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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没有止境的，认识未知世界也是无穷的，但我们是要活着、要亲眼看到自己成果的应用推广，这就需要我们不仅是一个优秀的人，而且必须是一个卓越的人。我们今天甘于寂寞，是为了明天迎接辉煌。
陈锦清出生于浙江温州瑞安，他的同学朋友都叫他“阿清”，他说可能是“温州特色”，作为温籍的科研人员，尽管在任何时候，他都把科研放在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但是他从来就不缺乏经商的头脑，或者说化科研成果为财富的能力。他一改以往我国科技人员在科研活动中“立项——研究——论文——成果”的习惯做法，而是采用“查新——研究——专利——论文——成果与市场并举”的模式，据说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欧美等国生物技术产业的成功经验。他对自己对团队对农科院的领导说，我们所需要的只是时间，我们一定可以成功，关于油菜的高油理论已经在我脑子里越来越清晰了，我感觉我的巅峰时刻就要来临了。
对于科学家来说，最大的痛苦也许不是从事科研本身的艰辛，而是自己的“科学假设”被世人所不理解。陈锦清首创了植物成分定向育种的“底物竞争”假说，他认为植物由纤维素、木质素、油脂等多种成分组成，生物合成各种成分的原材料（即底物）均来自叶片的光合产物和根系吸收的营养水分，通过基因工程调控光合产物的分配能决定各种成分的含量。因此，根据这个理论不仅应该能培养出含油量和产量更高、抗逆性更强的“超级”油菜，而且还能够提高大豆的出油率以及提高玫瑰等名贵植物的精油含量。
但这只是一个假说，要使假说得到证实，必须有—个过程，这个过程通常需要很长时间并且中间会出现反复。对于陈锦清来说，这个过程是八年，而且首战告败——刚开始他们研究的是提高大豆的出油率，经过两年没有成功，后来才转而研究油菜出油率。
回忆过去，陈锦清不仅没有不堪回首的感觉，相反他还常常为自己感到庆幸——“农业利研周期长，有的人研究一辈子什么名堂都没有搞出来的也有。我算是幸运，幸亏有领导支持。”
凡是采访过陈锦清的人，都知道这是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问他为什么有今天的成绩，问他如何克服种种科研中的困难，问他为什么能凝聚一群人跟着他在最简陋的条件下坚持八年，他几乎是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幸亏有领导支持。”初一听，你以为他不过是说一些“场面”上的话，但他说得多了，你就了解到其中的真情。领导的确是陈锦清的贵人，每每遇到过不去的火焰山，领导就是那一朵不期而至的祥云。
陈锦清1994年离开日本，回到自己曾经工作过的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工作条件和日本是没有办法比的，年收入不到两万元，没有实验室，连最基本的实验仪器也没有。但是陈锦清迹是选择了回来创业，因为他知道如果这次不下决心，以后可能就再也没有勇气回来了。
“我是一个男人，一个男人应该有自己的事业。我要做我想做的事情。”他说服门已的爱人，但是爱人根本不同意，她能理解自己的丈夫，但是她无法像旧式的妇女那样“嫁鸡随鸡”，她做不到——在日本一家三口，儿子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口语：和日本孩子一起上学，完全看不出有什么两样；丈夫在世界上一流的研究所工作，体面稳定薪水高；住的是别墅，开的是洋车，为什么要放弃？她苦口婆心地劝，但是无济于事——她自己也知道，当一个男人有了一个更高的理想时，拦是拦不住的。
陈锦清直接带着儿子回来了，小孩子连一句中国话也说不完整。妻子留在日本，她对丈夫说实在不行，我在这里等你。
陈锦清没有多说什么，他想他的女人应该明白他的想法——他之所以回到农科院，是因为他喜欢那里的环境，那是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你有想法你就可以做，只要有领导支持。尽管实验条件薪水待遇和日本没有办法比，但令人欣慰的是，他得到了一个知识分子所渴望的重视——国家有关部委、浙江省有关部门都给他提供了资金和政策上阳支持。他课题经费30万元是浙江省科技厅拨的，国家科委资助了10万元，浙江省基金办人事厅均慷慨解囊，农科院又配套了10万元的项目启动资金，其后又得到国家基金委、农业部、人事部等部委的资助。这种硬性条件和日本没有办法比，但陈锦清看重的是另外的事情——在日本，一流的研究所一流的工作条件，但是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你不可能领衔做你自己的课题，你只能在别人的旗帜下做别人想傲的事情——陈锦清回国那年是四十一岁，他在日本整整生活了七年半，人生还有几个七年半？
