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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也果然如此。和计：多还没有等到谢幕就匆匆退场的王子一样，这位叫海子的青年诗人也死于非命。 1989年3月26日，他留下近二百万字的诗稿，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时年25岁。这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短命王子了。一个没有成为王的王子。更遗憾的是，在此之前，几乎无人承认他王子的身分。
且看海子是如何评价饱含了天才辛酸的王子的：“这些人像是我们的血肉兄弟，甚至就是我的血。”也计，天才是一个集体，是可以在不同时空出现的孪生兄弟——是一种贵族的血统。海子写过一篇《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把这位神智混乱的德国诗人奉为在神圣的黑夜中走遍大地的神的儿子：“一个半神在河上漫游，唱歌，漂泊，一个神子在唱歌，像人间的儿童，赤子……”可见王子必须首先是自然的赤子，有一颗永远的童心。所以王子会死，但不会老；会疯狂，但不会世侩或阴险；会断裂，但不会屈膝……还有很多很多出众的优点和致命的缺陷。在这篇文章里海子还把画家梵高列为与荷尔德林遥相呼应的同一类诗人，梵高在其眼中也是一个额外的王子，一个以血为颜料、以死亡写诗的异族王子。他还曾在另一首诗里亲切地称梵高为“我的瘦哥哥”。以《醉舟》而一举成名的法国诗人韩波，同样是海子心目中一个悲怆的王子，他特意写过一首《献给韩波：诗歌的烈士》，称韩波为“我的生理之正，我远嫁他方的姐妹早夭之子，语言的水兽和姑娘们的秘密情郎”。从涛的标题可以看出，海子不仅有王子情结，还有烈士情结。他认为在平庸的生与壮烈的死之间，王子肯定选择后者。他果然这么做了。他授予韩波的勋号也可用来形容自身——至少，带有自勉的意味。海子继承着古老的王子们的遗产，而且从这一系列先躯身上映照出自己的思想。他在以诗歌的方式寻亲或探亲。他欣慰于自己不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孤儿。
除了但丁、莎士比亚、歌德这三位并驾齐驱的王之外，海子还很推崇荷马，把荷马的行动力和质朴未凿比喻为诗歌的黎明。只是，他并未让荷马列席于工座，因为这是一个无法归纳的巨人——接近神的境界，已构成伟大诗歌的宇宙性背景。在海子死了之后，我还可以继续他的联想——代替他呼吸：在那三位父性的王之上，是作为始祖的荷马——相当于太上皇了。荷马是史前的王，同时也可以说是退役的王——他掌握着最遥远的皇权。荷马，无冕之王，众王之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荷马开创了史诗的传统，纪念碑的风范，神殿的框架，《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为《神曲》、《浮士德》，乃至莎士比亚诗剧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有人说海子按照自己的涛学理解，勾画了一幅全景式的诗歌家族谱系一一而这谱系的排列也许比诗歌历史本身更为复杂，或者说更需要洞察力。我受到了海子的启发，但并不感到满足。我觉得这幅海子版诗歌家族谱系又是不完整的，带着单亲家庭和父系氏族的倾向。当然，海子也说过，在那三位挣脱了—上帝的亚当型父王之外，也存在着挣脱了亚当的夏娃：——正是这浪漫主义的母亲，哺育了一批永葆童贞的王子型诗人。但在他的论述中，这个夏娃的面目是模糊的，就像缪斯的面目也是模糊的。夏娃缺席，或者说，没有具体的女神。有王和王子，却没有王后，没有王妃和公主。打必要加以补充。哪怕是以一种不完整来弥补另一种不完整。
假如说荷马是诗歌的太上皇，皇太后则必属萨福无疑了。萨福同样是古希腊的一个巨大的幻象，一个写诗的海伦。她被柏拉图称为九位缪斯之外的第十位缪斯。可惜她流传下来的乳汁有限，无法提供直接的营养。她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使缪斯那女神的形象更为人性化了。她是一个母性的象征。
