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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这片阴森森的荒漠，只点缀着簇簇灰扑扑的山艾丛；想象一下这种地方自古以来所具有的毫无生气的沉寂与凄凉；想象一下一辆马车象只甲虫一样在一望无际的茫茫荒原中央蠕动，后面拖着滚滚烟尘，如同是一只蒸气驱动的甲虫；想象一下这痛苦、艰难、单调的开垦进行了一小时又一小时，没完没了，大地的尽头显然仍遥无踪影；想象一下马匹、车夫、马车和乘客都厚厚地裹着一层灰尘，一切都是灰黄的颜色；想象一下大块的灰尘粘在眉毛胡子上，如雪堆积在树枝上、灌木上一般；想象一下这所有的一切吧。这就是现实。
烈日炙人，那么炽热、残酷、无情、毒辣；汗水从人畜的每个毛孔里涌出来，但没有一滴流到了表面——还没有出来就给吸干了。没有一丝儿风，灿烂的晴空中没有一片儿云；在向四面八方铺过去的无垠的沙漠里，无论怎样搜索也看不到一个活物；没有一点儿声音——没有叹息，没有低语，没有蜜蜂的嗡嗡声，鸟雀的鼓翅声，或远处的鸟鸣声——在那死气沉沉的空气中，甚至连很可能是迷路人的抽泣声也没有。因此，骡子打瞌睡的呼嗜声，马咬嚼子的咯咯声会在这可怕的静寂中显得越发刺耳，这不但没有驱走睡魔，反而瞌睡得更加难熬，使人更觉得孤独、凄楚。
在粗暴的咒骂、哄骗、和叭叭响的鞭子威胁下，骡子们每隔一定时间就来一个“冲刺”，把车拖出一百或许两百码远，卷起沙云高及车轮以上，翻腾着向它反扑过来，把马车团团罩住，车儿就象在雾中运行。接着，又是停下来歇息，只有那通常的呼嗜声和马嚼子的咯咯声。然后又是一个一两百码冲刺，接着又停下来歇息。我们整整一天忍受着，没有给骡子喂水，也没有换牲口。这样至少忍受了十个小时，我认为是一天，在碱性沙漠中，这是多么实在的一天，从凌晨四点到下午两点。那么炎热！那么郁闷！到中午，水壶里就没有水了，我们是那样口干舌燥！那么沉闷、无聊、厌倦！而那折磨人的时间又是那么无情而缓慢地爬行着！耐心地等了许久，摘出表来一看，它还在那里磨磨蹭蹭，根本不想往前走！碱灰钻进了我们的嘴唇。折磨着眼睛，撕裂了纤细的粘膜，弄得鼻子流血，而且流个不停。诚恳而严肃的说，一切浪漫都没有了，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的只有在沙漠上跋涉的严酷现实——一种干渴，酷热，切望与可恨的现实！
每小时两英里多，连续十小时，这就是我们完成的路程。原已习惯了八到十英里的时速，再也很难理解这蜗牛般的爬行。我们终于来到了沙漠尽头的驿站，第一次庆幸带来了字典，因为除了插图本大字典，在任何别的字典里也找不到恰当的词汇来描述我们那种高兴劲。但是，你就是把整个图书馆的字典都搬来，也找不到足够的词汇来描述那些拉了二十三英里车的骡子们有多疲倦。要想使读者了解它们有多渴，恐怕是在“金上镀金”或者“画蛇添足”了。
这成语用得似乎有些不恰当，但没有关系，既然用了，那就将个就吧。我以为这样是既体面又有吸引力的，故而一次又一次地尝试把它摆在适当的地方，但都失败了。这种努力使我心烦意乱，坐立不安，也使我的叙述不时显得颠三倒四，支离破碎。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似乎最好还象上面那样，把这成语保留下来，既然费尽心机想要“引出”这个真正适用、美丽的成语，它至少能使我暂时喘口气吧。
