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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这次赴意大利，歌德研究史称之为“歌德潜逃意大利”。
让广大歌德迷尤其赧颜的是，歌德此行并非临时起意，他事先还专门向奥古斯特大公申请无限期度假，并得到了批准。奥古斯特大公，这个歌德的少年玩伴，非常义气地没有向夏露笛透露一字一句。
曾几何时，歌德还写道：“这位夫人对我的重要性，对我具有的力量，我无法另作解释，只能说是前生注定如此。我们前世是夫妻！”一语成谶，虽然他们两人此后双双仍在人世，可卡尔斯巴德一别，他们竟就此成了“前世夫妻”。
夏露笛并未正式嫁给歌德。她一辈子都是那个掌马大臣的法定妻子。所以，她也无权去做婚前调查。如果她做了，她不会对歌德的逃走如此失望。
研究歌德的女人，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一生总是在不停地爱上一个新的女人，然后再很不光明正大地从她身边逃开。从这一点说起来，夏露笛享受的是“国民待遇”。
歌德真正的初恋，是1766年在莱比锡念大学时爱上酒馆老板的女儿薛安卡（Anna Katharina Schoenkopf）。这是个道地的美女，她的名字Schoenkopf意译出来就是“螓首”。歌德昵称她为“凯特磬”。他后来在回忆文章中描述她“年轻貌美，活泼可人”。可凯特磬当时已经名花有主，琵琶在怀。她当时的恋人、后来的丈夫显然是个成功男人，后来当了莱比锡副市长。
歌德的初恋以大败告终。他为凯特磬写下了生平第一部诗集《安涅塔》。这次失恋是歌德将他的爱情形诸文字的肇始。在回忆录《诗与真》中他总结道：“一个方针就这样形成了，在此后一生中我再未偏离：让我的快乐和痛苦变成一场戏、一首诗，借此来总结自己，校正对外界事物的理解，并让自己的内心得到慰藉。”
歌德，是由失恋炼成的。
这场失恋给歌德的打击之大，是我们看到这些文字时所无法感受的。他于1768年7月开始吐血。所以“爱到吐血”，是从歌德开始的。终于，他在他的生日离开莱比锡返回法兰克福，那天，他一直走到凯特磬门口，最后却未举手敲门。这是他不能忘怀的真正的初恋，同时也是他一生中对爱人不辞而别的滥觞。
第二次不辞而别，是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1770年歌德在那里学法律时爱上了小镇色深海（Sessenheim）牧师约翰·雅可布·卜里翁（Johann Jakob Brion）18岁的女儿卜芙丽（Friederike Brion）。在回忆录《诗与真》第十卷中，他写道：“在最初见面的一瞬间，我就已感觉到她的一切优美和可爱之处而心花怒放了。”他对卜芙丽爱情的结晶是脍炙人口的名诗“五月歌”（Mailied）、“欢会与别离”（Willkommen und Abschied）和“野玫瑰”（Heidenroeslein）。可是，1771年8月中旬，他的博士论文《关于立法者确定宗教和文化的权力》（Ueber die Macht der Gesetzgeber； Religion und Kultus zu bestimmen）未被通过，歌德因此未能取得博士学位。当他从斯特拉斯堡回法兰克福时，对卜芙丽也是不辞而别。卜芙丽由此终身未嫁，让歌德抱憾一生。歌德同样也将这个遗憾形诸文字：《浮士德》中最后引领浮士德上天堂的甘泪卿身上，就明显有卜芙丽的影子。
时至今日，在莱比锡老股票交易所大门前还有一个学生时代的歌德的塑像，塑像的基座上有凯特磬、卜芙丽和后来另一个情人薛丽莉的浮雕。
歌德的第三次不辞而别是一个垂青文学史的爱情传说。
1772年，歌德从法兰克福到威兹拉（Wetzlar）帝国法院实习，在那里赢得普遍赞誉。
对歌德评价最高的友人叫卡育可（Johann Christian Kestner），时任不来梅公使馆秘书。
卡育可注定要走进歌德的生命。不是因为他对歌德的评价，而是因为他的未婚妻。他的未婚妻是夏绿蒂·布芙（Charlotte Buff），一个在十六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的姑娘。
美丽的夏绿蒂属于那种一顾倾城，再顾倾国的惊世美人。在他们头一次见面的舞会上，歌德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芳华十九的姑娘。然而，罗敷已嫁，名花有主。歌德毕竟还不是专门觊觎朋友妻子的小人。而且，夏绿蒂虽然颇为歌德的盖世才华所叹服，但却并未因此爱上歌德。她继续深爱着卡育可。正因为如此，卡育可虽然明知歌德心仪自己的未婚妻，却从不阻拦歌德接近夏绿蒂。
