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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女第一次性行为加以特别的限制和规定。对此点，我们只能用前面提到的两点理由（即畏惧流血和对新奇事物恐惧）
来解释。但这两点理由事实上并没有触动这种禁忌仪式的关键。原始民族之所以举行这种仪式，完全是为了使将来的丈夫免遭随着第一次性交而遭遇的那件事。我们对这件事已在本文前几段里有所交待，我们还证明了，这件事情的发生其实可以使女人更加稳定地依附这个男人（即臣服）。
我们目前并不想研究这些一般性禁忌仪式的起源和意义，因为我在《图腾与禁忌》一书里已对这个问题叙述过了。我在该书中得出的结论是：凡禁忌必涉及一种矛盾情感（ａｍBｂｉｖａｎｃｅ）。
至于禁忌的来源，则来自史前人类某一次导致家庭制度建立的大事件。但是，如果我们留意观察今天原始部族的仪式时，禁忌的原始含义在这里已不复重现，如果我们想在这些部落人身上看到我们祖先的丝毫不差的影子，那就会犯严重的错误。我们知道，即使这些原始部落，也饱尝了无数次沧海桑田，其发展路线虽与文明人有所差异，却不见得单纯多少。正如心理症病人会建立起多种恐惧对象一样，今日原始部族的“禁忌”，在经历了苦心经营之后发展成为复杂的系统。禁忌的原始动机已为新的动机所替代，以便与新的环境相谐调。可是，我们也可以暂时先不谈这些新的发展，而回到原始的起点：每当原始人恐惧一种危险时，他就建立起一种禁忌。总的说来，他所害怕的总是精神上的而非实际的危险，原始人并不像我们这样重视精神的与实际的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因为他们还辨不清哪些是精神的危险，哪些是实际的危险，也辨不清什么是真实的危险，什么是想象的危险。他对世界持一种泛灵论的观点，他坚信，不管危险来自天灾人祸，还是来自洪水猛兽，都是由一种像自己一样具有灵魂的精灵恶意相向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他总是习惯于把自己内心的敌意情绪投射到他极不喜欢的或不熟悉的外物上面，既然女人被当作危险的来源，也成为恐惧的对象，夺取其贞操就更加危险了。论述到此，我们渐渐明白了这种危险到底是什么，为何单单威胁着自己的未婚夫。对这个问题的明确答复，还有待于对于生活在当今文明社会中那些与原始妇女处境相同的妇女的行为作进一步阐述。对这种研究的结果，我可以预先告诉读者：分析证实，上述危险的确是存在的。由此可见，原始人的禁忌并不是无的放矢，他们的这种社会风俗的确为他们消除了一种精神上的危机。一般说来，正常的女人在做爱到达高潮时，双手总是紧紧地抱住男人，这似乎是一种感恩的方式，表示自己此身已永远属于这个男人。但我们还不知道，女孩子初次做爱时，并不是那么美好的，她无法兴奋，她感到不满足，她失落极了。想尝到做爱的欢悦，她还得经过相当一段时间，有些人则会一直冷下去，不论丈夫如何温柔体贴、热情备至，事情仍然不会改变。据我所知，女人的这种性冷感常被忽略，认为无妨大局。我认为，如果这种冷感不是因为丈夫的性能力有问题，就得从别的地方找答案，而且应该像分析男性性无能那样，对它作出详细的研究。女人通常逃避第一次性行为，但我的分析并不想从这里找缺口，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极其复杂，更何况还可以解释为一般女性“洁身自好”的表现。我以为，假如从某些病态案例着手分析，便更容易解开女人性冷感的谜底。我们知道，有些女人在第一次性交之后（有些甚至在每一次做爱之后），便对男人愤愤不已，恶言相怒，有时甚至百般威胁，拳打脚踢。我曾经分析过这样一个患者，她非常爱自己的丈夫，常常主动向他求欢，而且每次都能得到做爱的愉欢，但事后却禁不住会憎恨起来。我相信，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行为，本是性冷感的一个形式。它与一般女人性冷感的不同之处在于：一般女人纯粹是一种性冷感，她们胸中那股憎恨力量只是不自住地压抑着她们对性爱的激情，但从来不曾公开表现出来。病态的女人却把爱和恨两种因素分得十分清晰，并且按照时间把这矛盾的两方面先后表现出来。这同我们多年前在强迫性心理症中发现的“两元运动”
