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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眼睛看了看满屋子黑暗，说：“天呀！天呀！”这时他的心肝就象要呲裂了，好不难受！心里又嘀咕起来：
“他好霸道！要压得我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一个人想想这个，又想想那个，说什么也睡不着觉。只觉得心里焦渴，身上发烧。抬起头来看了看，窗外黑黑的，街上有敲木梆儿的声音，起了更了。他又把头放在枕头上，想到他再没有别的亲人，就只有贵他娘和两个孩子。一时觉得贵他娘对他的恩情比海还深，比山还重。
这话一点不假，朱老忠年幼的时候，光棍汉儿一条。今天走到南，明天又闯到北，象棵没根儿的蓬蒿，心上拴不住笼头。鞋鞋袜袜没人做，睡起觉来缺半边人儿。自从贵他娘坐在他的炕头上，冬穿棉夏穿单，不管破的烂的，缝洗得干净利落，到什么季节，不用说话，衣裳就穿在身上。下地做活，黑灯瞎火地走回来，一进门有饭吃，一拎壶有水喝。不管走了多么远的路程，一进门炕上有个舒心的人儿，就象减轻了身上的疲劳。两个人搭了十几二十年的伙计，没拌过嘴，没吵过架，老夫妻总是睡在一条炕上。朱老忠常想：睡在她的身边呀，不穿棉袄过得了冬，不扇蒲扇过得了夏，忘了饥忘了渴。夜深了，睡不着觉的时候，两口子常说闲话儿，朱老忠要说：“贵他娘！贵他娘！你就是咱的活神仙！有了你，我也扒住碗沿子了。”贵他娘就说：“俺不是什么活神仙，就是会做两手苦活呀！”
朱老忠睡不着觉，贵他娘也失了困。孩子被抓了兵，明天就要离开家。娘呀，她的心象在滚油里煎着。军阀混战的年头去当兵，死着回来，还是活着回来，还不一定。她的心，闪闪飘飘，跳个不停。由不得又想起死去的父亲和母亲，想起她的一生：
贵他娘一生下来，娘就死了。爹穷得不行，养不起她，为了得到一点钱和一点粮食，养家糊口。她十七岁上那年就出了嫁。不承望生下一个孩子，那人儿又病死了。年轻的寡妇，孤零一人，在关东那个人烟稀落的荒村野屯上，有的是吃人的狼。她一个人忍气吞声过日子，晴天白日插着门，夜晚把门闩结实才敢睡觉。可是，瓮里没有水，坛里没有面，小孩子没有奶吃，饿得黑间白日咕哇咕哇地叫，实在使她心焦。孩子瘦得象皮包骨头，不久就饿死了。在一天夜里，她把孩尸用席头裹起，一个人抱起来跑到野地里，用手刨了个坑埋上。哭了两声，说：“短命的孩子，你生得不遇时了，爹死了娘还年轻，没法子把你拉扯大！”
孩子死后，又过了一年苦日子，她觉得实在守不住。越是在艰难的岁月里，越想亲人。她倒不象别人一样，要守寡一辈子，满心眼里愿意找个靠身子的人儿。
家族长是个白了尾巴梢的老狼，瞪着两只大眼睛，看着她身子骨结实又漂亮，黑夜里跳过墙来，要和她做伴，她死也不开门。那家伙老羞成怒，逼着她往前走。使了她二百块钱的彩礼，才答应她抱起被子，走到朱老忠家里。自此以后，碾有人推，水有人挑，头痛脑热有人看孩子，刮风下雨有人给她拾掇院子。两口子操持了多少年，才象家子人家了，朱老忠又要回老家。她想：也好，离开老狼们远点儿，心里也好安静。今天她才知道：天下老鸹一般黑，老狼都是吃肉的，冯老兰早就白了尾巴梢儿！反来复去想着，难过得不行。
