пожать плечами）意为“莫名其妙”、“不理解”、“无可奉告”、“无可奈何”，敲一下自己的额头（стукнуть себя по лбу）意为“犹豫不决”、“很为难”，皱一下鼻子（сморщить нос）表示“不满”、“厌恶”，撇撇嘴或嘴唇（скривить рот или губы）表示“轻蔑”、“厌恶”、“不满”、“嘲讽”，用手指弹一下自己的头颈（пощелкнуть себя пальцем по шее） ——“请人干几杯”，伸舌头（показать язык）——“不尊重对方”，有侮辱人的意思，弹舌头“嗒”的一声（прищелкнуть языком）表示“赞叹”、“惊讶”，等等， 俄国人把手朝脖子上一放，他们的意思是吃饱了，饭食已经到了脖子这儿，假如我们不了解，会理解为砍脖子！简单的手势竟有如此不同，动作稍有不慎，就会出现隔阂与误会，甚至冲突。
如今的世界，人们渴望相互了解，美国学者亨廷顿曾经说过，在当今时代，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未来世界冲突的主要原因。毫无疑问，翻译就要越过社会文化差异的障碍；跨文化无障碍翻译有助于人们之间的沟通与理解。
在跨文化上，我们往往片面理解钱锺书先生的“化”。他曾经说过，“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 ‘化境’”。根据这一点，就把他也理解为是意译的代表，其实钱先生这里强调的是翻译不能生硬牵强、别扭、诘屈聱牙，在讲到“化”时还专门强调“保存原有的风味”。他强调的“化”，完全不是要求把外国的东西“中国化”。
不管愿意不愿意，人类进入全球化的阶段，在21世纪的今天，跨文化传播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全球化”将使世界各种文化信息同享，文化资源共享，将促使民族的、国家的文化融入世界，融入到人类共同的文化信息社会，这是潮流。而翻译就应该顺应这一潮流，全球化要求翻译从“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的简单的转换”到淋漓尽致地传递各民族文化氛围，最大程度地再现不同民族文化的特色与差异。而文学翻译，就是不断原汁原味的过程，就是准确地再现与表达作品中的现实，尽管要做到“百分之一百”的再现不同的文化背景，做到无障碍，今天受着各种条件的制约在不少场合还无法实现，因为翻译过程涉及到人们的接受能力、语言的发展、人们的精神需求、时代的需求等诸多方面，为此笔者曾经在《论文学翻译的“动态”内涵》一文中提出文学翻译的“动态标准”，因为其方向的发展是无可置疑的，而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主要手段与媒介的翻译，决不能再制造新的隔阂，产生新的障碍了。
美茵河畔觅歌德
黑 马
喜欢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似乎首先因为它是我的福地：我的小说德文版在这里出版，我应邀在这里的媒体上现身，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发表演讲……即使没有这些带有功利性的因素，法兰克福本身就令我心仪。它的城市天际线为德意志银行、欧洲中央银行、金融银行等摩天大楼所点缀，丽日晴空下、银色月光下，都是那么灿烂辉煌。这等气势，让人想起纽约、香港和东京，当然还有我们越来越与国际接轨、号称为中国纽约的上海。作为一个现代人，仅凭这些，就足以与法兰克福一见钟情。
但我心灵深处残存的一点古典情结还是让我更钟情慕尼黑这样古色古香、艺术氛围浓郁的城市，为此很觉得对法兰克福负疚。但喜爱是没有理念的，就像乡愁和爱情是没有理由的一样。法兰克福终归不是我最喜爱的城市，尽管我是那么喜欢经常去法兰克福；尽管我的小说是那么得益于那里的商业环境和媒体的推介。
