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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已黄昏，古堡即将关门。黄昏最能体验时间，因此也最能进入拜伦的笔底，那么，就让我在这里，把它读完。
2拜伦开始描写的，是波尼伐和两个弟弟共处一室的可怕情景。照理三个人关押在一起总比一个人好一点，但事实上，彼此不能动弹却要用容颜和声音互相安慰，比什么都残酷。
先是各自讲着想像中的一线希望，一遍又一遍。很快讲完了，谁都知道这种希望并不存在，于是便讲故事。兄弟间所知道的故事大同小异，多半来自妈妈，却又避讳说妈妈。讲最愉快的故事也带出了悲音，那就清清嗓子用歌声代替，一首又一首，尽力唱得慷慨激昂。唱了说，说了唱，谁停止了就会让另外两个担心，于是彼此不停。终于发现，声音越来越疲软，口齿越来越不清，互相居然分不出这是谁的声音了，只觉得那是墓穴中嗫嚅的回声。
波尼伐天天看着这两个仅存的弟弟。大弟弟曾经是一位伟大的猎人，体魄健壮、雄蛮好胜，能够轻松地穿行于兽群之间，如果有必要与大批强敌搏斗，第一个上前的必定是他。谁知在这个黑牢里，他最无法忍受。让他这样一位勇士不能跨出一步是最惨的酷刑，他快速萎谢，走向死亡。波尼伐多么想扶住他，抚摸着他渐渐瘫软、冰冷的手，却不能够。狱卒把这个弟弟的遗体浅浅地埋在波尼伐眼前的泥地下，波尼伐恳求他们埋到外面，让阳光能照到弟弟的坟地，但换来的只是冷笑。于是，那片不长鲜花的浅土上悬着空环的柱子，就成了谋杀的碑记。
小弟弟俊美如母亲，曾经被全家疼爱。他临死时只怕全家最后一个活人——哥哥波尼伐难过，居然一直保持着温和宁静，没有一声呻吟，只吐露他短暂生命中留下的最快乐的几个句子，后来变成了几个单字，以便让哥哥在快乐中支撑下去。当他连单字也吐不出来的时候，就剩下了轻轻的叹息，不是叹息死亡将临，而是叹息无法再让哥哥高兴，直到叹息也杏不可闻。
两个弟弟全都死在眼前，埋在脚下，这使铁石心肠的狱卒也动了恻隐之心，突然对波尼伐产生同情，解除了他的镣铐，他可以在牢房里走动了。但他每次走到弟弟的埋身之地，便仓惶停步，战战兢兢。
他开始在墙上凿坑，不是为了越狱，而是为了攀上窗口，透过铁栅看一眼湖面与青山。他终于看到了，比想像的还多，湖面有小岛，山顶有积雪。一切都那么安详。
在不知年月的某天，波尼伐被释放了，但这时，他已浑身漠然。他早已习惯监狱，觉得离开监狱就像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和隐居之地。他奇怪，蜘蛛和老鼠这些年来一直与自己相处，自己在这个空间唯独对它们可以生杀予夺，可见它们的处境比自己还不如，但奇怪的是，它们一直拥有逃离的自由，为什么一直不逃离呢？
迟来的自由，换来的是涩涩的苦思，长长的叹息。
——读完这篇不知是否准确的缩写，我抬头看了看暮色中的湖面、小岛、青山、雪顶。时间蒸腾了诗人的充沛激情和多方含义，我们现在连波尼伐兄弟们的斗争目的和抗争对象也搞不大清了，但只要是好作品，即便风干了也可能会留下一个寓言化的结构。一旦寓言化，覆盖更广，伸拓更长，可填充的空间更大。
我想，即便是当初读了拜伦作品前来希隆古堡的第一批英国读者，也不是来纪念波尼伐，而是来领略一种由拜伦营造的悲剧现场。他们不可能只在囚室逡巡，而是会把更多的兴趣投注在与古堡呵成一气的千古湖山上。有了拜伦的故事，他们知道这湖山的某个角落，有过一双处于生命极端状态的眼睛，湖山因这双眼睛而显得更其珍贵。
如果真像人们说的那样，希隆古堡因拜伦的吟咏而成了欧洲近代旅游的重要起点，那么，我们真要为这个起点所达到的高度而欣慰。
寓言化了的《希隆的囚徒》或许会告诉人们：自由与自然紧紧相连，它们很可能同时躲藏在咫尺之外；当我们不能越过咫尺而向它们亲近，那就是囚徒的真正含义。
也许它还会说：人们不可能在不自由的空间里互助互慰，即便有心，也只能一起枯萎。
也许它还会说：人人都可能被囚禁着，也可能习惯于囚禁，但总有那一丝不同于虫鼠的渴望，终于凿壁临窗，慌然一窥，获得释放。
…………
这些当然已与拜伦本义无关。许多诗文的后世效果，并非出自作者当初的期盼。但历史，还是强硬地把它们的某种精神变奏，融进了人们纷至沓来的脚步间。