卡育可和夏绿蒂的爱情十分幸福。可他们的幸福完全建筑在歌德的痛苦之上。还有什么比无望的爱情更能伤害一个少年？歌德当时收集了许多刀剑，他经常晚上拿着一把名贵的短剑在自己胸膛上比比划划，在冥冥中体会锐利的剑锋以无间入有厚地投进胸腔时那种一了百了的淋漓痛快。
歌德最后没有走这条路。所以他面前只剩下一条路：离开。
1773年春，卡育可与夏绿蒂喜结连理。歌德虽然收到了请柬却并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因为这时他又爱上了罗蜜莲（Maximiliane von Brentano； geb。 Laroche）。然而，这位美丽的少女同样拒绝了歌德，听从父命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十五岁并有五个儿女的鳏夫银行家。这是歌德在爱情上最后一次败给金钱，也是最为刻骨铭心的一次。
此次失恋之后，歌德以自己跟夏绿蒂五个月的交往为素材写出了《少年维特之烦恼》，面市之后一炮而红，洛阳纸贵，成为德国第一部获得欧洲和世界声誉的作品。24岁的歌德亦凭此书一跃成为德国第一位驰骋欧洲文坛的大作家。
如果夏露笛知道这些，她就不会对歌德的不辞而别如此愤怒。
歌德逃走的原因很简单：他厌倦了。当然他也厌倦了鄙俗的德意志，但是他也厌倦了老母鸡样时刻展翅圈围着他的夏露笛。
他对夏露笛已经激情不再。所有的天才诗人，在精神上都是终生向往遥远的地平线的永无足的吉卜赛人。他们绝不会用一生来固守一个方向。
夏露笛的悲剧在于，她始终没明白，她在歌德生命中扮演如此重要角色的时间是前定的，并非无限。歌德必得需要她这样一个“贵妇”来助度过生命中决定性的那个时期，需要她来梳理他那青春狂野的情感，需要这个姐姐、妈妈兼情人来助他完成从青蛇到紫龙的蜕变。那时，她是他思想的谋臣、肉体的长随、灵魂的护士。
1820年，耄耋之年的歌德在一首诗中明确地称夏露笛是他生命过程中的“教育体验”（Bildungserlebnis），称夏露笛对他的影响堪比莎士比亚的诗歌。夏露笛和我们这些歌德迷都愿意这种情形持续一生——那将是如何完满动人的爱情故事！可她不明白，虽然教育是终生的，体验却从来都是即时的。如果这种情形持续一生，歌德将不复歌德。
从这个意义上说，夏露笛选择歌德就是选择悲剧。
然而，歌德并不是夏露笛的悲剧。在令人窒息的夜郎之国魏玛，如果没有他的到来，夏露笛绝对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和方向。歌德不是夏露笛惟一的男人，但是，他却是夏露笛第一个、也是此生惟一的一个志同道合的挚友。歌德准确地看出了夏露笛对于他的意义，却完全没有明白他自己对夏露笛的意义。是他的不期而至将夏露笛从魏玛那可怕的孤独中捞出来，给了夏露笛光彩万丈的精神愉悦，又是他的不辞而别将夏露笛重新送回了无边的孤独和黑暗之中。从这一点上说，他对夏露笛的伤害，深不可测。
这不仅是感情问题，而且关乎灵魂。
尽管歌德与夏露笛的爱情如此炽热，可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整天眼观鼻，鼻观心，坐怀不乱。实际上，他在这期间经常违反三大纪律四下乱观。1779年4月，歌德的诗剧《伊菲格尼》试验版在魏玛上演，歌德专门从莱比锡请来女演员施可娜（Corona Schroeter）扮演女主角伊菲格尼，而歌德则主动请缨扮演男主角。这施可娜乃歌德学生时代老情人儿，深得“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嫁得好不如睡得好”个中三昧，甫到魏玛即导致奥古斯特大公与歌德同时雄起双凰求凤。而她不知用了什么秘门暗道，不仅巧妙地同时摆平了歌德与奥古斯特大公，居然还获得了宫廷歌手的终身职位。
正因为施可娜的出现，夏露笛对《伊菲格尼》持强烈的批评态度。这是她犯下的另一个致命错误，多半也是歌德不辞而别的原因之一。对一个作家最大的伤害，就是看不起他的作品。一个作家，无论多么烂，必视自己的作品超过自己的生命。你要他的命，他还能与你亲近乎？
歌德，正是这样的一个作家。在写完《浮士德》第二部之后，他曾对自己的秘书爱克曼说：“我这一生，今后日子都可以看作一种无偿的恩赐，我是否还工作或者做什么工作，事实上都无关宏旨了。”