第十九章
迪格印第安人和非洲丛林人的比较——食物，生活与性格——卑鄙地袭击马车——勇敢的车夫——一个高尚的红种人
第十六天上午，我们到达落矶谷口，离盐湖二百五十英里。在这个除驿站外远离任何白人居住区的荒凉地方，我们看到了直到我写这本书时所见到过的最不幸的人种。我指的是“高苏特印第安人”。就我们的所见所闻，他们甚至比加利福尼亚的下贱的迪格印第安人还要低劣得多，比美洲所有的野蛮人还要低劣；比特拉、德·富甘人要低劣；比霍屯督人低劣；在有些方面实际上比非洲的凯茨人还要低劣。事实上，我曾翻遍了伍德那几卷大部头的《未开化人种》，想找出一个其野蛮程度足以和高苏特人相提并论的野蛮部落，但只发现一个民族还算和这耻辱的定论沾得上边，这就是南非的“波士耶人”（或称丛林人）。我们看见的这些在路边、驿站周围游荡的高苏特人，是一种矮小，羸弱，“骨瘦如柴”的动物；面部呈普通非洲人的灰黑色！他脸上，手上的污垢积聚贮存了数月、数年甚至数代之久，因年龄差异而有不通程度的堆积；他们是个冷漠、鬼崇、奸诈的民族，象我们读到过的（或没读到过的）所有“高等红种人”一样偷偷摸摸地注意一切事物，脸上毫无表情；象所有印第安人一样懒惰、忍饥耐饿、不知疲倦；他们是些不要脸的乞丐——如果一个印第安人失去了乞丐的本能，他就不会“动”，如象没有摆的钟一样；他们饥饿，永远饥饿，猪吃得下去的任何东西他们都不会拒绝，猪通常都会拒绝的东西他们也不会挑剔；他们也打猎，但他们的奢望不过是猎食大耳野兔，蟋蟀和蝗虫，从鳲鸠和郊狼那里盗窃腐肉；他们是野蛮人，当有人问他们是否信仰印第安圣灵时，他们露出一种近乎激动的表情，以为你说的是威士忌；这些高苏特人是个稀疏、分散的民族，近乎象一丝不挂的黑人儿童，他们什么也不生产，没有村子，没有结构严密的村社——他们唯一的栖身之处不过是挂在灌木上用以遮挡风雪的破布片，而且，他们的家乡是我国及其它任何国家能够提供的最陡峭，最寒冷，没人愿涉足的穷乡僻壤。
显然，高苏特人和丛林人的祖先是同类的黑猩猩，袋鼠或是挪威老鼠，以及进化论者追溯到的任何动物始祖。
高苏特人和一般人一样希望兔子打架，但他们常常一连几个月靠驿站丢出去的下水、杂碎过活，然后在夜黑风高时，趁人不备，放火烧掉驿站，伏击冲出的人们。有一天晚上，他们袭击了一辆马车，车里仅坐着一个乘客，是内华达准州的地方法官。他们的第一排箭（还有一两颗子弹）就把窗帘穿得象筛子一样，射伤了一两匹马，车夫受了致命伤。车夫是个勇敢的人，他的乘客也是个好样的。一听到车夫的喊声，莫特法官立即从车箱里钻出来爬上车顶，抓住了缰绳。车夫受伤后便倒在车箱上，但双手紧紧抓住缰绳不放。直到有人来解救才松手。莫特法官从车夫松开的手里把缰绳接了过去，车夫把头放在莫特法官的双脚之间，沉着地指引着道路；他说，他相信自己能够活到把那些歹徒都甩掉，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就没有严重问题了，法官按照他的指点驾车（他指出难走的地段和通常的路径），就可以顺利地到达下一站。法官把敌人丢在了后面，最后终于冲到那个驿站，他知道夜间的危险已经过去了；但是他却没有战友来分享这一胜利，因为那个英勇的车夫已经死去。
