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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幸加自豪，使当年的中青年（青年居多）职业女性们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都尽量以出色的敬业表现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当年因工作不出色而受批评，哪怕仅仅受到班组长的批评，也是一件无比严重的事。而且，无疑是让人觉得羞耻的事。她们中，瞧不起自己的工作、因为工作性质的平凡而妄自菲薄的人是极少的。谁头脑中存在这样的不满意或不满足，谁就被认为“思想成问题”，而一个女人若被认为“思想成问题”，那么即使容貌姣好，人也很“成问题”了。
她们对荣誉的要求都相当强烈，体现在争当先进、标兵、模范、“红旗手”等方面。“名利”二字，在中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初，“利”所包含的实际物质内容近乎虚无。即使有形，无非一个小本儿、一条毛巾、一支笔而已。但一张纸上如果印了“奖状”二字，它会使当年的许多男人和女人整整一年内不知道究竟怎么样努力工作才配获得它，才算对得起它……
每年国庆节前，她们中有些姐妹被挑选出来——当然首先是获得过奖状的和年轻漂亮的，进行集体操练。于是她们出现在国庆那一天的游行队伍中，身穿整齐划一的行业服装，列成方阵，手拿纸花或小红旗，一边挥舞，一边呼喊庆祝口号。她们手挽手，挺胸昂头，尽量跨出比男人的方阵更豪迈的步伐，尽量呼喊得比男人们的声音还响亮。后来这一传统的庆典方式嬗变为每年一次的庸俗的公开的政治表演。但在当年，尤其对于那些女性而言，豪迈乃真情怀，亢奋乃真精神。她们虽不见得生活得怎样幸福，却觉得自己是世界上差不多最幸福的女人。
由她们列成的方阵，在以后每年的游行队伍中不断壮大。而她们脸上的豪迈和亢奋之态，却一年比一年消逝的快。那样的游行也越来越是任务……
当然，即使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城市里也仍有与前几类完全不同的女性。但只能在中央大街一带，而且，一般只能在晚上见到她们绰约的身姿。旗袍、丝袜（解放前的箱底之物）、高跟鞋、烫卷的头发，描得又细又长的眉，抹得猩红的嘴唇；若在冬季，身上则裹着貂皮大衣或狐皮大衣，头上像电影里的外国女人似的歪戴着贝雷帽——白天也偶尔能见到。
我和少年时期的伙伴儿到中央大街去玩儿，几次见到过这样的女人。她们使我们联想到小人书《三毛流浪记》中画的摩登女郎。我们不觉得她们美，只觉得好奇，觉得她们喜欢那样子不可思议。免不了彼此小声说一句：“瞧，一个资产阶级的臭女人！”
但她们却恰恰可能属于最“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
有一次，我们在一家冷饮店里捡冰棍签子，看到了这么一幕——一个那样的女人，因为店员服务不周，声色俱厉地训斥店员。店员火了，将擦桌子的抹布往桌上一摔，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店门吼：“我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专门伺候你这种女人的！你出去……”
那女人倒也没因此而耍泼。她起身去柜台那儿挂了个电话，随后归座，架起二郎腿吸烟。不一会儿来了两名警察，二话不说，推着店员往外走。店员抗议：“干吗冲我来呀？我怎么啦？”一个警察问：“你为什么侮辱这位女士？”事后，听人们议论——那女人是市里一位很大的官的小姨子……这种女人，往往和另一种生活连在一起。那另一种生活，是老百姓的眼根本看不到的，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与表面的社会生活并存着了。它似乎意味着革命对某些革命者的回报。
最后，我们要提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最值得令人怀着肃然的心情悼念和评价的一些青年女性，那就是当年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她们。她们普遍是那么的勇敢，心中充满了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她们和男性志愿军战士们一样，在异国的土地上冒着枪林弹雨谱写战地豪情。关于她们的许多英雄事迹，时至今日，如果一一讲来，对当代人肯定依然具有可歌可泣的震撼力，依然足以引起由衷的敬意。
