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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州的佛教管理制度已经大致清晰，以僧录司管佛事，统领附近几州所有寺院。小寺能合并的则合并，不能合并的挂名于系账寺院名下，主事僧名籍在系账寺院，名义上是大寺的派出机构。民间所有佛社取消，在各寺院立功德簿，信众由佛社转到功德簿。
商量了半天，徐平直起腰，伸展了一下筋骨，道：“现在州境制度已立，只是如何由朝廷统管，还要再议。此事倒也不急，可以慢慢摸索。”
章得象道：“如今由各州管辖，也无大碍。佛事非天下急务，似不必朝廷来管。”
徐平摇了摇头：“现在制度初立，自然千好万好，时日一长，便有弊端出来。如各寺尽量用十方住持之制，住持换人，各寺公推之后，州府来定人选。日子久了，寺院住持必然被州衙把持。再年深日久，州里主官于政事不熟，这权柄就移到了下面吏员手里。吏员要贪利，所举人选必然不能服众僧之心，十方住持之制也就维持不下去了。”
章得象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对于这些事情，章得象总觉得徐平过于杞人忧天。每立一项制度，必然要提出将来会有什么害处，写明后人时间到了，当改则改。制度立下，只要禀公而行，哪里会有这样那样的弊端出来。制度难以维持，大多都是所选非人。
徐平可不这么认为，制度难维持，既有人选不合适的原因，也有制度本身对制度执行者改造的原因。只要是集体，最初大多会立下一些简单的制度，来约束众人行为，维护集体利益。在制度执行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最初想不到的状况，制度不断被完善。随着制度完善，最终有一天会变得与初立时的初衷背道而驰，不改整个集体的性质都变了。
人在改造制度，制度也在改造人，最终会形成一个与最初愿望面目全非的局面。常讲不忘初心，实际上随着人和制度不断相互改造，不忘初心也没用，本着初心在改变了的集体中难以生存。要想政本初心，则制度就必然要不断变化，甚至不断来回摇摆。怎么不断地修正制度，又建立起政权的信用，是要执政技巧的。闷头维持制度不变，来获得天下百姓的信任，最终是连政权集体的信用一起失去。
人力有穷尽，徐平也管不了一百年会什么样子，他只能尽自己的努力，把每项制度的优点缺点一起列出来。为什么这个时候立这项制度，采用这种政策，要解决什么问题，会制造什么新问题，写出来供后人参考。解决了实际问题是功，立下制度不是德。不许别人改自己的制度，强求功德，大多会被后人嫌弃。
见章得象不理解，徐平道：“若以州郡为块，朝廷不以条提之，则为封建，权柄尽在地方。封建之害，前人论之甚详。一地封建，此一地终不为朝廷所有。一事封建，此一事终将为朝廷力不能及。此为政经纬，缺一不可。”
建立从上到下的条，才能打破地方的块，条块结合，才能稳固统治。现在除了三个僧录司，地方佛事都由州县主官统管。没有来自上方的支持，地方的佛寺无法跟州县官府对抗，慢慢就会失去活力。这是后面要做的事，现在倒也不急。
晏殊从一边走过来，道：“昭文相公所言，莫非即是权柄？朝廷无抓手，则对地方事务难以下手。单靠管地方官是管不住的，如一地知州其余事都做得好，就在佛事上面与朝廷相违，这人换是不换？换了民不乐，不换政难行。”
徐平笑道：“史馆相公说的是，这一个‘柄’字用得极是妙！朝廷治天下，必有其柄在手，不然遇事无处下手。不只是佛事，其余各政事同理，当有国柄在朝廷之手！”
徐平一直强调条块结合，实际上主要针对地方和朝廷。晏殊用这一“柄”字，范围就扩大到所有的政事中了。朝廷要理政，手里必然要有一个把手，用以操控天下。什么政事没了这个把手，则就容易脱出朝廷掌控，看着乱子出来却无能为力。
章得象为人谨慎，话不多，在政事上用心也不够。对徐平和晏殊讲的这些，他没有多少兴趣，聊了几句就岔开话题。
立了西平王，设了僧录司，西北最要害的瓜沙两州便就稳定下来。那里多是汉人，有胡人也早已经汉化，只要在佛教上不出乱子，其他就一切顺利。
灭了党项之后，河西周边和西域已经没有大的势力。与沙州接壤的西州回鹘即是高昌回鹘，在太平兴国年间曾经积极向中原王朝靠拢，主动称自己为外甥师子王，即延续唐朝时与中原的甥舅关系。不过宋太宗北伐失败，影响到了西域各国的倾向，此后他们开始靠拢契丹。大中祥符年间，耶律化哥受命征讨叛乱的阻卜各部，攻击了遇到的高昌人。虽然契丹人归还了俘获，惩治了耶律化哥，与高昌回鹘的关系还是冷却下来。
