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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局的。这里面的真正原因，恐怕除了梅刚之外，只有应天碧知道。他目前的主要工作，就是照顾好张鹄的饮食起居，保护好张鹄的人身安全。用梅书记的话说，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应天碧如何敢疏忽呢！
因为事先有应天碧的交待，加之调查组已有确凿的取证，因此，询问的场面并不显得严肃，只是为了例行程序和落实一些具体情况。当然，他们也不排除能找到新证据的可能。
一见面，杨波先同张鹄握了握手，然后一齐坐在沙发上，李力军接过张鹄递过的烟来，把手里的记录本摊开在桌子上，刘萍则搬了张椅子，坐在张鹄对面，好随时研究张鹄的表情；这一切准备好后，杨波从兜里掏出个事先准备好的笔记本，便对着张鹄打开了话题。
“张书记，这件事发生得很意外，引起的反响也很大，特别是梅书记对这件事还专门做了布置，一是要认真查清楚来龙去脉，决不允许包庇和纵容；二要保护好人，保证无罪的人不受伤害。我想请您就这件事谈谈你的想法和看法，协助我们调查取证，尽快弄清楚事实真相。当然，这里也包括您的一些怀疑。”杨波很有礼貌也很有分寸地说。
张鹄说：“我知道，也感谢大家的关心。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也许有更重要的目的和背景。法律要求的是事实和证据，我不想在这里讲推理、讲怀疑，我只希望你们要进行认真的调查分析，不要放过这件事情上的任何蛛丝马迹。对此，我会主动配合的。在这件事上，我有两个不明白的地方：一是怎么有几十万的存款放在家里而我自己竟然不知道。这件事需要查证一下，这么大的款项能存入我的户头，而且是在近几日才出现的，我想这个应该不难查明；二是这么多的文物怎会放进我的家里？假如我真要去走私文物的话，也绝不会把它放到家里，楞等着去搜。盗掘古文物需要大量的时间和专业的手段，调查起来应该不会很难。我有好长时间没回家了，是什么时候、什么人放进去的？这还得靠你们来调查核实，弄清楚事实真相。”
杨波问：“您家里的钥匙有几个人拿着呢？就你的记忆里，有什么人接触过你家里的钥匙？因为就现场来看，没有任何撬动的痕迹，也没有翻墙人室的可能，解释只有一个，就是打开门进去的。”
张鹄听到这里，马上想到了凌丽，在妻子去世后，由于匆忙，也没有去寻找妻子佩带的钥匙。但凌丽毕竟是自己的妻妹，对自己很好，也很关心，她怎么可以给自己栽赃呢？
想到这里，他说：“我妻子活着的时候我从不带钥匙，倒是我妻子病重的时候，我怕回家太晚，才拿了一把，其他人好像没有。如果在我妻子活着的时候，有人接触或拿了它，我就不清楚了。不过，我的妻子很谨慎，平时同她来往或到家里串门闲聊的人很少，我实在不知道是谁还拿着我家里的钥匙。这不能凭空猜测，也不能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因为这事关重大呀！”
杨波说：“这两个问题我想不难解决。假以时日，一定会弄清楚的。”
李力军说：“您托人去存过钱没有？譬如说您的司机、秘书或者是其他部属？”
张鹄说：“实不相瞒，我家里的存款只有两千元，还是我妻子存下来的。我从没存过钱。你们知道，政府的工资总在卡上存放，我一个人生活，除了买点书是很少花钱的。”
李力军把两张存折放到张鹄面前，张鹄伸手打开存折一看，一张上面是两千元，写着妻子的名字，这个确定无误；对另一张写着自己名字的存折，张鹄自己从未见到过。会不会是妻子接受的呢？
张鹄对妻子的为人很清楚，她是绝不会接受别人送来的财物的；而且，真有如此数额巨大的存单，妻子为什么会不对自己讲呢？
张鹄看了看存折上的日期，显然是刚刚存进去的。他扳着指头推算了半天，却怎么也想不起这天究竟做过什么。
能肯定的一点是，同那批文物的出现一样，这张存折也具有相同的目的，就是准备着让自己陷入一种百口莫辩的处境，从而整垮自己，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然而，是谁在幕后导演了这一连串的虚假事实？又是谁会这样不择手段地对自己进行诬陷呢？
