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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这种性道德在推动文明发展上的高度价值，但他最后仍然认定它需要加以改造。今日性道德的特征，是把平时仅对妇女的那些要求扩展到男子的性生活中，并对夫妻之外的任何其他性生活加以禁止。尽管如此，但由于考虑到两性间在性需要方面的天然差别，对男性在性方面的偶尔越轨并不斥责，这实际上等于承认男子在性道德上的双重标准。可是，一个允许双重道德标准存在的社会，就势必不能做到“热爱真理、诚实和人道”，因而只能使其成员堕落到不顾真理、虚伪和自欺欺人的境地。文明性道德的恶果实际上还不仅如此，它鼓励一夫一妻制，却因而缩小了“性择”的可能。既然在文明社会中生存竞争已因人道与卫生的考虑降至最低限度，那唯一能使种族品质得以改进（或发展）的因素，便剩下了“性择”。
关于性道德造成的种种恶果，这位医生（指艾伦费尔斯）遗漏了一种，我们下面就来讨论它的含义。这就是它加速了（或滋长了）现代人的神经质或紧张不安，这种现象在迄今的社会状况下扩散得尤为迅速。有时一个神经病患者会主动请求医生注意他自己的性情素质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对立，询问这是否就是犯病的根源。他会问这个医生说：“我们全家都变得精神崩溃了，我们总想使自己过得更好，也无论自己有没有能力达到。”医生们也常常发现，神经病往往袭击这样一些人，他们的祖父原本生活在纯朴而健康的乡间，是那些粗犷而富有活力的种族的后代，然后骤然来到大城市并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于是乎想到培养自己的孩子，恨不能在短时间内就把他的文化提高到最高水平。这一现象引起医生们的思考。但最具说服力的，是精神病专家们理直气壮地提出的证据，这些证据都证明，精神病人的日渐增加与现代人的文明生活有关。只要引述几个有名的观察者的看法，我们便能清楚地看到这种说法的可靠性。Ｗ。艾尔（Ｅｒｂ）说：“对于这一基本的问题，我们可以概括如下：是否由于原来所列举的种种造成神经质的原因在现代生活条件下愈增无减，就应把责任归之于现代生活？对这样一个问题，只要你随意观察一下现代生活的种种特征，便可以毫不迟疑地作出肯定的答案。”只要看一看下列事实，事情便已经很明白了：现代文明的每一次杰出成就，每一个领域的创造和发明，它在日益增加的竞争中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只能以巨大的心智努力来换取和保持。在这种生存竞争中，对每个人能力的要求大大提高了，个人只有将全部心智力量施展出来，才有可能应付这一要求。同时，个人对享乐的欲望，也扩展到每个层次。暴发户们过上了前所未有的奢侈生活（他们过去对这种生活根本不习惯），蔑视宗教、不易满足和贪得无厌等现象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和阶层。环绕全球的电话和电报网使通讯事业无止境地扩展起来，商业和旅行方式得到全面改观，人们成天都匆匆忙忙，生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人们夜晚旅行，白天做生意，即使假日的远足，人们的神经系统也得不到轻松。严重的政治、工业和经济危机风起云涌，波及到前所未有的范围。人人都想过问政治。政治、宗教、社会斗争、党派利益、竞选活动，凡是如此，都使人思绪纷繁，永远得不到停息，甚至连娱乐、休息和睡觉的时间也不得安宁。大城市的生活变得愈来愈纷繁紧张了。那衰竭的神经全靠强烈的刺激和纵欲狂欢，才能振作一点，而每当这样之后，又变得更加衰竭和疲劳。即使是文学作品，也不能给人以享受，现代文学所关注的都是一些最能引起争论和最能挑惹起各种激情的问题。它挑动肉感，促使人追求快乐，让人渺视一切基本的道德准则和所有理想的需求。它描述病态行为，描述性心理变态者，把有关革命，反叛的种种古怪的问题搪塞到人们的脑子里。我们的耳朵也不得清闲，各种嘈杂的音乐不时地震动着我们的耳膜。剧院的节目也使出浑身解数，以最为刺激的表现形式刺激着人们的感官。创造性艺术也发生了１８０度的大转折，开始转的那些丑陋的，讨厌的和暗示性的东西，它抗拒现实，毫不迟疑地将生活中最丑陋的方面呈现于我们面前。“这样一幅简略的图画已足以展示现代文化迁移中的种种危机，至于其细节，不用费多大的功夫就可以想到。”