随着宋军攻灭党项，击败契丹的消息在西域传播，他们对中原王朝明显变得热情。不只是西州回鹘，黄头回鹘和喀喇汗国也派了使节到肃州见韩琦，要遣使入贡。
宋朝在西域重建藩属国秩序阻碍不大，朝廷明确了大军不再西进，停止于肃州也让这些地方政权安心。瓜沙两州仅设都巡检司，而不驻大军，就是表明停止扩张的态度。
所谓贪多嚼不烂，从安史之乱后，中原王朝的藩篱尽皆失去，宋朝确实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扩张。现在只能集中力量，对付北边的契丹，把燕云之地收回来。
接下来西北的方略，就是集中力量发展新占的党项之地，把河西和河套地区的生产发展起来。有了这两个基地，才有向外扩张的本钱，不然仅仅大军粮草，就足以耗尽半个天下的积蓄。位于最西部的瓜沙两州，不驻大军，作为佛教中心，也作为通商贸易中心，从经济和文化上影响周边地区。首先争取周边势力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时机到了一切水到渠成。这个过程要多久？或许十年，或许数十年，没有人能够说得清。
第56章 国柄（）
出了政事堂，徐平回到了自己的官厅。随便处理一下公文，就该休务回家了。
在案几上随手一翻，却发现一封来自新任巩县知县王安石的书信。展开来看，原来是最近京西路工商业进行大手术，王安石有不同意见。
之前，迫于巨大的财政压力，各地的工商业基本都操控于官府之手。特别是像酒楼和邸店之类的服务业，稍微大一点的县以上城市，几乎全为官有。哪怕百姓自己开的店，只要官方觉得利润可观，都会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收归官有。
这些官有的酒楼和邸店，大部分让百姓指射，即承包出去，官方收取固定利润。大一些的店，赢利能力稍强，便由官府经营。这样做最大的害处，对经济的束缚不说，是官府为了保证利润，强行让境内的富户轮差衙前役，用家产作保经营酒楼和邸店。商业正常增长一切都好，一旦出现亏损，或者利润下降，便由轮差衙前补足差额。
这跟徐平前世的国有经济不一样，这些酒楼邸店被官方直接当作提款机，过分一点的地方不按前几年业绩，随意指定一年要上交的利润。达不到，便直接用经营的衙前人家的家产充账。在很多地方，直接变成了对境内富户额外收税。
宋朝天量的财赋收入，除了禁榷专营，还有一大部分就是这样来的。
这样的后果，便是造成了官府插手不多的商业的畸形繁荣，服务业的破败。除了采取特殊政策的几个京府，大部分的州县，城内服务业不发达。甚至于出现，城外偏远地方的酒楼邸店，由于不在官方掌控之下，比城内还繁荣的怪事。
在京西路试行的工商业改革，徐平借鉴前世经验，采取了抓大放小的政策。除了四京之外，地方上那些由百姓指射经营的酒楼邸店，一律卖出去，官方收税。
一般原则，县一级保留一处官方经营的酒楼，和一处官方经营的邸店。州一级则按等级，保留二到五处。超出数字的，把小的卖掉扩建大的，形成规模化的经营。官方所有的这些商业，不再使用衙前，而是雇专人经营管理，制定奖惩制度。
宋朝现在问题是，在城镇是官有经济占的比重过大，官府对利润的搜刮过甚，让工商业发展不起来。通过向民间让渡小型工商业，来刺激经济的活力。
与向民间开放工业和服务业相对应，通过三司铺子和各种民间会社经济，把畸形繁荣的商业的主导权，从一些大商户的手中夺过来。他们借助官方力量实行行会垄断，在获得超额利润的同时，打击压制了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出乎徐平意外，王安石表达的不同意见，竟然是觉得对民间放权让利不够。他以巩县为例，认为已经有了驿馆，官方的人员往来住处和酒食供应有保障，再保留官营的酒楼和邸店各一处没有必要。如果把这个市场完全放给民间，百姓得利更大。
徐平把这封书信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实在不相信这是王安石提出来的意见。在印象中可不是这样，王安石变法是把民间的工商业全部收归官有，走得比自己更远。
中国历史与欧洲有着完全不同的轨迹，在宋朝和之前的朝代，经济中不管是农业还是工商业，官方都占有巨大份额。宋朝是一个顶峰，王安石变法直接把工业、商业和金融业几乎全部收归官有。同时在乡村推行保甲法，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
