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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无边的黑夜令她难于呼吸和视听，而现在关于每个星期五和所有关于那个女人的猜想，成为她主要的生活内容。
又一个星期五到来了，她看到苑志豪一早便刮胡子，换新衬衫。他端着书本，坐在大钟前捱时间，大钟慢慢从7点越过，又爬过9点，终于，阳光灿烂，苑志豪该出门了。她经历了生命中最难熬的时光，巨大的黑暗慢慢吞噬了她。她看见苑志豪出门前拿出了偷偷藏的那件东西……
她想也不想跟着下楼。父亲改换了乘车路线，他乘车往另外的方向前进，时而他看表，时而拉拉自己熨烫得没有瑕疵的衬衫，中途，他在一个花鸟市场下车，优哉游哉地乱转，转了一会儿。他在花店伫立，他寻觅着，挑选着，他掏钱买下了一束鲜花——一束玫瑰花。这一令人惊奇的举动再次让母亲迷惑，她不相信苑志豪还有如此浪漫奢侈的消费，这辈子我们家的花瓶里，从来没见注重仪式的父亲买过一束花！
星期五竟成为他的节日。父亲明明声称他不相信世上竟奢侈到还有爱情的地步。尽管她一直困惑于提倡随缘自适的他，那个阶段到底是不是遭遇了爱情？
带着露珠的花束摇摇弋弋在灰色的马路上前行，停止，拐进了一家医院。那个医院大门牌子上写着：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手执花束的他上住院部白楼，东张西望拿不定主意地寻找，然后，进到一间16号病房，是女病房，那病房只有一个女病员。母亲蹑手蹑脚经过时，隔着玻璃看见他与女人正在窃窃私语，好似看一幕哑剧。她很苍白，头戴一顶帽子，遮盖了眉毛以上的半截脸部。他则像是喃喃自语，床边的他拿出了“礼物”，而她，忽然流泪，她无声地擦去又无声地泪流满面。他们像是一对夫妻那样默契地坐着，共同吃一只苹果。
母亲仓惶离开病房，走到护士站，停步，鼓起勇气问值班的一位胖护士道：“请问，16号病人到底是什么病？”回答是很职业化的平淡：“癌症！正在化疗！”
公共汽车站，小雨中的母亲回味刚才的画面，真实的好像一场梦。她站在那里，呆呆地望着过往的行人，满城喑哑的喧闹，戴着面具在马路上行走的他，他们，是令人厌恶的虚伪。公共汽车来了又走了，站台上又一次空荡荡。
又一个星期五来了。父亲没有他的节日了。不像以前一房间都是他的声音。熨烫好的丝绸衬衫挂在衣架上恍恍惚惚，好似一个抽空的人。他的生活好像春汛后的黄浦江转过了一段激流，重又风平浪静，静得令人心慌。
16号病房的女人死了？出院了？——母亲转侧不安痛苦地探寻。她装做若无其事地问：“今天星期五，你怎么不出门了？”他烦躁的转过身去，他一时不能解释，顿时变了脸色，她便停住了。隔了一些时间，她又轻道：“没什么，我只是问你今天在家吃饭吗？……要不咱俩去看戏？”他不回答。几次想要问而未完的话，挂在空中像墙上的钟摆，以各自的速度滴滴答答摇动。他定睛看着她，飞快的一下，站直了身体，好像很诧异刚才怎么会弄得很失态。他拿起皮包，草草把头发向后掳了几下，用手绢擦擦脸，正眼都不朝她看，就此走了。
母亲几个晚上都睡不了，梦魇纠缠着。父亲离家出走是无需理由的。母亲只能对自己劝慰，写道：“苑志豪让我开不了口。就这么睁眼闭眼混吧！”
母亲在日记里记述了她“跟踪”父亲的心态：我很矛盾、心灵挣扎得痛，两人的感情世界他人永远无法洞烛观火加以道德评判，激情与沉迷是怎样的来龙去脉？在苑志豪被撞得头破血流的历史里，惟独没有风花雪月的放纵。上帝塑造他的时候，一定既不高兴又不慷慨，将苑志豪打造成了这个样子，这种类型。
这个春天我发现了母亲的秘密——“跟踪”丈夫窥测他。这个举动，竟然发生在我那儒雅有教养的母亲身上，这让我痛心，痛心得透不过气！
我的母亲，当时算是个先觉女性啊。年轻时代母亲那么自信、叛逆，桀骜不驯的传奇故事与现在的惟惟诺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她变成了另外一个受尽煎熬的白莲。看到她饱受折磨的痛苦，哥姐都希望她索性离婚，走出围城。而她，固守着没有希望、快乐不起来的人生，却以为自己牺牲是为了孩子们。“家破人亡的苦境我受够了，天大的苦难都能顶得住，女人得忍让，得牺牲，我不能让这个家再散了，死也不能！”她一次次地申辩。