为此，瑞士应该永远地感谢拜伦。一个人即便是天生丽质，如果没有众多爱怜目光的濡养，也会无觉无明，自生自灭；瑞士也是同样，如果没有那么多旅游者，它就会美得寂寞、富得枯燥。拜伦不经意地改变了这一切，但瑞士历来沉静寡言，不太会感谢人。那我们也不必强求，好在拜伦从不在意。
手表的劝告
在瑞士，不管进入哪一座城市，抬头就是手表店。橱窗里琳琅满目，但透过橱窗看店堂，却总是十分冷落。
从卢塞恩开始，很多手表店的店堂里常常端坐着一位中国雇员，因为现在一批批从中国来的旅游团是购买手表的大户。店门一推，人影一闪，柜台里立即传出京腔十足的汉语，把那些带足了现款来买瑞士原装表的中国人吓了一跳。接着当然是笑了，但笑得有点尴尬。走了那么远的路，准备是在语言不通的前提下，比比划划地来一番猎奇探胜的，谁知人家早知道你们会一批批光临，张开大网等着呢。语言通了好办事，但这要办的事，已经有点走味。
原先瑞士的手表厂商经过多年挣扎已判定手表业在当今世界的衰败趋势，正在努力改弦易辙、寻找生机，怎料突然有大批的中国人对他们滞销日久的货品产生了狂热，他们一开始十分纳闷，后来就满面笑容了。
说起来，世界上最早的机械计时器还是要数中国东汉张衡制造的漏水转浑天仪，但是如果说到普遍实用，我看确实应该归功于欧洲计时器。古老的教堂原先都是人工敲钟的，后来改成机械钟，不知花费了多少天才工艺师的才智和辛劳。意大利人造出第一台用简单机械打点的钟是十四世纪中叶的事，到十六世纪初德国人用上了发条，后来伽利略发明的重力摆也被荷兰人引入机械钟，英国人又在纵擒结构上下了很多功夫。反正，几乎整个欧洲都争先恐后地在为计时器出力。这与他们在工业革命和商业大潮中的分秒必争，互为因果。
至于瑞士的手表业，则得益于十六世纪末的一次宗教徒大迁徙。法国的钟表技术随之传了进来，与瑞士原有的金银首饰业相结合，使生产的钟表更具有了装饰功能和保值功能。十九世纪出现了制表机械，瑞士的这个行业便突飞猛进，举世瞩目。
依我看，手表制造业的高峰在十九世纪已经达到，尽管当时还是以手工业为主，没有形成生产规模。那些戴着单眼放大镜的大胡子工艺师们，把惊人的创造力全都倾泄到了那小小的金属块上，凡是想得到的，都尽力设法做到。
这便是令人兴奋的创造期效应。似乎有一种莫名的力量在推动，天天精彩勃发，连再难的角落也能快速拿下。创造期的结束也就是一个事物的大体完成，多数走向停滞、老化，却也有少数事物会进入雕饰期和普及期，手表便是其中之一。
二十世纪的手表业也有不少作为，但都是在十九世纪原创框架下的精巧添加，属于次一等的行为等级。我想十九世纪那些大胡子工艺师如果地下有灵，一定不会满意身后的同行，那神情，〖Ｚei8。Ｃom电子书下载：。 〗就像最后一批希腊悲剧演员，或最后一批晚唐诗人，两眼迷茫。他们的出色成就使后代失去了创造的空间，真不知该抱怨谁，他们，还是后代？
二十世纪对手表业而言，比雕饰更重要的任务是普及。其间的中枢人物不再是工艺师，而是企业家。
要普及必然引来竞争，瑞士手表业在竞争中东奔西突，终于研制出了石英表、液晶表。这对手表业来说究竟是一个喜讯还是凶兆？我想当时一定有不少有识之士已经看出了此间悖论，即新的电子计时技术必然是机械计时技术的天敌，它的方便、准确、廉价已经构成对传统机械表的嘲谑。
表面上，机械表还会以自己的历史、品牌嘲谑电子表，但这种嘲谑只是一种伦理性、辈分性的发泄，而电子表对于机械表的嘲谑，看似逆反了伦理程序，却是一种历史必然。试想，那种可以随时随地贴附在各种器具、建筑上面又分秒不差的闪光数码，不正绿莹莹地宣告着机械计时时代的基本终了？
在这种情况下，机械表可以勉强固守的阵地大概就剩下装饰功能了。但是电子技术多么灵巧，它们很快也在装饰功能上做起了更自由的文章。平心而论，现在不少电子表的外形设计，与最精美的机械表相比也不见得差到哪里去，然而它们又那么廉价，机械表所能标榜的其实只是牌号。牌号也算是一种装饰吧，主要装饰在人们的心理上。
其实手表的装饰功能要比人们购买时想像的小得多。购买时它被放置在人们的视线中心，放置在射灯的聚光点上，容易产生一种夸大了的审美预期。真戴上了一看，它只不过装饰在人体一个偏侧性、运动性的局部，很不起眼。在聚会中，一位太太为了引起人们对她的手表的注意，必须先去引起手表的话题，为了引起手表的话题，又必须先去赞扬别人的手表，然后渐渐把别人的视线吸引到自己手上。众女士明白意图后故意询问，她又故作随意地说出一个牌子……这也许是很多买表女士们幻想中的场合吧，但毫无疑问，这种情景不会出现在那些无须或无意用手腕上那一点小小的光亮来证明自己身份的女士们身上。
