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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富民？”
说道富民问题，陈芝廷目光一闪，显然他的观念，让他对这个问题极为敏感。
但他遇到的问题又太复杂。
叹了口气：“难矣！”
长叹一声后道：“草民这些年与乡民长谈，百姓苦矣。佃农最苦。官府虽不征税，但地租极重，所产半者归地主。一户小农，耕地六七亩，所得不过两三亩，一家三口尚能糊口，四口之家就要挨饿。若遇灾荒年景，少不得借债度日，常年背上高利贷。官府虽然不许，但卖儿卖女乃是常事。”
朱敬伦皱起眉头，卖儿卖女的问题他知道，官府管不过来，而且农村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行为，规避了法律禁令，法律不准买卖人口，但大量的童养媳出现了，他家养不起，放在我家养，给我儿子当媳妇，这官府也要管？
这些童养媳从小给人干活，挨打挨骂，张大了给人当媳妇，说不好听点，跟大户人家过去的下人没什么不同，而且还不好管理，认定这算买卖人口吧，确实很多穷人养不起女儿，给大户人家当童养媳，总好过溺婴，或者遗弃。
“必须减租减息啊！”
朱敬伦叹道，这让他想起了历史上的减租减息运动，得到的民心支持，可以让某组织从农村起步，干掉蒋家王朝，这说明老百姓是多么的渴望能够减少租息啊。
陈芝廷叹道：“谈何容易啊。我见过许多户地主，就是靠吃佃户的租息过活。我问过他们，何不减少租息，他们说，没有租息，他们凭什么要放债？如果不让地主吃租息，老百姓灾年就借不到粮食，到头来苦的还是百姓。”
陈芝廷说的是真心话，因为这跟陈家没有厉害关系，他们是典型的宗族，而不是地主，陈家的土地是陈姓人家在种，大多数都是公田，即便也有租出去的，也是租给同族，租息不是用来享乐，租息是也是公产，除了用于祭祀祖宗，还用于学堂和赡养孤寡的善堂。
“你有没有主意？”
朱敬伦问道，陈芝廷显然比他更了解农村，又在乡下蛰伏了十几年，相比考虑过相关的问题。
陈芝廷道：“唯有放公债。灾难官府救济，寻常年间，佃户遇到点小灾小病的，不能让他们借地主的高利贷。官府给他们放低息公债，将来能免则免，能减则减。只是怕财政上吃不消。”
朱敬伦道：“是啊，几亿农民，哪年没个千万人遇到点事。都靠财政，财政得破产。”
但这事不能不做，朱敬伦脑子里飞快的想着，将地主从农村高利贷中排除出去简单，但之所以是高利贷，不是低息贷款，从经济学上看，是以为风险高，一个个一穷二白的佃户，想低息借贷是不可能的，没有银行会做这种生意。所以能控制佃户人身的地主成了大债主，他们能保证收回来。
用公益来做这件事的话，巨大的成本是一个考虑，财政是支持不住的，必须降低每年几千万人可能借债的风险，这需要一笔巨大的低成本资金。
“保险！”
朱敬伦说道，什么样的资金成本最低，当然是保险基金了。难怪后世各国都将福利保险化，没有一个国家说用财政来给全民养老。
中国现在的情况，还牵扯不到养老，因为老百姓的观念是养儿防老，政府不给他们养老，他们恨不到政府头上。现在要关心的是，很多人因病而穷，因灾而穷，是抗风性能力差的问题。
“保险？找何人保险？”
保险陈芝廷并不陌生，社会上早就出现了很多保险公司，比如徐润等大买办都在经营水火保险等业务，最早是洋人办的，现在都是中国资本家在办，很多银行都在办。
让几亿农民找这些保险公司，朱敬伦相信如果政府给特权，有的是人愿意办，但问题是商业保险自身的风险，让政府不敢放心交给他们。一旦他破产，几千万农民受累。所以必须是一个不会破产的保险公司来办。
“不找别人，我们自己办！”
朱敬伦设想的是政府出面来办，政府不会破产，这保险公司也就不会破产，同样也不会去经营风险性的商业投资。
陈芝廷叹道：“可佃户买不起保险啊？”
朱敬伦道：“这都不是问题。佃户才有多少。农民中完全没有自己土地的，没有公田耕种的，只租种地主土地的佃户，怕十人中只有一两个罢了。用十个农民承担这一两个佃户的保费还是绰绰有余的。况且一旦办了保险，也就不用担心地主灾年不放贷了，减租减息的收益也可以放进保险中。”
