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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路上说说笑笑，兴致很高，中午在忻州打尖。名为打尖，实际上忻州文联招待得很好，下午轻轻松松地就上了五台山。由于时间尚早，大家迫不及待地去参观寺院。有的人见佛就拜，该烧香的烧香，该磕头的磕头。入乡随俗，既到了佛教圣地，就该随佛礼，大家千里迢迢来五台，不就冲着它是佛教名山吗？当大家来到“法轮常转”的地方，忽然异常活跃起来，有人这样转，有人那样转，笔会中一位漂亮得很抢眼的年轻女编辑最抢风头，她说我就反着转，又能怎样？紧跟着就又有几个人也反拨法轮……一时间唧唧嘎嘎，高声喧闹，在肃静的庙堂里颇为招摇。
傍晚，僧人们聚集到一个大殿里做法事。由于天热，抑或就是为了让俗人观摩，大殿门窗大开。难得赶上这样的机会，游客们都站在外面静静地看，静静地听。忽然又有人指指划划起来，自然还是参加笔会的人，也不能没有那位漂亮的女编辑，他们发现一位尼姑相貌娟美，便无所顾忌地议论和评点起来，这难免搅扰大殿里庄严的法事活动。后来那尼姑不知是受不了这种指指点点，还是为了不影响法事进行，竟只身退出大殿，急匆匆跑到后面去了。
就这样，文人们无拘无束地度过了色彩丰富的“黄河笔会”的头一天。
第二天，气候阴沉，山峦草木间水气弥漫。笔会安排的第一个活动是参观“佛母洞”，大轿车载着所有参加笔会的人爬上了一座不算太高的山峰，山顶有个很小的洞口，据说谁若能钻进去再出来，就像被佛母再造，获得了新生。因此也就具备了大德大量大智慧，百病皆消。一位知名的评论家首先钻了进去，不巧这时候下起了小雨，如烟如雾，随风乱飘，隐没了四野的群峰，打湿了地面的泥土，人们或许担心会弄脏衣服，便不再钻洞。评论家可能在洞里感到孤单，就向洞外喊话，极力怂恿人们再往里钻。于是就信口开河：我真的看到了佛母的心肝五脏……上海一位评论家在洞外问：你怎知那就是佛母的心肝？他说：跟人的一个样。上海人又问：你见过人的心肝五脏吗？他说：我没见过人的还没见过猪的嘛！
任他怎样鼓动，也没有人再往洞里钻，他只好又钻了出来。领队见时间已到就让大家上车，奔下一个景点。别看大家对登山钻洞积极性不高，一坐进汽车精神头立刻就上来了，文人们喜欢聊天，似乎借笔会看风景是次要的，大家聚在一起聊个昏天黑地一逞口舌之快，才是最过瘾的。车厢里如同开了锅，分成几个小区域，各有自己谈笑的中心话题。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话清晰地送进别人的耳朵，在闹哄哄的车厢里就得提高音量，大家都努力在提高音量，结果想听清谁的话都很困难，车内嗡嗡山响，车外叽里咣当……忽然，车厢里安静下来，静得像没有一个人！
震耳欲聋的声响是汽车自身发出来的，轰轰隆隆，嘁流哗啦……大轿车头朝下如飞机俯冲一般向山下急驰。车厢剧烈地摇荡，座位像散了架，我觉得自己的身体有了悬空的感觉，心里却是一片死样的沉静。车上没有一个人出声，不是因为恐惧，实际也来不及恐惧，来不及紧张，脑子像短路一样失去了思维。大轿车突然发出了更猛烈的撞击声，然后就是一阵接一阵的稀里哗啦，我感到自己真的变成一个圆的东西，在摇滚器里被抛扔，被摔打，最后静下来了……人和车都没有动静了，山野一片死寂！
隔了许久，也许只是短短的几秒钟，打破死寂第一个发出声响的是司机的儿子，他先是哭，跟着就骂他爸爸。这时候我也知道自己还活着，脑袋和四肢都在，并无疼痛感，这说明没有事。而且双手还在紧紧抱着前面的椅背，我完全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完成了这样一个搂抱自救的动作？我再回想刚才车祸发生时的感受，还是一片空白，什么感觉都找不到。所以许多影视作品在表现车祸发生时让人们大呼小叫、哭喊一片，是不真实的，只证明创作人员没有经历过车祸。我恢复思维能力后说的第一句话是喊史铁生：铁生，你怎么样？我佛慈悲，千万别让他再雪上加霜。他应声了，说：我没事。正坐在倒了个的车门口台阶上，不知是怎样从椅子上被甩下来的。
