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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富贵-第6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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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载、刘敞这些人,因为曾经跟在徐平身边,参加按徐平思想进行的进士试,全都高中。刘敞中甲科,张载中乙科。

    看着晏殊离去,章得象对徐平道:“杨寘此人,文学高选,事亲至孝,此次甚是得人!”

    徐平随口道:“景祐元年状元张唐卿,甚多人看好,一样也是事亲至孝。奈何天不假人,其父过世,唐卿哀过于伤,吐血而亡。唉,孝之一字,子曰哀而不伤,甚是难为。”

    张唐卿状元及第,通判陕州。治下有个叫吴忠的人,父亡而母改嫁,次年亦亡。吴忠盗了母亲尸骨,与父合葬,事发被捕。张唐卿以其虽然罪当受刑,而出于孝心,令其到母亲改嫁的那一家负荆请罪,结了这一案子。不久之后,张唐卿父亲身亡,他悲伤过度,最终吐血而亡,二十八岁英年早逝。

    徐平是有感而发,没想到一语成谶。数月之后,杨寘未及赴任,母亲身亡,他最终悲伤过度,撒手人寰,终年三十岁。

    几年的时间,两个状元皆因为一个孝字,过早离世。凡事都有一个度,一旦过度,再好的事情,也会令人遗憾。

第48章 叛国的附马() 
晦日休务,徐平让刚中进士的苏颂到家里来,吩咐一些到地方为官的注意事项。苏绅已经离开京城了,到两浙路去做都转运使。徐平为宰相,姻亲必须回避。

    正是暮春时节,百花齐放,草长鹰飞的时节,各种蝴蝶在花丛中飘浮。

    徐平与苏颂在花树间的小路上边走边谈,向他讲自己从前为官的往事。过些日子盼盼就要嫁过去了,跟着苏颂一起到宿州为官。苏颂是进士乙科,初授官是宿州观察推官,选人中最高的一等两使职官。跟徐平当年初授官就是京官,做通判当然不能比,苏颂还要经过军事、防御判官和节度判官这两阶,才能进入京官行列。进入京官行列,才能够跳出选海,真正有政治前途。这个年代大多数官员都在选海沉浮,一辈子升不上来的进士也不少。

    做幕职官,最重要的就是刑狱,政绩主要是从这上面显出来。只有做到判官,才会帮助知州处理政事。州这一级,判官是知州最重要的助手,通判是主官,并不属于知州属官的行列。大多数官员的前途,实际上都是在做判官时,被在地方为官的重臣赏识,而后一直提拔起来。直接放出去做通判的一等进士,都是皇帝和宰相直接留意的,与其他人不同。

    徐平没有经过这一阶,于刑狱谈不上什么经验,理论大于实践,对苏颂其实没有什么帮助。明明知道帮助不大,还是要谈,谁让女婿是自己的半个儿子呢。

    正在徐平谈得兴起的时候,门房匆匆跑过来,对徐平行礼:“相公,宫中派了中使来家里。官家手诏,命相公速速进宫!”

    休务是假期,没有紧急公务,一般不会招官员到衙署,进宫议事更少。徐平知道赵祯没有跟大臣唠家常的习惯,派人来招自己,一定有重要的军国大事。

    吩咐了苏颂,徐平急忙换了公服,带了傔人,骑马入了皇城。

    因为不知道赵祯为什么召自己,先到了政事堂,却发现晏殊和章得象已经在那里了。

    各自见礼,赵祯问晏殊:“不知因何召我们来?可是北边有事?”

    晏殊点了点头,拿起案上一封公,递给徐平:“枢密院移,刚刚送来。”

    徐平匆匆看了一遍,不由皱起眉头。原来是契丹的附马都尉刘三嘏,不知何故,突然逃出契丹,投靠宋朝。雄州知州杜惟序只写了“与公主不睦”,想来也没得及细察。

    章得象道:“本朝刚刚与契丹新定誓书未久,约定相互不纳逃亡。刘三嘏此来,确是有些难办。送回契丹有违宽恕之道,留他又违国誓,正是两难。”

    徐平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心中想着怎么处理。契丹虽然经常闹出动静,不时想着用武力从宋朝讹诈点好处,但对澶州誓书一直是认真执行的。前几十年,宋朝也有人叛逃到契丹去,只要移,契丹都会送回来。不过刘三嘏这种身份的人,不管是宋还是契丹,以前都没有先例。如何处理,确实是有些棘手。

