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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死于金融
银行和金融商给雅典带来的，不仅仅是贸易便利、外汇结算、战时物资，更多的是财富观念的改变。
遗憾的是，任何事情都要分两面来看……
伯罗奔尼撒战争也激发了雅典金融商的业务创新激情，在这里，他们开创了货币汇兑先河。尽管世道不太平，希腊商人依然要行走于各地，带上一堆银条没准哪天在路上会被黑掉，海事贷款中间商便很快成为世界上第一批外汇炒家。
此时，这批贷款中间人兼外汇炒家获得了一个专有名词，即“金融商”，“金融”这个词汇可能就由此而来。
现在，我一直觉得银行不够厚道，我存钱的时候并不认识柜员，也没调查过你，可是我仍旧把钱存在你那里。银行就给我这么一点点利息，少到远远不能补偿飞涨的CPI。
金融商逐渐感觉到在汇兑过程中总有一部分货币会成为沉淀，他们开始同时借钱给商人。由于金融商能接触到各行各业的商人，也就集中了大量信息，就凭他手中的信息，就可以黑人。后来，希腊城邦的金融商开始从事其他行业贷款，这已经颇类似于今天的信贷。
一个组织的介入最终使金融形态一锤定音，那就是神庙。
神是希腊城邦虚幻出的权威，既是城邦保护神，也是居民祖先，雅典的保护神则是美丽的智慧女神雅典娜。由于神庙的特殊地位，希腊人往往将存款放置于神庙。
智慧女神座下的弟子当然也很智慧，看着自己手头这么多钱，当然也想赚一些。于是，神庙开始利用手中的存款向商人贷款。
雅典人对雅典娜一向很敬仰，既然雅典娜能做，人当然也能做，金融商开始不满足于汇兑中存留的那点存款，比较牛或者很牛的金融商开始向公众吸收存款，顺便发明了土地抵押贷款、房地产信贷、海洋信贷，甚至在战争中贷款给国家、城市……
今天，我们把金融商这种行为称之为“信贷融资”。
据说当时雅典最大的金融商帕西翁掌握着几家汇兑银行，他的财产已经有400个塔兰特，每塔兰特约合现在40公斤黄金的价值。按现在的黄金价格，400塔兰特大概是雅典极盛时期财政收入的1/3，绝对称得上富可敌国。
银行和金融商给雅典带来的，不仅仅是贸易便利、外汇结算、战时物资，更多的是财富观念的改变。
遗憾的是，任何事情都要分两面来看……
随着三四等公民大量参与海事贷款，海事活动冲击了雅典人的本土意识，航行给了他们宽广的胸怀，能容纳更多的异端和商业创新——只要有利于赚钱，商业文化的个性精神逐步替代了雅典家族主义。
结果却是相当不幸的：雅典战士以公民为主，当公民热衷于海外探险的时候，人们就倾向于以货币支付战争成本，于是，雇佣兵登上了雅典历史舞台。
此时，雅典娜的光芒便不再神圣，因为，战士的责任不再是公民的义务。当神的光环对雅典人失去约束，雅典便迅速蜕变为一个蝇营狗苟之所，加之战后雅典城曾流行瘟疫，及时行乐就成为雅典公民的一种时尚。
无论雅典对斯巴达的战争是否正义，公民这种道德蜕变给雅典带来了永久的伤害。随着公民这种城邦荣誉感的消失，战争决策规则很快也被破坏，公民之间的妥协、退让能力逐步弱化，战争决策机构往往蜕变为各级公民争吵的场所。在西西里决战之前，雅典当局居然诏令最高统帅回城受审，直接导致主将临阵叛逃，最终输掉了西西里战争。
雇佣军没能抵挡住斯巴达巨盾方阵，雅典也由于内部分裂损失了海军主力，最终丧失称霸希腊的实力。尽管战争后期，执政官已经意识到战争和海事活动导致公民道德沦丧，开始试图以怀柔政策团结盟邦和公民。然而，社会道德沉沦会遵从一种不可逆的棘轮效应，建立一种美德和良好的公民道德需要几代甚至十几代人努力。一旦毁灭，又如何能在数年、数十年内重建？
50年后，失去了光荣与梦想的古希腊文明被罗马铁骑征服，之后，西欧便进入了一个铁血时代……
罗马的债务奴隶
罗马公民服兵役，并非有先进的社会责任意识，战争是古罗马公民最主要的财富来源，只有战士才能发财。因为，罗马人发家致富的途径比较特殊——抢劫。在战士的脑子里，战争就是发财。
据说公元前509年，罗马人废除了氏族首领制度（即“王”，所谓“王政”），奠基共和。由此，古罗马和雅典一样，在神坛上被很多人顶礼膜拜，成为共和民主的祖先。
这种想法是相当无聊的。