朱敬伦已经觉得强令大地主减租减息了，那么减少的租息，除了一部分归还佃户，大部分他都打算放进保险基金中，预防这些佃户在遇到灾荒。
到这里，朱敬伦的乡村政策已经明确了，那就是从吃租息的食利地主身上剥夺资源，再分配到最穷的佃农身上。这对大地主是不公平的，他们的土地也不是白来的，而是他们的奋斗或者他们祖宗的奋斗得来的，比如伍崇曜家族在乡下也有庞大的地产，他们是靠经商得来的财富。现在限制他们财富的增值，这对他们公平吗？
在西方尤其是英美倡导的私产神圣观念中，这是最大的不公平，可是对千千万万穷人来说，谁为他们想过。说白了，这还是少部分人的公平与大部分人的公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朱敬伦坚决站在大部分人一边考虑问题。
陈芝廷道：“不知这保险都保些什么？”
朱敬伦道：“保的是孤寡没人养老，保的是孤贫看不起病，保的是穷人吃不起饭。”
陈芝廷一愣：“这不就是个善堂吗？”
朱敬伦笑道：“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大号的善堂。但跟善堂不一样，善堂是一些善人办的，救济是随心所欲的，是他们说了算的。但农村保险不一样，得有严密的章程，得让真正需要的人受益。而且现在不是救贫，不是救苦，现在我们还只能做到救死。让那些活不下去的人能活下去，所以只能救最穷，最苦的人。”
朱敬伦的想法中，只需要让社会最底层的十分之一的佃农，能够做到不卖儿卖女也能活着，让他们的基本生活跟那些自耕农看齐，能吃饱饭，每年还能扯几尺布做衣服。这是最基本的再分配了。
至于更高层面的，还得等制度建立起来后，慢慢发展。
“皇上圣明！”
陈芝廷觉得他除了说这几个字外都不知道说什么了，他内心隐隐激动，这件事做成了，是多么大的功业啊。
“陈大人，救民的问题我们现在谈完了。该谈谈富民了！”
接济穷人是陈芝廷最关心的，但朱敬伦却认为，那只是最基本的，做到了不值得骄傲，没做到是执政者的羞耻。
他要搞财富再分配，可不仅仅是让最穷的人活下去，而是让绝大多数人生活能过的更好一些，让现在这种绝大多数人都是穷人的社会，变成绝大多数人都是中等收入的社会。
第八百一十八节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陈芝廷对农村问题很了解，农村穷困的原因他思考过很多。
有许多不对的地方，比如他认为现在大多数农民穷苦，是因为不良商贾的盘剥。
官府不收农税，所以农民穷怪不得官府，那么农民比过去没见更富裕，这是为什么，只能是因为商贾盘剥，农民种粮，粮商压低价钱，农民种棉，棉商压低价钱，而商贾贩运到农村的各种商品则抬高价钱，一进一出农民就穷了。
这显然还是传统士大夫对商人的偏见，在一个开放性的商业社会中，都是自由竞争的关系，农产品价格低廉，不能说是商人的盘剥，因为农民可以选择不卖，价格基本上还是遵循价值规律，当然个体农民跟粮商在经济实力上的不对等，让粮商拥有更大的市场话语权，这又是另一个问题。
官府是不在收农税了，但不意味着农民就真的没有交税，因为政府征收了太多的交易税等间接税，所以让人以为农民不需要交税，可实际上，粮商的交易税成本最后都转嫁给了农民，粮商缴的税越多，就越要压低收购价。
这些情况，陈芝廷这种文人是看不懂的。
因为间接税隐蔽，去税务机关纳税的人，并不是实际负担税负的人，因此会造成严重的财政幻觉，实际负税人很难觉察到实际的税负，不但没有税收痛感，反而还认为自己有负于国家，对于国家和政府生出无限的感恩戴德情怀。
现在的农民和为农民考虑的士大夫就是这种认知。
但这种错觉是有好处的，那就是最广大的农民因为不知道自己纳税，所以产生自己对于国家毫无贡献的愧疚感，所以在所有的群体中，农民对政府最为认同，看不懂这个问题的文人们，骂政府各种问题，独独对政府不收农税而夸赞不已。
看得透彻的政府财务专家们也不会就这个问题站出来辟谣，他们吃多了才会找骂，巴不得这个美丽的误解一直保持下去呢。
只是让商人背了这个锅是朱敬伦没想到的，而且听陈芝廷说，乡村普遍是这样的认识，每每到了秋收时候，农民、地主都会因此跟粮商冲突，对价格不满。