    用徐平前世的话说,以前双方不纳逃亡,各自送回的绝大多数都是刑事犯,遣返没有道义上的障碍。这次来的是个政治犯,身份地位还很高,跟以前就不一样了。

    简单商议过后,三人匆匆出了政事堂,从垂拱门进了大内。

    到崇政殿,发现吕夷简和庞籍已经到了,三人站到了他们的对面。

    赵祯升殿,赐座,对众人道:“北境附马刘三嘏,突然叛入本朝。按以前旧例,我们与契丹不纳对方逃亡,该把他送回去。只是枢密太尉言,此次与以前不同。一是刘三嘏身贵位尊,自该郑重其事。再一个,本朝正与契丹因为边境军马多少,他设西京,本朝营北京而起争执。刘三嘏此来,不依旧例送回,也未尝不可。”

    见三位宰相齐刷刷地看着自己,吕夷简道:“我以为,先收留刘三嘏,慢慢与契丹打官司。跟营北京的事情捆在一起,非要契丹每年向我们卖马不可!”

    让契丹卖马,增强宋朝的军事实力是一,还可以借些削弱契丹的实力。而且从西北运马到河北,花费极大,从契丹直接买,确实省钱。契丹不答应,吕夷简一直耿耿于怀。

    庞籍道:“誓书是国誓,已经约定相互不纳逃亡,岂可轻违!人无信不立,更何况是一国!是故,不必问刘三嘏逃亡的情由,命雄州直接送回即可!”

    这也有道理。庞籍这个人方正严明,说过的话就要作数,在他看来是当然之理。正是因为他与吕夷简的意见不一,才不得不请赵祯出面裁决。

    吕夷简和庞籍在枢密院一正一副,不是绝对的上下级关系,必须意见一致,才能处分军国大事。枢密院发出的宣命,两个人都签字用印,才有效。政事堂一样,正式敕令必须宰相全部签字,重要的还要执政也签,才能生效。

    赵祯觉得吕夷简和庞籍说的都有道理,一时难以决定,把三位宰相叫了过来。

    见赵祯先看向自己,章得象捧笏:“臣以为,庞太尉所言为是。人无信不立,国岂可失信?真宗皇帝设国信所理北事,其中信字岂无深意?”

    赵祯点点头,又看向晏殊。晏殊捧笏:“臣以为,国誓不可违,送还刘三嘏于北朝甚有道理。只是其弃国来投,必有不得已之处,若是送还,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是故,不可遽将其送还,而应与北朝从容理论,以寻两全其美之道。”

    庞籍听了,就想反驳,强行忍住了。不就是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才在放假的日子把大家召进宫来吗。晏殊这话说的,什么道理都占住了,就是不说应该怎么办。

    大家一起看向徐平,他是首相,这个时候,意见就非常关键了。

    徐平捧笏:“国不可失信,此为当然之理。只是,信义二字,说得清楚明白,有义才有信。众人觉得此事难以处置,根本上说起来,还是不管怎么做,要么失信,要么无义。”

    徐平前世,为什么大多数国家,都拒绝遣返政治犯,有的国家还拒绝遣返死刑犯,及其他的一些特定罪犯。说到底,是遣返违了他们国家的道义,而不能简单地看作假惺惺的双重标准。这种遣返的限制,必然会被某些人利用,但却是必不可缺的。一个不讲道义的政权,不管是内,还是对外,都难以取信于人。

    遣返一定要有条件,只是看怎么确定这些条件,双方达成什么样的共识。

    (大家冬至快乐。今天过节,请个假,只有一更,见谅。)

第49章 应有权变() 
听了徐平的话,赵祯点了点头,确实是这个问题。如果刘三嘏只是跟公主有矛盾,而没有任何作奸犯科的地方,在契丹面临生命危险逃到宋朝来求庇护,宋朝不管不顾地把他送回去,难掩众口,难平民心。

    徐平道:“刘三嘏,本河间府人氏,其先没入契丹,流落北地。举进士,契丹圣宗喜其才学,妻之以女,为契丹附马都尉。是以,不可单纯视刘三嘏为契丹之民,不然则易失河北人心。百姓沦落异域,生活安乐,朝廷亦为之喜。艰难困苦,甚或身被刀兵,朝廷伸手可援,救其性命,岂可置之不理?此天下之义,义不可失。”

    刘三嘏并不是契丹土著,他祖上是河间人,因为各种原因流落到契丹。契丹获得幽云十六州,这种人非常多,契丹统一称为燕人。包括契丹治下的汉人,还有一小部分如渤海人等其他民族。这些汉人归宋朝,应该是算作为归正人的,并不是简单的契丹人来逃。

    既是政治犯,又是归正人,所以刘三嘏不能够简单地遣送回契丹。不然,宋朝就失了幽云十六州的人心,对将来恢复旧地不利。而且不收刘三嘏,还会让河北之民心寒。出于道义,如果刘三嘏不是归正人,或者说不是汉人,宋朝处理的手法就简单一些。可以让契丹约定人回去之后,不杀,不处以重刑,形成明文,再把人遣返。

    吕夷简道:“昭文相公说的是,刘三嘏本是汉人,有难来归,岂可置之不理?此内外有别之大义,大义不可失!”

