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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飞机升到300米高度时，能见度更差，什么也看不见了。机长说：
“司令员！现在天气变坏，没有把握，怎么办？”
他说：“你们飞到辽阳上空再看看。”
到那里后，他们果然从云隙中看清了地面，刘震又对机长说：“进山看看，但你们的飞行高度要高于山头500米，不要撞了山。”
就这样，他们飞了整整一个小时，可还没有到安东，刘震怀疑地说：“是不是迷了航？”
可机长也说不准，飞机只好又往前飞了半个小时，仍未到安东，这次刘司令员说：“肯定是迷航了，不能再往前飞。”
此时飞机已经飞到了图们江上，从云隙中，刘司令员看见了图们江大铁桥，立即问领航员：“怎么，没法复航？”
领航员说：“我们一直没搜到安东导航台的频率，无法定向，无线电也联络不通，无法精确判断飞机现在的位置。现在不知道飞机在什么位置，没法复航。”
这时，刘震着急了，连忙来到副驾驶的位置上，说：“千万不能飞到敌我空战空域，那是很大的危险，怎么办呢？”突然，他脑子里产生了一念头，说：“要是来一个右转弯，不就飞到朝鲜西海岸了吗？”
机长说：
“我在耳机里收听到，有讲英语的，有讲俄语的，有讲汉语的，可能那里正在打空战。”
刘震说：“不管它！你按右转弯向西海岸飞，但不要飞出云层和雪外。”
为了预防万一，机长和飞行员商量把自己携带的降落伞让给首长，并事先给他讲讲使用的方法。机长刚把这个意思对司令员说了几句，他哈哈大笑，说：
“你想干什么？要我当伞兵？真的到了那一步，你们应该跳下去，回去还可以驾飞机打仗。我下去干什么？叫人家当笑话说？”
幸好没有到那一步。飞机飞到朝鲜西海岸时，就看到了地标，刘震说：“如果在云层和雪飘中隐蔽，再来个右转弯向北飞，不就正好对准鸭绿江了吗？”谁知他和机长却都大意了，前面的拉古哨是禁区，任何飞机一进入禁区，地面防空部队就要开炮的。
果然，他们飞入了拉古哨禁区，地面高炮防空部队见南边来了大飞机，说：“准是美国佬的轰炸机，立即做好一等准备。”幸好，高炮部队的团长指挥比较慎重，立即向志愿军空军司令部报告情况，请示处置，作战值班人员当即答复：“那架飞机是刘震司令员乘坐的运输机，由沈阳起飞后迷航了，你们千万不能打。”
就这样，他们又避免了危险。
飞行员由迷航到复航，心情比较兴奋。当刘震向机长指出前面就是鸭绿江大桥时，天色已快黑了，但找到鸭绿江口，安东机场也就在眼前了。他对机长说：
“按正常情况绕场一周再落地，现在要对准浪头机场直接着陆。”
可是，飞行员因为太兴奋了，当飞机下滑到跑道头100多米高度时，还没把起落架放下，真是危险！幸好，空4师的机场信号员发觉，迅速打出红色信号弹，经过复飞处置后，这架运输机才安全着陆。
飞机落地后，苏军一位军长和师长廓日杜布迎上前来，同刘震热烈拥抱后，苏军军长说：“司令员同志，这次太冒险了！”
刘震说：“我奉命代表毛主席来欢送你们归国并授奖，冒险飞行很有意义呀！”
这次空中历险后，刘震还有一次乘机也是惊心动魄的。
1953年的6、7月间，东北军区空军的航空部队在郑家屯靶场搞一次实弹射击演习。刘震和军区空军苏联顾问切尔多夫将军去现场视察。这一次，他们坐苏制雅克…12飞机去。
雅克…12是一种小型的螺旋桨式的运输机，飞行速度很小，高度也飞不高。为了安全起见，空3师9团副团长林虎建议他们还是坐火车去，但刘震说：“火车太慢，耽误时间，还是乘飞机去。”
谁知这小飞机起飞时，他们还超载了一个人，除了刘震、顾问和秘书外，还带上了一名翻译。开始，飞行一切正常，刘震和顾问一面观赏风景，一面谈话，游兴颇浓。但好景不长，就在要飞越铁岭到四平之间的山区时，驾机的林虎突然发现发动机的汽缸头和滑油温度表在缓慢地上升，很快升到了最大的允许限度。他没别的办法，只好收小油门，使飞机转入小角度下滑，使发动机降温。当温度略有降低后，他又赶紧把飞机改作平飞，还企图用小角度恢复一点高度。因为下方就是千米的高山，可他维持了不久，温度又高了，他又得下降，高度越来越低了，距山头也越来越近了。苏联顾问是内行，很快发现了这个情况，有点沉不住气了。他用俄文、中文不断向林虎喊叫、指点，给他出主意。
可他又能有什么好主意呢？只能使林虎更加紧张，心里更乱，刘震立即通过翻译对顾问说：
“林虎是个优秀的飞行员，我们相信他，让他自己处理吧，一切都会好的，你放心吧。”
