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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纪、尚且体面的地位，三位数字以上不为过。难就难在，想挑出个能和父亲说得上话，过得着情分的人。由此我发现，偌大煌煌一个世界，父亲没有一个真朋友。一个终生没福气得到一位对手的男人，是最孤独最悲哀的。
战争和死亡无情地夺去了我家族许多亲人的生命，所以，在上海我父母变成了一个人口众多却没有亲戚的人。没有亲眷，又从来不去“同志”家串门。串门是父亲深恶痛绝的。我们过着与上海人截然不同的单调日子。这让我从小特别喜欢窥视别人家的生活。羡慕同学们常去走亲戚，去吃饭，送礼，过年得很多压岁钱。恰恰是偷偷摸摸的一次串门，我听到了一段话，一段封闭在家的父亲永远都无法听到的对话。
那天我到申生家玩儿，而申生的爸恰巧又是我爸的同事。她爸爸与两个客人在隔壁吃饭，门开着，讲话和碗碟碰撞的声音清晰地传出，无意中客人议论的人名飘进了我的耳朵，我本能地支棱起了神经。飘过来的是我爸的名字，他们拉杂闲谈而已，谈论一个似乎他们不喜欢的家伙。
“那个苑志豪，军人出身，好像文化人，没来头的，清高得很！”——他们说没来头的，指的是上海这个城市的高级干部主要来自三派：即新四军，地下党，还有一派是中央派下来的；三足鼎立的三派力量。自解放以来党政重要部门相互掣肘，盘根错节。照此看来，我父亲哪一派都不沾边儿。既不是打着腰鼓挺进上海的新四军；也不是立下汗马功劳的地下党；更没中央的什么大背景。他从军队转业，冷不丁打北方扎进这个繁华的大城市，单打独斗，两眼一抹黑，任谁都不瓜葛。好像一棵偶然移植到异地的小草，老是水土不服，更别指望着枝繁叶茂和庇荫大树了。他们还议论道：“这个人傲得很，不睬人的。和啥人都不搭界。”不交际的确是我父亲的风格。另一浙江人嬉戏刻划了苑志豪：“他家好像没人进去过，大概很寒酸吧？北方人都很土气的。我告诉你，每天早晨5点钟，机关大门一开，第一个进门的是他，一个高大，腰板挺直的人端着肩膀跨进门槛。雄纠纠的，电梯工都奇怪怎么上班这么早？”
我父亲就是如此，他像是刚刚跑操回来的士兵。他老穿着洗得很干净的蓝色中山装踏进食堂，胡子洁净。他快捷地走进来，整个人透着一股少见的傲气。远离言谈社交，对一切都敏感，他用高雅礼貌地点头向同事问好，然后，在固定的位置上用早餐。他买的早餐极其简单，一根油条，一点咸菜，一碗稀饭。一个鸡蛋都不舍得买。粗糙而不丰富的早餐，还不如人家上海小市民。而午间吃饭，极其守时，选择青菜、豆腐是他永远的挚爱，偶而，他与邻座进行轻声的、礼貌而不深入的交谈，然后，匆匆离身上楼。据秘书说，他的办公桌摆放一成不变，除了文件，纸张，只有毛笔和墨盒。如果秘书的书法文字不漂亮，必定引起他的批评和不满。就像歧视相貌丑陋的男人评判一个女人，令人无地自容。因他强调“字”乃一个人的脸面。除了开会，他不说话不发表各种时局和人事的议论。工作以外的私人电话，几乎没有一个。中间休息，无论天气好不好，他都会到楼下的外滩独自散步。常常在黄浦江边伫立，长久凝望。总是独自一人，总是回避与熟人相遇。他从来不到别人的办公室，不主动与手下人谈论家事。也从来不到专用的乒乓球室运动。下班后，他从来不按时回家，嘱咐司机不用等他。放着专车不享受，他乘电车回去。他从不挤在人流里共同乘坐电梯下楼。即使下楼也是独自步行，一层层地走，独自穿过灯光不太明亮显得黑暗冷僻的楼道。晚间，他办公室的灯光持续的时间很长，电梯工都说不清他什么时间回家的。据说喜欢吃老酒的，吃烈性酒。讲不清这个人的，怪怪的北方人。——这便是他人眼中的我父亲苑志豪的肖像。