（ｔｗｏ—ｍｏｖｅｍｅｎｔ）的发生在原理上极为相近。既然破坏一个女人的童贞必然会惹起她的长期敌视，她未来的丈夫自然有道理避免成为她的童贞的破坏者。通过分析，我们在女人心灵深处窥见到造成这种矛盾性表现的某些举动，我认为也可以用它们来解释性冷感。第一次性交往往会激起很多不属于女人本性的激情，其中某些激情在以后的做爱中或许再也不会出现。最引起我们注意的自然是女人初承雨露的那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或许有人认为这样一种因素已经足够了，不用再找别的因素了，但事情决非如此容易，仅仅是肉体的痛苦怎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呢？
其实，在这种肉体的痛苦背后，还有“自恋”心理受到冲击之后的心灵负伤。这种痛苦常常表现为高洁的童贞失去之后的哀怒惆怅的心理。然而从原始民族的祭典仪式中还可以看出另一种东西，这些东西使我们意识到，这种痛苦或惆怅对性冷感并不那么重要。我们知道，他们的仪式常常分成两个阶段，先是弄破处女膜（用手或工具），之后才以正式的性交或
种种象征性交的姿势。但这里的性对象都是别人而非自己的丈夫。由此可知，这种禁忌仪式的目的并不仅仅是避免新婚之夜的肉体和精神痛苦，丈夫所要避免的除了妻子的肉体痛苦以外，还需要点别的什么东西。对文明世界的女人的分析表明，由于第一次性行为往往不像她们长久以来所期盼的那样令人快乐，所以会造成一种强烈的失望感。由于在这一关键时刻之前性行为曾受到屡次抑制和顾虑的阻碍，所以一旦面对着正式的和合法的交合，仍然难免羞愧和担忧。许多年青女子面对着即将来临的佳期，常表现出一些神秘的行为，把做爱时的微妙的感受当成一种羞耻的东西，甚至不敢对自己慈善的双亲提及此事。女孩子常说，如果爱情被别人知道，爱情的价值便不存在了。这种感情一旦畸形发展，势必压制其它成分，从而阻碍了婚后情欲的强度。这样的女人常常对公开了的夫妻关系感到不够味，而对那些冒着危险的秘密偷情，反倒觉得充满浪漫气息，从而激起狂烈的激情。但是，这样一种动机依旧处于心理的浅层。它只存在于文明社会，不能用来解释原始文明现象。我们认为，影响这一“禁忌”的最可观原因，仍然需要到心理深层，即原欲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去寻找。分析学的研究业已实现，人们的原欲总是强烈地附着于原始的对象，儿童时期的性爱目标，始终未曾消失。对于女人来说，她的原欲最初的固置于父亲身上（或代替父亲的兄长），这种恋情常常并不直接导向性交，在最严重的情况下也不过是在内心深处模糊地描画出它的远景轮廓。这样一来，丈夫最多也只能成为这种原始对象的替身，不是她真正的恋爱对象，她的感情永远指向别的人，在典型情况下，是指向其父亲。至于对丈夫的爱，只不过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退而求次罢了。丈夫究竟能否得到满足，究竟是遭到她的冷落或是拒绝，这完全由固置（恋父情结）力量的强弱与持续性而定。这就是说，导致性冷感的最终原因与形成心理症的原因本是一致的。当然，在一个女人的性生活里，其理智成分愈多，其原欲之力就愈能抗拒那初夜交合带来的震惊，男人对她肉体的占有也就愈容易阻挡。这样的女人，其心理症是被压抑了，性冷感却代之而起。如果这种性冷感的女人恰好碰到一个性无能的男人，这种冷感倾向就更严重，甚至会引发出别的心理症状。原始习俗显然相当地了解而且默许了女人的这种早期恋情（恋父情结）的存在。所以他们往往让那些能作为父亲之替身的老者、僧侣或其他贤达之士完成首次破坏其处女膜的职责，这与备受指责的中世纪领主的“初夜权”恰好遥相呼应。对此，斯多尔福（Ａ。Ｊ。