张鹄想到了几天前收到的一连串的恐吓信，想到了妻妹那次同他的谈话，也想到了白凤鸣的一系列反常表现。难道说白凤鸣会是这件事的幕后主使？是整个事件的真正元凶吗？如果是他，又意味着什么呢？
几天前，根据王萍的揭发，调查组去查封财政局的账目，发现许多原始资料已然不翼而飞。根据资料员的交待，这批资料已由财政局长刘逸飞在几天前全部调走，而刘逸飞本人又在几天前出差到了外地。刘逸飞的出走，会不会是畏罪潜逃呢？张鹄还没来得及采取措施，自己就被双规，限制了自由。
在张鹄被“双规”的第二天，赵云涛来汇报工作，同时带来一个消息，龙城市财政局局长刘逸飞在高速公路发生了车祸，惨死在高速公路上；根据现场勘查，刘逸飞的车被人做了手脚，刹车的油管被利刃划破，在急速的奔驰中，刹车油全部漏掉后失控，重重地撞在高速路的栏档上，当即毙命；检查人员只在车上找到个一无所有的空包。
听到这个消息，张鹄马上警觉起来；然而，当他翻找关于刘逸飞案件的档案时，发现所有这方面的材料已不翼而飞。他在一惊之下对赵云涛说：“你马上采取措施，严密保护财政局王萍科长的安全。现在，只有她才是揭开财政局黑幕的主要证人。”
然而，赵云涛离开不久，就给他打来电话，说王萍也已经失踪了好几天，连她的爱人也不知去向，究竟是遭到暗算了呢，还是为了避祸躲藏起来？显然，在王萍的问题上，已经晚走了一步。
此刻，见张鹄沉默不语的样子，一旁的刘萍问张鹄：“张省长，在您的记忆中，有谁经常到您家里？或者说您的亲友，谁有机会接触到您家的秘密？因为在勘查中我们并没有发现撬痕和翻窗人室的证据。”
张鹄想了半天，又摇了摇头，他不想把自己的怀疑告诉这几个年轻人，因为，根据他的判断，他面前的对手已经孤注一掷，做好了最后的准备；他担心杨波他们的介入会打草惊蛇。
这时，见张鹄沉默寡言的样子，杨波猜想，张省长心里一定在酝酿一个重大的决定，他不愿意因为自己走形式的调查，影响张鹄的情绪和思维，于是，杨波轻描淡写地说：“其实，以现在的盗窃手段，开启一个普通的门锁并不是太难的事。我们可以把旧门锁换下来鉴定一下，就会清楚了。”
刘萍说：“假如其他人手中也有开门的钥匙的话，追查钥匙的下落就很重要。”
其实，在杨波接受这个案件之前，他已同刘萍去银行查证过，从银行保留的监视器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存款的人并不是张鹄，而是一个高个子中年人，看身形很像是那位疑犯王老五。只是因为他戴着一个口罩和一顶帽子，帽檐又压得很低，很难看清楚这个人的长相。根据营业员的回忆，此人一脸高低不平的疙瘩，脸红红的比较特殊，款又是在近几天才存人银行的，时间不长，但印象很深。
另外还有个情况，好像这个人没带身份证，只是提供了一下身份证的号码。营业员因为数额较大，也就放松了要求；在他们想，谁会把钱存入别人的名字下呢！
同时，从对现场赃物的辨认情况看，有一部分物品是秦教授发现的石窟中的遗物，而根据杨波他们掌握的情况，张鹄进驻龙城后已有十多天，这段时间，他足不出户，根本没离开过招待所，而在几天前发生的盗案中的赃物却在张鹄家里出现，已经可以证明张鹄的清白。由此进行推论，犯罪分子可能是在利用被抓的那伙人引开公安的视线，然后又从他们手里购买了一部分赃物，用来给张鹄栽赃。这样一来，又可把栽赃的线索引向被抓的这帮人。思路清楚后，杨波感到，侦破这个案件，还需要加大对那伙人的审查力度，从与他们接触过的每一个人人手，最后牵出幕后的黑手。
另外，经过对那盘张鹄同凌丽做爱的录像进行鉴定，发现这是采用高科技手段剪辑而成的，画面上的场景完全录自于市场上流行的那些黄色录像；那几张亲热的过了头的照片，也是经过技术处理的。
根据这些情况判断，杨波认为栽赃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栽赃的动机是什么呢？这就使人联想到近期来张鹄组织的清理小金库的活动，为这件事，那位案件的核心人物财政局长刘逸飞已遭人暗算，显然是被杀人灭口；犯罪分子既然如此疯狂作案，那么，栽赃陷害又会有什么不可能呢！杨波断定，这次的栽赃一定与这件事有关，围绕这件事调查，一定可以找出个头绪来。他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个别了解一下清理小金库所触及到和可能触及到的人。
杨波见刘萍把话说完，便直截了当地对张鹄说：“张省长，有件事我想向您了解一下，就是关于清理小金库，触动最大的是哪些部门？哪些人？这可能牵涉到一些工作秘密，但我们保证不会透露这些事。”