白朗宁夫人也许只是一位小小的王妃，但她咏叹爱情的十四行诗多多少少回应着萨福那竖琴的绝唱。温香软玉，导致她无法真正地介入诗歌政治之中。更多的时候她仪仅作为书斋的装饰品而存在。—个诗坛的花瓶。
真正的；正后是谁呢？是如下几位：狄金森、四尔维亚·普拉斯、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她们并不仅仅是正的配偶，她们简直称得上是诗歌的女王。这是一座彻底摆脱了寄生性的自足的后宫。即使在王的尊严与王子的清高面前，热烈如火的她们也毫不逊色。她们赢得了诗歌的女权。
狄金森是十九世纪的修女，她借助神的指点在晦暗的闺房里完成了自己的炼金术，蜜蜂的刺构成其诗歌的骨头。普拉斯呢，她是一个女性的荷尔德林，生活在忧郁、绝望乃至疯狂之中，造成了黑夜与白昼的分裂；而且她像一些崇尚烈土之风的诗歌王子一样孤注一掷，以自杀的形式早退。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更像是俄罗斯的一对姐妹花——虽然她们拥有色彩相异的花瓣与梦境。有月亮之称、与作为太阳的普希金相抗衡的阿赫玛托娃，很早就幸运地登上了王后的宝座——而她的后半生又因世事变幻成为一尊受难的女神，她的光环与泪水都是白银打制的。至于茨维塔耶娃，则是一团呼啸的乌云，以侵略者的姿态占有着审美的天空；这位承担着圣殿祭司的神职的女巫，自缢于倾颓的后宫……人类诗歌的四王后哟，体会到了另一半世界的苦难与焦虑，却又保持着精神上的清洁与尊贵。她们是女王，是女王子——她们的爆发力与耐力不亚于那些强壮的王、冲动的王子。我该以什么献祭这比肩而立的四王后呢？还是以忽略了她们的存在的海子的诗吧。我以这种方式代替海子作出补偿。
海子有一首诗叫《四姐妹》，是怀念自己一生中爱过的四个女孩的——可借用过来，形容远方的这四位女诗人：“荒凉的山冈上站着四姐妹／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所有的日子都为她们破碎。”海子尤其还强调了“这糊涂的四姐妹啊／比命运女神还多一个”。假如说这四位女诗人也是糊涂的，那只是因为她们不约而同地向诗歌的王挑战了——由此便展开了悲剧的命运，由此便比所有女性承受了更多的苦难，承受了额外的压力。她们一点都不知道逃避，反而以血肉之躯迎上去……这勇敢的四王后哟，比命运女神还多一个／比王还多一个……
在海子出具的王子名单里，没有被点明的，或者说被省略号概括的，似乎还应有济慈、拜伦、莱蒙托夫、波德莱尔、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直至金斯堡———位嚎叫的混血儿王子。
诗歌的李尔王，诗歌的埃及艳后，诗歌的哈姆雷特王子，共同构筑起舞台一样的星空。而这张时间的地图可以一直上溯到荷马，上溯到萨福。
这就是不可一世的诗歌家族。这就是流浪的诗人们的祖国。
卡夫卡的病
卡夫卡的肺叶，有虫蛀过的痕迹。所以他不得不大声咳嗽，连稿纸上都溅有血迹。我看见的是一棵生病的树，首先从叶子开始腐烂的。即使它有再完好的根须、再坚挺的枝条，也无济无事，只不过延长其痛苦的过程。卡夫卡的小说，也笼罩在慢性病的阴影里
1917年8月初，卡夫卡第一次吐血，他自己曾加以描述：“我突然在民办游泳学校吐出了一些红色的东西，这真是又奇怪，又有趣，不是吗？我看了一会儿，就马上把它忘掉了。后来吐血的事经常发生，甚至发展到只要我想吐，就可以吐出红色的东西来，好像完全随心所欲了。这事不再有趣，反而使人感到无聊了，我也就随之把这事又忘了。”不久以后，他的左右肺部出现大咯血，在床前吐了一摊，吓得前来打扫卫生的女仆惊呼：“先生，你会活不了多久的。”而卡夫卡本人则无动于衷，似乎并不很在意能活多久。他已经习惯于精神的痛苦了，与之相比，肉体的痛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卡夫卡的肺，出了问题。卡夫卡的身体，出了问题。而表现在他的作品中，为后人所目睹的，则是：整个社会，出了问题。卡夫卡时代的文学或作家，都无法剔除病的影子。譬如薄伽丘的《十日谈》，描写了中世纪的大瘟疫，而书中讲故事的三男七女，刚刚逃离佛罗伦萨——那可怕的被死神掌握的城市……折磨着卡夫卡的则是肺结核。