朱敬伦也没有更正陈芝廷的认识偏差，不过他提了一个建议。
中国有完备的粮食储备系统，在全国各地分储了五亿担粮食，以国内目前的平均粮价二两来计算，这是一笔十亿的开销。但事实上投入没有那么大，各地粮仓管理方法基本上是三年一换，一年新粮，一年陈粮，第三年发售。所以每年要替换的粮食只有三分之一，也就是一亿多担。
一亿多担粮食，价值三亿，但这也不是净投入。国家给了储备系统足够的政策支持，现在粮库都是在以免税的方式，从国外产粮国直接大批量进口新粮，一次进口规模大，加上免税，粮库的采购价基本上维持在一两左右，相当于1。35库平两。
这样每年总的采购投入不过两亿三千万两左右。不过陈粮发售总能收回一些成本，旧粮在市场上出售价格大概是新粮的三分之二，粮库以批发形式向有信用的粮商成批出售，大概是半价的样子，因此在出售环节损失的成本并不算大。
粮库最大的净投入是维持仓库建筑，运输费用以及粮食朽坏的成本等等，这笔费用占到粮食价格的十分之一，也就是只有一亿两左右，虽然是一笔庞大的开销，但财政能够支持。
其实就是不能支持也得支持，储备粮一来备荒，一来备战，这都是不能讲究成本的。
但这笔支出确实太大，管理粮食又管理财政的户部官员提出过各种建议，比如由各地的仓储开办各种酒厂，用陈粮酿酒。直接开养殖场，用陈粮喂猪牛羊。还有提议让常平仓直接经营粮店，给他们特权，准许将旧粮按照新粮来卖的馊主意。
各种各样的办法，每年都会有人提议，而且很多都通过了，最后在朱敬伦这里被否决。
朱敬伦很清楚，储备就是储备，这就是一个纯粹赔钱的买卖，该投入就投入。想要投机取巧最后只会带来恶果。
最让他担心的是，光是一个储备系统，单纯的粮食管理，就出现了各种名目繁多的腐敗问题，有跟粮商勾结，用陈粮当新粮卖的，这样有三分之一的差价。有贪墨仓库维修经费的。有虚报运输费用的，将当地粮的运价报成外地粮的运价。有不动窝倒库的，不进口新粮，用陈粮当新粮，只在账面上做文章，就能腾出大笔经费来。
各种问题，每年都会查出来，每年都因此而杀人，真是带血的储备粮。
之所以如此，无非是因为利益巨大，现在都这样了，让他进入经济市场，那就更复杂，更有辗转腾挪的空间，更难监察了。而且储备库是官场，是享有特权的。一旦开始谋利，对市场的冲击是难以想象的。
而且官办产业的效率，朱敬伦没有任何信心，假如让他们开养殖场，饲养牲口赚不了钱的时候，他们又会要求允许他们经营屠宰，加工皮革，还赚不了钱，就又会说开商铺，到最后恐怕只会沦落为依靠特权炒作房地产等行业谋利了。
因为巨大的规模，政府只能任由这种产业一步步滚雪球下去，即便效率再低都不敢动。
相比每年一亿的净投入来说，朱敬伦担心让储备粮库经营产业，恐怕副作用更大。
现在可以微调一下，储备库主要是直接进口国外廉价粮食，大米是从南洋进口，小麦是从俄国和美国进口，虽说通过越来越大的船舶和铁路规模运输，极大的降低了成本，但对国内农民来说，其实相当于压低了他们产出的价格。因为大方向上来说，每年三分之一的粮食是进口的，尽管投入市场的只是陈粮，可依然让粮商有机会压低价格。
如果能将储备粮，从国外转向国内，尽管采购价格会变高。但取消了三分之一免税的粮食之后，国内粮价会上升，最终是农民和农业受益。从经济学上来讲，其实就是减少进口，保护了国内行业而已。
在战略上来讲，国内粮食自给自足十分重要，总是依赖进口，总不是办法。
至于储备系统开始以保护价收购国内粮食后，一来国内粮价升高，农民受贿，二来原本主要依赖国内粮食经营的中小粮商只能提高价格。短期内会造成进口减少，时间一长，大粮商还是会转变为过去国家粮库的角色，他们开始直接从国外进口。
造成的结果是，国家储备系统将收购目标从国外转向了国内，更加可控和安全。也更有选择空间，一旦通过这种转换，让国内粮食生产能够满足要求，粮食从国外进口可以限制，提高关税就可以了。如果不能满足，五亿担的储备粮，足够维持一年的粮食安全。有足够的缓冲时间。
另一个结果是，储备系统不再从国外直接进口粮食，采购成本会大幅度上升，这部分成本就是农民的手艺。成本会由财政支出，最终转嫁到全民头上，可以说是全民来补贴农民。