宾斯枉格（ＢｉｎｓＷａｎｇｅｒ）说：“特别是神经衰弱症，它已被人们描述为一种最有代表性的现代病症。第一位对这种病作出总体描述的人是贝尔德（Ｂｅａｒｄ），他深信自己发现的是一种只有在美国才能见到的新的神经疾病。这样一种假设确然是错误的。但是，既然这种病是由一个非常有经验的美国医生首先发现和提出的，这本身就足以表明它与现代生活方式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此，那些放任不忌的欲情，对黄金和财产的追求，以及技术领域的巨大发展，已使人们的交流打破了空间与时间的局限。“冯。克拉夫特。伊宾（ＶｏｎＫｒａｆｔ—Ｅｂｉｎｇ）
说：“今天，在无数文明人的生活方式中充满了种种不合卫生的因素，这些有害的因素最直接和最严重地作用于大脑，无怪乎精神病患者会大量地增加。只用了十年时间，文明人在政治、社会，特别是商业、工业和农业等方面的状况已大大改变，这种改变突然间改善了人们的职业生活、公民权利和财产收入，而却牺牲了自己神经系统的健康，因为这些东西的取得必然增加了他们家庭和社会方面的需要，但这就要付出更大的精力，而这些精力的消耗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恢复的。”
对上述言论以及其他一些零星的论述，我想在此说出自己的意见，这倒不是因为它们是错误的，而是因为它们尚未详尽地描述这种神经质的具体情况，并且遗漏了对它的最重要的病因的解释。如果我们越过这种不太确定的“神经质形式”，而考察神经病患者的具体表现，文化的有害影响便不难集中于某一点上，这便是在文明社会中那占压倒优势的性道德对文明人（或文明阶级）的性生活施行了不适当压制的结果。对上述观点的证明，我已在一系列技术性论文中作了详尽叙述，这儿不再加以累赘。当然，我研究中得到的那些最重要的论据，在这儿仍然要提到。临床的观察，使我们区分出两种精神疾患，一种是真正的神经（机能）病，另一种是心理症（或精神病）。第一种病症，不论是身体的还是心智上的症状，看上去都具有中毒的症候。就是说，这种症候是由某种神经毒素的过剩或缺乏所导致的。这样的神经症统称为“神经衰弱症”，其发病原因不能从遗传方面的因素查到，大部分是因性生活失调而造成的恶果。这种病发病形式与毒性性质之间确有着密切关系。多半情况下，仅依据对这种病的临床症状的观察，便可以测知其性生活是如何失调的。反过来说，我们在前面所引证的关于文明造成的种种有害影响，在刚才提到的神经疾患中却看不到蛛丝马迹。所以，我们大致上可以这样说，造成这种真正的神经性疾病的原因，主要是性方面的原因。至于心理症，其遗传因素似乎较为明显，但真正病因并不太明晰。可是，有种奇特的研究方法，即精神分析法，却使我们认识到，这些疾患的症状（歇斯底里，强迫心理症）
均是心因性的（心理性的），来自潜意识（压抑了的）活动中各
种观念化情结的作用。这种方法还告诉我们，这些情结从广义上说来，确实有着性的内容或含义。它们来源于人的未满足的性的需要，代表着一种使人满足的替代性力量。所以，我们必须把一切伤害性生活、压制性活动、改变性对象的因素，均视为造成心理症的病理成因。我们在理论上把毒性的与心因性神经疾患区别开来，是有一定的作用的，这种价值决不会因为在多数患者身上能同时观察到上述两种病因而减少几许。每一个同意我的观点，因而把性生活的不满足当作神经疾患的成因的人，都会同意我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论述，即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内讨论为什么现代生活中神经疾患会增加一般地说，我们的文明乃是根基于对本能的压制上的。每一个人都要作出一部分牺牲——他人格中的支配欲、好胜心、侵略性以及报复心等倾向。从这种牺牲中积蓄起文明的素材和精神财富，供公众所有。促使个人作出这种牺牲的主要因素是家庭的情感（连同它的性的根源）大大超过了或凌驾于生存竞争之上的结果。在文明的进展中，这种放弃是循序渐进的，并且一步步被宗教神圣化了。个人牺牲其本能的满足，将之奉献于神明，由此而得到的公众利益则被宣布为“神圣的”。那些因为本能冲动十分强烈，最终抑制不住的人，就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变成一个罪犯，除非他的显赫的社会地位或出众的才华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或英雄。性本能，或者更确切地说，性的各种本能（心理分析的研究告诉我们，性本能中包括许许多多种冲动），在人身上要