朱老忠见贵他娘睡不着觉，划个火柴，抬起半截身子，点着墙上那盏小油灯。灯上冒起浑红的焰苗，在风前颤抖。看了看窗户还不亮，听不见鸡叫，他又翻了个身，问：“贵他娘！
贵他娘！你身上不好？”
贵他娘说：“不，不不好。孩子要走了，我心里难受。”
朱老忠说：“谁不难受哩，又有什么办法？”
贵他娘说：“孩子离开娘，瓜儿离了秧，这样的年头去当兵……”
朱老忠听着，象枣棘刺着他的心，半天不说话。贵他娘说：“你想回乡，我就跟你回来。自从回到家乡，你看，这怎么能过得了日子？冯老兰比俺家族长还厉害！”
朱老忠猛地说：“我不服他这个，走着瞧，出水才看两腿泥哩！”他说了这句话，再也听不见贵他娘说什么，抬起头来看了看，她已睡着，他就近给她盖好被子。看看贵他娘善良的面容，他的心上说不出地感激；有了她，才有了孩子们。有了她，才象一家子人家。有了她，他才不孤单。她分担了生活的担子，她帮助他在穷困的生活中挣扎。要是没有她，甭说成不了一家子人家，生活还很难过下去呢！他又看了看大贵，那孩子抱着脑袋睡得欢着哩。
就在这天晚上，运涛从大贵家里走回来，心里想：“要是不叫大贵去看戏，也抓不了兵。”他一想到这里，心上就冷冷漠漠的，一个人走到春兰家门口，一敲门，春兰走出来开门。运涛走到机房里点着灯，想看一会书。春兰立在炕边不走，她问：“大贵被抓兵了？”
运涛说：“唔！”
春兰又问：“你叫他去看戏来？”
运涛说：“唔！”
春兰撅起嘴唇说：“上西锁井去，也不经点心，那人们净会放火打黑枪。去了也罢，也不看着点儿，活活叫人抓住。”
运涛说：“他生心要抓你，找你的岔子，说什么也不行。
谁又长着前后眼？”
两人楞在那里，为大贵的命运担心，两颗心同时突突地跳动。第二天早晨，运涛一起身就去看大贵。忠大娘又给大贵做了顿好吃的，朱大贵吃完了饭，忠大娘给他穿上一身新衣裳，把常穿的衣裳包了个小包袱，叫他拿着。大贵又挑了几件扔下，说：“当上兵，什么都有了。”
忠大伯在一边看着，呆了半天才说：“我先说给你，大贵！咱当兵不象别人家，不能抢抢夺夺，不能伤害人家性命，你打枪的时候净朝着天上。”
严运涛、忠大伯、朱老明、朱老星、伍老拔，还有江涛和二贵，送大贵到招兵处去。边走着，运涛就着大贵的耳朵说：“兄弟！哥哥对不起你，你去吧，干好了也给我来个信，我也去找你。”大贵说：“好，就是吧，巴望我回来的时候，弟兄们还能见到面！”运涛说：“怎么能见不到面哩！”一行说着，忠大娘从后头跟上来。走到苇塘边上，伸手扯住大贵，把几个煮熟了的鸡蛋掖进大贵口袋里，说：“孩子！想不到从关外躲到关里，也躲不开他们！你出去了，要保重身体。你离开娘了，娘也照顾不了你了。夜里把被子盖好，小心别着了凉。到了吃饭的时候，吃好吃歹的，你也吃口子。人是铁，饭是钢啊……”说着，掉下几点泪，她用袖子遮住。几年来她还没有流过眼泪哩！
大贵眼珠子闪出晶亮的光，不等母亲说完，就说：“娘！
哭什么？等你想我的时候，我踏脚儿就跑回来！”忠大娘一下子又笑了，说：“看你说得容易！到了军队上，就是人家的人了，人家愿打就打，愿骂就骂。”说着又哭出来。
大贵说：“那里，我长着腿哩！”
说着，忠大伯他们已经走上西坡，站在那里等着。运涛在一边看着，见母子俩难离难舍。眼圈儿一阵发酸，也流出泪来，心里说：“谁知道！这是什么命运哩？”江涛眨巴着又黑又长的眼睫毛，默默地不说什么。二贵离不得哥哥，他们自小在一块长大，这一去说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只是一股劲地哭。