至于男士们用手表来装饰，那就更吃力了。除了盛夏，男士的服装很难使手表毕露，广告里那些男士装腔作势地频频露出手表，终究不是正常男士的正常动作。我们常常取笑几位时髦的年轻朋友为了让大家看到他们的新表而早早地忍冻换上了短袖衬衫，或者在公众场合不断看表，使某个演讲者误会成是催促结束的信号。但是如果不这么做，一个刚刚工作的年轻人买一块昂贵的手表藏在暗无天日的衣袖里，也实在太委屈了。
现代人实际，很快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共识，除了极少数收藏家，大家都不再看重机械表的装饰功能，于是瑞士表早在二十多年前就被日本和香港的石英表所打败，失去了世界市场。
瑞士的手表商痛定思痛，才在二十年前设计出了一种极其便宜的塑料石英走针表，自造一个英文名字叫Swatch，中文翻译成“司沃奇”吧，倒是大受欢迎，连很多小学生都花花绿绿戴着它，甩来甩去不当一回事儿。
就这样，瑞士手表业才算缓过一口气来，许多传统名牌一一都被网罗进了“Swatch集团”。这相当于一个顽皮的小孙子收养了一大群尊贵的老祖宗，看起来既有点伤感又有点幽默。但光是这个集团的名称至少可以说明，人家瑞士制表业已经不按原来的价值系统论资排辈了，可惜这一点中国的旅游者怎么也明白不过来，一味鄙视当家的小孙子，去频频骚扰年迈的老大爷。
瑞士的Swatch主要是针对日本钟表商的。日本钟表商当然也不甘落后，既然瑞士也玩起了廉价的电子技术，那么它就来玩昂贵的电子技术，价钱可以高到与名牌机械表差不多，却集中了多种电子仪表功能，让Swatch在电子技术层面上相形见绌。
其实，电子技术的优势是把原本复杂的事情简便化，但有一些日本的钟表商没有这么做，他们用归并、组合的办法使复杂更趋复杂，让小小一块手表变成了仪表迷魂阵。在今天的高科技时代要这样做没有什么技术难度，却能吸引那些贪多求杂、喜欢炫耀的年轻人。这种营销手段，在我看来是不太符合商业道义的。相比之下，反倒是瑞士手表业从机械表到Swatch，都比较正经。
我在这里看到一种日本电子表，二百多美元一块，据厂方的宣传资料介绍是专为美国空军或海军设计的，其实也就是把各种电子仪表集中在一个表面上罢了。没有一个人能把它的那么多功能说明白，也没有一双眼睛能把它密密麻麻的数码、指针、液晶看清楚。我们的一位伙伴买了一块，同时买了一个高倍放大镜，手表扣在手腕上，放大镜晃荡在裤带下，看手表的时候还要躲着人，怕人家笑话。
让我不愉快的是那种扯上美国空军、海军的宣传，分明是一个迷惑年轻人的圈套。空军、海军本来就生活在仪表堆里，居然还需要加添一堆？如果手表上的仪表是飞机、兵舰上所没有的，那就说不上重要；如果手表上的仪表是飞机、兵舰上原来就有的，那又何必重复？除非发生这样的事故：机坠、舰倾而人未亡，仪表全坏而其他设备正常，裤带下的放大镜也没有摔破，那么，这块手表可以代理业务了。
说笑到这里，我们应该回过来看看大批到瑞士来采购手表的中国游客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糊涂，知道手表的计时功能已不重要，装饰功能又非常狭小，似乎看重的是它的保值功能，但心里也明白按现代生活的消费标准，几块瑞士手表的价值于事无补。既然如此，为什么还那么热衷呢？我想这是昨日的惯性，父辈的遗传，乱世的残梦，很需要体贴和同情，而不应该嘲谑和呵斥。
既然是惯性和遗传，就不讲现实逻辑，但细细追索，它们的形成还有历史逻辑，这是今天年轻一代所不知道的了。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大家都想随身藏一点值钱的东西。王公贵胄会藏一点文物珍宝，乡绅地主会藏一点金银细软，平民百姓会藏一点日用衣物，而大城市里见过一点世面的市民，则会想到手表，因为藏手表比藏文物、金银安全，也容易兑售。我小时候就见到过一对靠着一些瑞士手表度日的市民夫妻，就很有历史的概括力。
那时我十三岁，经常和同学们一起到上海人民公园劳动，每次都见到一对百岁夫妻。公园的阿姨告诉我们，这对夫妻没有子女，年轻时开过一个手表店，后来就留下一盒子瑞士手表养老，每隔几个月卖掉一块作为生活费用，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能活得那么老。