现在，让我们忘掉我们对大陆驿车夫所说的那些严厉的话吧。高苏特人使我恶心，尽管我是库柏的信徒，崇拜红种人，甚至崇拜在《最后的莫希干人》中那些和边区人民有适当交往的有一定文化的野蛮人。那些边区人把每个句子分为相等的两部分，一部分语法严谨而精练，另一部分只不过想要带上一种猎人和山里人讲话的味道：就象百老汇的店员啃了一部爱默生·贝内特的作品，花几个星期在鲍厄里剧院研究了边区生活后，说话时所带的那种口气——我是说，高苏特人叫我这个印第安人的崇拜者恶心作呕，促使我去察考那些权威著作，以确定过去我是否是透过柔和浪漫的月光观察红种人而把他们估计过高了。随后的发现使我清醒过来。真奇怪，他们身上的油彩和金箔会那么快就脱落了，暴露出他们的卑劣、肮脏和令人讨厌。证据那么快就汇积起来，无论你在哪里找到一个印第安部落，你见到的总是或多或少经环境美他过的高苏特人，但毕竟还是高苏特人。他们应该受到怜悯，这些可怜的动物；他们能够得到我的同情，直至时间过了很久以后的今天。在这以前，没有任何人同情过他们。
外面有一种印象，似乎巴尔的摩华盛顿铁路公司的许多雇员都是高苏特人，但这是讹传。仅有一点点说得过去的相似之处，虽然足以使无知者误入歧途，但骗不了那些仔细地看过这两种人的人们。但严肃地说，那种说法不仅愚蠢，而且大错特错；因为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它的必然后果都损害了那些人的名誊。他们在落矶山脉那严酷的沙漠里度过的艰难日子，只有老天才明白！如果在我们的心里找不到基督的同情和怜悯来赐于这些可怜的周身一丝不挂的人的话，那么以主的名义，至少不要对他们落井下石吧。
第二十章
美洲大沙漠——四十英里白骨之路——没有出口的湖泊——格里利的有名的旅行——大名鼎鼎的车夫汉克·蒙克——“打断”一个故事的悲惨结局——老掉牙的轶事
第十七天，翻过了我们迄今为止见过的最高的山峰，白天虽然很热，接踵而至的夜晚又寒气逼人，毯子几乎无济于事。
第十八天，在里斯河驿站遇到了向东架线的工人，在那里给卡森城的亲州长阁下发了个电报（距离一百五十六英里）。
第十九天，穿越了美洲大沙漠——难忘的四十英里无底的沙海，车轮陷进去六英寸到一英尺。大半的路程是我们自己穿过来的，即是说，是下车走过来的。因为没有水，这是一次疲劳、漫长、干渴的跋涉。从沙漠这一头到那一头，牛马尸骨铺路，白茫茫的一片。可以不夸张地说，四十英里路每一步都踩着骨头！这沙漠是一个巨大的坟场。测程链、车轮以及朽烂的车辆碎片几乎和尸骨堆得一样高。我觉得把沙漠上生锈的测程链铺直，足以跨过合众国的任何一个州。这些遗物不是多少给我们一些印象，说明早期到加利福尼亚的移民所经受的苦难与辛酸吗？
沙漠边上，就是卡森湖，或叫卡森“潭”，只是一层浅浅的、死气沉沉的水，方圆八十到一百英里。卡森河水注进里面就消失了——神秘地渗进沙里，再也不见天日——因为这个湖没有出口。
内华达有几条河流，都具有这种神秘的命运。它们流入不同的湖泊或“潭”里，那里就是它们的归宿。卡森湖、洪堡湖、沃克湖、莫洛湖都是不见出口的大片水泽，河水不断流进，却总不见流出，但湖水总是保持一定高度，既不涨也不落。多余的水到哪里去了，只有上帝才知道。
我们在沙漠西缘的拉格镇停了片刻。它是一间木屋子，地图上是找不到的。
这使我想起了一件事。在普拉特平原上，刚离开尤尔斯堡，我坐在车夫旁边，他说：