如果一定要说这种隔阂有什么理由，那似乎就是法兰克福的商业氛围过浓的原因吧？那些气势非凡的摩天大楼有时让我感到寒光四射，而那些人文气息浓郁的教堂和古风犹存的老建筑过于被这些崭新的建筑淹没，以至于连那柔媚的美茵河都无法抵消这种俳谐。这种城市布局使得法兰克福过于像个巨大的交易场所而让人难以生出亲近感。
似乎只有那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炸毁后又依样重建起的老市中心罗姆一带还让我感到些许温馨，那些中世纪样式的雕花木窗棂，铺满了整座建筑的正面，那些建筑看似巨大的积木房子，让人对法兰克福的文化底蕴生出遐想。
还有一处文化景点静静地守候在这些簇新耀眼的金银大厦之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这就是歌德故居。可惜这样的景点在法兰克福寥寥无几，那座外观素雅的四层小楼似乎是这座商业之都惟一的文化景点。歌德故居真的像一块镇城石，为法兰克福保持着某种心灵的平衡。
这座故居似乎不难找，因为在它附近能看到法兰克福其他地方难得见到的成队的外国游客，以东方人居多，但又以日本和韩国人为最多。
歌德故居是18世纪德国钟鸣鼎食之家的典型，从宽大便利的厨房到考究华丽的书房客厅，精致的器皿、饰物和豪华的家具、摆设，无不透着上流社会的雍容大气。但因其父是博学儒雅之士，这个家里就少了浮华，平添了浓郁的书卷气，18世纪德国的生活和文化氛围在此得到了真实的保存和再现。歌德是少数口衔银匙而生、无冻馁之虞却最终登上一个文化顶峰的文人。正是得益于这样的家庭出身和深厚的家学，歌德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文化巨人。不少才华横溢但终身为衣食忧虑的文人则难以善终，甚至壮志未酬，半途夭折，可歌可泣，也可悲可叹。从这个意义上说，歌德富有的家庭本身就是歌德成功的一半。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富贵与人文精神的和谐，因为文化不可能靠贫穷来传承，也不可能靠暴发户来传承。而歌德家这样的故居真正传达着那个时代文化的韵味，就像莎士比亚和华兹华斯的故居。歌德是幸运的，法兰克福有歌德更是幸运。
歌德故居旁的歌德博物馆更是匠心独运，展出的是与歌德过从甚密的同时代绘画大师们的作品，与歌德故居交相辉映，似乎把一个时代的艺术氛围凝固于此，甚至时光都在这里停滞了。从故居到博物馆，我感到我是徜徉在18世纪的法兰克福艺术长廊中，眼前幻化出法兰克福城的一幅黑白照片，那是美茵河畔的老市中心罗姆，教堂林立，古典建筑和民居遍布，法兰克福就像一座中世纪的古城一样迷人。忽然间轰炸机铺天盖地而来，雨点般的炸弹将法兰克福炸成一片瓦砾，那是1944年的事。随后是法兰克福的“崛起”，成了一座如此冷若冰霜的金山。
好在法兰克福有歌德故居和博物馆，真让人心里温暖。
科技复制时代的捕风捉影
刘佳林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讲过一则洞穴寓言：一些人被囚禁在一个洞穴里，他们的头脚动弹不得，只能终日面对洞穴的后壁。他们的身后有亮光从通道照射过来，将外面世界各种物体的影像投射到洞壁上。囚徒们谈论着这些影像，认为这就是实物本身。直到有一个人走出洞穴，眼睛逐渐适应了太阳照耀下的世界，才开始认识到，他以前看到的一切、相信的一切都不过是真相的投影。
柏拉图想通过这个寓言告诉我们，可见世界仅仅是理念世界的影子，只有当我们的灵魂能够从可见世界的洞穴中上升到绝对真实的理念世界时，我们才能够看到善的理念。可是，柏拉图有所不知的是，他在这里恰恰是借助于影像来叙述真理的，因为我们知道，寓言其实就是真理的影子，它依凭相似性获得生命。因此，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尽管需要非凡的智慧和领悟能力，但捕风捉影有时竟也可以成为通达真相的一种途径。凯文·吉尔福伊尔的《投影》就是要为我们摹写这种途径，摹写它的曲折分岔，它的通畅淤滞，它的危险不归。