如果把罗马民主共和制搬到美国，会被人骂死的：既没有人人平等，更不会天赋人权，甚至大多数人都不是公民，而是奴隶。把“雅典—罗马”说成西方当代民主的祖先，颇类似于阿Q老兄大言不惭“老子祖上曾经阔过”。
公元前509年确实是罗马共和国的开端，其实这一年也仅是推翻了罗马原始氏族统治。之后，这座从七个山丘家底发展起来的城邦实在太小，贵族没有绝对优势，于是也就建立了一种凡事商量着来的体制。
与雅典公民类似，古罗马共和国也按财产将公民划为5个等级，不是每个公民都有相同的权力，财产多的公民权力大。还有一条，财产多的公民义务也重。比如兵役，随着公民等级下降，服兵役的人数也逐渐减少。
罗马公民服兵役，并非有先进的社会责任意识，战争是古罗马公民最主要的财富来源，只有战士才能发财。因为，罗马人发家致富的途径比较特殊——抢劫。在战士的脑子里，战争就是发财。
没仗打，没财发，这也是一种相对公平的权责体制。
有人说：富人可以雇佣穷人去拼命，抢回来的财富和奴隶属于富人，好不容易有这么多钱，应该先享受，打仗搞不好可是要出人命的。
在赤裸裸的抢劫中，最稀缺的资源是暴力，如同今天你很缺钱一样。谁拥有暴力，谁就可以占有财富。
所以，雇人抢劫是绝对不行的，能抢来，就不会给你！
怎么样才能拥有暴力呢？
很简单，你得先有钱。
古罗马战士需要自带装备。出身于平民的农夫叫做“枪兵”，类似于“帝国时代”里的“长戟兵”，就是拿着一根标枪，还是变卖家当才换来的；贵族战士叫做“殿兵”，武器是重标枪、大盾和高卢长剑。
这些东西，没钱你是绝对弄不来的。
没钱，就只能当枪兵。
枪兵的职责，是在第一线当靶子，扰乱敌人队形，被杀；殿兵的职责，是躲在枪兵后面击溃敌人，杀完人再抢劫。
枪兵没有战功，意味着没抢到钱、土地和奴隶，只好回家继续种地。很多平民背负着发财的梦想走向战场，回来的时候却背了一屁股债。罗马债主显然不够厚道，完全没有意识到平民战士除了没发财外，最起码给罗马军队捧了人场，他们将债务平民，当然也是战士变卖为奴隶，甚至卖到外邦（这个场景在雅典“六一农”中依稀曾见）。
平民很愤怒，比愤怒更骇人的是这些平民都是真刀真枪在战场上拼过命的，结果是很多平民选择了与债主同归于尽。
这很不利于社会稳定，可以断定。
公元前494年，当时古罗马的头——执政官叫做塞维利乌斯，他颁布了一个法令：禁止债主扣押平民战士为奴隶，也不准占有他们的土地。虽然塞维利乌斯没有废除平民战士债务，但这个命令真执行下来，估计没什么人会还债了。大家心知肚明，历任执政官对此都不是很认真，不过，起码在名义上没有人敢不承认这个法令，也算是给平民战士一个精神鼓励奖。
公元前4世纪中期，罗马共和国开始与迦太基死磕，但就在战时，罗马新任执政官克劳狄乌斯居然公开拒绝执行这个法令。公民战士愤怒了——我拼命来打仗，你却在背后黑人，名义上的东西你都不想认账。
不干了，大家集体辞职，准备离开罗马。
后果很严重，迦太基人的马队就在罗马城边上，没有枪兵扰乱敌人，殿兵也不可能单独作战。
面对威胁，古罗马贵族向平民低头。本来，生存才是最大的法律，也是更大的社会契约。元老院终于公布了一项法律：“除犯有罪行等待交付罚款者外，不得拘留任何人或施以镣铐枷锁；债务人应以物品而不是以人作为借款之抵押品”。
公元前451年，保民官创立了《十二表法》，规定不得以债务为由将士兵沦为奴隶。
我们说过，罗马执政官很忙，天天在外面抢劫，显然没有工夫听贵族聒噪。《十二表法》给了执政官启迪，有什么事情，就按法律办，世界法律的鼻祖——罗马法诞生了。
这是一种内聚传统，在罗马此后的领土扩张中，统治者必须按照法律统治各行省，就如同古罗马铁骑军规。
无论从哪个角度，罗马法律对后世金融体制形成都是至关重要的，今天，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法律都属于罗马法系。没有罗马法系，就没有欧洲后世的经济繁荣，更不会出现银行、股票、有限责任等一系列决定性事件。
因为，罗马法确定了两个经济进程中最关键的概念：“财产私有”和“权责对等”，这两个概念是当代金融的灵魂。此时，罗马处于奴隶社会，所谓私有财产、自由权也就是针对个把奴隶主，至于奴隶，他们本身就是财产，如何会有财产权？