在卡夫卡的时代，肺结核尚是不治之症，患者等于被判了死刑，只不过缓期执行。卡夫卡得知自己的病情后，并没有多少畏惧，仿佛发现了一条通向死神的捷径：“只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除了死以外，没有什么我可完全信赖的东西。”他甚至认为这是一场胜利，“一场差不多可以忍受的流血的胜利，在我个人的世界史上留下了一点拿破仑式的东西。”但后来又不得不承认，“用这种方式我会失败。事实上，好像泄了气的皮球。”肺病快成了作家的“职业病”。与卡夫卡生卒时间较接近的，肺部有毛病的还有契诃夫、鲁迅等人。难怪有个叫庞培的中国人要说：“我只知道诗人更多地死于肺——他一定也是从肺开始的……他们的呼吸都不好，都不畅顺。这广大的世界对于他们只有郁闷的人群和一点点近乎窒息的生的乐趣。可见诗歌对于肺部的要求分外严厉，或者说诗人的命运里面有那么一点冷酷的肺的成分。”
在卡夫卡之后，还有一些作家描写过各种各样的疾病，譬如加缪的《鼠疫》，马尔克斯的《霍乱时代的爱情》，可见作家对人类的疾病格外的敏感。
和那些具有医生眼光的作家不同，卡夫卡自己就是个病人。这给了我如下的印象：最好的文学作品，要么是医生写的，譬如契诃夫、鲁迅等都曾学医，要么是病人写的。只有神才不生病，而不生病的神是不会写诗的。对痛苦的理解与感受，一定程度上构成文学的命脉。
卡夫卡假如有一个健康饱满的肺，像顺风的船帆那样，恐十白就写不出那一系列阴郁得简直令人窒息的小说了。那将是另一种损失。残缺的肺叶，是卡夫卡创作的根。它甚至还左右着他的呼吸。
即使卡夫卡真的有一健康的饱满的肺，他身体的其他部位，也会出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他仍然会为这样或那样的痛苦所折磨。否则，他就不是卡夫卡了。我实在想像不出，一个茁壮成长的卡夫卡，会是什么模样。
卡夫卡的魅力，正在于他的病态，男人中也会有林黛玉一类的人物。只不过卡夫卡不是把血咳在喷香水的手绢上，而是咳在苍白的稿纸上。卡夫卡小说的魅力，正在于他小说中的病态。那是伤口——他曾说伤口是小说中孩子的全部家当——是疼痛，是呻吟，是命中注定的罪与罚。现实在他眼中，是血淋淋的。
卡夫卡的小说刚出现的时候，是不被人理解的，也不被这个世界所接纳。如同一个无法被认可的病句。卡夫卡本身，就是一个惊世骇俗的病句，一个闪现在文学史里的病句。读多了平庸的作品之后，病句反而让你看见了另一种美：反常规的美，反传统的美。必须承认，某种情况下，无意识的病句反而比刻意营造的华丽词藻更健康，更富有生机。
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磨难，使卡夫卡消极。可转化在作品中，消极却是一种力量。“私下里我根本没有把这种病看作肺结核，而是把它看作是全面崩溃。我相信，战斗还在继续进行，现在停了——血不是从肺里流出来的，而是从一位战士捅的关键一刀的伤口里流出来的。”他把疾病视作对手了。哦，那身体里的刺客！
如果要以一种色彩来比拟卡夫卡，我只能选择灰色。灰色的天空，灰色的城市，灰色的卡夫卡。实在想不到呀，在卡夫卡身上，灰色反而比其他色彩更为灿烂、更为耀眼。灰色的面孔，灰色的肺叶，灰色的人生观。卡夫卡做的所有梦，都是在徒劳地填补内心的一块空白。这只能增强它的饥饿与贪婪。这块空白，是卡夫卡身体里的死角——怎么够，也够不着，或者说缺口。
花瓶自诞生之日起就梦见了最后的破碎，那仿佛是更具真实感的情景。所以，它下意识地保持着等待的姿势，即使在拥抱鲜花的时候也心事重重……卡夫卡不也正是如此吗？一只悲观主义的花瓶。并非瓶中的鲜花生病了，而是花瓶本身生病了。卡大卡的心灵比他的肺叶，更早地布满许多看不见的裂痕。卡夫卡的每一天，都生活在末日之中。
卡夹卡不是用灵巧的手写作，也不是用狂跳的心写作，而是用哮喘的肺写作。那是像纸张一样单薄的肺。那是致命的咳嗽。稍一使劲，简直就会把游离的灵魂给咳出来：“在一个早上的睡眠中我整小时地咳嗽，最好是从生活中游出来，由于距离似乎很短，所以好像对我来说很容易。”他赤裸裸的灵魂是不长鳞片的鱼，凭空从水族馆的玻璃橱窗里游山来，从我们眼前掠过，想捉也捉不住……