那天我像个傻子似跑出了同学家，我当时想哭，特别感到自卑，为了我有这么个可笑古怪的父亲。
丁香花园，是上海人人皆知的神秘地方。曾经一个时代，它与享乐和特权的联想缠绵地萦绕。干部们的各种联谊娱乐活动都看不见父亲的影子。当然，更不允许子女家属参与。机关发给他所有观摩进口电影或者跳舞、购物的票子，一概送人或者撕毁。他来来去去总是一个人，像是一个有着坚固外壳的古堡。而外面，时代的表层，无论多么热闹时尚的事，他都无动于衷。他多年一个人在小巷里弄的阴影中穿行，在破旧的旧货摊子前流连，在堆满貌似古董的房间里嘀嘀咕咕、在文房四宝的香味里练书法，在旧书堆里冥思苦想。醒来，睡去。没有人来拜访，更没有人进入他的内心。我家的朋友交往空间，本来就是贫瘠，似乎属于母亲的范围。如果不是我母亲的存在，没人打搅他，人们忘却了他。远方的战友渐渐变得冷淡，不再真心关注他。
我爷爷不讲究俗礼客套，得了个“五邪”的外号，这方面父亲彻底继承了爷爷的衣钵，可谓有过之无不及。对我们兄妹的婚事，父亲每人都得横加“干涉”，家庭、人品、文凭、长相诸方面必得对他的心思，不能随意讲自由。里里外外都对了他的心思、恩准结婚的，同样让你心里疙疙瘩瘩痛上一辈子。单说亲家，亲家没一家与我父亲见过面、在一张桌子上吃上一顿热乎乎的饭。我们时常议论，或许注重亲情礼数的13亿中国人，再也找不到第二家，有这样寡情薄义的家长。一个顶顶注重仪式的家长，对国人重视的人情世故，反而漠视。他不喜欢未预定的突然拜访，更讨厌陌生人，他认为不速之客给自己有规律的生活带来了麻烦。总之，他对亲家的态度是“四不主义”：不来往、不走动、不上门、不通信。真真是一个六亲不认。父亲更从不利用职权给老家人办事。这与所谓“廉洁”作风无关，他离开老家之后，再也没衣锦还乡一把。
与之反差的是父亲交友中恰恰显示不合年龄的天真和固执，为了自己的偏执伤害了老战友感情。他孤傲，瞧不起工农干部的粗俗无知，他动不动就评价活跃在政坛、文坛的某某人的种种弱点，他的口头禅：没文化，庸俗！然而，点评他人的弱点，不妨碍他自己破口大骂时的无礼和粗俗。
此刻，母亲丧事中，没人热心来到他的身边劝解，抚慰他的痛，没人和他一起聊天，陪他一起哭泣，就像以前没人陪父亲一起笑。
他怪癖的个性将他强壮的生命撕成了刺人的、锋利的、危险的碎片，人家惟恐躲避不及，谁还敢亲近他。那极度敏感的傲骨好像着了魔，在别人那里毫无反映的区区小事，在他那里刹那电闪雷鸣。激情逐渐膨胀为偏执，把自己弄得落落寡合，孤独，遭人嫉恨，牢骚满腹，他总是觉得自己很不幸。
母亲日记里说：
造反派说你又臭又硬，形象生动。也许没什么人像你一
样命定的、天生的孤家寡人！当初我无限崇拜并迷恋的那个男人是你吗？我爱的是一个宽容、幽默开朗、一把火似的男人，是你吗？经历半生的水火煎熬，怎么你变了，你身上的好东西都一同煎熬光了？你是一把邪火，烧掉了亲情，烧掉了友谊，最后烧掉了自己爱的能力。以致让所有想要走进你的人，都会烫伤自己的心。