古代人类有很多法律，不是每一个法律都能流传至今。罗马法得以流传，绝不是因为条款合理，这些法律都是相当的野蛮，大部分是原始社会流传下来的习惯，如债权人可以瓜分债务人躯体和土地（平民战士除外）。而是因为自罗马法起，法律才有了独立精神：法律必须有一个公平的程序，不经审判，不得定人罪责；要获得某种特定的结果，便必须有某种特定的行为，一经法庭确认，就是必须执行的法定权责。
所以，法律才如此神圣！
手中有钱，心中无剑
与希腊文明相比，罗马还很落后。一个长期以耕战为底蕴的民族，骤然接触到开化文明（看到优雅的戏剧，使用精美的陶器，畅饮甘醇的美酒……），就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
文明与钱，如同中国武侠小说里的“招式”与“内功”，罗马共和国只是也只能是“心中无剑，手中有钱”……
抢劫，是一份很有前途和钱途的职业。
一个人，抢劫一次并不难，难的是抢劫一辈子。
一个民族，以抢劫为生也不少见，少见的是数百年如一日，一个庞大的国家代代以抢劫为经济支柱。
古罗马，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实在怨不得古罗马人，因为南欧临海。临海的结果，就是土地都是盐碱滩，压根就种不出什么粮食来，根本不是欧洲历史里吹嘘的“自然环境优越”。
以前，这个问题雅典人也遇到过，雅典人的方式是做贸易。现在，罗马人的方式是抢劫：被征服地区的居民被直接划为奴隶，财产理所当然归抢劫者所有。
共和国后期，罗马铁骑已经征服了意大利、西西里、西班牙、叙利亚、马其顿和古希腊绝大部分地区，成为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帝国。罗马共和国，就是这样一个在共和旗号下以抢劫为生的国家。
究竟是什么在支撑一代又一代罗马公民对战争乐此不疲呢？
钱？
答：不是。
在罗马共和国，包括执政官和元老在内的所有公民都要耕种土地，这对罗马公民来说是一种荣誉，奴隶的职业才是工商贸易。
这样俭朴的生活根本不需要钱，也不能享乐。
罗马人的荣誉就是以生命换取战争胜利，因为，国家也把自己猎取的财富和生命给予了他们。在战争失利的情况下，执政官也可以挥舞长枪冲入战阵，酣战至死（“我将自己和敌人共同奉献给神吧。”——执政官德西乌斯）。
因为，罗马人自信，自己是狼的后代。
“使自己成为一名第一阵列的战士、最勇敢的将军，享有最大的荣誉，拥有最高的聪明才智，以高尚的手段获取巨大的财富，留下大量的后代，并成为国家中最著名的人物。”
无论对平民还是贵族，都是这个梦想支撑他们在战场上视死如归，对他们而言，生命就是战争！
战争给罗马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公元前209年罗马攻陷塔林敦时，约有3万居民沦为奴隶；公元前177年罗马征服了撒丁尼亚，约8万人沦为奴隶……公元前2世纪，罗马国库每年收入的3/4来自于战争赔款，另外1/4则来自行省税收。
总之，罗马公民除了抢劫，什么都不干。
然而，这个不喜欢货币的民族，却在财富中悄然改变。在财富冲击下，以抢劫为生的民族注定不可能长久。
这一切，都要拜希腊文明所赐。
与希腊文明相比，罗马还很落后。一个长期以耕战为底蕴的民族，骤然接触到开化文明（看到优雅的戏剧，使用精美的陶器，畅饮甘醇的美酒……），就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
文明与钱，如同中国武侠小说里的“招式”与“内功”，罗马共和国只是也只能是“心中无剑，手中有钱”……
开好车，就一定是好人吗？
一个强盗尽管有了点缀着宝石的马车，陪伴着艳光逼人的妇人，可他却完全不懂文明真谛。他们看到的只是雅典人的享受，至于如何去创造，是不会关心的，反正用完之后可以再去抢。
心中无剑，手中有钱，还能抢吗？
艰苦勤忍的罗马公民当然可以为荣誉放弃自己的生命，惯看骄奢淫逸的酒色之徒却无法放弃奢华。
抢劫为罗马带来了财富，这是一个巨额财富增量。然而很遗憾，这种财富不是平均摊派给每一个罗马公民的，执政官、将军、贵族、行省总督，他们获得了绝大部分财富，底层公民士兵得到的只能是微乎其微。