大贵被冯老兰抓兵走了，运涛心上也犯嘀咕。附近村庄上，不断地出放火打黑枪的事。他更变得少言寡语，净好闷着头儿想事。人们都说：“这人心里可有数儿！”他白天在梨园里做活，晚上插上门，在机房里点上小油灯看《水浒传》。春兰和江涛趴在一边，拿着笔写写画画。运涛给他们讲故事，教他们打算盘。不到一年，春兰讲得故事顺口流。江涛打得算珠夸夸地响，好象是大街上跑马。
１４
事情过去，到了第二年的春天，运涛耪完家里的地，背上个小铺盖卷，出外打短工。他往北走出去十几里路，才下了市。做了两天活，又赶上天下雨，就找了个小梢门洞坐下看书。从早到晚，雨声叮叮当当，下个不停。
这个小梢门，朝北开着，面对一片大敞洼。门外有一棵老香椿树，树下有个小井台，雨点在井台上淅淅沥沥下着，他坐在门槛上看书。眼看天快黑下来，运涛肚子里也饿了，想吃点东西，又无处去吃。正在犹豫，从梢门里走出一个人来。
这人有三十多岁，高身材白净面皮，脸上有短短的黑胡髭。穿一身白裤褂，尖皂鞋子。看天黑了，门下还坐着一个人，他问：“你是哪里人？在这里坐一天！”
运涛仄起头，看了看他，说：“小严村的，出外打短工，碰上下雨天。”
那人接过他手里的书，看了看说：“《水浒传》，你上过几年学？”
运涛说：“二年，是自己习会字的。”
那人点点头，又问：“你家里人都是干什么？”运涛说：“父亲是个泥瓦匠。我除了做农活，还能织织布，打个短工。”
那人又点点头，默默地说：“乡村知识分子！”
运涛腼腆地笑了，说：“咱算是什么知识……庄稼人认识几个字儿罢了。”
那人说：“庄稼人能读《水浒传》，就算不错了！”
运涛看他是个有知识的人，就和他谈起来。从读书谈到写字，谈到“国民革命”。那人也坐在门槛上，接过运涛的小烟袋抽烟。不知不觉，夜黑下来，那人看他年轻，又老实本分，上下打量了一下，说：“天黑了，你走不了了，宿在俺家吧！”
运涛说：“敢情那么好！”又问了主家姓名。那个人姓贾，是城里高小学堂的教员，人们不跟他叫名字，都跟他叫贾老师。运涛一听，合不拢嘴的笑，他一生还没和有知识的人谈过话，今天却谈得这么投洽，也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他。
贾老师把他引进门，门洞里有个小门房，是个牛屋。一只老牛，正咯吱吱地吃着草。屋西头有条小坑，炕边有个小草池，贾老师叫他把行李放在炕上，坐下来休息。他仄起头，瞧着屋顶迟疑了一刻，又温声细气问运涛：“目前乡村里，农民生活越来越困难，是一些个什么原因？”
运涛坐着草池，把两只胳膊戳在膝盖上，拄着下巴呆着，听得问他，慢悠悠地抬起头来，说：“原因挺多呀！眼下农民种出来的东西都不值钱，日用百货，油啦、盐啦、布啦，都挺贵。买把锄头，就得花一两块钱。大多数农民，缺吃少烧。要使帐，利钱挺大，要租种土地，地租又挺重。打短工、扛长活，都挣不来多少钱，人们一历一历地都不行了。”
贾老师看运涛说话，很有根柢，抬起头思乎了思乎，点点头说：“是呀！日用品贵，农产品贱，‘租’‘利’奇重，农民阶级渐渐地要破产了！”又眨巴着黑眼睛问：“还有什么原因？”
运涛文化不高，猜摸着也能听懂他的话，说：“原因吗？租谷虽重，利息虽高，一年只有一次，如今这个捐那个税的太多了。地丁银预征到十年以后，此外还有学捐，团警捐……