Ｓｔｏｒｅｆｒ）也持同样的看法，他还进一步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那分布十分普遍的所谓“托白亚之夜”习俗里，第一次交合的特权，往往只有父辈才能享有。这与荣格（Ｊｕｎｇ）的调查是完全相符的。按照这些调查，在许多民族中，往往由那种代表着父亲意象的神祗雕像来完成这一初次交合的任务。在印度的不少地区，新娘必须由一个木制的类似生殖器一样的神像来捅破处女膜。据圣。奥古斯丁的记载，这样一种习俗也在罗马的婚仪中流行过（不知是否是他那个时代的事？），只是在这里已大大地象征化了，新娘只需在那被称为普莱柏斯神的巨大的石制男性生殖器上坐一下便够了。在更深的心理层次上，我们还发现了另一种动机，女人之所以会对男人有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大致应归之于这种动机。女人的性冷感同样与此相关联。我们的分析揭示出，女人在初次做爱时，除了上面所说的各种感情外，还有另一种冲动，这是一种完全背离女性机能与职责的东西。从许多女性心理症患者身上可以看到，她们早年曾有一段时期特别羡慕其兄弟们的阳具，并为自己缺少这样一个器官而懊丧（其实并不真的缺少，只是比较小一些），觉得自己是因为受了某种虐待才导致了这种残缺不全的样子。我们可以把这种“阳具艳羡”看作“阉割情结”的一部分。如果说在这种羡慕中包含了一种“希望成为雄性”的含义，“阉割情结”所包含的就是“雄性发出的抗议”。
“阳具艳羡”这个词原为阿德勒（Ａｄｌｅｒ）所首创，不幸地是他却误入歧途，说这一因素可以对一切心理症作出解释。但不管如何，下述事实是不可否认的：这一发育期的小女孩常常天真地表现着对兄弟那小阳具的羡慕，随之便产生了一种嫉妒情怀。她们有时甚至学着哥哥的样子，站着小便，想在这方面与他们平等。我们在前面的例子中曾提到一个女人，每次性交后都对她丈夫憎恨不已，经我分析之后，原来在她的对象确定之前一直都陷入在这种嫉妒情绪里。在正常情况下，小女孩能渐渐将原欲移置到父亲身上，这之后她所要得到的便不再是阳具，而是生出一个小孩。在某些个别的例子里，发展的程序也许会颠倒过来，“阉割情结”常常落在“对象选择”之后，实际上这并不奇怪。女子在其“雄性期”里对男孩子阳具的羡慕，并不是一种“对象之爱”（Ｏｂｊｅｃｔ—Ｃｏｒｅ），而是一种极其原始的自恋。不久之前我有幸分析过一个少妇的梦，发现这个梦乃是她对失去童贞一事的一种反应。这个梦表现出这个女人的一种愿望——想阉割其丈夫，夺取他的阳具。这样的梦本可解释为幼年欲望的延伸和重复，但不幸的是，梦中的个别细节揭示出这是一种变态的反应。这个梦的性质以及梦者以后的举止都预示着这一婚姻的悲剧结局。我们还是再回过头来谈“阳具羡慕”吧，女人特有的那种敌视男人的矛盾倾向，总是多少与两性关系有关，但只有在那些男子气十足的巾帼英雄里，我们才能找到明显的例证。弗伦克兹（Ｆｒｅｎｃｉｚ）曾以古生物学的眼光，去探讨这种存在于女性中的敌意之根源，认为这种敌意在浑沌初开，两性初分时就已经存在了。他深信，性行为最早发生于两个完全相同的单细胞之间，慢慢地，有些较为强大的个体便开始强迫那些较弱小者行性的交欢，而这样一种屈服于强制之淫威下的不甘愿倾向正是导致今天女人的性冷感的原因之一。我认为，如果我们不过分夸大这种说法的价值，这样的说法就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对于女人初次性交时那种矛盾性反应的动因，我们已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总的来说，可以作出这样的概括：处女因为性心理尚未成熟，所以一旦面对着将引诱她进入性生活的男人，就觉得不堪容忍。这样，处女禁忌倒成了人类高度智慧的结晶，因为这样的规定可以使这个将来与她一起生活的男人，不至于触犯这个危险。在高级的文明里，由于多种复杂的缘由和因素，人们十分重视女人进入“性之臣服”之后所带来的好处，因而不再躲避这种危险，女人的童贞便成为男人誓死不愿放弃的东西。但即使如此，也并不是说女人的那种仇视情绪就不存在了。通过对许多不和睦的婚姻的分析之后，我们发现，那驱使丧失童贞的女人去报复的种种动机，在文明妇女的心灵中并没有完全消失。现在仍旧有数不清的妇女，在第一次婚姻里从头到尾十分冷漠，对男人的热情无动于衷，最后终于导致离异。然而一旦再婚，情况顿然改观，那种阴郁的情绪竟一扫而光，备尝做爱的乐趣，使旁观者惊讶不已。毫无疑问，原先的不良反应已随着第一次结合的结束而消失了。事实上，在我们的文明生活中，处女禁忌并没有灭亡。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隐隐地知道此事，诗人们就常常拿它当素材。安孙鲁贝（Ａｎｚｅｎｇｒｕｂｅｒ）在一篇喜剧中曾写了一位朴实的农民不愿娶他所爱的女子的故事，他总感到“像她这样的女孩，要不了多久便将耗尽他的生命”，因此他十分赞成她嫁给另一个男子，等她变成寡妇，不再有什么危险时，他才愿意娶她。这个剧本的名子叫“处女之毒”。这不禁使人想起养蛇人的行为，他们总是先拿一小块布片让蛇咬过，然后就能任意地摆布它。在海拜尔所写的《朱蒂斯与何洛弗尼斯》一剧里，有名的朱蒂斯这一角色明显地展示出处女禁忌及其部分动机。朱蒂斯同样是那种童贞受着禁忌保护的女人之一。她的第一个丈夫在新婚之夜无缘无故地恐惧起来，从此之后竟不敢动她。她说：“我的美有如颠茄，谁若享用它，非死即疯。”