车祸使大家感到每个人的生不再是个体，死也不再是个体。这时候车厢内有了响动，大家的教养都不错，尽管有人满脸是血，那位偏要将“法轮倒转”和议论尼姑最放肆的姑娘，前额被撞开了一道大口子；广东的评论家谢望新前胸一片血红，面色惨白；有人还在昏迷，不知是死是活……但没有人哭叫咒骂、哼哼咧咧。能活动的都慢慢直起身子，这才看清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客车翻倒在左侧的山沟里，幸好山沟不深，但汽车也报废了，车内车外都成了一堆烂铁。钢铁制造的汽车摔成了一堆破烂，我们这些坐在汽车里的由碳水化合物组成的肉体竟绝大多数完好无损，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这里毕竟是五台山啊！
没有受伤或受伤较轻的人帮助那些一时不能行动的人离开了翻倒的汽车，站到路边等待救援。这时候有人发现，刚才在山上曾钻进“佛母洞”的那位评论家，没有伤到别处却惟独撞伤了嘴巴，肿得老高，让人一下子联想到猪的长嘴，显得异常滑稽好笑，却没有一个人笑得出来，直觉得毛骨悚然！因为人们都还记得他在“佛母洞”里那番关于猪的亵渎……以后许多写这次五台山车祸的文章都回避了这一细节，我想是不知该如何表达。其实他的嘴肿未必跟佛有什么关系，佛博大精深，慈悲宽容，即便真听到了他的亵渎也不会狭隘到立马就报复他。坐汽车碰伤了嘴毫不足奇，而嘴一肿就长，让人极容易联想到猪。这说明文人们觉悟了，开始忏悔，他们意识到在此之前的许多话很不得体。你可以对佛不信、不拜，但既到佛山来，就该对佛有起码的尊重。就像你去一个人家里串门，总不能故意寻衅闹事污辱主人吧？这时有看热闹的人开始向车祸现场聚拢，他们先看到被摔烂了的汽车，问的第一句话是：还有活着的吗？其实我们都在道边好好地站着，刚才被摔昏或震昏的人也已苏醒过来，死的是一个都没有。虽然有人挂彩见红，但是不是就伤得很重还难说。不知围观者常有的是一种什么心态，难道真是“看打架的嫌架打的小，看着火的嫌火烧的小，看车祸的嫌死的人少？”
有人见出了这么大的车祸竟然没有死人，触景生智开始大发别的感慨：去年有三十多个北京的万元户（那时候在人们的眼里万元户就是富翁了），集体来游览五台山，在另一个山道上也出了车祸，全部遇难，没留下一个活的。看来五台山喜欢惩罚名利场中人！福建一位老编辑接了腔：名利场中人又怎么得罪了五台山？今天这么大的车祸没有死一个人，说明五台山对文人还是格外关爱的……其实这也许只是俗人的想法，在佛眼里众生平等，分什么名利高低？如果世间有个名利场，那非名利场中又是些什么人呢？现代人无不生活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之中，难道都该受到惩罚？
不管怎样说，“黄河笔会”很难再继续下去了。笔会组织者请山上的医疗急救人员为受外伤的人做了紧急处理，但无法做彻底检查。于是我们换成旅游公司崭新的大客车，直奔大同。一路无话，到了大同，先安排大同市最好的第一人民医院给每个人做详细检查。担惊受怕作了大难的山西作家协会主席焦祖尧找到我，说原来他们跟大同市负责接待的部门有协议，参加笔会的作家来后要给大同的文学爱好者和一部分机关干部讲课。现在虽因车祸笔会不能进行下去了，但我们还是来到了大同，而且给大同添的麻烦更大，讲课不能取消，人家已经通知下去了，就在今天下午。原定是我跟刘心武一起撑半天，现在刘心武疼得上不了台，只好让我一个人顶。我无法拒绝，就在去年夏天我也组织过一次大型“森林笔会”，在分头活动时一辆吉普车翻倒，砸断了一位我非常尊敬的作家的小腿，因此深知焦祖尧此时心里的滋味。用写一笔好字的唐达成的话说，参加笔会要一路写字或一路讲课，是给自己换饭票，无论如何都不能推托。再说现在的人们还有兴趣要你的字，想听你讲些有趣或无趣的话，这是对你的抬举，怎可不知好歹？
焦祖尧让我先去检查身体，然后再上台。我又没有受伤，不想去检查。他说无论如何也要去除疑心病，不然等你回到天津发现有问题，我们怎么担当得起？这家伙是怕我后半生赖上他，就跟他先去见医生，胳膊腿加一个脑袋明摆着没有受伤，就只对骨头和内脏进行了一番透视和照像，然后就上台了。到傍晚我讲完课回到住处，所有参加笔会的人都用一种古怪的似同情似疑惑的眼光盯着我看，原来所有人检查完内脏和骨头都没有事，个别人血流满面也只是皮肉伤，缝合几针就解决问题了。独我，“右边第九根肋骨轻微骨折！”