我不曾见过战争年代那个年轻秀丽，英姿飒爽的母亲，可我见到的母亲，是这样一个整天提心吊胆生活的榜样！
第四部分
第十一章（2）
红图章
对每逢星期五出现的那个女人，追根溯源，都离不开收藏和文字。
当年在中国任何城市，任何书店买书，要想得到真正渴望的、名副其实的好书，不仅需要金钱，更需要冠冕堂皇的理由——单位开介绍信盖一个代表权力的红图章！我父亲常常为了这个红图章去到处求人，有一次，他刚刚求了人，又发现了好书，只能另找个单位开信，以免让人生疑。他想到了一个死乞白赖跟他学练功的“关门徒弟”，就是当年负责关押他的那个“大虾米”。“大虾米”名叫韩九径，据说他出生时黑胖，重达九斤，取了个谐音。韩九径在狱中无意中结识了苑志豪这位老干部，不仅充满敬意，而且学练“一尺乾坤”功，居然治愈了他的病。老干部轻易不求人的，既然开口，他就会千方百计办成事。于是，他爽快地介绍我父亲去找韩茵陈，一位被“三结合”结合进了沪新无线电厂班子的女人。
茵陈是一味中药名儿，苑志豪后来对她说。
“我认得你，不过你不认得我！”初见面，在她办公室，她笑吟吟地递给他介绍信，歪着头说道。父亲一惊，自己脸红得像虾米，想不出哪里见过的。她给人第一印象是笼统的圆润，“曾听过您在大会上做报告，讲话声音特响亮，有煽动性，特幽默！”她模仿了当时的情景，他说话的遣词用句，说完，自己就捂着嘴笑起来，白皙的右手还带盖章时不小心沾染红色的油泥。他头一次听女性当面赞扬一个男人有幽默感。的确，韩茵陈供职的那家工厂仅仅是苑志豪当权时管辖的若干部门中的一个，如同部队的排连干部认得军长、司令，而首长不可能叫出众多部署的名字。
盖红戳的介绍信她咣咣咣盖了三张给他。而且，她善解人意地道：“别客气，你需要的话，尽管来取。”父亲注意到了那介绍信上字迹绵软，娟秀，舒服，笔画间架看似训练有素，他对字总是有着天性的敏感。她办事也让人感到恰到好处的舒服，周到。后来，父亲果然不客气地去麻烦她，红图章就在她抽屉里。天长日久，他知道韩茵陈就是那个“大虾米”的妹妹，丈夫在外地，两地分居多年，她一个人辛辛苦苦带个孩子。还知道了韩茵陈本人怎么考取中专技校，怎么在19岁当的技工，当团支书，结婚后一路当技术监察，工会小干部，怎么作为政治合格，根红可靠的女代表，糊里糊涂进了“三结合”班子。性格活泼的韩茵陈，爱说爱笑，热情而富有同情心。在一个处处被人歧视的时期，这是温暖的。当时，父亲身处惨状，无以回报。
事情的转机是在“文革”之后，父亲官复原职了。在很长一个阶段，没功夫光顾书店。他常常在各地开会搞调研，一天，秘书交给他一个报告，是来自基层的报告。上面写着他的大名，还注明“亲启”。打开之后，文章题目立即吸引了他的注意《党八股何时休？》
文章开头道：尊敬的苑志豪主任：您好！
您一定看过我的文章。我写的总结报告将在庆功大会上宣读。盖上大红图章，它就是具有意义的，可是，我必须说出真话和心里话。
这份报告里连篇累牍的是空话，废话，套话，大话，屁话！这份报告代表的八股文，就像患了浮肿病的人，看似粗壮体大，但毫无气力，不堪一击。
上海“小三线”自1956年以来在皖南选点建设，至1986年已投入了六亿，职工有五千余人，其中知识分子、工程人员二千余人，进山家属近两万人。“动乱”期间，动员了大量人才进山。而今，体制矛盾无人过问。管理问题很突出且亏损严重！
听说您是一位有着出生入死经历的老革命，我本来是敬重的。可您让我失望，您和很多人一样，喜欢光坐在办公室里听人唱赞歌？！
多年来，我和大多数人写的文章大体如此，甲乙丙丁，开中药铺，可谓14条套话金律：开会没有不隆重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抓实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决议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下列提法请注意：某某为指导，某某为基础，某某为动力，某某为目标，某某为保证，某某为中心……