有一句话叫“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陈锦清在自己的不惑之年，再无法满足于做一个“高级打工”——人家村钱给你干，知识产权都是人家的，人家的研究服务于人家的商业目的，至于你自己想做什么，那是另一回事…他心里不舒服——床前明月光，他开始想家了，想白己曾经供职过的农科院，他在下定决心回冈之前，根本没有跟任何人联系，也没有跟任何人打听，自己收拾好行李就回来了。朋友们都说，太冒险了，那面的工作辞掉，万一这面农科院没有谈妥怎么办？
陈锦清嘴上不说什么，他是一个思想“独立”但性格“随和”的人。他从来不和任何人顶着干，也不唱反调，但我行我素。他知道他一旦决定要回来，那就是迟早的事情，既然是迟早的事情，那么迟一点不如早一点。他根本就没有想过“万一”，总之是要回来，一个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总要付出代价，这个道理对于四十岁的男人来说，他懂。在日本不是不好，从1986年到1994年，陈锦清获
得厂一个出国留学生梦寐以求的一切——1986年，赴日本东京农工大学做访问研究员：1987年，进入日本东京大学植物科学系植物分了遗传育种专业学习，获博士学位；之后又分别在东京大学及日本通产省AOTS财团做博士后研究各—年，从事稻米贮藏蛋白质的分子遗传学研究，博士后出站后，受聘三井公司植物生物工程研究所，从事调空植物木质素生物合成量的基因工程研究，应用反基因技术成功地调节了粳米直接淀粉含量、植物木质素生物合成量等，其研究成果获得日本专利。
像他这样，有学历有专业有经验的盛年科研人员，许多都转行到当时日本最热门的生命科学研究上，尤其作为日本最有影响力的三井财团，他们也急需研究生命科学的人才，对于陈锦清来说，他明白如果去搞纯粹的生命科学，不是不可以，而且能有更优厚的待遇，但是他舍不得大田——他理解对于日本来说，那么小一个国家，有什么农业？他们当然更加看重生物技术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应用，比如在医学医药制品方面的应用，但那不是陈锦清真正想做的事情——他来自于一个农业大国，他希望把生物技术运用于和农业有关的领域中。
尽管有领导支持，但是困难依然是困难——最初的时候，连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都没有，陈锦清几乎就是—个光杆司令，手下有几个人，都是搞传统研究的，长于观察，但对于分子研究，蛋白质研究，那就属于用土锨挖石油了。
陈锦清经常说，石油在哪里？石油在科学家的头脑里。我们搞科研，和地质工作者找石油差不多，我们是从叶片的光合作用里找，从成千上百个酶中找“油”，我们首先要在脑子里形成高油的理论，然后再进行探索。用老观念老方法找“油”，就像在大海里捞针一样，不可能有石破天惊的成果。
八年的时间，经历了无数的失败和挫折，但陈锦清总是充满希望——他觉得在他脑子里，一个高油的理论越来越清晰，他甚至在梦中都能看到一个“高油的模型”——植物的内部就像我们的地表，那些输送养分的管道就像地表的河流，如果把其他的支流堵住，那么所有的营养就只能走一条路。我们培养高油油菜，就是要把合成油脂的河道，弄深弄宽，像开运河一样……
”
在陈锦清的课题组，尽管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工作的意义，都了解自己的研究成果一旦成功将有多大的应用前景，能够产生多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毕竟八年是不短的时间——所以曾经有人开玩笑说，他们是生活在“陈锦清的希望田野”上，陈锦清用“高油油菜”给他们画了一张“饼”，他们还就真信了。
那么陈锦清的这张“油菜饼”究竟有什么奇特的地方，能够让支持他的领导、追随他的部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相信他？