父亲开门了，出人意料的是，他最终没有因失去理智而把事情搞糟，他在书房足不出户沉默几天后，走出房门，他亲笔写下一份公告信：
各位领导朋友以及好友亲属：注：父亲一生全是使用繁体字书写文章
斗转星移，时序如流。今春香茗不幸逝世，家人泣血，好友泪涟。蒙各级领导战友、亲朋好友关怀，慰问书唁信函纷至沓来，或争来登门灵堂祭奠，或驾临告别仪式，深情厚谊，难以言表。我仅率子女向各位鞠躬叩谢！特令人宽慰者，对香茗一生高度评价表彰，赞扬香茗同志革命的一生不负重托，无愧于共产党员的称号，在有限生命中作出了应有贡献。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香茗同志一生勤俭持家，尊老爱幼，堪稱贤妻良母，谨志痛悼转联：
革命中坚抗日倒蔣援朝獻身精神垂青史
贤妻良母孝亲善粼抚孤仁慈光辉照昊天
各位领导同志对香茗的评价、怀念、认语，心香一片，感人至深。均是对于我们一家老幼的莫大鼓励和安慰。我们一定化悲痛为力量，努力为社会作出贡献，慰香茗同志英魂于极乐九天。不负各位之亲切盛情。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预祝各位福寿康宁。
苑志豪拜叩
这下好了，公告信让我们兄妹松了口气。云开雾散，焦虑多日的心吹拂了春风，追悼会如期如愿进行。
第三部分
第五章（2）
两个葬礼
天蒙蒙亮，我家兄妹就起身准备追悼会的会前事宜。二姐说父亲的房间灯亮了一夜。半夜，她不放心偷偷瞧了一下，父亲一直在看母亲的日记。早餐，看他眼睛里红红的血丝，就知道他的心再次被定时炸弹点着了，而这燃烧其实很久以前就播下了火种。日记好像一张地图，让他寻址问路，踏过一个一个若隐若现的小石块，逐步迈向模糊的目的地，将她浩渺无边的心事渐渐浮现，使他眼前的很多迷途变得清晰可见。我想，父亲终于明白母亲最后一次突然发病倒下的具体原因了。
母亲日记写道：10月29日——今天，又是下雨。半夜盼望千万别下雨的。前天接到了邹家的电话，通知我参加追悼会的地点和时间，让我一直没睡好。我要偷偷出去，可我病房里没有伞，出门不便。吃完早餐，我故意找了个借口，打发陪床的儿子去帮我去机关拿工资，顺便买水果。上班后主任医生查房，说我的“陈旧性冠心病”很危险，我的心脏就像一个千疮百孔的老机器，万万不能再发生情绪不稳，过度劳累、生气、激动、悲伤和失眠，随时可能导致骤停！医生走后，我拿着外套佯装去散步，在一楼卫生间换下病号服，溜出医院大门。没有雨伞，我只能用塑料袋套在头上，狼狈地站在雨水里招手等出租车。连出租车司机看了也奇怪，说老妈妈，你啥事情这么急，雨伞也不拿哦？我赶到龙华火葬场那个最小的殡仪馆，已经迟到。追悼会悄悄开始了，没有多少人参加吊唁，不出十几个人。本来不大的厅堂，花圈挽联稀稀拉拉。比较特殊的是，灵堂布置得好似一个剧场，几个戏曲人物丑角的面具围着死者的灵柩。来人大多是中年和年轻的人，很多挽联都是戏曲剧团送的。其中一幅挽联：“最不幸满园苗株伤化雨，最难堪一门桃李哭春风。”抚弄挽联的几个年轻的小伙子哭作一团，大概是他的学生。邹大伦的妻子早已病逝而去，亲属只有一个儿子，成年了但很瘦弱，孤零零地站在遗像前，握手的时候，我感觉到他骨头绵软。我注意到，来宾中除了我，竟然没有一位老战友！为什么我们忘记了他？难道他家人没有通知到？我在来宾留言簿上写下了名字，格外注明：革命战友。我的手发抖，毛笔字写得歪歪斜斜。我的挽联是：