比在绝大多数动物身上强烈的多，持续的时间也更长久，它已经完全超越了动物的那种周期性限制。它的绝大多数精力都供“文化活动”作用，这一点主要决定于它具有的一种典型特征——不管目的怎样改变，其强度却仍然可以保持下来。对这样一种转换能力（即把原本的“性目的”转变为一种与性目的有心理关系的“非性目的”的能力），我们称为升华作用。这种转移作用，当然大大有助于文明。但性本能又有与此种转移作用相对立的一面，这就是它的那种顽强的固置倾向，这种倾向使得它宁愿退化，宁可变态，也不愿意因受到阻挡而改道。既然性本能的原始力量有可能因人而异，升华作用的能力也就人各不同。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究竟有多少性欲升华而作他用，恐怕早已由其体质和遗传因素决定了。除此之外，环境的力量和知识对心理官能的影响，也可以使本能升华得更多一些。可是，正如发动机器时热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转化为动力一样，本能中能转移（或升华）的成分也不能无限制地增加，不论作出多大努力也是这样的。要想使其它绝大部分自然本能顺畅和谐，某种程度的性的直接满足仍然是完全必要的；反过来，这一需要的每一次挫折，都将伤害个人的生活能力，带来无尽的痛苦，几乎使之成为病态的。假如我们想到，在人类发展的早期，性本能并不是仅仅为了生育，而是为了得到某种快感，我们便能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去思考这个问题，在婴儿期里，人在达到愉快的目的因而得到满足时，这种满足感并不仅仅来自性器官，并且还来自身体其他部分的快感区，所以儿童常有一种执着于这样一些容易取得快感的区带，而不顾身外其他目标。我们称这一期为自体享乐期，认为从事儿童培育的任务就是限定这一时期，因为如果它持续过久，就会使性本能在以后更加不好控制，甚至变得毫无用处。随着性本能的发展，它会从自体享乐走向“对象爱”
；从各个快乐区的独立感受发展到附属于性器官快感之下的次要感受。直到此时，快感方与生育直接挂钩。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那种在自体之内引发起的性兴奋的方式被抑制了。因为它们与生育功能没多大关系，在适宜时，它们就被升华掉了。就是说，文化发展的动力，绝大多数是靠对性兴奋中所谓的“错乱”成分的压抑获得的。与性本能的发展过程相对应，整个文化的发展过程也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在第一期里，种种不导致生育的性行为，能够自由自在地进行。在第二期里，除了能导致生育的那一种性行为之外，其余各种全部被压抑。在第三期中，只有“合法的”生育，才能作为性的目标。我们目前所时尚的“性道德”，便是第三文化期的代表。在所设想的这三个时期中，如果我们以第二期为性道德的标准，我们就必须相信，有相当一部分人，由于天性的关系，仍然不能适宜这样的要求。在所有的人中，还没有一个人能把上面所说的性欲的整个发展过程（从自体享乐到对象之爱，再到性器官的结合）全部地和确切地完成过。这就是说，任何的性欲发展都会受到干扰和阻挠。这样的障碍，势必导致两种有害的结果，或者说，与正常的或文明的性爱相背悖的两种偏离方式，这两种方式之间的关系有如一枚钱币的正面和负面（在这里，还不包括那些性本能极其强烈、因而无法控制的人）。
第一种是种种不同的性变态者，他们的性欲往往被固置于婴儿期那种原始的性满足方式，所以妨碍了主要的生育功能的确立。第二种是同性恋者（或性颠倒者），由于一种还无法理解的理由，他们的性对象竟不是异性，虽然正常的发展总是受到干扰和阻碍，为什么这两种性变态的人并不像预计的那样多呢？原来，性本能的发展并不是那么呆板的，它有一种极为复杂的自我调节本领，即使性本能中的一种、两种或更多的成分在发展过程中受到阻碍，尚未得到发展，性生活也会以其他种种形式表现出来。那些天生的性颠倒者（或同性恋者）往往因为其性冲动能成功地升华为“文明的”东西而成为杰出的人物。当然，如果性反常与同性恋更为强烈，以至占据了性欲的全部，就会出现严重的后果，使这种人受到社会的排斥，得不到任何幸福和欢乐。所以即使第二期的文化要求，也会使很大一部分人遭受苦难和不幸。