而此前，她们中许多人，只不过是些刚毕业的初中生或高中生，或卫校的在校生。她们的英雄气概产生于强烈的爱国热忱。她们的献身精神诚如“志愿军”三个字所体现的，是一种志赴崇高的“志愿”。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青年女性中，她们身上折射出的是最壮丽的光彩。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女孩儿，一入中学，母亲们就会经常教诲她：“不小了啊，该有点儿大姑娘样儿了！”当然，她们还根本不能算是大姑娘，只不过不再被视为小姑娘了。
于是，母亲们的经常教诲，对那些比小姑娘大、比大姑娘小的少女们的心理产生了重要的暗示作用，她们便开始要求自己像大姑娘样儿了。
不必急于细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典型的大姑娘究竟是什么样儿，还是先谈当年的少女们吧。
据我看来，与当代少女们相比，她们有比较幸福的一面。
第一，虽然是中学生了，但学业绝对不至于对她们构成什么压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学生也只上半天课。中午放学后，除了完成作业，其余时间她们基本上是自由的。而完成作业，一般两个小时绰绰有余。因母亲们大抵是家庭妇女，其实并没什么家务吩咐她们做。倘有哥哥姐姐，则她们更闲在了。倘有弟弟妹妹，则她们应该做的事，不过便是哄好弟弟妹妹别哭别闹，所以她们有相当充分的时间自由支配。当然，也有家里生活特别困难，母亲卖冰棍、摆小摊儿，揽到家里些零活儿做的。那么，这样的少女就闲在不了。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母亲们，一般不会指令自己上了中学的女儿去接替自己卖冰棍或摆摊儿。她们虽是家庭妇女，却比女儿们更在乎女儿的外界形象如何。母亲们爱护女儿们的外界形象，甚过爱护自己的外界形象。只要那女儿有哥哥弟弟，母亲指令接替自己的，往往是儿子。
少女们已不再跳格子、跳皮筋，那被视为小姑娘玩的项目。她们尤其较少跳皮筋了，因为跳皮筋是夏季玩的项目，夏季她们多穿裙子，跳皮筋有时须撩起裙子。皮筋举多高，一条腿要踢到多高。她们已自觉不雅。而母亲们倘见她们仍玩着，就会训斥。自己的母亲不训斥，别人家的母亲也会议论：“那么大个姑娘，还撩裙子高踢腿的，真没羞。也不知她妈管教过没有！”
我一直认为，跳皮筋对于少女们是极有益于健康和健美的玩法。她们当年跳皮筋时灵敏的身姿，至今仍印在我的脑海里。她们母亲当年训斥她们的情形，也一直是我回忆中有趣的片断。
少女们被暗示要“像大姑娘样儿”，不成文的训条之一便是少动多静。结果是——她们还能聚在一起玩玩儿的，也就只有“欻嘎啦哈”了。这恐怕是北方少女特有的玩法，南方少女未见得也玩儿。所谓“嘎啦哈”，是猪或羊腿关节处的骨轴。以羊的为佳，小巧形整，每面涂上不同的颜色。可独自玩儿，也可两人以上五人以下合玩儿。玩儿时左手抛起一个布口袋，右手同时撒出四到六个“嘎啦哈”。左手接住布口袋时，右手须在那布口袋降落的瞬间将“嘎啦哈”全都抚为同面朝上。至今我还没发现过，也没想出过比这一种玩儿法更能训练眼疾手快的另一种玩儿法。此玩儿法或许是蒙人传给汉人的。当年有的少女的一副“嘎啦哈”已被玩儿得油亮，而且是由成了大姑娘不再玩儿了的姐姐传给她们的。母亲们一般不会反对她们“欻嘎啦哈”，因为总得允许她们玩儿一种项目。四个少女各自盘腿或蜷腿相向而坐，不声不张，几乎静悄悄地玩着，是当年的母亲们看着也颇欣赏的城市女儿图。“嘎啦哈”难凑，更多的少女们便以桃核代替之。
像中学男生们开始互相借书一样，少女们开始彼此讨要花根、花苗、花籽。家家窗前屋后都有起码几平方米土地，便成了她们栽培自己喜爱的花儿的花圃。少女喜爱花儿是符合她们天性的。但使我至今也找不出什么原因而且始终奇怪着的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直至“文革”爆发前的中国少女，不知为什么爱读书的极少。她们是小姑娘的时候并不特别爱看小人书，她们上中学了也并不特别爱读小说。如果她们爱看，她们比今天的少女们有充分得多的时间。当然，一个原因是，除了少数知识分子家庭的少女，大多数家庭没有任何书报。大多数父母没有读书的习惯。我在当年的小人书铺里，很少发现少女们的身影。一分钱就可以看一本小人书，甚至可以看两本薄的。少年们每个月能从父母那儿得到几分钱的奖赏，我想她们也会得到的。
