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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日本有学者提出一个观点，他们认为，在西方进行工业革命的时候，东亚地区在进行一种叫做“勤业革命”的社会调整。在人口和资源极不对等的情况下，东亚国家不是像西方那样向外扩张，而是深挖内部潜力，将劳动力极大的投入到有限的国内资源开发中。也就是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投入到土地上，让单位土地增加更大的产出，从而养活西方不可能养活的人口基数。
在这种现实压力下，东亚文化中开始诞生各种强调勤奋的文化，将“勤劳”上升到了道德高度。
所以即便不工作也可以活下去，可是道德是谴责这种行为的，你一个年轻人不去工作，整天赖在家里，即便你父母养得起，但也会被人说闲话，当所有人都在说你懒得时候，年轻人也就不敢待在家中了。
这种文化给了朱敬伦坚定的信心，让他决定推动社会财富再分配，至于高福利后的负效应问题，他决定参考北欧的解决方法。
大概在1970年代以后，吃光了二战战争财福利的瑞典等国的高福利政策开始难以为继，因为太多人开始不愿意工作，工人党政府又不敢降低福利，结果导致政府债务激增，即便不工作也能拿到相当多的收入，甚至请病假比工作的收入还高的时候，新教文化也不好使。
同样，中国人即便再追求勤劳，一旦不工作也可以活的很好的时候，也就没人工作了，他们喜欢储蓄是因为对未来充满不确定，一旦国家能保障他们的未来，勤文化也就没有了。
当福利国家的福利太过优渥，失业补助接近正常薪水，税收又太高，努力赚的钱都成了税金，谁还会去工作。没有人工作，没有人赚钱缴税，又如何维持福利。
北欧的办法是通过教育，不是教育民众努力工作的道德观，而是通过各种特殊的职业教育，让人能在工作中找到快乐，人是需要工作的，这是一个客观规律，大多数人如果真的不工作的，反而会感到不自在。大家不喜欢工作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工作没有乐趣可言，尤其是工业时代，要求人跟机器一样工作，更是泯灭人的天性。
北欧通过各种合理的职业培训，让每个人都拥有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的技能，如果不喜欢还可以继续其他职业培训，直到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通过这种办法，用了一代人时间，北欧扭转了这种情况，他们的女性工作比例都达到了八成之多，比绝大多数国家都高。
这种情况后来也遇到了挑战，那就是大量移民涌入之后，当移民发现他们不用努力工作融入北欧社会，只要拿北欧的社会福利就能过活，这就变成用北欧人的税金养外国移民，而这些没有工作、时间很多、文化不通的移民选择多生孩子，孩子越多补助越高，造成了大量的社会问题。
这是另一种情况了。
朱敬伦考虑的是，北欧遇到的问题，是有他们自己的偏激引起的问题，比如工人党执政的北欧国家，过于强调工人的利益，最后造成了低效率。这种问题，在现在的中国不存在，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根本没有福利，工人一旦失业连基本保证都满足不来，即便工作，生活过的也不富裕，这不是享受问题，而是生存问题。
所以朱敬伦建立福利制度的决心决不动摇。
可是当他将自己的态度跟三省六部的官员一说的时候，一片反对声浪。
尚书令赫德是一个比较弱势的宰相，不是他本人性格柔弱，而是他身份决定的，他是一个英国人，可因为他是一个英国人，所以他信奉英国那一套自由经济理论。
这已经是1901年代了，各种经济学理论已经出现，老马的资本论都发行几十年了。
赫德和一些接受了西方经济力量的技术官僚集体反对，认为朱敬伦所认为的，建立福利制度是效仿德国，在中国很难实行下去，他们的道理很简单，如果人不工作也能得到收入，只会养一大群懒汉，而且他们天然认为，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自然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
朱敬伦跟他进行激烈的讨论，告诉大家说，他建立福利制度的目的，不是德国的目的，不是俾斯麦说的，“期待拿退休金的人最好统治”，真正的目的是富民，让人人富足。