等闲暂别犹惊梦，
此后何缘再晤言。
同行至今犹可想，
旧游何处不堪愁。
苑志豪，尽管你对邹大伦不理睬，不参加葬礼，你瞧不起他是个丑角，可我还是代表了你，签上了你的名。签名的时候，我耳边清晰地响起了当年你拉京胡为他唱戏伴奏的那一段，那时我们多好！我猜你肯定生气，当你读完我的日记，你便明白，你应感谢他而不是怨恨他。现在我再不怕你生气了。与死者生气结仇有什么意义？
当厅悬挂邹大伦的遗像也是他年轻时的，眼光平和，面带微笑，对人世沧桑好像持旁观的态度。没有比这种微笑和目光更能表达淡泊旁观的人生态度了。然后，我一直远远地站在送行的人群后面，阴雨绵绵，泪水迷住了我的双眼。我的胸口堵得慌，满满的痛，呼吸急促，两腿发抖，灌了铅似的沉，拖不动，精、气、神全部泄掉了。我害怕自己倒在这里，我挣扎，坚持大汗淋漓倚靠在门口柱子上。终于等到仪式结束了，我想，舞台上的丑角死了，该落幕了。我们都扮演了各自的角色。
查查参加那个追悼会的日期，正是母亲去世前两个月。
我一直猜测，母亲为什么一人抱病偷偷去参加邹大伦的追悼会，母亲从没向人说起过她的这次偷跑。父亲对于邹大伦的只言片语，总有看不起人的腔调，一点看不出老同学的亲昵或老战友那种感情。他们仨之间，一定是很多往事的纠缠，剪不断，理还乱。与父亲有过生死之交的大伦，又是经历了什么变故，变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丑角。母亲站在殡仪馆的那个上午，哀伤揪住她的心，往事闪电般的一幕幕在脑海里回放，重叠，化入，淡出。她甚至没人来分担心灵中臌胀的痛苦和忧伤。于是，她带着这沉甸甸的忧伤追赶亡者。
那个湿漉漉春天的早晨，我们聚集在同一个殡仪馆，送母亲上路。
人群聚集在殡仪馆的侧院里，熙熙攘攘，一个接着一个的高级小轿车，空调中巴车，来者们老态龙钟的架势，一看气派非邹大伦这等小小百姓殡仪仪式所能比的，堂正，大方。吊唁的人川流不息，没有正气衰微的景象。是的，追悼会常常是一种机会，它的社交功能很像西方的音乐厅，大剧场，为多年难得见面的老熟人老战友提供了碰头说话的场地。人们看不出多么悲伤，三五成群，为重逢而兴奋着。花圈挽联布置得讲究的大厅，喧哗而拥挤。
父亲精心策划的、宣纸质地颇有文采的挽联，其实没多少人欣赏。亲人们刻意雕琢的细节，淹没在惯常的形式里。待到耳熟能详的哀乐响起，严正气氛骤增，首先垂首告别的一批政要人物，电视台录影机前后乱蹿，闪光灯咔嚓咔嚓，便可看出死者身份地位和应当享受的所谓规格待遇了。而这类细节，是别人最最在意的。这种细节每天在此地一次次被拷贝，说不准明天轮到了在场亲眼目睹的哪一位。人流在身边流淌，一个接着一个，大多是陌生的脸，生硬的手，阴暗的灵堂像个舞台，站在前面的父亲疲惫木然，我们浸泡在恣肆的泪水中。
第三部分
第五章（3）
千里护送
1942年邹大伦护送白莲去延安，艰难跋涉，一路同行20多天。父亲很清楚，她对于他的感激之情是复杂的。正如她日记记录最后送死者的挽联：“同行至今犹可想，旧游何处不堪愁。”