当亚述将军率军围攻她所在的城池时，她想到用自己的姿色去诱惑他，将他置之死地，很明显，这个想法在爱国面具下面潜藏着性的欲求。当那个当时以残暴粗野而闻名的将领奸污了她时，她竟在愤怒之下，力比参孙，竟一掌劈下了他的头，而变成了民族英雄。按照心理分析，破头原象征着阉割，因而这一行为其实象征着朱蒂斯阉割了奸污她的童贞的男人，正如那位新婚少妇在梦中所做的那样。海拜尔用一种极为美妙的语言，使伪圣经中这种对爱国行为的记载染上了一层浓厚的性的色彩。我们知道，在伪圣经的记载里，朱蒂斯回城时仍然自夸贞节。即使查遍所有真伪圣经，也找不到任何关于她这次怪诞婚姻的记载。海拜尔很可能以他那诗人特有的敏感天赋，看穿了经文的有意造作，重新揭露出故事后面隐藏的真相与内涵。萨德格尔（Ｓａｄｇｅｒ）
曾对此作过绝妙的分析，这一分析使我们理解到，海拜尔之所以对这样一个素材十分感兴趣，乃是由于他的“双亲情结”在作怪。由于他在童年期两性倾向的挣扎中总是倾向于女性，因而很自然地理解埋藏于女性心中最深层的隐秘。他还引用了诗人们对于自己为什么改变故事内容作的解释，他们都十分正确地指出，故事本身是肤浅的、虚饰的，意在为潜意识中的动机寻找借口。圣经中仅仅提到朱蒂斯是一个寡妇，为什么在剧中却变成童贞女。萨德格尔也有一段细论，我引用于下：这里的动机原在于诗人婴儿式的幻想，意在否认父母间有性关系，所以母亲成为童贞的少女。对这种分析，我想再补充一点：诗人既然已确定主角是一个童贞，他的幻想便深入到处女膜一旦破裂后她尽应有的怒愤与悔恨，从而使他在这一方面做了不少文章。总起来说，初婚时献身与童贞的被夺取，一方面固然是社会用来促使一个女人固定地依赖于一个男人的方式，另一方面又十分不幸地激发了她对男人的原始之恨。这种矛盾偶尔会导致病症，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或多或少地压制了性交之乐。许多女人的第二次婚姻远比第一次美满，也可以用这个道理说明。至此，这一初看上去令人迷惑的处女禁忌——原始氏族对处女的惶恐，要求丈夫不可弄破妻子的处女膜——便真相大白了。十分有趣的是，精神分析学家还常常碰到这样的女人：在她们心中同时持有两种态度——臣服和敌视。这两种态度常互相混杂，有时同时出现，有时同时消失。不少这种女人对自己的丈夫冷若冰霜，但无论如何又离不开他，每一次当她企图去爱别人时，眼前便浮现出丈夫的影子。但她们实际上一点也不爱其自己丈夫。分析中还发现，这种女人对其丈夫的热情虽减弱，但臣服的态度仍照旧。她们不愿脱出这种束缚，因为她们的报复尚未完成。自然，即使在那些此种情绪十分明显和强烈的案例中，女人也从不了解自己内心深处有这样一种报复的冲动。
艾伦费尔斯（Ｖｏｎ
Ｅｈｒｅｎｆｅｌｓ）
在最近出版的那本有关性伦理学的书中，指出了“自然的”性道德与“文明的”
（文化的）性道德之间的差别。在他看来，“自然的”性道德乃是一个种族为保持该种族健康的发展和旺盛的活力而对其成员施行的控制，而“文明的”性道德则意在激发人们更加辛勤、更加孜孜不倦地从事文化活动。他强调说，如果把人类的天性与他取得的文化成就相对比，就更容易辨认这两种性道德之间的强烈比较。为了说明艾伦费尔斯的这一重要想法，我想多少引用他在这方面的一篇论文，同时也作为我对这一问题之看法的根据。可以设想，当“文明的”性道德占压倒优势时，个人生命的健康发展与活动就会受到损害。而这种牺牲个人、伤害个人以照顾文明的倾向一旦超越了某一界限，必然反转过来，有害于原来的目的。艾伦费尔斯已经在他的论文中列举了一系列这类恶果。认为我们西方社会目前流行的性道德法规应对此负全部的责任。尽管他完全承认这种性道德在推动文明发展上的高度价值，但他最后仍然认定它需要加以改造。今日性道德的特征，是把平时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