“如果你愿意听的话，我给你讲一件十分可笑的事。有一次霍拉斯·格里利经过这条路。离开卡森城时，他对车夫汉克·蒙克说，他已约好要在普莱塞维尔大学演讲，急着要赶路，汉克·蒙克鞭儿甩得叭叭直响，车速快得怕人。马车蹦蹦跳跳，颠簸得那么凶，把霍拉斯大衣上的钮扣全抖掉了，后来，他的头撞穿了车顶篷，他就对汉克·蒙克大声叫喊，请他赶得稳当点——说他不象刚才说的那么急了。但汉克·蒙克答道：‘坐好吧，霍拉斯，我会把你准时送到那里。’——你们也敢打赌，他当然也及时赶到了，可他还剩下些什么哟！”
一两天后，我们在交叉路口接上来一个丹佛乘客，他给我们讲了许多当地的和格里高利金矿的事。他似乎是个很有趣的人，在科罗拉多有个很好的职位。后来，他讲道：
“如果你愿意听的话，我给你讲一件十分可笑的事。有一次霍拉斯·格里利经过这条路。离开卡林城时，他对车夫汉克·蒙克说，他已约好要在普莱塞维尔大学演讲，急着要赶路，汉克·蒙克鞭儿甩得叭叭直响，车速快得怕人。马车蹦蹦跳跳，颠簸得那么的，把霍拉斯大衣上的钮扣全抖掉了，后来，他的头撞穿了车顶篷，他就对汉克·蒙克大声叫喊，请他赶得稳当点——说他不象刚才说的那么急了。但汉克·蒙克答道：‘坐好吧，霍拉斯，我会把你准时送到那里。’——你们也敢打赌，他当然及时赶到了，可他还剩下些什么哟！”
几天后，在布里杰要塞，上来个骑兵中士，他的确是个正而八经的军人。在整个旅途中，我们还没有从别人那里得到这么多精辟而有条理的军事知识。在我国的这个蛮荒地方，居然能够找到一个对他的本行里有用的知识无所不知的人，这真令人吃惊，况且他的军衔又那样低，举止又是那样谦和。我们听他讲了足足三小时，始终兴致勃勃。最后，他提到穿越大陆旅行这个题目，马上讲道：
“如果你愿意听的话，我给你讲一件十分可笑的事。有一次霍拉斯·格里利经过这条路。离开卡森城时，他对车夫汉克·蒙克说，他已约好要在普莱塞维尔大学演讲，急着要赶路。汉克·蒙克鞭儿甩得叭叭直响，车速快得怕人。马车蹦蹦跳跳，颠簸得那么凶，把霍拉斯大衣上的钮扣全抖掉了，后来，他的头撞穿了车顶篷，他就对汉克·蒙克大声叫喊，请他赶得稳当点，说他不象刚才说的那么急了。但汉克·蒙克答道：‘坐好吧，霍拉斯，我会把你准时送到那里。’——你们也敢打赌，他当然也及时赶到了，可他还剩下些什么哟！”
离开盐湖城八小时后，一个摩门教牧师在一个小站上了车，他是一个和蔼、亲切、善良的人，一个任何陌生人一看见就会产生好感的人。他用朴实的语言讲述了他的同胞的流浪生活与无人同情的辛酸遭遇，我永远不会忘记他那凄凉的声音。没有哪一个布道人的口才有这个流浪者那样美好，那样动人，他生动地描绘了第一批摩门教徒穿过平原，悲惨地挣扎着，走向他们的流放地，荒芜的道路上布满坟场，洒满泪水。他的话使我们极为感动，当谈话转到较轻松的题目，谈论我们将经受考验的这块古怪的大地的自然景色时，大家都松了口气。大家高高兴兴地讨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最后，这位乘客说道：
“如果你愿意听的话，我给你讲一件十分可笑的事。有一次霍拉斯·格里利经过这条路。离开卡森城时，他对车夫汉克·蒙克说，他已约好要在普莱塞维尔大学演讲，急着要赶路，汉克·蒙克鞭儿甩得叭叭直响，车速快得怕人。马车蹦蹦跳跳，颠簸得那么凶，把霍拉斯的钮扣全抖掉了，后来，他的头撞穿了车顶篷，他就对汉克·蒙克大声叫喊，请他赶得稳当点，说他不象刚才说的那么急了。但汉克·蒙克答道：‘坐好吧，霍拉斯，我会把你准时送到那里。’——你们也敢打赌，他当然也及时赶到了，可他还剩下些什么哟！”