如果徐平要借鉴他前世新中国刚建国时的做法，在这个时代完全可以推行下去，王安石实际上已经做过了。那次变法的问题，是把经济权力收上来之后，没有用这些钱发展社会生产，而只是让国家掌握了经济命脉。庞大的改革，真正与发展有关的，只有农田水利法等了了几项措施。生产发展不了，改革必然被旧党反对，这种反对有社会基础。
如果徐平记得他前世整套的工业技术，完全可以提前几十年做王安石变法的事。农村分田之后实行保甲法，利用工农业剪刀差，最快的速度发展工业。到徐平年迈的时候，说不定就可以开始星辰大海了。出去殖民的收益，极大可能比不上集中精力发展中国本土的收益。那样的结果，就是在中国建了个地上神国，其他地方全是原料产地。把经济的大部分收归官有，在这个时代，并没有制度和思想上的阻力。
当文明大潮冲击全世界的时候，会让很多人产生错觉，以为全世界所有地方的发展进程都是一样的。蒙古人打下了亚欧大陆的绝大部分土地，当时很有可能，大多数人也认为他们那一套奴隶代理制能够千秋万代。实际上只有几百年，这一切便消失在历史长河里。
用封建社会指代一个历史时期，来分析历史，应该是大致准确的。但那要封建是真的封建，像中国这种，从秦朝之后便就告别封建，必然是另一种形态，另一种进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生产力是相对的，与人的欲望有关，而不是绝对的。欧洲人认为历史有一个明确终点，是他们一神制文明的惯性，只是他们那样认为而已。
王安石提出的意见让徐平诧异，是因为他现在的看法跟历史上学来的不同。他提出这种意见来，就说明这个时候他的思想跟司马光那些人没有什么差别。徐平不知道，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让王安石后来的思想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想来想去，徐平决定给王安石回一封信。
这种思想，要从春秋时期的齐国名相管仲说起。当然有可能可以上溯到更加久远的时间，徐平说不清楚，也没有必要。思想发端付诸行动从管仲，到百里奚，再到桑弘羊，汉武帝时的盐铁法最终大成。简单来说，就是为了掌控天下，朝廷要执国柄。盐铁不只是对特定商品的专卖制度，而是为了让政权掌握经济命脉，由政权直接掌握一部分经济活动。
国进民退，国退民进，徐平前世经常听到的这一句话，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讲了两千年。从洋人的制度出发来发议论完全不得要领，这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一部分，即政权要想稳定则要掌控天下权柄。盐铁握经济权柄，察举制和科举制握文化权柄，唯一的问题是还没有找到握军事权柄的办法。征兵制和府兵制都因各种原因难以为继，新的军事制度不能解决问题，最终成了禁军的各种怪象。军制改革，说穿了，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将校培养制度，由政权握住军事权柄，从而可以放手发展军事力量。
为什么要把一部官府掌握的经济实体放到社会上？因为政权只要握柄即可，全部掌控超出了实际能力，不能够推动生产发展。王安石的变法证明了这一点，他从最开始的想让朝廷掌控工商业和金融业，从而推动发展，最后变成只求掌控，不求发展。
各州县都要保留一定比例的官营经济成分，就是要让朝廷握住经济权柄，能够主导经济发展，而不要反过来被经济操控。当经济繁荣过去，面临困难的时候，再利用这个权柄把社会的经济实体收到官营来，利用官方利量推动生产发展，带动下一轮繁荣。
天命不在，治乱循环极大影响政权的合法性，那么政权就要操控治乱循环，而不能被动面对。要操控就要有一个把手，这个把手就是从盐铁论发展起来的官营经济。
王安石刚刚开始在地方做官，还没有机会进入朝廷中央衙门，还做不到从全局来看待经济问题。他现在的看法，还是传统的与民争利，利不在民则在官的看法。