这么看来，卡夫卡病得很重了，可他的情人米伦娜说得好：“人们归咎于弗朗茨不正常的，恰好是他的优点。和他来往的—些女人都是平常的女子，只知道要像女人那样生活。我倒以为，我们大家，全世界所有人都有病，而惟独他是健康的，他的理解正确，感觉是对的和惟一完美无缺的人……他对世界的了解要超过世界上所有人一万倍……在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人具有他那样惊人的力量。这是要达到完美、纯洁、真实所不可辩驳的绝对必要的力量。”—卡夫卡的病情，并不影响他成为——个完美的人。相反，却有助：厂他在大段大段的空闲时光中展开对痛苦与宿命的思考。或者说，使卡夫比其他庸常的小说家更为“形而上”了。
卡夫卡的心病，比他的肺病史严重，也更隐蔽。卡夫卡的心病，足山怕与爱所引起。他创作的意义，在于把一个人的怕与爱上升到整个人类的怕与爱。或者说，整个人类通过卡夫卡的怕与爱，而意识到自己的敏感与脆弱。
“几乎像一个动物在表演……昨天晚上才开始对办公室感到害怕，竟然害怕得我想躲到桌子底下去。”这是卡夫卡致友人书信中的只言片语。他还经常在日记或小说中倾诉类似的恐惧。卡夫卡究竟怕什么呢？他怕的东西太多了。他从小就像怕上帝一样怕自己威严的父亲，这是出了名的。他怕婚姻，也是出了名的——多次解除婚约，并且终身未娶。除此之外，他还有许多莫名其妙的恐惧，如同一只自卑的小动物随时提防着其实并不存在的天敌。卡夫卡的一生，都在自己所营造的；恐怖气氛中苟延残喘，疲于奔命。这在小说《地洞》里表现得尤其形象化：“我”是因为先天性的怕，才殚精竭虑地挖掘小复杂的洞穴，并依靠这几乎无限的劳动获取几分安全感……卡夫卡甚至还害怕写作：“我实在太累了，我没有精力去实行那些计划。也许，我会伸出手指，渐渐向上攀登，最后爬到树干的顶端……这不仅是偷懒，这也是我的恐惧，我害怕写作，写作是一项可怕的劳动，但不进行这项劳动又将是我的最大不幸。”
凡此种种，我并不认为卡夫卡本人真是个胆小鬼。他的生命是与怕相伴随的，而这种怕，其实又是与爱相伴随的。甚至可以说，他的怕就是他的爱，抑或他的爱就是他的怕。他在矛盾中统一，又在统一中分裂：“如果我过一段时间死了，或者丧失了生活能力……那我会说，是我自己撕碎了自己……这个世界——费丽丝是它的代表——和我在不停地冲突，这个冲突是避免不了的，它撕碎了我的身躯。”他日记中提及的费丽丝，曾与他几次正式订婚，可两人最终还是因争吵而分手了。卡夫卡一生中曾爱过数位女性，可结局大抵都是相同的。这似乎在证明，他虽然热爱这个世界，但他与这个世界在本质上是格格不入的。因而他的爱永远是一种徒劳，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他对这个世界的怕，使之最终演变为心灵的一种不治之症。
卡夫卡生病了，可谁能治好他呢？
这个世界生病了，可谁能治好这个世界？
卡夫卡的时代，其实也是有畅销书作家的。
可卡夫卡偏偏选择了寂寞。他所描绘的饥饿的艺术家，多多少少有几分自画像的色彩。当人们对饥饿的艺术不再感兴趣，饥饿艺术家仍要把这种自虐的表演继续下去，哪怕自己是惟一的观众，惟一的证人。是的，他不是在挨饿，他是在劳动。他的挨饿就是他的劳动，这绝对是一种纯粹的劳动：连食物都不需要，还在乎其他回报吗？
无法想象卡夫卡会跟出版商签订合同，讨价还价。他活着时，所有的版权，都由一只上锁的抽屉代理了。他写作的动力绝不是名或者利。那么是什么呢？是什么驱使他不懈地把内心的感受表达在纸上，而又拒绝向世人公开？
我只能这样解释：是疼痛，是忧郁，是自闭，使卡夫卡远离世俗，而又无限地接近文学的本质；写作是他的镇痛剂，是他自我治疗的药方，也是他最后的宣泄渠道。他在想象中选择了饥饿的艺术，等于以毒攻毒。我一直认为，越是发挥到极致的艺术，越是有毒的——正如越漂亮的花，也如此，譬如罂粟。好在艺术施加给灵魂的折磨，恰恰可以抵消或麻醉肉体正在承受的病痛。相反，那些所谓的畅销书作家，却只能写些无关痛痒的文字。他们跟卡夫卡绝不是同一类人。他们所表演的，并非自我牺牲的饥饿艺术，而是另一种艺术——吃饱了撑的艺术—√殴如吃饱了撑的也能算艺术的话。
有些艺术家肥得流油，譬如大仲马，甚至还包括巴尔扎克。他们简直有自己的生活流水线，可他们说到底不过是艺术的加工厂而已。卡夫卡属于另类：他瘦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