这几句话使顾问不再喊叫了，林虎的头脑也清醒多了。于是他决定不沿直线航线飞行，而是避开山头，顺着大辽河河谷采用阶梯式下滑的方法，十分艰难地向前飞去，很快消耗完了原有的两千公尺高度，飞机被迫超低空飞行。最后关头到了，正在林虎盘算着迫降时，万幸的是，他看见了郑家屯靶场的简易机场，结果，当飞机一安全落地，发动机也关闭了。
飞机安全地着陆了，林虎一摸衣衫全汗湿了，全身无力，而洋顾问却在使劲地欢呼“呜啦”！刘震拍着林虎的肩膀，紧握着他的手说：
“谢谢你啊，胜利总是我们的。”
就在这样的历险中，共和国的空军不断成长，终于成为了空中雄鹰。
10与吴法宪的恩怨
刘震是我军一员杰出的战将，可谓是战功累累。谁知他在“文革”中却“栽”在“老战友”吴法宪的手下，受了好几年的冤屈。
刘震与吴法宪是多年的战友，据说还交情不错。
早在冀鲁豫支队时，刘震是1大队队长，吴法宪是支队政委。
1946年，新四军3师各部先后进驻东北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命令副师长刘震和政治部主任吴法宪组建第2纵队，刘震为司令员，吴法宪为政委。当时东总和西满军区的意见，都是要刘震当司令员兼任党委书记。但是，刘震考虑，按我军传统，政委兼任党委书记比较顺理成章；同时，2纵团以上的领导骨干大都是原鄂豫皖、陕北的老红军。刘震是来自鄂豫皖的，政委吴法宪是来自中央苏区的。因此，他建议由吴兼任党委书记，说：“这样有利于把各方面的干部都团结起来。”
最后，东总和西满军区同意了他的意见。
在2纵和39军时，刘震和吴法宪两人共事多年。
刘震是一员猛将，打仗很有一套，在部队中威信非常高，但他对政委吴法宪很尊重。在纵队开干部会议时，他作报告后，总要征求政委意见，请他讲一讲。对于政委分管的政治工作，他也大力支持，因此在部下的眼中，司令员和政委，不论工作关系、同志感情都非常融洽。
但是，这并不是说刘震和吴法宪就是一团和气的。
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刘震和他还是“有斗争”的。1948年，2纵在黑土地上连续打了好几个大胜仗。钟伟率领的5师因战功突出，纪律有所松弛，一次他对军部要求上缴战利品——主要是武器装备，硬是拖着不上缴，要“留着自己用”。而吴法宪身为政委，对此却无原则迁就。刘震打仗对钟伟很放手，对此违反纪律的事却并不放纵，对此大为生气，对吴法宪严肃批评后，亲自出面处理此事，派参谋朱鸿去5师说：“你去传达军党委的意见：要么上缴战利品，要么就地免职！”这下钟伟不敢了，问题较顺利地解决了。
随后，在新式整军运动中，刘震在纵队党委常委会上，首先对自己做了检查和自我批评。接着，他坦诚指出吴法宪原则性差，说：“对干部的错误，政委不是从政治上帮助，而是姑息迁就，采取讨好于人的做法。”结果，吴法宪在口头上作了检讨，表示要改正。在随后召开的纵队党委扩大会议上，党委书记吴法宪作报告，批评了抗拒上调缴获品的钟伟，也作了自我批评。
这场风波并没影响司令员和政委的关系，相反，此后据说他们的关系更加融洽。
全国解放后，他们一起来到了空军，吴法宪为空军政委，刘震为副司令员。孰不知此时吴法宪已成为了野心家林彪的手下大将，两人关系开始恶化。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黄克诚因为彭德怀说了几句公道话也被打倒，在“反右倾斗争”中，吴法宪秉承林彪的意志，以刘震在新四军3师时是黄克诚的部下为名，以“彭黄死党”的罪名，说他是“贯彻彭黄打烂仗的思想”。此后，刘震虽是空军副司令员，却长期排挤在空军党委之外。
1966年6月，吴法宪主持召开的空军党委3届11次全会。会上，刘震和副司令员成钧等揭批吴法宪的错误，吴法宪立即以他们“在空军搞罢官夺权”的罪名以空军党委的名义上报。
9月12日，经国防部长林彪批准，吴法宪令刘震、成钧停职反省。
1967年1月13日，江青根据林彪的意图，召集空军直属机关和空军院校万人大会，公开点名指使揪斗刘震和成钧。9月21日，吴法宪把持的空军党委常委会对刘震“罢官夺权”设立专案组，于是，批斗成了刘震的家常便饭。批斗后回到家时，他常常是鼻青脸肿，浑身泥巴。在一次批斗中，他两根肋骨被打断，并造成终身残疾。10月，刘震被押送河北嵩城航校监督劳动。
1971年“9？13”事件后，吴法宪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分子因谋害毛泽东主席被逮捕，周恩来总理开始纠正“左”倾错误，落实干部政策。1972年4月，周恩来陪同斯里兰卡总理西里玛沃到大连参观访问，他在大连棒锤岛一号楼会议室接见旅大市委常委和驻军领导。陪同接见的有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等人。周恩来按着名单一个个询问情况，当问到空3军副政委彤剑时，他问道：“你了解不了解刘震同志？”