简单地说，陈锦清的科研项目就是——让植物生产“石油”，其理论依据是。“底物竞争”假设，陈锦清认为，超级油菜可以在各种恶劣的环境下生长，不用与粮食争地。我国现在大约有冬闲田1．6亿亩，如果全部种上油菜，就可生产9％…10％的燃油。假设超级油莱研制成功，那将意味着巨大的财富——植物燃油。当然那也是一条艰辛而漫长舱科学操索之路。
终于，“油莱高油科研课题”获得了突破性进展——超油1号和超油2号两个油菜新品系问世了，前者含油量比常规油莱提高25％以上，后者则高达52．82％，是目前世界上含油量最高的甘蓝型油莱。那一刻，陈锦清没有忙着发表论文搞讲座四处开课——他是一个温籍科学家，他有不亚于任何一个成功商人的经济头脑，所以他以最快速度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并通过PCT途径申请了多国国际专利。接着，期待已久的财富和荣誉纷至沓来，陈锦清没有拒绝——为什么要拒绝呢？等的不就是这一天吗？
在众多找上门的企业中，陈锦清选定了一家，350万的转让费打破浙江农口的历史纪录，八年没有发过奖金，现在一次性补偿。接着，成立公司，陈锦清亲自出任公司副董事长，从那以后，经费不是问题，前程像一面展开的锦缎，在课题组每个人面前徐徐展开，就像—个童话故事，丑小鸭在经历了种种挣扎以后，终于在水中看到了自己美丽的影子。
我对贫困生活有一种恐惧
陈锦清脚上有两个疤，这是故意烫的，因为当地有一种说法，如果一个小孩不好养，就用烙铁给他打一个印，陈锦清的母亲为了保险，给他烙了两个，一只脚一个。
陈家兄弟姐妹六个，陈锦清捧行老三，他出生时不足月，只在娘肚子里呆了7个月，生下来才3斤重，从小病多得要命，看看要养不活的样子，当娘的狠狠心，依着老辈的风俗，在儿子脚底心烫了疤，结果命是保住了，但苦却没少吃。
在陈锦清的童年记忆中，对饥馈的印象最深。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难受——他记得在七八岁的时候，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没有粮食，只靠吃番薯藤充饥，原本就先天不足的阿清，饿得像非洲的灾民，细细的脖子顶着一个脑袋，好像随时给人一种顶不住的感觉。有—次，几乎没有任何感觉，他一下子就昏了过去，人事不省，送到医院才知道，是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医生给他开的药方，阿清记了一辈子——二两半红糖。当场灌了一杯，马上就好了——母亲的眼睛里闪着泪花，她把剩下的红糖小心翼翼地拎回家。她问阿清，你饿得昏过去为什么不说呢？从此，她对这个儿子格外关照，在家里条件稍微好一点以后，做母亲的立刻宣布要给阿清搞“特殊化”——每天一个鸡蛋，烧开水的时候放在水壶里，水烧开了鸡蛋也熟了。
那是全家唯一的待遇——两个哥哥三个妹妹都没有。
从12岁开始，一直吃到16岁，阿清总算脱离了性命之忧，但是和他的哥哥比，他还是一根豆芽菜，浑身上下瘦得全是骨头。现在的陈锦清，一表人才风度翩翩，谁能想得到他早年间差一点就被饿死呢？他一米七二的个头，在南方人里不算矮了，但是和他的两个一米八○的哥哥比，差得就不是一点半点。他自己有的时候会有些遗憾地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没有东西吃，耽误了。
陈锦清坦率地承认，他对贫困生活有一种恐惧，正是这种恐惧，使他区别于另一些人——“现实对我的驱动力很大，我不想重复周围人的生活，我要脱离这种贫困而艰辛的日子。不过那个时候，想脱离但没有办法脱离。所以我常说我是生在新社会，长在多灾多难时期，得益于改革开放。”
阿清长到16岁那年，家里人认为他已经是个成年人了，所以“鸡蛋待遇”取消了——那是妇女生了儿子才可以吃的，阿清吃了好多年，已经是家里人对他的厚爱，现在该是他回报家庭，为父母作贡献的时候了——他去做了学徒，当车工。那是一个大队的企业，70来个人的工厂，生产车床，三班倒，一个班八小时。陈锦清回忆起来，他实际上就是—个童工，人站起来，脖子刚刚够到车床。这么费劲巴力踮着脚后跟干了一年，赶上插队，阿清就以一个高中生的身份去了一个离家有十几里地远的农场，不过这次他在田里只干了70天的农活儿，就被贫下中农推荐到了农场的综合厂，那是一个以修农机为主的厂子。