因此，我看到的这对老年夫妻，在与瑞士手表进行着一场奇怪的比赛。他们不知道该让手表走得快一点还是慢一点。瑞士手表总是走得那么准，到时候必须卖掉一块，卖掉时，老人是为又多活一段时间而庆幸，还是为生存危机的逼近而惶恐？琤琤琤的手表声，究竟是对生命的许诺还是催促？我想在孤独暮年的深夜，这种声音是很难听得下去的，幸好他们夫妻俩白头偕老，昏花的眼神在这声音中每一次对接，都会产生一种嘲弄时间和嘲弄自己的怅然微笑。
他们本来每天到公园小餐厅用一次餐，点两条小黄鱼，这在饥饿的年代很令人羡慕；但后来有一天，突然说只需一条了，阿姨悄悄对我们说：可能是剩下的瑞士手表已经不多。
我很想看看老人戴什么手表，但他们谁也没戴，紧挽着的手腕空空荡荡。
我不知道老人活了多久，临终时是不是还剩下瑞士手表。不管怎么说，这是瑞士手表在中国留下的一个悲凉而又温暖的生命游戏，但相信它不会再重复了。
因此，有机会还要劝劝挤在瑞士手表店里的中国游客，不要为过去的时代过于执着。手表在一刻不停地辞旧迎新，它最知道时间不会倒转，因此，这也是手表本身对我们的劝告。
闲话旅游
1日内瓦的一个夜晚，我们在一家木屋餐厅用完晚餐，正想起身回旅馆，却发现屋外早已大雨滂沱，无法出门，只好重新坐下。餐厅老板知道这场雨一时过不去，便请侍者搬出一支巨大无比的民族乐器长号，让我们轮着吹。这种长号的号腔长达数米，狭小弯曲，我们憋得脸红脖子粗也吹不出声音，后来渐渐掌握了一点窍门，才发出一点呜呜声，虽然说不上什么音调，却有一种哽咽浑浊的幽远感，听得让人心颤。
我和两位新近赶来与我们一起考察的记者坐在外间的一角聊天，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采访的机会，便打开袖珍录音机开始提问。
他们问：考察至今，觉得欧洲有哪一些方面最值得中国学习？
我说，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脱了很多课，初一看是科学技术上的课，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上的课。这事说来话长，但这一路上给我们直观感受最深的是两点，一是在欧洲，传统文化与创新精神并行不悖，共臻极致；二是在欧洲，个体自由和互相尊重并行不悖，形成公德。相比之下，真不知道我们中国为什么总是把这些对应性文化范畴看成你死我活的对头，结果两败俱伤。这一伤，几乎伤及了所有的文化人，使他们全都充满了沉重的失败感和悲剧感。
对此我们找了不少原因，然后一起感慨：要在这些方面追赶欧洲，将是长期的事情，焦急不得。
“那么，可以被快速仿效的有哪些事情？能举出一件吗？”他们问。
“旅游。”我回答，“不仅自己外出旅游，而且欢迎别人到自己的地域来旅游。众目睽睽的流动性注意力是一所最好的学校，足以使山河重整、人格再造。”
我的这个说法使他们有点吃惊。“旅游？”他们疑惑地重复着。
于是我们就这个问题讨论起来。
这些年，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讶异地发现，他们成本最低、升值最快的稳定收入，居然不是那些名震全球的飞机、汽车、时装、葡萄酒制造业、海洋航运业、矿产开采业，而是旅游业；与此同时，一些最贫困的国家百业凋敝，也是靠旅游业在支撑着国民经济。贫富两极都是如此，中间状态的国家当然也差不多。在欧洲，尽管人口密度不高，但到处都是浩浩荡荡的旅游者队伍。连老人们对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安排，最重要的一项也是旅游，而欧洲之外的老人，则把欧洲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
原来在国内，已经觉得外国人来了不少，但那是与过去比。到国外系统地考察一圈，才知道中国还远没有成为国际旅游的热门地带。然而几乎所有的旅游从业人员都知道，各国游客最向往、因此也最有旅游潜力的地方就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