我是一个写这种八股文的老手，我和很多人一样以写八股文求生存，“反右”，“文革”，使文化人尚心有余悸！我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正因为心口不一写了太多，所以才从心理上厌恶它，反对它！我大声疾呼在新形势下警惕它！它禁锢我们的思想，耗干人的精力，折磨人的心灵。文山愈高，会海愈深，浪费了无法计算的时间、财力、物力和人力。所以斗胆陈言，愿大家共诛之，全党共讨之！
您是经历过风风雨雨的老干部，恳切希望你有点忧患意识，亲自来体验民情，调查研究，解决困难！
落款是：王志远于皖南山区某某基地
父亲看了这封信，受到了强烈震撼，他当机立断决定延迟开大会，赶赴皖南搞调研。
父亲带着秘书一行，在当地一个“小眼镜”处长的陪同下，跑了横贯15个县、纵横间距300公里，近百个军工厂、民品厂、学校、医院、运输场、发电站。这么一深入走访座谈，他真的吸了一口冷气，发现小三线看似稳定，其实是坐在火山口上啊！尤其是知识分子政策问题，闹得此地没任何吸引力、凝聚力。当年分配去50多个大学生，只去了5个报到。“我们都是清华、哈军工高材生，结果好像腌的一缸咸菜，无用武之地！”一路之上，“小眼镜”也零零星星提到很多不合理的事。当年动员来安徽小三线的，都是三好——好人好枪好马，如今都感觉陷入泥潭，那些自愿来支援山区的上海人更倒霉了！待遇只往低处靠，工资哪，原支援去的按8类地区标准不变，新去的就是5类地区标准了。大学生分配在上海月工资是58元，而在小三线的就52元。另外，退休职工的进山费当即取消，而安家费又没有，日子过的不如当地农民……总之，他接触的人个个叫苦连天。
临走那一天晚上，父亲对“小眼镜”和一个负责的说，他想见见王志远这个人。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出当地人很诧异，想不到王工还认识这么大的头儿。等了一会儿，秘书带来了两个人，前面是个女性，款款走来，从暗处走到光亮的房间，女人的艳丽令我父亲吃惊，竟然就是那个韩茵陈，她依旧笑眯眯的，“呀”了一声，热情上前道：“苑主任，您好。……没想到在这里见到您。哦，我正好来安徽探亲，看我爱人，需要住一些日子。”正说着，那个被称呼为“王工”的人来了，40多岁中等个儿，皮肤黑黢黢，是个木讷，寡言的人。韩茵陈笑指他道：“就是他，我爱人王志远！”
见到这位王志远，谈吐远没有写信那么犀利和豪放。他苦着脸斟酌字句，陡然与首长会晤，让他猝不及防。王志远瞅瞅老婆的脸色，埋头吃瓜，仿佛要拿瓜来结结实实填满心里的空虚。可有妻子在一旁，气氛很快就轻松了。由她做轴心，话题转兜转兜，从公事公办的谈话，变成了朋友会晤的亲切。最后，又转兜回来，回到一个关注核心。他紧蹙眉头诉苦道：“我原本是清华理工科的毕业生，平日喜好写写画画，被分配来小三线，发挥不了作用，后来总是搞运动，缺“笔杆子”的工厂领导便抓我成天脱产写文章，不写反正也是干粗活儿。”他自嘲地铰着手说：“怎么办？写就写吧，结果上了贼船，专业丢了不说，把自己写成了这样的‘四不像’。”
坐一旁削苹果的妻子韩茵陈顺便提出：“主任，能不能请您费心，把他调回上海？解决我们两地分居的问题，同时也是人尽其才，当年我家志远可是清华的尖子哪！”
于是，苑志豪主任格外关注他了，在第一批回沪的科研人才名单上划了他的名字。红图章红头文件，他破天荒地第一次为朋友办事。倘若她算作一个朋友的话。按说这带有投桃报李的意思，可也算不上“走后门”搞特权，王工的学历与资质均为上乘。可依我父亲的秉性是给了一个大面子。父亲贯为铁板一块，从不通融，更不利用手中权力帮人一把。母亲说，当初邹大伦曾经来求他办事，他的妻弟也在安徽小三线，是个高级钳工，夫妻两地分居多年，家里老人瘫痪，孩子耽误了教育，生活没法照顾。邹大伦满心希望老同学苑志豪关照一下，这对于父亲来说，只是举手之劳而已。可任由母亲好说歹说，父亲就是挺着不办，理由自然是堂而皇之的那一套。
今天的红图章早已不是当年购书央求人那只红图章的含金量。
母亲心有戚戚的这件事，在每个失意的夜晚便会悄然浮现在眼前，只有橱柜上那些写着买书日期的书籍，表明事情证据确凿存在的过程。假如妻子是个絮絮叨叨飞扬跋扈的女人，总是纠缠丈夫，指责他，怀疑他，事情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我父亲吃软不吃硬，他的脸面或许会在戳破窗户纸的同时，令他失去最后的忠诚。而我母亲保持着符合她教养的良好的风度与容忍度，佯装着天下太平。于是，天下就继续太平着。