这是阿清第一次尝到“懂技术”的甜头——他之所以被推荐，并不是因为什么关系背景，而是因为一个偶然事件——那个时候，拖拉机是很宝贝的，开拖拉机的人被尊称为“拖拉机手”，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当上的。有一天，农场的拖拉机开到半道儿不动了，围了一大群人，拖拉机手急得满头冒汗。阿清因为做过车工，所以对拖拉机多少也知道一点，他就上去说我给你修修看——一个很简单的技术故障，他上去拨弄一下就好了。
那是—个多么纯真的时代，贫下中农觉得这么“个能干的小伙子不能再上地里种庄稼了——那属于大材小用，他应该去大队的厂里，专门修理各种农机！
就是这么一个偶然的事件，使阿清爱上了“技术”——因为有“技术”，他得到了不同的待遇——从那以后，他开始自学高中的数学物理，慢慢地连微积分也学了，在工厂里，他虽然年纪小，但因为有技术，所以成了师傅，还给配备了学徒，城里来的知青要学修理农机，都要管那个瘦瘦弱弱的大男孩叫声“阿清”老师，语气既羡慕又恭敬。
于是，阿清有了更多自己的时间，甚至他有甲—独的房子。因为他兼管大队的武器库，所以他要守着武器住。那时候，一般的知青都住在一起，睡大通铺，但阿清例外；平常的活儿有徒弟干，那个徒弟说是“学徒”，实际上和阿清同岁，不过，大家是凭本事吃饭，所以只有遇到徒弟解决不了的问题，阿清才出山。
阿清插队的农场有一个很诗意的名字——飞云江农场，在浙江温州瑞安县的海边，风景秀丽。那些和阿清一起插队的高中同学，有空就骑车回家——那是真正的十七岁单车，成群结队聚啸成林——因为农场的地理位置，季风每天晚上是从海上吹向城里，凌晨再倒过来，从城里吹向海上。因此，只要是黄昏时骑车回家，清晨再回到农场，两边都是顺风顺水，非常舒服。如果哪天逆风，那天就要下雨。但是，阿清不这样，第一他没有自行车，第二他那个时候喜欢上了另一件事情——读书。
住在武器库的套间，窗外就是农田，清明前后，彻夜蛙鸣。就在那一片蛙声中，阿清读完了青年自学丛书。他迷恋书中的世界，他甚至抄厂一本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并且开始对文学感兴趣。如今，陈锦清已经是知天命的年纪，回忆那段时光，他说：“其实，没有一种经历是浪费的，只要你用了心。”
他常常感慨现在的入学生，很多是满堂灌出来的，尤其是20世纪如年代的。他认为应试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让人越学越死，知识面非常窄，这样学出来的人，最多只能在池塘里做，无法成为大家。
“比如说我们做生物工程，其实对形象思维的要求也是很高的，否则你虽然说知道这个基因表达那个基因表达，但是那些都是零碎的，无法形成轮廓，没有轮廓，哪里有科学模型？可是一个好的形象思维，能够帮助你把深奥的科学还原为一个很形象的东西，让你浮想联翩，触类旁通。”
陈锦清认为插队生涯对他的人生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他在那段岁月里，养成了一个人默默读书的习惯，而那个时候他的记性好得要命，完全是过目不忘——没有书读的时候，他就静静地回味书中的内容——那个时候，他有那么多的兴趣，甚至曾经迷恋过写作——据说出自他笔下的文章让广播站爱不释手，认为有鲁迅的风格。
除此之外，插队对陈锦清还有另一层意义——他更加恐惧贫困的生活——那是一种朴素的恐惧，带着朴素的厌恶。当然，在那个年月，他是不能表达这种厌恶和恐惧的。在寂寞枯燥的青春岁月中，陈锦清庆幸自己懂一点点技术，这使他能够比其他人生活得自由一些，虽然也艰辛，但比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要好得多了。
慢慢的，知青中有人谈了恋爱，插队的同学中也有人找了媳妇。阿清没有这么浪漫，因为他看到了那种“浪漫”的短命～贫贱夫妻百事哀，他不要过那种日子——一个月拿27元工资，爱人是农村的，没有一天的生活不是要去想办法对付的。那个时候，在飞云江农场有很多上海来的知青，他们结婚生子以后，生活极度贫困，几乎要靠偷玉米捡柴火才能烧火做饭。阿清下决心绝不过这样的日子——所以他根本连浪漫的念头都没有。陈锦清说他自己年轻时候，很长时间对女人都有一种恐惧——也许是在飞云江农场，那些近在咫尺的苦难爱情，给他太深的刺激了吧？
陈锦清的脚底板上有一双烙印，烫的时候很痛，痛过就不再痛了，最多想起来的时候，觉得——能活下来是多么不容易。但是，假如一个人的心灵，什么时候被生活打上一个印记，尤其是在青春的时候，那么这一印记几乎是终生难忘的。不需要任何提醒，这个人自己就会知道——什么叫生活！
陈锦清开玩笑的时候会说：我之所以走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