张鹄想了想，说：“就龙城市讲，目前各行政部门普遍存在有小金库的问题，其中问题最大的是城建系统。我们目前所做的主要工作只是清理了一些表面的，即是说账目上的问题。所有的工作都未能展开，就发生了这件事。按我的安排，各企业的汇总工作近期就会有结果，两相对照，就不难掌握大部分情况。我前天已向梅书记请示，增派检察院的人员参与办案，从个别案例上突破，可以进一步推动这项工作。至于你刚才提到的那个问题，目前还不成熟，我心中还没有底数。不过，过不了几天就会有个圆满的结论。”
说到这里，刘萍插嘴说：“张省长，我们在搜查的时候还看到许多恐吓信，您认为这会是谁写的呢？”
张鹄说：“省委、省政府组织的清查小金库行动，触犯的是一批政要的既得利益，人员不在少数。而且他们的手法隐晦，地位显赫，上下其手，结党营私，难免气焰嚣张。几封恐吓信只是他们的雕虫小技，栽赃陷害，暗杀、绑架，在他们来说也是很平常的事。这件事一开始，我就同梅书记交谈过，身在其位，我不怕诬陷打击，也不怕死；但不管出现何种情况，都要支持我的工作，把这件事进行下去。我个人的安危荣辱并不重要，关键的是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这才是我们应当担忧的。在学校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其中有句话很激动人心：‘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难道我们一个共产党员，比不上一个封建官吏的胸襟吗？”
这番话说得慷慨激昂，杨波听了也不禁心潮难平，激情涌动。
他暗暗下决心，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不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过一个坏人，生死关头，他自己也决不会退缩。
想到这里，杨波忽然问张鹄说：“您是不是送过李玉琴一枚金印章呢？上面还有个龟纽。”
张鹄忽然想起来，那次在第一次见李玉琴的时候，自己确实送给她一枚金印；而这枚金印正是去年在朔城市时，由白凤鸣送给的那一枚。有一次，李玉琴在张鹄办公室看到后，高兴地把玩了半大。张鹄说，你要喜欢就拿去。李玉琴高兴地对张鹄说，这是自己归国以来得到的最好的馈赠。
想到这里，张鹄点点头，毫不迟疑地说：“这枚印章确实是我送给她的。难道会有什么问题吗？”
杨波点点头说：“根据专家鉴定，这是一枚汉代的金质印章！
而且，还被认定为国家的一级文物。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李玉琴携带这枚印章出国就属于违法了。”
张鹄有点愕然，他虽然不太懂得文物法，但知道携带文物出境却是一种走私行为；只是，对这枚小小的印章，自己也不知道它是一件汉代的古物，居然要因此而累及李玉琴涉嫌犯罪。
张鹄说：“这件事因我而起，自然应当由我来承担责任。”
杨波苦笑着摇了摇头，说：“这个责任不是你能承担的。当务之急，应当澄清的是你家里所出现文物的事实。如果这个事实得不到澄清，那么……”
杨波没有再把话说下去，他知道，在这短短的几天时间里，要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难度是不言而喻的。他明白这件事的性质，但却无法提供更加有力的证据；如果真这样，张鹄将会毫无疑问地背上盗窃文物的罪名。
张鹄从杨波的神态里也清楚地感到了这番话的含义。他虽然不曾为这件事的结果多作思考，但他却想到了更深层次的问题：这种保护文物与走私文物犯罪的界定，真的会在这一枚小小的印章上如此模糊不清吗？
就在杨波离去的第二天上午，有一男一女两位神秘人物提审了张鹄。
男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穿了身浅蓝色西装；赭红色的脸膛，一对黑白分明的眼睛炯炯有神。他端坐桌子中央，旁边是一位漂亮的年龄约二十三、四岁的女青年，面前摊开一叠信纸，显然是一名书记员。
男青年自报姓名，声音洪亮深沉，含有一种威严。
“我叫马自达，她叫王晓琼，我们是专门负责缉查走私文物的。”说着，他冲张鹄亮了亮自己的警官证，然后缓缓开了腔。