这样一批自然禀赋异于常人的人，其命运如何，还要看其性冲动客观上说是强还是弱。多亏多数性反常者性冲动并不那么强，所以能成功地压制这些反常倾向，不至于与这一阶段上的文明性道德发生正面矛盾。然而可想而知的是，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形下，他们的成就也无非如此。因为在压制其性本能中，他们的精力已全部消耗，因而不能对文明有所建树，这些人的心智固然发育不良，外部举动也十分粗俗。我们将要说到的那些在文化发展的第三期中实施禁欲的人（不管是男是女），同样也会落到同样的下场。如果一个人性本能极为强烈，然而却是颠倒的，那就会导致两种可能的后果，第一种十分明显，勿需多说。这种人会无视当前社会文化中流行的道德准则，即使受到抑制，其性颠倒也会一直坚持到底。第二种就有趣得多了。由于教育和社会要求造成的压力，这种颠倒的性冲动的确受到了压制，但这种压制并非真正的压制，因而，我们最好还是称其为一种流了产的压制。在这里，抑制后的性冲动不再直接呈现——单凭这一点，抑制还是成功的——却以其他方式来表达，结果同样有害于他自己。既然他本人对社会仍然不会有多大用途，这与不压制时并没有多大差别。因此，这实际是一种失败，从长远观点来说，它完全抵销了压制成功所带来的那点好处。在性本能遭受压制之后继而形成的这种替代现象，便是我们通常说的心理症。心理症患者是一群天生的造反者，“文化要求”对他们本能的压制能取得表面的成功，而且一天天变得不起作用。对于这些人来说，只有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勉强符合文明生活的要求。代价的付出又造成内心的空虚，所以绝大部分时间都遭受病魔的熬煎。我通常把这种心理症称为性反常的“消极面”，这是因为，在心理症患者中，性反常倾向尽管已被压抑，却又从心灵的潜意识中部分地表现出来。这种潜抑了的倾向与明显的性反常表现其实是同样的东西。经验告诉我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果超出了一定的限度，他们的禀赋便难以与文化的要求相一致或谐调。所以，凡是那些苛求自己，为自己订下更高的标准，以至超出了其本性所准许的限度的人，都必将沦为心理症患者。如果他们能容忍一些自己的“不完美”，日子就会好过的多。考察同一
个家庭内各个成员的心理状态，我们常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印象，觉得性反常与心理症只不过是同一种现象的正负两面（或积极的和消极的）。我们看到，在同一家庭中，男孩子如果是性变态者，他的姊妹则因为女人性本能生来就软弱一些，因此多半也会成为心理症患者——然而她的症状却往往表现出一种与她那性冲动较强的兄弟相同的倾向。所以在诸多家庭里，男子是健康的，目前从社会的观点来看，他们又是不顾廉耻的道德败类，女孩子倒是看上去俨然拘谨，不越雷池一步，十分神经质。文化往往要求生活于同一个社会中的人在性生活中奉行同样的行为模式，这原是不公平的，因为这种行为模式假如适合某些人的天性，他们奉行起来便不太困难，而对另外一些人说来或许就十分不适合。要奉行它，就要在精神上付出极大的牺牲。不过实际发生的情况常常与此有差别，由于人们常常无视这种道德戒律，所以这种不公正的情形极少出现。以上所说的种种情形，都局限于第二文化发展期，在这一时期内任何所谓反常的性行为都被制止，但正常的“性交”却可以随心所欲。我们发现，即使在这一点上划分性自由与性禁止的界限，仍然有许多人被斥之为性变态，另一些人虽拼命地解脱这种反常倾向，最终又免不了成为心理症患者。这样我们就不难预测，如果性自由受到进一步限制，使文化要求的性道德标准升华到第三文化期，以至将正式夫妻以外的任何性行为都加以制止，情形又将怎样？在这种情况下，因性冲动比较强大，而站出来公开反抗的人的人数会迅速增加。同样，那些性力较弱，不得不在文化和他们自身反叛天性的双重压迫之下苦苦挣扎，最后逃避于心理症的人数，也会增加不少。这样一来，就有三个问题需要作出回答。这就是：一、第三文化期的性道德方面的要求，会使个人承担怎样的负荷？
二、在禁止其他种种性行为之后，那唯一合法的性生活带来的满足，能否提供足够的补偿？
三、是否因为这种禁欲危害了个人，才因此对文化有益？
要对第一个问题作出回答，就不可避免地提及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