    庞籍捧笏道:“臣闻华夷如一,皆天下之民也。今之所谓华人夷人,不过是周末之时的秦人、楚人,天下未混而为一,强分之而已。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信乃人君之大宝,立国之根本。与契丹已有誓书,不纳逃亡,大国不可言而无信。”

    徐平暗暗叹了口气,他要严华夷之辨,严格区分自己人和外人,在朝中并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跳出来反对得最激烈的,就是司马光,而司马光很多思想是来自于庞籍。并不是说庞籍指使司马光,而是由于言传身教,司马光自然而然从庞籍那里继承而来。

    宋朝要改变旧制,争取天下的认同,首先就面临到一个对刚刚过去的唐朝如何认识的问题。这不稀奇,徐平前世要恢复传统文化,最先冒出来的就是要恢复明清,特别是清朝的一些文化和制度的声音。宋朝这个时候,一样面临着要革除五代积弊,重行汉制,最先出来的也是重行唐制,继承唐朝文化的声音。

    唐朝文化对后世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严华夷之别还是华夷如一。唐太宗那一句“自古皆贵中国而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并不是随着唐朝灭亡就消失了,实际上一直被后世的一部分人所信奉。宋朝这个时候,深信不疑并付诸行动的,就是司马光。

    反应在庞籍这些人的思想学说上,就是认为这个年代的宋朝、契丹,包括党项,跟春秋战国时候的诸国一样,没有什么内外之别,贵贱之分。宋朝面对的,是能不能够再次让天下一统,先秦诸子的思想学说,就这么被移植了过来。甚至在司马光这些人看来,外族建立的政权只要完成了大一统,一样是华夏正统。

    深入了解这个时代,徐平认为这些人已经推开了近代化大门,正在进行思想启蒙,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年代的思想学说,给他的既视感太强了。华夷如一,不承认民族和文化上的差别,认为让四夷汉化不道德,他前世实在见得太多,听得太多。

    弱化民族认同,强化国家认同,这个年代的庞籍、司马光这些人在做,他前世也有无数的人认为这才是普世真理。这样的后果,就是先失去了幽云十六州等地的汉人人心,让他们心安理得地成为了契丹之民。等到女真代替契丹,又成了女真之民。此后中原王朝面对异族入侵,无不承受这一苦果。先失去一部分土地,那里的人被同化,加强了入侵异族的办量,再次失去更多的土地,最终天下皆亡。

    吕夷简和庞籍,针对华夷如一和华夷有别争论不休,中书的几位宰相暂时不说话。枢密院掌武事,同样也掌外事,这是他们的内部事务,没有赵祯发话别人不好参与。

    赵祯见争不出个结果来,对徐平道:“宰相执国柄,卿以为如何?”

    徐平捧笏:“夷夏之防不可失,无内外之别,何以凝聚人心?内外,国之内外,国本于民,民为国本。试问,天下之民视化外汉人为外人?还是自己人?臣以为,有视之如外人的有之,有视为自己人的有之。为政当顺民心,从民欲,民心如此,岂可置之不理!”

    顺民心,从民欲,民为国政根本,这是几十年后朝野的共识。不管新党旧党,在这一点上没有分岐,包括历史上的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都是这样认识的。徐平不过是靠着前世的见识,先提出了几十年而已,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把政权基础放到天下民意中,是政治文明发展的结果,脱离了这个轨道,就是文明的倒退。

    政治上哪有什么绝对真理,更加没有什么普世价值,真理就是民心。民心变了,政治文化就要跟着变,不然就会离心离德。只要得民心,哪怕是宗教文明,表现出比世俗政治更加强大的凝聚力也不稀奇。作为世俗政权,凝聚力连宗教文明都比不上,哪里还有脸面嘲笑说人家的文化落后。说别人落后,自己先得有获得广泛认同的文化才行。

    面对宗教文明,或者其他文明的优越感,根本上还是没有把心里的天命观去掉。认为自己实行了什么制度,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就绝对正确,无非还是天命那一套。

    这种争论要想有结果,只能从民心去找根据,真理说服不了人。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难道还有谁的真理更大一说?