不太平，是为发现那件牛角梳，母亲埋在心里埋不住，她后来说出来了。
第四部分
第十一章（3）
自己的房间
母亲说这事，不是在家，而是在山清水秀的无锡疗养院。
在家里她张不开口，她不能当着孩子们和保姆的面摊牌。她知道假如她说了，父亲一定会火冒三丈地嚷。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里，敛声轻气地说话都可能触及地雷，引发山崩地裂，何况是严肃地讨论一个讳莫如深的事。
屋檐下随时会爆发战争，而我母亲没有一块壁垒可以休养生息，可以让她一个人悄悄流泪舔伤的空间。
母亲在日记里记录：今天，我正式给机关打了最后一个报告，申请要一间房子。因为，我得有自己的房间！冷漠，好像寒冷的空气，侵蚀心灵，弥漫在家里，让我无处躲藏！
那些年，散落在四面八方的儿女们一个个先后回到冷清的家，有了热腾腾的气息，无论如何是令人欣慰的。欣慰的同时，也渐渐感到了膨胀出的人与空间的矛盾。家庭的兴旺始自子女恋爱结婚。在上海这样的环境里，我们享有五室一厅的房子，应当说相当奢侈。三个儿子陆续成家生子，各占了一间，剩下是保姆房。丈夫的领地是书房兼客厅。因客厅里十几口人进进出出过于嘈杂，父母卧室里的书桌也由父亲霸占，成了他写字、画画的专属领地，母亲只能是在一架“蜜蜂”牌缝纫机上写东西，记账。
当许多当权者纷纷利用职权为后代谋福利的时候，搞一套房子应是举手之劳。偏偏父亲不肯为亲人排忧解难，他坚守自己的准则。仿佛时代愈是混乱腐败，他愈是不愿在为官的历史上留下一点遗憾和污点。他的廉洁自律在我们眼里近乎迂腐可笑：公家安的电话不许家人用；公家订的报纸定期交回；公家的汽车不许子女享用，甚至，母亲几次突发心脏病生死攸关的那一刻，都是哥嫂们打电话呼叫救护车的。他从不肯批条子，管管任何一个孩子回城后的工作分配，任你在偌大的上海城里跑断了腿；他也反对任何子女出国、经商，利用一下老爹手中大权搞几个“批件”迅速致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和他希望孩子出人头地的愿望极端相悖，与他消费人生的姿态冲突，钱是收藏和美食一切一切的基础啊，父亲更加体会到了贫穷的滋味和物质对人精神的压迫，这压迫让他触目惊心。
公家的报纸、电话、汽车终归是小利益，房子是真正重要的！社会普遍地剧增财富反而使得他们沦为真正的穷人。当他大彻大悟的那一天，他已是个没人搭理的老头儿了。靠着连年缩水的离休工资讨生活，终日深陷在枯索的柴米油盐、吵吵嚷嚷的大家庭里生闷气。
母亲在日记中叹息：一本小说《镜花缘》从17岁开始看，看了一辈子，至死，我都没看完。多可笑哦。解放前忙打仗，解放后忙着开会，看堆积如山的文件，回家忙家务，看账本。我忙忙碌碌一辈子，从早到晚为了这个家，为了丈夫、老人和儿女。我没自己的时间，没地方呆，没有自己的房间……
母亲只能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将沉重的头颅垂在缝纫机上，哀哀地啜泣。
母亲多么向往着自己的一个房间，她是三八式老干部，无论从资格、地位和待遇，哪个方面，完全有可能申请分配一套房子。自己的房子，同样也是对尊严的证明。我不要依靠你的，我有独立人格谁也不靠。可她每次申请报告写完，最终都以父亲坚决反对而告失败。父亲不能让她有自己的空间，他不让她走，他既要面子，更需要老婆照顾自己生活起居。母亲的价值是无可替代的。尽管他对母亲有一种冷漠的坚硬，一如他对待儿女那样，但是，“生活狂”的动力，使得他太爱享受物质生活，固执地抓住这份婚姻关系，他像一个软弱的孩子，真情而自私。
母亲的善良与软弱让她吃尽了苦头，她撕毁了报告，一次次放弃分房名列前茅的宝贵时机。这在人口稠密的大上海，几乎就是放弃唾手而得的一笔财富。她不仅在单位同事中没有赢得高风亮节的美名，反而给那些住在贫民区的人造成一个印象，哼，老柏人家是高干，更是高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