这些强盗并不懂得如何使用金银，甚至没有用这些财富富国强兵。
自古至今，货币乱飞而又不事稼穑的时代，保持财富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投资房产或放高利贷，后者有赖于前者。地产价格飙升的结果其实只有一个，吸引更多金银投入到这个行当中来，由此，罗马共和国本土和行省经济同时开始萎缩。
很简单，钱都被贵族弄去炒房了，就不能武装士兵，还恶化了广大罗马人民的生活水平。尽管罗马城在共和后期迅速繁荣，尽管此时罗马史记载了大量富豪出现，但我分明看到史籍中罗马自由民流离失所，甚至与奴隶竞争工作，最终沦为奴隶。
繁华，终结的不仅仅是罗马铁骑的战力，还有全体公民的道德。
战火中的强者很快学会了如何在内耗中利用权势，到现在我也没数清楚到底公元前200年到凯撒执政（罗马帝国开端），罗马共和国到底发生了多少次内战。
我们无法想象，一个社会，财富的主要占有者根本无视社会规则甚至法律，却能保证底层人民谨守原有的俭朴和忠诚。道德堕落必然是从社会上层开始的，没有他们丧心病狂，底层不可能也不敢沦落。
这种堕落绝非匀速运动，当底层公民看到或者感觉到贵族（精英）在奢靡、在颓废，整个社会就会以一种加速度堕入这个轮回，而且更可怕。
因为，所有社会的规则都已经改变。
任何一个时代的思想，都是统治者的思想。
——卡尔·马克思
随着自己土地的丧失，底层公民开始堕落为无业游民、低级妓女和小混混，他们不事稼穑，漂泊不定，明天甚至下一顿饭都不知道在哪里吃，对社会的绝望使他们丧失了一切劳动积极性，成为社会的毒瘤。马克思估计，这批人至少占罗马城总人口的20％，他赋予了这批人一个颇为不雅的称号——“惰民”。
罗马公民就这样抛弃了自己的光荣，一个民族的道德开始沦丧。
贵族享乐的方式是慵懒地洗浴、放纵地饮酒、毫无节制地淫乐。在酒席宴上，为了能更多地享用丰盛的食品，罗马人甚至要把自己吃进去的东西呕吐出来，甚至有人专门制造了呕吐用药……
古罗马共和国，几乎有着一种梦幻般的古代公民制度，执政官执掌行政，元老院分管司法，公民大会决定立法，这是一种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混合，即使是这种政体，也不能阻挡罗马在堕落的路径上越陷越深。所谓共和，不过是一堆死文字，一堆条条框框，只有公民道德适应这些文字的时候，共和才有光华。
当民族丧失了光荣与尊严的时候，所有人都开始按照利益来选择政治：执政官不再将荣誉授予有德行的人，而是授予谄媚的人；谁答应给我面包，我就选谁；谁安排更多的演出和竞技，我就选谁。
荣誉，与我何干？
骄奢淫逸的背后，是充满了戾气的社会，似乎每个人心里都充满了对社会的仇恨，最令人兴奋的事情甚至不是自己财富的增加，而是看到别人甚至国家破败。当罗马共和国军队在西西里奴隶起义中受挫，罗马史籍给出的记载居然是“普通人不但不对此表示同情，而且还很高兴”。
罗马共和国——一个真正用铁和血铸造的国度，曾经有着气势磅礴的铁蹄，在征服欧洲之后，他们却抛弃了奥林匹斯诸神的简洁明快，而只留下无耻和庸俗。当贵族将掠夺当做习惯时，内部调和手段也不可能再起作用。共和国晚期，为调和底层公民和贵族之间的财产差异，保民官格拉古曾经提出过一个相当温和的改革方案，试图让土地所有者以不再涨价的方式出售一部分土地，结果是这位保民官在元老院被元老们活活打死。
尼禄的诡计
很多人，比如孟德斯鸠、但丁等赞美古罗马共和国，认为罗马帝国玷污了共和的灵魂，共和VS帝制，共和就一定胜出吗？
道德沦丧至此，没有革命性的变革，就会有比变革更混乱的革命。
公元前2～1世纪，罗马共和国贵族之间开始了无休止的内战，若干强悍的人干掉了若干不太强悍的人。
这些人是谁？干了什么事情？这些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之中没有正义，有的只是无尽的贪婪和欲望。
纷争止于强者。
公元前45年，凯撒自封终身执政官，元老院、公民大会都成了摆设，罗马共和国已经名存实亡。
很多人，比如孟德斯鸠、但丁等赞美古罗马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