虽然《投影》的题材是关于克隆的，但作者吉尔福伊尔并没有像早期描写克隆问题的科幻小说家那样，把情节安排成一次关于科技伦理或克隆人有没有灵魂等问题的论争，他吸收了科幻、悬疑、惊悚、侦探等多种小说元素，在编织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时，把注意力始终放在关于凶手真实身份的追查上。与传统的侦探小说偏重于逻辑推理不同，在揭示事实真相的过程中，《投影》的主人公更多地依赖于现代科技手段。小说着力展示了两种高科技的复制手段：生物复制和网络世界的复制。
生殖克隆是将一个生命体进行复制，其合理性初衷是为了满足不孕或因遗传疾病等原因不能生育的夫妻拥有孩子的愿望，可戴维斯复制贾斯汀的真正目的却是为了通过他查到犯罪分子。作者对戴维斯这种有违克隆伦理甚至是犯罪的做法似乎并无意谴责，尽管读者都十分清楚，即使是在一个虚拟的克隆行为合法化的国家，贾斯汀的生命也已经沦为别人的工具和手段。对吉尔福伊尔来说，克隆体与被克隆体之间的相似性成了一个重要问题。首先，二者之间体貌上的相似性是惟一的吗？戴维斯在网上发布了修饰过的贾斯汀的照片后，有人宣称他找到了这个相似的人，结果证明这种相似只是相似而已。其次，二者之间的那个内在的自我也是相似的吗？贾斯汀确实不但在身体特征上酷肖萨姆·科恩，而且在智力、暴力倾向、思维方式上也与他的原型十分相似。因此，他根据有关犯罪事实并结合自己对罪犯的进行合理想像与揣度，做出精彩的案情分析，就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可是，如果我们只是一般性地表达A与B酷肖这样的观点，如果我们的论证仅仅停留在理论猜想的层面，那么相似性本身并不会造成什么危害，但如果根据这种相似来追究另外一个孪生形象的法律责任甚至剥夺他的生命，那么相似就变得十分危险。戴维斯根据克隆体试图追本溯源、根据DNA的投影去追踪原型的做法结果证明不但是不可靠的，而且由于误入歧途造成许多误会，比如把一个不相关的人当做是贾斯汀的原型来追查，进而引起新的误会，导致戴维斯的妻子怀疑他有私生子，这些误会又直接间接地导致了一个私人侦探及戴维斯妻子的死亡。而贾斯汀对案情的想像与模仿则酿成了更大的悲剧，比如他为了制造现实生活中的罪证，竟亲自奸杀了一个女子。并且随着情节的进一步展开，读者将会发现，悲剧还不仅止于此。
科技社会在生物复制之外又提供了另外一种仿真的方式，即虚拟的网络世界对真实世界的复制。《投影》中的“影子世界”就是现实世界的克隆体，它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一模一样，有全世界三千五百个城市里的每栋建筑、每座公园、每个公共汽车站和每家商店。泰洛软件公司的程序设计师都加入了游戏，不断升级，并且还在不断增加。甚至真实世界里刚开始飘飞的雪花也会立即在“影子世界”坠落。相应地，游戏玩家们也在这个世界里复制自己的生活，做记者，参加派对，恋爱，谋杀。这让关注谋杀案件、喜欢刨根问底的贾斯汀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我们在‘影子世界’中发现是谁杀了那些女孩，也许能引导我们找出真实世界中的凶手。”戴维斯在真实世界里追寻不得的凶手将会由贾斯汀在芝加哥城的虚拟版本里猎获。但尽管网络世界有许多“真实原型玩家”，却也同样存在一些“幻想型玩家”，他们只是借助虚拟世界来释放自己在现实世界中无法释放的欲望。正如戴维斯所说：“巧合并不意味着就是证据。”但在认定萨姆是凶手的问题上，贾斯汀却固执己见：即使萨姆不是杀害安娜的元凶，他也一定做过其他什么坏事，伤害过其他的姑娘，因为贾斯汀曾亲眼目睹萨姆企图对自己的母亲施暴。于是他和萨莉·巴威克在“影子世界”跟踪萨姆，并找到许多逻辑上可以成立的证据：科恩是安娜的同学；当科恩在“影子世界”中杀人时，现实生活中的“威克恶魔”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当萨姆发现被跟踪时，他在真实世界里找上了萨莉的门。