彤剑回答说：“我在下边工作，不大了解。”
这时，陈锡联指着杜博说：“问杜博，他是39军的，刘震的老部下。”
杜博立即站了起来，周恩来望着杜博说：“你谈谈刘震同志怎么样？”
杜博立即回答：“刘震司令能打仗，作战勇敢，指挥好，从东北解放战争到入关、渡江，解放广西，一直指挥39军作战。他每次战斗都深入到第一线营、团，甚至到一线连去了解敌情、地形；经常听取下级意见，关心下级；在军里威信很高，给下级作了表率，我们向他学习了很多东西……”
周恩来又问杜博：“你那时干什么工作？”
杜博说：“当炮兵营长。”
周恩来听罢，说：“刘震是个战将，中央要重新审理刘震同志的问题。”
接着，他问杜博了解不了解成钧，杜博回答不了解。陈锡联说：“我了解成钧，也是个战将，他给我当过纵队副司令。林彪不用这两位能打仗的人，叫吴法宪当空军司令，当然人们不服气嘛！”
周恩来在棒锤岛一番谈话后，刘震于6月回京治病，并随后出席了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人民日报公布此消息后，39军上下奔走相告。不久，刘震恢复工作，到沈阳军区任副司令。
1979年，刘震“罢官夺权”罪名得到平反，而吴法宪被判了重刑。此时，有人以为刘震会“狠狠反击”，然而，他却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和豁达胸怀。
1981年秋，他的老部下王佐邦在鞍山汤岗子疗养，正巧刘震也在那里。一天傍晚两人散步时，王佐邦说：“老首长，30年前，华南分局书记兼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陶铸对39军有一次评价，不知您知道不知道？”
刘震表示不知道。他说：“1951年冬，陶铸赴粤东视察，我随从也去了。在旅途中，陶铸说：论战功，数39军大，但它的名声却没有另一个部队高。什么原因？主要是部队纪律不好。”
刘震听了后，说：“陶铸同志的批评非常中肯，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为什么纪律不好？主要是因为部队骄傲，而在这个问题上，我这个军长没有带好头。”
让老部下王佐邦奇怪的是，他只字未提政委吴法宪的责任以及1948年夏他们那场斗争。
此时，正值平反冤假错案期间，个别在2纵受了处分的老部下找上门来，说自己是受了吴法宪的迫害，说吴是老反革命，是草包政委。刘震听了后，严肃地说：
“吴法宪反革命是后来的事，在2纵当政委时是革命的；也不能说他是草包政委，草包怎么能保证部队打胜仗！说党任命一个草包当政委，这不是给党脸上摸黑吗！”
刘震不以个人恩怨论是非的凛然正气，并且还为吴说了公道话，深深感动了听者。
11你一定要来送我到八宝山去
1992年4月，39军的老军长、刘震的老战友吴信泉去世。
39军的战友们在北京八宝山沉痛地送走了吴信泉。随后，众人回到了在公主坟的新兴宾馆会议厅里，刘震笑着对老部下杜博说：
“杜博，你还年轻，等我死了的时候，你要来北京送我到八宝山去。”
杜博马上站起来回答说：“老司令，你身体挺好，哪能走呢？真有那一天，我一定来看你。”
这时，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可是谁也没曾料到，仅仅过了4个月后，8月20日，赫赫战功的刘震竟然与世长辞了。
杜博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从大连乘飞机赶到北京，参加了悼念仪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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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 铁血猛将 李天佑
1练胆、练力全是因家穷
在红军部队中，李天佑有“小老虎”之称。他得此美名，除了勇敢不怕死外，还跟胆子大得出奇、力气也是一般人比不上的有关系。李天佑力气大，据说遇敌相拼，他要打倒谁就能打倒谁，绝对能赢。因他个子不算高，长得又单单瘦瘦，有人对他力大胆大觉得奇怪，一次，向他请教其中奥秘。对此，李天佑笑着说：