“你叫什么名字？还有性别、年龄、职业、家庭住址。”一连串的例行问话后，马自达开门见山地进入主题。
“今天叫你来知道为了什么事吗？”
张鹄沉着地说：“不知道。”
马自达说：“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交待一下走私文物的经过，不要摆着牛头不认账，这样对你很不好。”
张鹄说：“我没有参与过走私。关于家里出现的文物，我也弄不清楚。我已有二十多天没回过家了。至于那枚印章，我是从古玩市场买的，我的女朋友见它好玩，便拿走了。”
马自达说：“你的女朋友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都讲清楚。”
张鹄说：“我的女朋友叫李玉琴，美国华侨，住在美国，具体地点我不清楚。”
马自达说：“我觉着你态度不老实。你家里发现了国家珍贵文物，自己还说不知道，能让人相信吗？还有，你说那枚印章是地摊买的，那么，买主叫什么名字？我可以告诉你，那枚印章经专家鉴定为汉代一位将军的官印，国家一级文物。你的女朋友公然携带文物出境，已经触犯了刑律。照此推理，你走私文物应该不止一次。家里藏有大量文物，更是证据确凿。你想，你不交待清楚能行吗？还有一条，走私文物数额巨大，可以处以极刑。你要有个清楚的认识。不要以为在这里有人保护你，就可以蒙混过关。我们也可以把你弄到其它地方，让你交待问题。这一切都取决于你的态度。”
张鹄不知道话该怎样说。他现在后悔的是，为什么要接受白凤鸣的那方印章呢7
就在这时，一旁一直默不作声的王晓琼忽然开了腔。她用一种柔和的声调说：“张省长，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您回答一下。第一，这枚印章的来源要据实讲。第二，在案发前三天，你究竟在哪里？以上两个问题要注意提供有关证人。”
在她讲话的时候，张鹄一直沉静地看着她；在她结束自己讲话的时候，张鹄看到，不知道什么原因，王晓琼脸上泛起两朵红霞。
张鹄想，印章是白凤鸣送给自己的，当时肯定出于一片好心；现在说出来，又会给他增加麻烦。想到这里，他毫不犹豫地说：“那枚印章确实是我在市场上买的。像那种东西，古玩市场到处可见，在晋省也许算不得什么，因此也没引起足够重视，责任在我，我自会承担，没必要波及其他任何人。”
王晓琼回头看了看同来的马自达一眼，然后冲张鹄点点头说：“你要对你的说话负责任。”
张鹄看到，在王晓琼如琼似玉的脸上，浮起一种圣洁的光辉，自矜、凝重而又坚定得让人感到一种震撼。
旁边的马自达插话说：“晓琼，这样吧，让张省长在这里稍等，我们去核实一下有关情况。”
王晓琼点点头，回头看了张鹄一眼，随着马自达出了屋。
张鹄一个人坐在屋子里沉默，此时的他感到心里很烦，空空地心里没有着落。他不知道自己何以会鬼使神差地去接受白凤鸣的那枚印章，而使自己陷入这种百口莫辩的境地；并由此而波及到李玉琴。
张鹄心底浮起一阵愧疚，他不知道李玉琴此时的情况，更不知道身为一个大公司的董事长，陷入那种尴尬境地后的心情和感受；他感到自己很对不起李玉琴，更担心这件事会改变李玉琴对自己的看法。
时间不长，马自达与王晓琼一前一后走进来。
王晓琼同张鹄拉拉手，用一种轻松愉快的语调说：“张省长，我们是深圳公安局的。情况已经核实了，我们会向有关部门报告的。”
张鹄见她这样讲，很想打听一下李玉琴的事，但话到嘴边，终于没有说出来。
张鹄的事得到了梅刚的高度重视。他根本不相信这样的事会在张鹄身上发生；他也想到，这件事的起因，根本就是围绕晋省调整领导班子的一次权力之争，和由此而派生出来的一种栽赃诬陷。
为了澄清事实真相，梅刚一方面打报告请求推迟了对晋省后备干部的考查时间；另一方面，他又几次三番，亲自给应天碧打电话，指令让他尽快查清案件真相。
赵云涛是省纪检委的副书记，也是这次清查组的副组长。
赵云涛是军人出身，正师级干部，长年的军旅生涯养成了一种风风火火的性格，一种硬折不弯的倔强。从来到地方后，他一直都在纪检委工作。别看他长得人高马大，脾气又火爆，但工作起来却相当认真，一丝不苟；再加上他铁面无私，办事不讲情面，被人戏称为“黑包公”。
在张鹄被双规的当天下午，赵云涛来到梅刚的办公室。秘书见他到来，也没去拦阻通报，由着他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