似乎更有说服力的是，克隆使得一个自我有可能同时存在于两个身体中，既然贾斯汀体验到了一种难以控制的恶的冲动，他的这个自我应该也就是科恩的自我。理论上成立的证据链终需在现实世界还原，因为法律不能根据相似律来惩处凶手，可人们并不能在真实世界中找到萨姆留下的任何犯罪痕迹。出于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心，贾斯汀最终在真实世界里克隆了“威克恶魔”的犯罪情节，并怀抱非凡的勇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两次高科技的复制，现场DNA的铁证，萨姆·科恩终于被判死刑。可是，几乎让所有人出乎意料的是，杀害戴维斯女儿的凶手其实并不是萨姆。萨姆只是一个性虐待狂，他与安娜的偷欢、其他人碰巧的介入，给世人造成了一种先奸后杀的假象。《投影》在叙写戴维斯、贾斯汀等人追查杀人凶手这条主线的同时，还安排了一条看似无关的副线，即“上帝之手”成员米基四处出击、追杀克隆人士。正是米基在非常偶然的机会里，在安娜与萨姆偷欢之后杀害了安娜。小说谋篇布局的最大亮点就在于，这个谜底是在篇末人物的闲谈和文件整理中不经意地抖落出来的。于是，一直与主情节平行而又貌似无足轻重的副情节突然在小说的结尾将主情节推翻，读者最后瞠目结舌地发现：案件有关当事人的全部行动都不过是一场徒劳的捕风捉影。
于是，如何进入世界、如何认识并通达事实真相又作为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高科技手段会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易于掌控而更显清晰吗？它们会让罪恶更加昭然若揭吗？科技时代的人们所习惯的那种理性与自我交托的责任会帮助我们明辨是非吗？高端复制时代的人们是更加智慧了还是更加狂妄无知？回到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我们发现，戴维斯、贾斯汀等人依然不过是头脚被缚的囚徒，他们费尽心机的侦查不过是在捕风捉影，而让他们走上迷途不归路的那道亮光正是科技时代生成的工具理性，存在主义那有着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的责任说、选择观则从哲学上给了他们的虚妄之举以理论支持。复制贾斯汀是戴维斯出于一个父亲为女儿复仇的责任，追查萨姆是一个克隆人证明克隆体可以具有独立价值的责任，但不管他们的动机是多么的善良，他们承担责任时的态度是多么的决绝，他们从根本上都是把他人、把自我当做工具，他们并不明白生命本身就是目的。
他们的行为首先遭到敌对势力的嘲讽。在真正的凶手米基看来，聪明人几乎都是一些理性的家伙，正是他们使这个世界迅速堕入地狱，因为理性的人不相信是与非。但我们不能说戴维斯们不相信是非，他们始终在努力弄清是非，只是在试图建立投影与真相的联系时，他们依凭的是自己褊狭的头脑和把一切当做手段的工具理性。这与米基信奉的上帝乃是非、正义之化身发生了矛盾，也跟作者暧昧不明的信仰发生了矛盾。对米基四处捕杀克隆人士的行为，作者并没有表达自己的观点，有时似乎是在通过米基的自我辩护进行肯定。米基宣称他的行为是正义的，这是上帝的正义：“不是我自己选择要杀阿里医生、登比医生或者弗里德曼医生，这是我的使命，你们也有你们的使命。我用我的整个生命来完成这个使命，为了人类我牺牲了自己，这样才能完成上帝的意愿。”按照米基的解释，上帝选择他是矛盾的，现代圣人和现代殉道者都是矛盾的，“因为在我们向现实丑恶打响的这场战斗中，你找不到坐在上帝的正确一方的圣人。你会发现真正的圣人，真正的殉道者在地狱深处。因为他们不仅为了同胞的幸福献出了生命，而且还牺牲了永远的灵魂”。面对法律在克隆问题上的两难态度，狂热的宗教分子用极端的方式阻止一种从一般伦理来看也是侵犯人的多样性、惟一性与尊严的科学行为，似乎有一些道理，但从根本上说，米基的行为恰恰违反了最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