盐铁论一直有支持的一派，也同样有反对的一派。历史上的极端情况，便就是到王安石变法，尽收天下经济权柄入朝廷。他的思想被抛弃，宋朝之后的政权放弃了盐铁，财政主要依靠赋税收入，后果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面临社会危机，政权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经济能力，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天下大乱。
经济的生产和分配，说到底还是生产满足人民欲望的问题，眼前的和长远的。政治就是顺民意，从民欲，其他一切都只是工具和手段，当作信仰就本末倒置。
政权要治理天下，就要执国柄。如果失去了抓手，太阿倒持，后果不堪设想。税赋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效率远不能与直接执经济权柄相比。
经济、军事和文化思想，政权持此三柄，便就把握住了天下大势，很难撼动。而后才能够从容施政，示公义于天下，得天下民心，建立起牢固的认同感。
根据自己的经历，徐平再回头看历史上的王安石改革，从记住的几条主要内容，便就看出他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三者的重要性。只是现在他还没有成长起来，再一个性格和经历的原因爱走极端，徐平不介意自己主动引导他。
第57章 孙二郎的生意经（）
夏天的雨说下就下，没有一点征兆，哗地兜头就浇了下来。铺了石子的官道存不住雨水，顺着坡上的草层流到路边的排水沟里，路边很快就变得泥泞下来。
孙二郎用手遮着头，快步急奔，却躲不过无处不在的雨水，很快就湿透了。
路边有一处草店，门面虽然不大，看起来却是甚是整洁。孙二郎快走几步，走到了店门口，站在屋檐下使劲跺了跺脚。看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孙二郎进了店。
一个小厮迎上来，递过中手的布巾，殷勤问道：“客官是用些酒饭还是住店？”
孙二郎道：“来一瓶酒，再切一盘牛肉。对了，不知贵店可有雨衣，借我用上一用，稍后一发算钱给你们。”
“这事小的作不得主，客官稍等，我去唤主人家。”小厮说着，快步到后面去。
孙二郎用布巾擦了擦身上的雨水，选了一副座头，坐下歇息。
不大一会，一个四五十岁的富态掌柜跟着小厮从后面出来，到孙二郎身前行礼道：“小厮说客官欲借雨具，不知是借了返家还是暂用一用？”
孙二郎起身还礼：“回主人家，是借来暂用一用。我还有两个伴当，因为路上遇雨行不了得了。为怕打湿货物，他们寻了个田间草棚等在那里。店里若有雨衣雨裙，权借在下用上用，去接伴当回来，一发在店里用酒饭。”
“雨具有是有，只是”店主有些为难。“我店里只有这一个小厮招呼，委实抽身不得，不能随客官去。客官将了雨具自己去”
孙二郎从怀中取了三贯纸币出来，对店主道：“我晓得。这里三贯钱，权压在主人家这里，若有损坏，一发扣钱就是。若有雨布，一起借一块使用。”
店主高高兴兴接了三贯钱，口中道：“如此最好，客官稍等，我去取来。非是小老儿贪财，最近生意不好，雨具的价钱不菲，不好随便乱借。”
孙二郎连道明白，让店主只管去取雨具，自己等在这里。
不大一会，店主人拿了一副雨衣、雨裙，交予孙二郎，口中道：“客官拿去用。适才你说还有伴当，我店中只有这一副雨具，若是不急，帮你去借两副蓑衣、斗笠来。”
“主人家费心，我们自有斗笠、蓑衣，只是货物淋不得雨，是以要雨具。我这便去接伴当，稍后回来，在主人家这里用酒肉。”孙二郎一边说着，一边拿了雨具匆匆出去了。
店主人与小厮一直送到门外，看着孙二郎冲进大雨里，对小厮道：“这几年，行旅商贾多了起来，这些小经纪人家也动不动几百里贩货。遇上大雨，货物不定就化为乌有，着实是不容易做。你去温了酒，等他们回来去去寒气。”
小厮答应，转身去了后面，准备酒肉。乡间小店，没有好酒，也没有好肉。酒是十文钱一斤最便宜的大酒，肉是隔壁村里病死的老牛肉，俱都是城里人家不吃的便宜之物。
过了不到半个时辰，孙二郎带了斗笠，披了蓑衣，背了一外大包袱，顶风冒雨沿着官道急急行来。在他的身后，两个大汉一人挑了一副担子，都用雨布盖了，一摇一摆。
店主急忙把三人迎进店里，让他们把担子在门外后了，让到桌旁。
小厮端了酒肉放在桌上，拿了布巾让三人擦拭。
擦罢了，一个面白无须的汉子道：“这雨来得好生凶恶，兜头下来，行又不行得，躲又无处躲！好在路旁一个草棚，能让我们把货物守住。”
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