1788年6月18日，全新的新歌德回到了魏玛。这是一个对政务失去兴趣的歌德，一个艺术青春焕发的歌德。意大利之行后，歌德的生命只剩下一个目标：艺术。在回来之前他就写道：“我孜孜不倦，欢悦非常，并且也像这样期许着未来。我一天比一天清楚，我本来就是为诗歌艺术而生的。在下一个十年，我还能尽力去训练这种才能，可以写出一些好东西来，因为青春之火使我不用花很大的力气就能成功！”
他带着南国温暖清新的空气归来，如饥似渴地期望向朋友倾诉他在意大利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得，他更需要朋友对新生的他耐心倾听、充分肯定、热情赞扬。可迎接他的只有阴霾的天气和冷漠的朋友：奥古斯特正在普鲁士大忙军务，根本不在魏玛；赫尔德尔亦沉湎于俗务：已来魏玛的席勒这时还对歌德怀有些许敌意……
人生在世，找到一个可倾诉的朋友，原来并非易事。首先他要看重你，认为你的倾诉值得他花费他的生命来倾听；第二要有真正深厚的友情，保证他不会拿你的倾诉去卖钱。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他要能听懂你在说什么。
歌德这时找不到这样的朋友。他后来写道：“从千姿百态的意大利被扔回味同嚼蜡的德国，把万里晴空换成灰暗的天穹；朋友们并不安慰我，把我重新拉回他们身旁，而是把我推进绝望之中……没谁关心我。没有人懂得我的语言。”
在歌德的人生中有无数逆境。他应付所有逆境的惟一良方就是女人。孤独无援的歌德，这时满怀期望地走向夏露笛。
这时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完全像恋爱中少男少女之间经常发生的事情一样。他们就像两个因恋爱而赌气的二八少年。
像所有的天才一样，歌德理所当然地忘记了两年前不辞而别给夏露笛留下的深深的伤害。他甚至连一声“对不起”也没说。他可能认为以他们的关系根本不用说。然而，当然，作为女人，夏露笛没有他那么潇洒。她要用短暂的冷漠，来宣泄两年前的伤感。
歌德对爱人的冷漠非常敏感，并且深受伤害。整整一年后，1789年6月1日，歌德在给夏露笛的信中说：“遗憾的是，我回来时你的情绪不大好，我不得不承认，你和其他人迎接我的方式令我极其不快……同时，我还得耐心地听着人家反复数落我其实完全可以不出现，我是一个从不关注他人感受的人，等等。而且，我们之间的关系对你似乎也是一种耻辱。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这个关系中到底谁受伤害最大呢？”
夏露笛在这些倒打一耙的话后面写了一个大大的“啊”字，后面连着三个惊叹号。她没有回复这封信和一周后歌德的另一封信。他们之间由1800只青鸟铺设的姐弟鹊桥，至此寸寸断裂。
夏露笛没料到，就是这短暂的赌气，让她永远失去了德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情人。她赢得了这场意气之争，却就此输掉了歌德。
歌德6月1日写这封信时，他早已不仅从肉体上，而且从思想上离开了夏露笛。因为，这时，他此生惟一的儿子，已经在另一个女性腹中成人。
歌德一生情如花海，相映成趣的是，他一生却只有一个孩子。这个儿子的母亲，跟身为宫廷命妇的夏露笛势如黑白：她是个出身贫寒底层的灰姑娘，名叫伍碧丝（Christiane Vulpius）。
歌德去意大利之前，伍碧丝出身破落贵族的父亲就是歌德手下管修路的小吏。歌德回来时，他正好失业潦倒成酒鬼。1788年7月12日，深受朋友和夏露笛冷落的歌德独自漫步于易牡（Ilm）河边公园。就在这个水波荡漾、满目青翠的公园里，棕色鬈发、芳华23的伍碧丝身披灿烂的阳光走进歌德的生命。
歌德说过，相对夏露笛的雍容华贵，水晶般透明的伍碧丝是“大自然的尤物”。
这个未经雕琢、浑然天成的姑娘是魏玛一家花场的打工妹。她专程来找歌德，原本希望求求枢密顾问给她无业的兄弟找份工作。然而，她这一天得到了可能是整个十八世纪德国最有意义的职位：
她成为歌德身边的女人。
这世上，只有一个女人有权利自称歌德的妻子。她就是伍碧丝。
因为缺乏确切的证据，歌德的研究者们为他们究竟是哪一天真正成为爱人而争执不休。所谓“泥古”，说的就是这些人。只有“泥古”，才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歌德和伍碧丝都把7月12日看成他们爱情的启航。这难道不是最确切的证据？
歌德此后很快把伍碧丝、她姑妈和一个妹妹迎进家门，让伍碧丝掌管自己的家务。
魏玛这个弹丸小城，城东的人长吁短唱，城西的人便能听个满耳。所以，歌德与伍碧丝的事情，几乎是当天晚上就传遍了全城。