他俩仓皇离开家乡的那天早晨，母亲连最后看一眼孩子的机会都没有。甜水坊事件、警卫员叛变后，女儿托人带回奶奶那里。白莲心里充满愧疚和惶惑，彼时彼刻很像抛弃了骨肉，扔掉了一个弃儿。出发前，邹大伦拿出了一套土布棉衣让她换上，很暖和，衣服半新不旧，到哪里都不打眼。俩人商定出门在外以兄弟相称。姓刘，中国人姓刘的多，走遍天下都能遇到一家子。他是哥叫刘大民，她是弟，称刘少民。为赶时间防止敌人的追捕，他们一口气走出了山区，准备走南路奔河南。先往西南，不知不觉走到太阳老高，已是菏泽县城边，这才坐下喝水、吃煎饼。吃完东西，邹大伦带白莲来到一家小理发店。为了安全不惜改变形象，邹大伦索性推成一个光头，胡子喇碴一点，装扮成个什么呢？他打算装扮成一个小学校的杂役，毕竟在学校读过书，遇到半路有盘查，情况熟悉脱口而出不成问题。母亲装扮成文具店的伙计，卖毛笔的。兄弟俩准备去陕西职田镇找爹爹，说他当国民党的营长，找个活路。毕竟到职田去的最后路程恰巧路过陕甘宁边区，合情合理。白莲虽长期女扮男妆，可东躲西藏的，头发偏长不说，有点偏分头的意思，加上女性的脸部线条柔和细腻，太像个学生。得收拾收拾，收拾得和当地人差不多。白莲坐下，任剃头匠收拾她的头发。
她猛然看见了大镜子中的自己。结婚，生子，颠沛流离的三年，她没仔细地照过镜子。水边，井边，朦胧看个倒影儿，还有老百姓家破碎的小圆镜，小得容不下一张脸，只能看见局部。她怔怔地看着，镜中的人面色憔悴，头发枯槁，黄不蜡叽布满尘土，眼大无神，而眼角已有细碎的皱纹镶嵌。这就是我吗？男不男女不女的，这就是那个让敌人闻风丧胆被称作白莲的人？一个在家乡的地面上不能在阳光下行走、不敢走进理发店、背井离乡逃命的白莲。顶着一颗能值5000大洋的脑袋。她苦涩地摇了摇头，我柏香茗是才22岁的女人啊。抛子别夫，痛失亲人，那千头万绪的感情涌上心头，眼窝一阵湿雾模糊了镜中的影像。她赶紧闭上双眼。剃头师傅豁牙满口大蒜臭味儿，一阵阵在她脑后吹拂。一会儿，他哼了声完事儿啦，她不能正眼瞧镜子，逃也似的冲出理发店。
邹大伦在身后跟着，白莲闷头在小路上往前跑。她不希望让他看见自己的眼泪。邹大伦在后面叫，她就是不理睬，邹大伦越是追，她越是跑得快。邹大伦喊得更加凶，她抹脸，站下，仰头凶巴巴的回一声：你喊什么？走就走呗！可你走错了，应当往那条路走！他气喘吁吁用手一指。由于太激动，白莲在出门拐弯岔路处，把方向变了。当即返回理发店，又照原路向西南方向走去。母亲日记说：不再扮演“白莲”的我，那个时期的脾气很坏，动不动就想哭，憋不住的难受劲儿。而刚一上路彼此“兄弟”关系便默契地确定，邹大伦对白莲的喜怒无常从忍让到纵容，一路之上遭遇的所有事情，他都是大哥的做派和风度，不能想像没有这个大哥。
为安全起见，在山东境内他俩都走小路，尽量少走大路、少坐车。这样，晚间住小店没有什么麻烦便过去了。一连走了几天，脚上都打了水泡，到达商丘的那天，累得浑身发软，天黑之前，白莲说随便找个小旅店住下算了。可邹大伦坚持去找养父交代的一个店号，白莲心里不太乐意，还是强撑跟着去找。可算在关城门的时候找到了那个“顺风旅店”，老字号，店铺不算小，生意红火。没想到，这家店的隔壁竟然是警察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