可依然很难说服官员们。他们私下里说，这是皇帝做了一个美梦，却想拿来治国。
朱敬伦感叹，他所打造的政府早就变了，他突然有些怀念当年那群迂腐的士大夫组成的政府，他们迂腐，但他们有民本主义精神，哪怕不做，他们也会感叹民穷民弱。现在倒好，这些官员对穷人没有一丝怜悯，认为人穷是因为懒惰，是因为天生蠢笨，活该受穷。
他们的思想不是传统的“民为邦本”的思想，而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不能怪他们，全世界的政客大多如此，这是世界流行观念。对抗这种观念的，恰恰是从工人文化中诞生的社会思潮。有的国家，两种观念都走向极端，最后爆发革命，有的国家，两种观念进行了妥协，最后进入福利社会。
革命始终是成本最高的变革方式，能避免的情况下，朱敬伦绝对不想看到。
现在这种迹象的苗头已经产生了，日本1880年代开始出现工人摆工等运动，中国在90年代也开始了，工人中大大小小的组织已经出现，有的抱着西方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想，有的甚至抱着革命思想。
这些组织，并不仅仅是穷苦工人自发建立的，恰恰相反，大多数组织，其实是生活比较富足的精英参与建立的。最早的一批工会，是工厂中一些来自西方的技术专家，以及从西方留学回来的技术骨干建立的。
这些精英建立的组织，大多数也并不打算革命，他们只是想通过谈判的方式改善工人待遇，提高工作，改善工作条件。
一旦这些理性的组织的目的不被满足，那些极端的组织就会站出来，甚至看不到希望的理性组织也开始走向极端。
朱敬伦赫然发现，在思想上，富有良知的精英，不管是新知识精英，还是传统士大夫，他们的思想竟然殊途同归。
或者真的是胡适所说的，在一切人类美好道德层面上，各国传统美德都是互通的，儒家的仁政思想，忠孝礼仪文化，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而是全世界各民族文化中普遍存在的。
朱敬伦发现，靠说服已经很难让目前这些技术派官员跟自己站在同一阵线，即便强行通过一些政策，没有他们的主动支持，最后也很难收到良好的效果。
三思之后，他决定将陈芝廷请回来。
第八百一十七节 让城里人回农村（）
陈芝廷已经七十三岁了，他说今年是他的一个坎。
他的身体没有出现问题，远离了政治的尔虞我诈，这些年修身养性，反而更健康了。
他不是一个强硬的人，当年跟朱敬伦的政治斗争，也主要出自于执政理念的不和，而不是对权力的争斗，所以最后他被朱敬伦排挤出官场，他并不恨这个皇帝，相反，他自始至终坚信这个皇帝是一个千古名君，生在这个时代，成为这个人的臣子，是一件幸事。
试问，哪朝哪代的皇帝，敢像这个皇帝一样，将农民的赋税全都免除，哪个皇帝会为了救灾而亲自耕田。
道德上，朱敬伦是无可挑剔的，他不崇尚享乐，他的皇宫比不上洪秀全的天王宫，比不上清廷的紫禁城，甚至就是江南一些豪门的私家园林都比朱敬伦的皇宫豪奢。
心胸上，朱敬伦也是无可挑剔，他有容人之量，当年即便无法容忍陈芝廷的时候，也是主动逼他离开，没有通过任何流血的方式发动政变。平时除了个别施政之外，能将国事全部托付给文官，这在宋朝之后的中国，已经消失很久了。
能力上，朱敬伦更是无可挑剔，当年朱敬伦用一句“陈芝廷来当皇帝，我当首相”的话逼陈芝廷辞官，但这句话本身，陈芝廷甚至认为很合理。他真的认为自己的能力，根本就比不上皇帝。
所以他辞官回家之后，并不恨皇帝，但他有遗憾。他无法做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孑然一身，他看到了太多跟他观念不一样的变化，这让他很忧虑，他是一个典型的士大夫，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但陈芝廷也没有干预朝政，他是有这个影响力的，从尚书令上退下来后，他就成了乡下的名望，传统乡贤文化下，他是当地当之无愧的乡村士大夫领袖。
多次公局请他出任局总，他都拒绝了，因为他进入了公局，原本是配合地方官府的公局，很可能凌驾于当地县衙之上，他这个局总的话，恐怕比当地县令的还要好使，这是给官府惹麻烦，最后官府跟公局关系会变差，改变现在的合作局面，开始争斗。
这些潜在危险，他一个做了几十年尚书令的人还是看的出来的，所以他安安分分在乡村做一些事情，做的最多的，就是改善乡村教育，发动当地士大夫搞一些善事，他捐出了很多俸禄，给新安县修了很多条路，修缮了不少学堂，甚至还当了一年的乡村教师，但发现很多百姓将孩子想方设法转入他所在的乡村学校后，他就辞任了。