其实，魏玛像德国当年所有的迷你公侯国一样，是个对偷情十分宽容的城市。奥古斯特大公自己就与无数的女人有无数的瓜葛，内中一人是演员卡罗琳·雅格曼，她曾这样描写伍碧丝：“我童年时她是我家邻居。她十分漂亮，友善而勤劳，有一张容光焕发的苹果脸，一双黑亮的眼睛，红樱桃一样的嘴唇微微撅着，显示她爱笑。她的牙齿雪白，额头和脖颈披满深棕鬈发。”
魏玛上流社会对于歌德偷情伍碧丝，是当作花边新闻而乐观其成的。作家嘛，岂能无情人乎？
问题是他们并非偷情。当歌德把这个父亲死于酗酒的打工妹请进家门之后，社会舆论顿时覆手为雨。大家发现，原来歌德与伍碧丝并非偷情！那事情的性质就变了，原有的普遍的微笑和宽容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从此，歌德在与伍碧丝长达28年的共同生活中，找到了写作之外的一大业余娱乐：捍卫伍碧丝。
从认识歌德开始，伍碧丝的生命就是一部反抗傲慢与偏见的活历史。终其一生，她始终无法得到魏玛上流社会的彻底承认。他们并不反对伍碧丝住在歌德床上，也不反对她为歌德洗衣做饭端洗脚水。他们就是反对她“歌德夫人”这个头衔。
还记得夏绿蒂丈夫卡育可对歌德的评价吗：“他是那样尽一切可能不受偏见的束缚，他按自己认为应该做的去做，从不考虑别人是否满意，是否合乎时宜，是否为礼仪森严的社会所容许。他憎恨一切强制。”十八年之后的1790年，歌德向我们证明他还和当年一样年轻：他把自己的长诗《植物变形记》题献给伍碧丝。公国宰相献诗给一个并非他太太的打工妹，比82岁的杨振宁娶了28岁的研究生翁帆还要惊世骇俗十倍，可以想见当时魏玛上流社会那沸腾的胃酸和撒落一地的白眼球，连奥古斯特大公据说都抱怨“伍碧丝搞烂了一切”，并指责她让歌德远离了上流社会。
歌德根本不在乎，因为他比整个魏玛上流社会加起来还要有名。你什么时候见过龙王在乎王八的非议？
但是，作为女人，伍碧丝当然在乎。
只有一个家庭向伍碧丝开启了大门。她就是宫廷女枢密顾问约翰娜·叔本华（Johanna Schopenhauer）。她说过的一句话反复被歌德研究者引用：“我想，既然歌德把自己的名字都给了她，我们还是可以请她喝杯茶的。”她说这个话时，歌德与伍碧丝正式结婚刚一天。而这个约翰娜的儿子，就是后来德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悲观主义哲学家阿图·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
出于歌德的坚持，就连歌德的前任爱人、高傲的夏露笛也不得不试着接纳伍碧丝：“当然，跟她交往并不让我愉快，不过既然他这么爱这个小东西，我也不能扫他的兴。”但是，她第一次出现在伍碧丝家的茶会上，却要等到二十年之后的1808年12月20日。
歌德对伍碧丝的爱，像他所有的爱情一样，专横兼霸道。1792年9月他在一封信中命令说：“别忘了爱我！有时候我会莫名嫉妒并想像：也许另一个男人更招你喜欢。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男人长得比我好，并更易相处。这些男人你连看都不许看！你必须认为我是最帅的男人，因为我发狂地爱着你，并且，除了你之外，没什么人会让我动心。”
歌德酷爱旅行，不仅去邻近的耶拿，而且去威尼斯、法国、瑞士或者波希米亚的各个温泉，有时一年有七个月不在家。伍碧丝必须独自持家，用并非很充足的钱维持家庭的运转。她把操持家务当作一项事业来做，而当时歌德还没有成为“德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所以伍碧丝这么做并非出于功利。她只是觉得这样可以让歌德高兴，因为歌德希望自己在浪迹天涯的时候在魏玛有艘不沉的航空母舰。1793年6月，她在给歌德的一封信中说：“爱我并想念我，我每时每刻除了想你就是琢磨怎样把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条，让你高兴，因为你让我如此幸福。”
伍碧丝为什么能如此征服歌德的心？不外乎四招儿：第一倾听，第二宽容，第三尊敬，第四佳肴。
夏露笛之所以最后失去了歌德，直接的原因就是她在歌德自意大利回来时拒绝倾听。
倾听是伍碧丝的制胜绝技，相当于柔道中的“一本”。在易牡公园，她就是凭着这朴实无华的一招打倒了居高临下的歌德。其实那时她未必就懂得歌德的语言，然而她知道，倾听是理解的第一步。而且是绝不会错的一步。从此，她成为永远站在歌德一边的忠实听众，成为歌德绝对隐私的终点站和保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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