倘她们不属于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父母们自然也是遗憾的，但绝不至于像今天的父母们一样着急上火，惶惶然不可终日起来。因为当年上学是为了识字。既已是中学生了，便一辈子不可能再是文盲了，父母们也就觉得对她们尽到了义务，满足于这一点了。大多数的她们，自己也满足于这一点。不就你是优等生，我不是么？但你能读，我也一样能读；你能写，我也一样能写呀！中学毕业之后，不都是要参加工作的么？不都是要学三年徒么？学徒期间不都是只有十八元的工资么？以后不都是要凭工龄、凭实际工作表现涨级么？……
的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她们中，只有极少数立志要升高中考大学不可。普遍的她们，自己并无很强烈的愿望。普遍的家长，也只打算供她们读到初中毕业。当年初中毕业生的就业机会较多，这使她们对自己前边儿的人生没有什么太严峻的忧虑。
不消说当年中国人还没听过“电视”二字，平民阶层十之五六的人家连一台旧收音机也没有，一个院儿七八户人家往往只有一户订晚报的。几乎家家都没有书架，更无“闲书”。如果学校不组织看电影，少女们是不会像少男们一样，合伙捡点儿破烂儿卖了，结伴儿去看场电影的。也不会像精力过剩得没着儿的少男们似的，三五成群不嫌累地走到市里去盲目地东游西逛。
但是在我的记忆里，她们并不显得特别寂寞。恰恰相反，她们的少女心怀似乎很充实。那里边不曾为追星发烧过，也不曾为向往某种物质生活的强烈念头折磨过，更不曾为什么世事的平等与不平等冲击过。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少女的心怀，普遍如一盆清水般净静。说是一盆，而非一池，比喻的是她们心怀范围的有限，净静得当代人既不能说多么好也不能说多么不好。
她们不寂寞，也许因为她们之间有足够装满心怀的友情。一名少女当年伤心了，暗暗哭泣了，往往由于她们之间的友情发生误解了，出现裂痕了。
我小时候，不止一次在别人家里见过这样的情形：
一个少女一回家就哭。
母亲问她怎么了。
她说：“她妈（或她爸）打她了！”
那么那个“她”，自然便是她的知心小姐妹。
小姐妹在家里挨打挨骂，她会难过得一回到自己家就哭起来。每一回忆，心为之感动。
不知今天的少女之间，是否还存在着那么样一种不是姐妹胜似姐妹的友情，那真是一种醇香如亲情的友情呢。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少女之间的此种友情，验证了一条人性的逻辑——对于心灵而言，有空旷，就有本能的填补，无好坏之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现象过于单调，因而世风相对较为淳朴。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少女，往她们空旷净静的心怀里填补的大抵是淳朴。
当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也发生了冲击性极其猛烈的大事件，比如“反右”。但她们距这大事件甚远，不太能感受到它的猛烈性。只有父母受到危害的她们，才体会到祸殃自身的悲苦……
打扮一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少女是极其简单的——一尺红或绿的毛线头绳儿，一件布拉吉（连衣裙），一双黑布鞋，足够了。只要布拉吉和黑布鞋是洗过了才穿上的，即使旧，也还是能使她们变得清清爽爽，灵灵秀秀的。有双白袜子穿更好，没有，也好。总之，当年那一种简朴到极点的少女的美，真是美极了，美极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少女，与今天的少女们相比较最主要的差别是——那一种心灵的自在，那一种心理的自然，那一种心事的简单，以及那一种日常心情的澄明透澈。她们并不太受普遍之清贫的影响。好比农人漫不经心地撒在土质不良的土地上的种子，竟也一片片长出秧苗，但是株茎细瘦，大多数难结饱满的穗。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学毕业以后，她们就被视为名副其实的大姑娘了。在早婚的年代，女性的少女期是短暂的，短暂得几乎可以说稍纵即逝。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仍是早婚的年代。到了十八九岁，无论工作与否，如果自己不急于考虑婚事，父母们也会按捺不住地张罗着为她们东找婆家西找婆家。倘二十三岁以后还没嫁出去，那么就将被视为老姑娘了。而一个家庭若有一个老姑娘，那么父母愁死了，唯恐她被剩在家里。所以大姑娘也意味着一段短暂的年华。从结婚那天起就是小媳妇了。从大姑娘到小媳妇，短则三四年，长则五六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二十来岁的小媳妇，即使在城市也比比皆是。