呀，从接过诊断书的那一刻起，我感到右侧的肋条真的有点疼。笔会组织者已经为我们买好了当晚就回北京的火车票，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一辆早就准备好的小车等在北京站台，拉上我就往天津跑。天津的朋友圈里已经轰动，碰上这种事大家都喜欢尽情地发挥想象力，五台山上的车祸还能小得了吗？说是肋条断了，那是怕家里人着急……将近中午我回到天津，作协的同志不让我进家先去全市最好的骨科医院，一照像：“未见骨折。”
哈，这就有点意思了！此后的两天我又跑了四家医院，两家说是骨折，两家说没有骨折，正好是一半对一半。这太怪异了，完全没有道理……或许这是一种警示，想告诉我点什么？世间能说出的道理都是有局限的，狭隘的。惟有讲不出的道理，才是最庞大最广阔的。没有道理就是最大的道理。我从此闭口不再谈那次车祸，不能像讲故事一样一遍又一遍甚至是添油加醋地叙述那次车祸的经历，并从叙述中获得某种奇怪的快感，或者是解脱。但我会经常回想那场车祸，车祸刚发生后觉得人离死很近，生命极其脆弱，灾难会在你没有感觉的时候突然降临，喉管里的这口气说断就断！随着人们健康地将车祸看成了一次惊险而富有刺激的经历，就会觉得人离死很远，出了那么大的车祸都没有死一个人，可见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决定不再去医院，转而求教一位高人。
他叫胡克铨，是贵州省水利厅小水电处处长。“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批斗得受不住，躲到贵州大山里当了“野人”，因祸得福发现了“龙宫”———后来开发成异常奇妙的旅游景观，就是四年前我在看“龙宫”的时候认识了他。当时天色将晚，“龙宫”已经关门，可我还舍不得离开，围着“龙宫”四周转悠，就见一人在“龙宫”北侧束身长坐，神气清穆，风鉴朗拔，不由得上前攀谈。他谈天说地，博学多识，立刻能让人神思融净，身心豁然。于是我们便成了朋友，我更多的是把他视为智者，遇有委决不下的事情愿意跟他商量。他说：你的肋骨没有骨折，不信等会下楼跑十圈，没有一个肋骨骨折的人能够跑动。这不过是五台山跟你开了个玩笑，或者是想提醒你一下。你仗着个子高，架子大，想看圣山却又对佛表现得大不敬，看到年轻人恃才傲物，言语轻狂，竟不加劝阻。五台山无所谓，但五台山满山遍野都是去朝圣的人，惟你们这些人出洋相，逆向而动，焉能不伤？佛不怪人人自怪，是你们这些人的心里在捣鬼，要谨防自己的心啊！
我放下电话就下楼了，真的围着自己住的楼跑了十圈，刚开始感到右肋有些不自在，渐渐地就浑身发热，酣畅淋漓起来。从此我不再理会“第九根肋条”，它也就真的没有再给我添麻烦。但我却无法淡忘那次车祸，出车祸是不幸，在车祸中没有人死或受重伤，又是不幸中之大幸。不幸是伟大的教师，不幸中的大幸更是伟大的教师，祸福相贯，生死为邻。刘禹锡说：“祸必以罪降，福必以善来。”以后我再看山或进庙，提前都要有所准备，一定是自己真想看和真想进的，先在心里放尊重，不多说多道。守住心就是守住嘴，特别是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绝不妄加评判。
改变自己很难，但车祸的教训也非同一般，人很难能做到不被生死祸福累其心。渐渐我觉得自己的脾性真的变得沉稳多了，心境也越来越平和，有时竟感到活出了一份轻松和舒缓。心一平连路也顺了，每年总还要外出几次，继续东跑西颠，却从未再有过惊险。
所以，我感谢五台山，感谢那次车祸！
假如你不是天才
在一个急功近利的物质社会，人们经常听到的是天才、成功者和幸运儿的故事。可这些人到底有多少？假如你不是天才，你就不活了吗？
活，当然还是要活的，而且还都想活得更好一些。可是，每个人面临的生存和竞争压力大同小异，如果你不是天才将怎样胜出呢？
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敬业。尽管你可能永远不会成为天才，通过敬业却可以使自己成为“专才”，成为不易替代的人才。
媒体曾报道过一个惯偷的经历。他叫刘金华，偷偷摸摸大半辈子，监狱、拘留所经常进进出出，快６０岁的时候看到大墙外有一个孩子走过，心里猛然一动，自己都这般年纪了，白来世界上走一遭，最后连自己的骨血都留不下。于是幡然醒悟，洗心革面，要重新做人。