    说到民心民意,庞籍终于不再坚持。随便到街上问一问,幽云十六州的汉人是不是自己人,只怕是认为他们是自己人的占多数。民心不可欺,再坚持就过分了。

    徐平道:“刘三嘏为归正人,本是汉人渊薮,朝廷不可置之不理。而国之誓书,不可轻违,不然无法示信于四夷。是故,可先行文契丹,请其详列刘三嘏南来之因。如果是因其作奸犯科,有当死之罪,则遣返契丹,把其罪示之于民即可。如果仅是夫妻争吵,而契丹公主挟势害人,则夺其冠服,送还契丹,留其人置之闲地,了却残生。可与契丹约,以后此等事,皆按此办理。如有本朝蒙冤难申者,逃去契丹,以求庇护,也不必强求契丹送还。似此,后来必有假冒伪托,违法犯罪之人,逃到异国以求免死免罪。治国理政当施仁政,不求暴,此等人存而不论即可,不为大害。”

    正常的两国外交,必然要有不纳逃亡,即互相遣返的条例。不加约束,大家都争相招纳对方的人,大多是处于敌对状态。但是遣返不能没有条件,全国都认为这个人不应该送回去,以遵守誓约为名,强行把人送回去,就会失人心。

    徐平的办法很简单,先让契丹证明刘三嘏是不是犯了该死的罪,如果罪证确凿,虽然是归正人,也要送回契丹去处置。如果没有,仅仅是夫妻闹矛盾,契丹公主仗势要取他的性命,则把他一切来自契丹的封常送回去,人保下来。

    这个年代礼教还没有形成,夫妻离婚,各自再娶再嫁稀松平常。契丹公主看着这个丈夫不高兴,杀了再嫁别人,没有什么心理障碍。仅是夫妻矛盾,刘三嘏也可能有生命危险。

    信义,有义才有信,并不是严格遵照誓约之类的条条框框,就能取信于人了。要想得到人民信任,必要的时候,做些权变也无不可。

    最终讨论过后,还是按徐平所说定了下来。庞籍提出派御史去审刘三嘏,看其有没有必死之罪,被晏殊反对。他犯什么罪是契丹的事,宋朝依据什么去审?是按照宋法,还是按照契丹之法?契丹人用宋法断罪不合适,宋人用契丹法审案更加不合适。还是让契丹来定刘三嘏的罪责,宋朝斟酌,再决定怎么处置。

    随着改革的进行,对于政治制度的争论渐趋激烈。最主要的,就是一部分官员,认为应当恢复唐制。前些日子富弼提出废殿试是出于这样一种思想,庞籍的华夷如一也是,包括官制的改革,要求名实相符同样还是。

    徐平的基本态度,是可以从古代的思想和制度中找启发,但坚决反对泥古。制度和政策应该因时制宜,时代已经变了,不必非要追求从制度上复古。

第50章 朝廷定了,你做西平王!() 
宋朝要求契丹提交刘三嘏罪证,再决定送不送其回契丹的决定,让耶律宗真及其手下大臣极为震怒。几天之后,契丹即在燕地点集兵马,扬言要在秋后南侵。

    得到消息,宋朝即向河北增兵。四月中旬,正式决定营建北京宫室和署衙,以枢密直学士王举正和内侍蓝元震为正副使,到大名府监督施工。以王德用为知定州兼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借其威名震慑契丹。接着,赵祯正式下诏,将于六七月间巡北京大名府。

    一时河北与契丹剑拔弩张,朝野哗然。百官纷纷上章。有认为要休养生息,不可擅兴刀兵的,也有慷慨激昂,要一举恢复幽云十六州的,什么言论都有。

    中书和枢密院判断,仗应该是打不起来,不过为防万一,需要谨慎应对。大举增兵逼着契丹点集兵马,使其国力疲惫,有百利而无一害。

    几个月前,平塞军都指挥使王凯定为提点御前忠佐司,后来因为与契丹对峙,继续领军没有成行。至此决定由折继闵权都指挥使,王凯回京任枢密都承旨,兼提点忠佐司。李璋继续为枢密副都承旨,同提点忠佐司。这是未来的军校,也是数月之后赵祯北上,可能亲征的军事参赞机构,为皇帝参谋军事的司令部。

    京城禁军开始分批开拔,向河北移防,重兵沿真定府、大名府一路梯次配置。大军开拔的赏银,由赵祯从内库拨付,是近几年他的内库最大的一笔花销。

    这些禁军从京城调出去,十之八九是不会再让他们回来了,直接在河北路拣汰,编练新军。于宰执和皇帝之间,这是心照不宣的事情,只是没有人说出来罢了。

    禁军的拣汰,朝廷不惜花费巨资,尽量做到让他们满意。但如果在京城里,这么多人拿刀拿枪,还是可能会出意外。调出京城,事情便就好做了许多。

    禁军移防,赵祯前去大名府,在那里亲自掌握新军的整编,军权还是在他手里。等到回京的时候,带着整编过的新军回来,完成新旧禁军的替换。赵祯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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