所幸她们对工作并不怎么挑拣，一般是份工作便高高兴兴地去上班。工资是全国平等的。脑体之间基本无差别，机关与行业之间基本无差别，行业与行业之间基本无差别，男女之间基本无差别。在此种种基本无差别的前提之下，对工作条件、工作环境、工作性质不满意的她们，虽也羡慕这些方面比她们幸运的别人，但一般不至于羡慕到怨天尤人、自暴自弃的程度。
上班的她们，普遍还买不起自行车。如果单位远，她们每天需六点多钟就离家。从居民区走到有马路的地方，才能挤上公共汽车。为了不迟到，她们常将工作服穿回家，第二天穿着工作服离家。那样就省下在厂里换工作服的时间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青年女性因有工作而自豪，所以穿工作服走在路上觉得挺神气。如果那工作体面，那厂是大厂，有名，则她们穿着工作服走在路上，不仅觉得神气，简直还往往觉得美气。她们穿那样的工作服，能吸引较高的回头率。向她们投以热烈目光的，当然都是小伙子。
她们中当护士的，无论冬夏，常喜欢将雪白的护士帽戴在头上。医院是被刮目相看的行业，戴了雪白护士帽的她们，自然也被刮目相看。那时她们就尤其显出大姑娘的矜持来。
餐饮行业也戴白帽子，与护士在医院里戴的白帽子区别不大。故有在小饭馆工作的她们，也戴了白帽子招摇过市，内心里乐于被路人看成大医院的护士，所谓“过把瘾”（但不死）。
当年有小伙子冲着一顶白帽子而苦苦追求小饭馆服务员的事，成了相声、小品和小说、戏剧中的喜剧情节。
她们上班时，邻家没有长大的女儿的母亲一出门碰上了她们，投在她们身上的目光是很复杂、很微妙的。那一种目光告诉她们，母亲心里在想——盼到哪一天自己的女儿也开始上班挣钱呢？她们每月十八元、二十几元的工资，对一个平民之家的经济补充非同小可。那时她们嘴上礼貌地问着好，内心里体会到极大的优越感。
如果是星期六，她们也会在厂里换下工作服回家。倘还是夏季，她们往往穿一件布拉吉。因为她们自己最清楚，布拉吉尤能显示出她们成熟又苗条的大姑娘的美好身段。也因为她们明白，一旦做了小媳妇，再穿布拉吉的机会便少了。小媳妇们一般是不公开穿布拉吉的。
于是许多母亲的目光，都会追随她们的身影久望，互相询问她们是哪条街上、哪个院里、哪一户人家的大姑娘。如果她的容貌比较漂亮，那么她的家便出名了。
女人们每每会情不自禁地这么说：“瞧人家那大姑娘长得喜人劲儿的！”出落得标致的大姑娘，仿佛是她家的“名牌”，是父母共同拥有的“专利”。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她们并不特别具有“商品”的属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没有“大款”及“富豪”，故她们自己的头脑中，绝然不会产生通过“傍”或“嫁”而成贵妇的念头。她们的父母一般也不太会有指望经由她们的“流通”而改换门庭的不切实际的心思。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父母不像现在的某些父母那么开通，如果她给自己找的丈夫和她父亲的年龄差不多，不管是不是真爱，不管那男人是处长还是局长，家人都会觉得是奇耻大辱而闹得天翻地覆。
小时候我家前一条街上，有个标致的二十一岁的大姑娘，死活要嫁给一位死了老伴的五十二岁的商业局副局长，结果是她没死，她母亲死了。在一辆“上海”牌儿小汽车兴师动众地来娶她时，她母亲喝了药臭虫的“敌敌畏”。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父母，尤其工人家庭的父母，一般认为自己的女婿年轻、健康、英俊、人品好就是女儿的福，当然也是自己的福。健康和人品好是首先，其次是英俊不英俊。至于是工人还是小干部，那倒无所谓。当然，如果前四条达标，居然还是位小科长，父母也会替女儿高兴得心花怒放。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关于婚姻的某些新观念具有着强大的说教力，并且深受人们的普遍拥护。某些旧思维或被冲击垮了，或被人们觉悟到是一种丑陋，自觉地抛弃，甚至自觉地抵制。父母将女儿待价而沽或女儿将自己待价而沽，一个家庭的名声也许就完了。共和国的新工人阶层没有财富，家庭名声是他们唯一重要的“不动产”。几千年来的旧意识本非他们自愿的意识。所以他们的头脑虽简单，却很适合往里装新意识。头脑里装进了新意识的他们，是绝不容许自己的女儿拿家庭名声开玩笑的。
大姑娘们下班一回到家里，放下饭盒就帮母亲们做这做那。她们一般不会因自己也是挣工资的人了便在家里摆什么资格，要求什么特殊的待遇。她们明白，自己生活在家里的日子不会太久了。这使她们比从前更体恤永远操劳着的母亲们了。回想自己是小姑娘、是少女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