本以为自己会就此终老，可没想到皇帝又召见他，陈芝廷心中一团火焰再次燃了起来。
他有太多的问题想告诉皇帝了，他有太多的观念想要表达了，他甚至觉得，如今的国家正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而最大的错误，就是教育。
坐着火车到了南京后，陈芝廷顾不得鞍马劳顿，第一时间进宫拜会皇帝，将自己的担忧一股脑的道了出来。
“陛下，我们的学堂，书本它都歪了。它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它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做房子不造林；它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它教人分利不生利；它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它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它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
朱敬伦点点头，他赫然发现，陈芝廷所说的这些道理，跟以前又有所不同了，以前的陈芝廷是不可能关心这些的，不是没有爱民的意识，而是当时是以国为重，当时面对的是西方列强侵凌的压力，但是必须增强国力。
现在这些压力已经解除，中国自身就已经是一个列强，不但不用惧怕西方列强的侵略，还能跟西方列强一起参与瓜分世界，所以救国的危机感已经不存在了。
现在陈芝廷坚持的，不是救国，而是救民。
但陈芝廷有些偏颇了，人口往城市流动，这不是教育的问题，而是一种经济规律，工业化必然伴随城市化，如果教育有这种问题，也只是适应了工业化的需求而已。中国传统文化是基于乡村的农业文化，显然在看到人都向往城市，向往奢华和享乐的时候，士大夫阶层会变得忧虑，会觉得百姓失去了淳朴的心态。
种粮吃饭，种穿衣，这是传统的男耕女织文化，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做房子不造林这本就是工业时代专业化分工的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
但工业化的结果确实是让农村“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因为资源在往城市聚集，即便给农民免税了，城市的工商业还是可以通过贸易，将成本转嫁回农村，农业为工业提供原始积累，这本就是一种经济现象。
十多年没见，陈芝廷的观念不但没有改变，长期留在农村，反而让他变得更加保守了。
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那颗为民请命的心没变，重要的是他士大夫的精神没有消退。
政治上用保守派并不是什么大的错误，西方国家的保守党实力强大，也没见西方衰败。
所以朱敬伦不关心陈芝廷的思想问题。
反而问道：“陈大人，身子骨可还康健？”
陈芝廷道：“谢陛下挂念，草民吃得饱，睡的足，且能活些年呢。”
在家乡的时候，他常跟他感叹说他老了，在朱敬伦面前，他却要表现出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状态。
朱敬伦笑了笑：“那就好。我还担心陈大人年事已高，不能出山了呢。”
陈芝廷挺直了腰杆，心中一颗石头落地，朱敬伦召见他，果然还是要他出来做事的。
他也不表态，就仔细听着。
接着朱敬伦将自己对社会的担忧，还有自己的想法跟陈芝廷说了一遍。
结果陈芝廷的想法把朱敬伦吓了一跳，朱敬伦打算建立福利制度，陈芝廷却表示，应该将城里容纳不下的人，都迁回农村去，他将城里的无产阶层工人看作是过去的流民。
本文中“穿衣不种”一段话，是引用叶圣陶先生的，这种文人士大夫的思想虽然反工业，但对人的关心，是值得尊重的。
第八百一十七节 士大夫的救民策（）
如果不是欣赏陈芝廷这样的士大夫身上的民本主义思想，朱敬伦甚至都会将他轰出去。
陈芝廷的说服，初听之下完全是胡说八道。
城市工人阶层，作为摆脱了农村束缚的一个群体，在传统观念中，确实跟流民无异。
王朝时代，对流民的处理，一般是择地安置，重新将他们纳入农村共同体之中，用土地束缚住他们。