咳！多到没有数了！”
贾老师不等运涛说完，把大手一按，撩起衣襟坐在运涛一边，亲切地说：“好，你看得一点不错！你不只识几个字，人还聪明，还懂得这么多道理。好啊，好啊，目前在乡村里就是缺你这样的人，做些革命的启蒙工作。来吧，咱们交个朋友，常来谈谈。”
运涛见他这么亲热，怪不好意思地躲开了一些，又腼腆地笑着，说：“这可算个什么，庄稼人懂得什么深沉的道理！
只是照实说说罢了！”
贾老师乐得搓搓手，说：“对嘛！你亲身感受的痛苦，就是目前的农民问题嘛！”说完了，抬脚匆匆走进去。耽了一会，端出一大碗稀菜饭，两个窝窝头，还有一小盘咸菜。他说：
“光顾跟你谈话，你还没吃饭哩！”
运涛连忙站起来，说：“这可好，正饿了！”
贾老师说：“饿了，你就吃吧。吃得饱饱的，咱们再谈。”
他点上一盏小油灯，挂在近处墙上照着。
运涛吃着饭，还听得院里雨响。心想：“要是不遇上这个人，睡没处睡，吃也没吃处。”
吃完了饭，贾老师又问了他一会子家世和为人。第二天还是下雨，运涛走不了，贾老师也回不了城。他搬了个小炕桌来，放在炕上，脱鞋上炕。屋顶上吊着个小秫秸箔，他摸出笔墨纸张，放在桌上。两个人面对着面，盘上腿谈着，贾老师就在纸上写。运涛迫切要知道怎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农民才能过得下去。贾老师说：“那就必须把帝国主义打跑，把封建势力打倒。”又讲了一些革命的道理。运涛心上豁然亮了，点点头说：“就是，一点不错！”运涛听了贾老师谈话，心上象开了个窗，艳丽的太阳照进来了。
贾老师说：“请你帮我做些事情吧！在乡村里，咱俩做个伴。”他在纸上写了几个项目，说：“比方说，捐税有多少种？具体到农民身上，他们要付出多少血汗？地租高的有多么高？低的有多么低？利息最高的几分？最低的几分？……嗯，能办得到吗？”又歪起头瞅着运涛，等他答复。
运涛是个明白人，听到这刻上，看贾老师的行动作派，知道他不是个普通人。他听说大地方出了共产党，也听得说过共产党是“为咱穷人谋幸福的。”可是还没见过。今天，他思乎着有八成是遇上了，可也说不定。他心惊了一会子，脸上腼腼腆腆地热起来。笑了笑说：“掂对着办吧，巴不得我要来请教你。”他还想到，以后有个大事小情儿，打个官司什么的，城里有个熟人指点指点，那才好呢！
贾老师说：“好嘛，你常来嘛！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人。常来谈谈，你们的生活啦，困难啦，有什么希望啦。我过去住在城市里，才来乡村里不久，什么都感到生疏。”停了一刻，他想了想，又说：“唔，咱们定下个关系吧；你在礼拜日下午，到我家来，你知道什么叫礼拜吗？就是星期日。七天，就是一个星期。今天正是星期日，再过六天，明儿格你就来。”他又歪起头瞅着运涛，等他表示态度。
运涛是个聪明人，听到这里，心上一时焦灼，两手不由得摇动，心上颤得不行，他想：“我今天可找到光明了！”他笑了说：“哪，好多了，要是能得到你经常开导，说不定我就会明白起来。”
贾老师说：“当然是！一个农民，他是爱劳动的，善良的，一经接触革命，就没有不聪明的。你知道什么叫革命吗？”
运涛摇摇头，说：“不知道！”
贾老师说：“就是封建势力、军阀政客们，不能推动社会前进，只能是社会的蟊贼。受苦的人们，工人和农民，就要起来打倒他们，自己起来解放自己。知道吗？”