他最后一次从监狱被放出来，找不到工作就捡破烂。捡破烂竟拾金不昧，几次捡到居民丢失的贵重东西，千方百计都要送归到失主手里，并捎带着打扫一个小区的卫生和维护治安。时间一长，他被物业公司招为保安。一个贼竟当了保安，居民大哗，纷纷抗议。岂知，有他当保安就最懂得怎样防盗，贼们也不敢再光顾那个居民区。后来他成了各小区争抢的保安，原来的小区为了留住他，将闲房给他住，还有人热心地为他张罗对象……
刘金华可算是当今社会最底层的一员，更遑论他人。任何人，通过敬业都可找到实现自己价值的平台，凭这个口碑就可以走遍天下，成为个人的护身符、无价之宝。
这是因为，敬业者都善于发现学习的机会。这是无需交学费就可以得到的学习机会，即在干中学。而学习的机会中，就常常包含着发财的机会、成功的机会。当你精于算计、事事计较，把多干活、干好活的机会推给他人的时候，也就把学习甚或是成功的机会让给了他人。相反，当一个人把敬业变成一种习惯，在多干活、干好活的过程中就会学到更多的知识，积累更多的经验，体验到干活的乐趣。
管理学家陈鸿桥有言：“敬业是快乐的，敬业的口碑是职业生涯中最大的财富。”奉行实用主义，只追求眼前实惠的人，常误以为敬业是提升了公司的价值，对老板有更大的好处，殊不知敬业最大的受益者是自己。
不敬业只“敬钱”。“钱”也难回顾你。因为“钱”要依附于“业”，“业不强何以生”钱”？
蒋子龙今年五十九
2000年除夕夜。新张志喜的天津新富祥酒楼装修得既古典又现代。一群笔友在这里小酌欢叙。当互问庚龄时，被视为“龙头”的全国作协副主席、天津作协主席蒋子龙说，他再过7个月就进入花甲，现在是59岁！
哈！“五九现象”，您是不是也闹这玩艺儿：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我跟他开玩笑。他莞尔一笑：人家是抓紧捞，咱是抓紧写。他前些年去日本时曾见到华裔作家陈舜臣，其著作有两大摞，一摞是从地板码到房顶，第二摞也码起了多半人高。陈舜臣那年是64岁。蒋子龙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自己当时受到的震动难以言喻。由此可见这位作家内心涌动着急切的创作欲。他还眼见香港作家梁凤仪旅津时白天开会、签名售书、会客，还必须完成5篇专栏文章，深夜电传回香港供翌日发表。子龙因此责备自己写作速度太慢，不够刻苦。
这位以许多重量级作品及大量“精神快餐”奉世的作家，其理念是作家要作、要多作。其实仅就天津报刊所见，《今晚报》每天发表他的连载小说《空洞》，同一版面上又是他的系列随笔《我说你看》……我问他：您不也是创作等身了吗？蒋子龙对我看他文章之细深表谢意。他说：“我现在是写了长篇4部和五六十本中短篇随笔、杂文集，但还远不到从地面摞到屋顶呢。”我便问这位以写工业素材闻名的作家，眼下又在经营什么大部头？
他告诉了我一个秘密。早在1963年作为海军上士复员后回到天津重型机械厂，一干8年机器匠，先后当过工人、车间主任、党委秘书，在摸爬滚打中他对工厂各层面的喜怒哀乐有着深厚的熟稔和依恋，并以名作《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厂长上任记》吹皱文坛的一池春水。但他认为，一个作家的创作不应为题材所限，他注意的中心点是人，是社会人、经济人、文化人、知识人。他告诉我，“我是从工厂出来的作家，始终肩负着写工业题材的使命感。我跟企业家的缘分使我找到了终生的主题：人和经济社会的关系。人类创造了工业文明，工业文明也制约着人类。至于权力、家庭、伦理、道德等等都无一例外地受着经济发展进程的影响。由于金融、信息产业和高科技的渗透，现代工业已不是原来的工业，农业也有了许多新的特点，我现在正在酝酿一个长篇是有关城郊结合型的经济和人的种种关系。”
外冷内热
前年9月，在天津市黄金地段的国际商场五楼“国际图书城”，密集的人流摩肩接踵。这里专为作家新作品问世举办首发签名售书，作家读者面谈。那天蒋子龙打头一炮，他那沉甸甸的8卷文集新版问世。
“说实在的，开始我不敢来，怕没有人买，晾在那里……”
蒋子龙还是感动了。当他讲开场白时，买书者已密密麻麻排成长龙，400多元一套的书有那么多人慷慨解囊，并挤到前面打开扉页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