但现在是工业时代，怎么看，这些工人的生产力都远高于农民，朱敬伦想要的，是给工人建立基本的保障体系，让他们在社会危机中不至于生活无着，走向伟大的革命道路，可以说朱敬伦的考虑在革命者看来，是反勭的，是打算用福利收买工人。
可陈芝廷竟然表示应该将这些工人重新迁回农村，让他们重新变成农民，这简直就是不可理喻，朱敬伦一瞬间感觉到自己竟然跟这样的人共事了几十年，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但是慢慢听陈芝廷的说法，竟然也听出了一些道理来。
“前些年城里市面不景气，很多城里人回乡，城里市面好了，就又回去了。所以城里市面不景气，官府就该让这些农民返乡，而不是给他们发救济。人都留在城里，没有活干，不管有没有救济，迟早都要出问题的。”
陈芝廷的说法让朱敬伦也不由得点点头。
这是一个事实，这些年每次经济危机，都是农村容纳了最大量的失业群体，没有完全破坏的乡村传统社会，给了第一代进入城市的工人一条后路，这种现象在后世也经常发生，农村被称作城市的劳动力蓄水池，也是城市危机的最大缓冲地。
工人在城里失业，活不下去了，回农村就能生活，原因无非那么几条：一种是可以依靠宗族和亲戚救济；一种是自家在农村还有土地，或者一两亩，种地虽然富不了，但在经济危机时期也饿不死；一种是在城市工作多少有些积蓄，在城里生活成本太高，回农村可以享受到低生活成本，更能挺过经济危机时期。
社会关系表现上，一些人是个人进城，也就是农民工形势，兄弟姐妹甚至老婆孩子都在乡下务农；一些人是自耕农家庭，但却没有变卖土地，将土地免费借给或者租给别人耕种，城里过不下去了，一家老小回农村还有后路；还有一些人，在农村的时候，种的是宗族里的公地，城里活不下去了，回农村，宗族还会给他们分地。
这样的情况十分普遍，因为自耕农本就很普遍，宗族现象也很普遍。
真正那些在农村没有地的纯粹佃农，进入城里成为产业工人，这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可即便是这样的无产人群，真的在农村连一个亲戚都没有的，其实也很少。
所以这些年农村才成了经济危机期间，城市最大的稳定器。
“所以，没几个工人真正找不到饭吃。一百个人里，在城里没有活干，在乡下没有亲戚，没有宗族的，也没几个。官府要管的，就这么几个人。”
陈芝廷说着，朱敬伦越来越觉得有道理。
但他还有疑问：“可要是城里人回乡，他们的族人、同乡不愿意分地给他们怎么办？农村的地也是不够分的吧。”
农村土地不够种，这才是农村人进城最大的动力，这种动力来自于生存的压力，而不是城里富庶生活的拉力，说不好听点，工业化初期，城里的生活并不值得羡慕。
陈芝廷说道：“确实有这些现象，有的家族不太和睦。这就得让官府出面了，找他们的族长说情，总得让人活着啊，更何况是自家亲戚。”
朱敬伦笑道：“光说情怕是不行，可以立法。宗族土地本就是公田，是他们祖先留下的，每一个族人都有权力种。平常时候不算，经济危机的时候，这些族人有权要求重新分地。”
朱敬伦暗想，这样就解决了一大半城市工人经济危机期间的生活。
可问题是：“那些不是宗族的田产怎么办？进城的佃户怎么回去？”
纯粹的地主和佃户组成的农村数量也不少。
陈芝廷道：“重新厘定田产，只要城里人回乡，土地均分耕种。”
这倒是一个办法，尽管可能把土地划分的更小，原本就一人一亩多的，可能降到一亩以下，但经济危机时期，是选择让一部分人饿死，还是选择让大家一块挨饿，但所有人都饿不死，这不是一个问题。
朱敬伦还有一个问题：“那外乡人呢，现在九龙、赤湾这样的大城市里，有大量的外地人。”
陈芝廷道：“回原籍！”
朱敬伦摆摆手，这好像不是一个问题，这年头只有籍贯，可没有户口。
如果能通过现代化的管理能力，将农村人送回原籍生活，可以说经济危机期间，农村能平衡绝大都数社会问题，即便有个别彻底失去原籍关系的城市第二代，第三代工人，经济危机期间城市也不至于瘫痪，总有一些工作机会给他们的。再大的经济危机，也不可能发生大部分人失业的情况。而农村可以容纳绝大部分人回去，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没有破坏的巨大福利。08经济危机的时候，几千万农民工返乡，也没见中国怎么样，这是西方任何国家都做不到的，不管多么先进的福利体系都承受不了。
但朱敬伦的目的不仅仅是在经济危机期间，解决社会动乱问题，他的根本目的是富民。
“如何富民？”
说道富民问题，陈芝廷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