运涛听完这句话，心上更加豁亮起来。一时胸膛里发热，传到脸上，传到手上。他由不得心神豁亮，笑眯眯地说：“我得回去跟我爹商量商量。”一行说着，嘴唇和脸庞颤抖得不行，好象自己再也管不住它们。
他这么一说，贾老师急起来，搓着手说：“好朋友！你自己知道就算了，可不能告诉别人！”停了一刻又说：“不过，要是有极可靠的人，也可以谈谈。”
贾老师，是当时本县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县委书记。他的父亲是天津工厂的工人，他读了二年中学，也在工厂里作工。父亲介绍他入了党，成了共产党员。为了反对军阀混战，反对苛捐杂税被捕过，受过电刑。直到如今，说起话来嘴唇打颤，做起事来两手打着哆嗦。去年冬天，他才从监狱里出来，军阀们追捕得紧，在天津站不住脚，组织上派他回到家乡一带，来开辟工作。在高小学堂里当教员。
运涛又在他家歇过一夜，第二天早晨，日出天晴，他背上小铺盖卷赶回家去。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和父亲母亲围着桌子吃着饭，他把这话儿说了。严志和用筷子夹了一根咸菜，搁进嘴里，吮着咸味，低下头半天不说一句话。涛他娘也不说什么。一家子吃着饭，沉默了老半天，严志和长叹了一声，说：“跟冯老兰打了三场官司，就教训到我骨头里去了。咱什么也别扑摸，低着脑袋过日子吧！”说了这句话，严志和老长时间不吭声。
运涛说：“我看他不是平常的人……”
严志和不等运涛说下去，又说：“咳！现下那有咱庄稼人的活路！你还要经心，别学了大贵，那霸道们歹毒多多了！”
运涛看和他说不入套，实在无法谈下去，他心里想：“去找忠大伯吧，他走南闯北，知识开通。一定不和他一样！”他吃完了饭，把饭碗一推，踩着房后头那条小道，到锁井镇上，去找朱老忠。朱老忠吃完了饭，正坐在小门楼底下歇晌，运涛把出去打短工遇上贾老师的话说了。
朱老忠听着听着，由不得眉开眼笑，又低下头琢磨了一会子，连声说：“好，好，这不是一般人，是大有学问的！”运涛说：“我也这么看，他老是问：有多少捐？有多少税？地租高的多高，低的多低。还说穷苦人们要想得到自由，就得打倒军阀政客，庄稼人们一轰起来，解放自己。”
朱老忠听到这里，把手一拍，铜声响气地说：“嗨！这就说对头了，这是一件好事情！”
运涛说：“他还叫我常去谈谈。大伯！你说我去吗？”
朱老忠拈着胡子，挪动板凳向运涛跟前凑了凑，绵言细语儿说：“去吧，孩子！去吧！扑摸扑摸，也许扑摸到共产党的门口。在老年间，咱这里还出过白莲教，闹过义和团哩！”
运涛伸起脖子，哑咪咪地问：“真的？大伯！”
朱老忠两只眼睛放出一道明亮的光辉，看着运涛说：“这都是你老巩爷爷亲口跟我说的。你老爷爷也想过参加义和团，打跑洋大人。你说的这个贾老师，一定是有根柢的人！”运涛把下巴拄在膝盖上，睁着大圆圆眼睛，想了半天，说：
“这人一定是个共产党！”
朱老忠畅亮地笑了，说：“共产党？我在关东的时候，就听得人们讲道过，苏联列宁领导无产阶级掌政，打倒资本家和地主，工人和农民翻起身来，如今也到了咱的脚下。你要是扑摸到这个靠山，咱受苦人一辈子算是有前程了！”
运涛又眨着大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