当然减少进口后，会跟国外有贸易摩擦，但跟俄国和美国的贸易摩擦就没少过，跟美国战争之后，美国人就在关税问题上不断做手脚，虽然不敢增加中国产品的进口关税，可是向特定国家减免关税还是可以的，比如他们大幅度降低了日本的生丝和茶叶关税，导致中国出口美国这两项产品剧减。俄国则是不断提高工业品关税，中国输入俄国的丝绸下降，而且还跟中国抢夺蒙古和东北市场，通过各种特权，将晋商排挤出这两个市场，也就将中国产品排挤出了这两个市场。俄国的棉布、呢绒制品，已经垄断了蒙古市场和黑龙江。
加上中国迟早要跟俄国开战，减少对俄国粮食的依赖，这是必不可少的。
对陈芝廷而言，他却可以以此为名，打出富民的旗帜，政治上收益甚大，会让他很快就站稳脚跟。
现在所缺的，就是让陈芝廷复出了。
尚书令是赫德，要让赫德让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便他根基很不稳，但毕竟是尚书令，在官场上依然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现行制度下，动这一级别的官员，是很大的政治动作。
所以朱敬伦决定先跟赫德谈谈。
赫德十分识相，经过跟朱敬伦一番长谈之后，他明白皇帝想让他平稳辞职，他即便不同意，最后也不过是被罢免，自取其辱罢了。从陈芝廷来南京的那一刻，他就知道自己的尚书令做到头了。当时他就考虑清楚了，犯不着对抗，除了带来一些**之外，任何人都不会有好处。主动退让，让他能够带着荣誉走，就是回英国也是衣锦还乡。
但赫德还是有些不舍的，他是一个贪恋权位，或者说贪恋权力的人。好在朱敬伦给他留了余地，特别任命他为中国政治总顾问，授予他可以对任何事务发表建议的权力，而且是直接传达到皇帝耳中，过程中不需要经过任何人审核。
职位上依然位比三省，继续按照尚书令的职务给他发放俸禄。
于是很快就出现了戏剧性的局面，赫德突然向皇帝提出了辞呈，理由是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而皇帝则再三的挽留，俩人经过一番“深谈”之后，难以拒绝皇帝礼贤下士的诚意，赫德勉强答应继续为中国政府服务，但只接受一个顾问身份，不打算继续参与政治了。
于是皆大欢喜，接着陈芝廷被紧急复任，好似是因为赫德突然离开，皇帝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一样。
陈芝廷上台后，第一时间发布了自己的执政目的，就是要富民。
不提他的施政纲领，仅仅是他本人上台，就足以得到一大批士大夫的支持。舆论上对他的支持力度超乎想像。让赫德不由得感慨，他用尽了办法，依然无法让人接受他是一个中国人。
第八百一十九节 用的只是这个身份（）
陈芝廷的富民是从农民开始的，因为他更熟悉农村，他以为自己对此很有发言权，但他还是小看了这些年成长起来的技术官僚。
这些技术官僚没有陈芝廷懂中国农村，但他们更懂世界，他们眼界更开阔，可参考的模板更多。
陈芝廷在户部主持会议，要求各级官员发表如何增加农民收入的办法，官员们的建议，让他十分惊讶。
这些官学校出身，学习过专业农业知识的官员，对比各国农业状况，不断的各诉己见。
英国是不重视农业的，他们的农产品自给率一步步下降，只能满足一半人口需要，而且英国通过残酷的圈地运动，完成了土地的集中，大中型农场居多，跟中国反差太大，没有借鉴的意义。美国同样如此，美国的农场比英国更大，更没有借鉴意义。德国农业是容克地主经营，尽管没有英美农业规模大，但依然颇具规模。
反倒是被这时代认为落后的法国农业，很有中国借鉴的意义。因为法国发生过大革命，七成人口都是农民，而且农民中一半都是自耕农，农场面积普遍不大，都在一公顷一下，是类似中国的小农经济。
但在西方意义上的落后，农民收益虽然比之其他发达国家较少，但相对中国农民，法国农民相对是富庶的，毕竟每户十亩地也比中国人均一亩的要多的多。
官员们给陈芝廷分析法国农业，告诉陈芝廷说，法国小农更富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