在拉格镇前面十英里处，我们看见一个可怜的流浪汉，躺在地上奄奄待毙。他已走得筋疲力竭，实在拖不动腿了。饥饿和疲乏压垮了他。把他丢在那里不管实在不仁道。我们给他付了去卡森城的车钱，把他抬上车。过了好一阵子，他才显得还有口气。我们给他按摩，把白兰地灌进他嘴里，最后才使他慢慢苏醒过来。然后，我们又喂了他点东西，渐渐地他似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感激的心情使他的目光柔和起来。我们整理了邮包床，用我们的衣服给他垫在头下，让他躺得尽可能舒服些。对此他感激不尽，仰视着我们，用虚弱而颤抖的声音诚恳地说道：
“先生们，我们素不相识，你们却救了我的命；虽然我无力报答，但我想至少可以使你们漫长的旅行轻松一会儿。我想你们还不熟悉这条路，而我却了如指掌。在这方面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件十分可笑的事，如果你们愿意听的话。霍拉斯·格里利——”
我激动地打断他的话，说：
“可怜的陌生人，再讲下去你有生命危险。我原来是个魁梧健壮的小伙子，但现在，你看见我是这么个丧魂落魄的样子，是什么把我折磨成这副模样的呢？就是你打算讲的那件事情。那件陈旧乏味的轶事缓慢地却是坚持不懈地耗尽了我的精力，弄垮了我的身体，吞噬了我的生命。可怜可怜我这悲惨的处境吧，只饶了我这一回，换个话题，讲一讲乔治·华盛顿的少年时代和他的小斧头吧。”
我们得救了，那个人却没有。他极力挺住，想把那件轶事留在脑中，结果死在我怀里。
现在，我明白了，我不应该对那整个地区最强健的居民提出这个请求，更不用说对这个只剩一层皮的人了。在太平洋之滨住了七年以后，我才知道，没有一个乘客或车夫当着陌生人的面打断了这个轶事而居然没有丢掉性命的。六年间，我曾一次又一次地乘马车翻越内华达和加利福尼亚山脉，那件不朽的故事我听了四百八十一次或者四百八十二次。我还列了张单子。押车讲，房东讲，车夫必讲，乘客偶尔讲，地道的中国佬和游荡的印第安人详细地讲。同一个车夫在同一个下午对我讲了两三遍。它用从通天之塔传到世间的各种各样的语言对我讲，还洋溢着威士忌、白兰地、啤酒、香水、烟草、大蒜、洋葱、蝗虫的味道，人的子孙把这一系列东西吃喝进去，再把它们的各种风味加在这个故事上面。我对任何轶事都没有象对这件听的次数那样多；我闻的各种轶事没有象这件的味道那样气味杂七杂八。凭它的气味，你根本不能认出就是这件轶事，因为每当你以为已经识别出了它的味道，它的味道又变了。贝亚德·泰勒描写过这件古老的轶事，里查森出版过；还有琼斯，史密斯，约翰逊，罗斯·布朗以及所有在尤尔斯堡和旧金山之间的茫茫大道上任何一处落过脚的新闻记者都写过这件轶事；我听说它被收在犹太法典里，我看见它以九种文字出版；有人告诉我在罗马宗教裁判所里经常使用；我现在遗憾地得知有人还要为它谱曲，我认为这样做不对。
大陆上的驿马车消失了，马车夫阶级也不复存在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将这老掉牙的轶事遗赠给了他们的继承人——铁路制闸工和押运员。如果这些人还用这件事来折磨列车上的乘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