“这是因为我家比你家穷呀，所以力气和胆子都比你大。”
“如果你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信，但没听说过穷人家孩子还胆大力气大呢！”
“两下都是。”李天佑回答说。
“连饭都吃不饱，怎么力气大呢？”
“正因为吃不饱，才力气大啊。”李天佑有意和他捉迷藏，把肌肉结实的手臂在他前面晃了晃。
问者愣了半晌，没想明白，说：“你骗我。”
其实，李天佑说的一点都没错儿，全是大实话。
他力大胆大，与他的童年、少年艰苦的生活有关。
（1）
李天佑于1914年1月8日出生在广西临桂县六塘圩的高陂寨。
这个高陂寨虽叫寨，其实是深山老林里的一个小山窝——周围全是山，山上是遮天蔽日的树木和竹林，什么野猪、野熊和毒蛇都很多，并常在荆棘中出没，没准就吓人一跳。山窝里居住着张、李、彭、胡四大姓。李姓原是200多年前从江西萍乡附近的李家祠逃荒搬来的。李天佑的父亲叫李燕川，读过几年私塾，早年当过兵，在军阀部队里做文书，因为当兵没打过一次仗，回家后就闭口不提当兵的事，只是逢年过节给乡亲写写对联。他边写对联时，才边说上几句“在部队天天就是抄字、写标语”之类的话。他写了对联，也不收乡亲们的钱。他的妻子没有名字，姓熊，会耕会织，是持家劳动的一把好手。但是李家和山窝里别的人家一样，吃了上顿没下顿，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1925年，李天佑11岁，桂北大旱，连续3个月无雨，连风都不刮，临桂一带饿殍遍野，一派恐怖之状。大灾之年，李家天天为吃饭饱肚子发愁。为了糊口度荒，李天佑在家里什么都干，白天上山砍柴，下水摸鱼捞虾，或者摘野菜、挖蕨根；晚上同大人一起编织竹席。凶年饥岁，李家挣一顿吃一顿，卖一天竹席饱一天肚子，否则，就得挨饿。为了多编席卖钱养家，李燕川和妻子熊氏日夜不停地上山砍竹、织席。但墙边堆着一大捆织席，又得去卖掉；李燕川去卖席就不能编席，最后只得把儿子叫到跟前，指着一大捆织席，说：
“你明天莫去砍柴，先把席子扛到圩上卖去！”
天佑才11岁，从没卖过席，也不知怎样要价让价，一时不敢答应，嘟着嘴说：“我不会卖。”
“不会，不会就学！”
第二天天还没亮，他在父亲的逼迫下，头顶竹笠，光着双脚，吃力地挑着竹席，跟在堂兄李五九后面去赶圩卖席了。一天下来，他竟然卖出了10多张。
以后，不论天晴下雨，每天他都挑着竹席同堂兄李五九四处兜喊，走乡串村叫卖竹席，今天在六塘，明天在会仙，隔天在塘头；一张竹席只值一二两米钱，卖二三十张席也只能换三四斤米。家里等米下锅，为了多卖竹席，多换几斤米回家，他们总是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两人一起卖，生意自然是平分。时间一长，他开始脱离堂兄，一个人挑着竹席去赶圩。
天蒙蒙亮时，山上不时传来野熊的吼叫，路边还有野猪出没。六塘圩一带经常发生熊、野猪咬死人的事，小小年纪的李天佑遇到这种情况，开始禁不住一阵心悸和胆怯，恨不得掉头跑回家。但他没有回头的路，家中等米下锅，他不卖席，全家就要挨饿。尽管山上野猪、野熊出没，他也只能咬着牙，壮起胆子快步往前走，几十步换个肩，朝着圩上匆匆赶去。天黑时，他又在熊吼野猪叫的恐怖中，挑着没卖完的竹席回家。日久天长，山路走多了，他的胆子也就大起来了。
一次，在赶圩回家的路上，一头野猪拦在路上横竖不走。小小的他一时性起，竟然用扁担三五下把这只野猪活活打死了。然后，他把它拖到路边草丛里，藏了起来，跑回家叫上人背回去后，全家当粮，竟然吃了半个月。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苦难的岁月，艰难的环境，使李天佑从小就练出了不怕虎狼和坚忍不拔的勇敢性格。若干年后，李天佑讲起这段经历时说：
“我年纪这么小，日日挑着担子卖竹席，就是在这熊吼猪叫的恐怖中练出了胆子。所以我从小就胆大得很，别说是野猪，就是老虎狮子都不怕！”
（2）
桂北大灾荒持续了两年，临桂县的村村寨寨几乎无屋不破，十室九空。高陂寨原有几十户人家，经过这场大灾几乎变成了一个荒村。1927年初，为了活命，李燕川率领全家离开了高陂寨，逃荒来到百里以外的龙胜县金竹坳。
金竹坳山高林密。李家逃到这里后，砍树枝，割茅草，在路旁搭起一个棚子就住下来了。在金竹坳，他们靠砍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