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な奔涠疾豢赡芊⒄蛊鹄础＃ā＃�
第四百节 贸易谈判（2）（）
朱敬伦为了这些商人游说上的便利，确实给予了他们在利益问题上自主的权力，可没想到他们的步子迈的这么大。
朱敬伦本来设想的是，能用纺织品免税换取禁绝鴉片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的，可没想到他们答应了英国商人包销的要求。
朱敬伦很清楚，旧时代的中国，对西方纺织品的需求始终不大，最大的阻碍是男耕女织的传统生活习惯，根据统计，即便到了民国时期，西方纺织品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最多也不过七成，而大多数市场依然是中国本土土布市场。
因此他认为，即便给与英国纺织品免税，他们短期内也不可能进入中国市场，依然只会慢慢的扩大，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冲击并不大，可是这个包销协议就让大明政府不得不真的想办法努力进口英国纺织品了。
以目前鴉片贸易的规模，光是大明每年进口的鴉片就高达三千万两以上，除去一些转口的，光是大明自己消费的，就高达两千万两以上，如果将这些贸易额都换成纺织品的，意味着大明每年就得进口英国纺织品两千万两，以英国纺织品的廉价程度，平均下来，每个大明百姓，每年都要添置一件英国布料单衣了。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吗。
因此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但思前想后，朱敬伦还是决定接受这个条件，毕竟相比抽鴉片而言，把钱换成衣服穿总是更划算的，多穿几件衣服怎么说都是提高生活水平，而抽鴉片除了毒害之外，就只能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和论理悲剧。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件事不能走官方渠道，也就是不能用条约来保证。英国政府不敢接受一份歧视性的条约，歧视别的国家他们不在乎，但是歧视他们本国的利益集团，这是他们无法承受的政治代价。
这种事情在后世中国跟外界的交往中依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老百姓总是看到，国家领导出访国外的时候，总是带去了大笔的订单，今天在欧洲购买了几百架飞机，明天又去美国购买几百架飞机。
事实上这绝对不是单方面的贸易优惠，大多数时候都是一种等价交换，在中国购买西方商品的背地里，则是西方对进口中国某系商品限制的取消，比如纺织品、轮胎等产品。可问题是中国领导敢将采购多少西方产品公开，而西方政府也只能宣传他们让中国人买了多少飞机云云，至于背后他们取消了多少对其他产品的限制，他们是不敢宣传的，因为他们本国的利益集团一定会抵制。
当英国代表团提出希望中国能实质性扩大对英国产品进口，却又决口不提鴉片的事情的时候，朱敬伦就知道，他们又碰到了同样的困境，他们不敢对鴉片贸易说三道四，但是他们会选择默认，只要大明能对等扩大对其他商品的进口就行。
英国人的态度让朱敬伦觉得，这倒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他本来打击鴉片贸易，最大的目的其实是声东击西，是希望废除苦力贸易，但没想到英国政府在经济危机下面对纺织业的巨大压力下，真的考虑放弃鴉片贸易了。
能同时打击鴉片和苦力贸易两个毒瘤，这倒是一个巨大的收获，至于付出的纺织业的代价，目前看来是划算的。
朱敬伦立刻指示伍崇曜，让他跟英国人秘密接触，告诉他们大明有办法实质性扩大英国商品的贸易额，让伍崇曜出面，有一个好处，伍家本身就是一个大商人家族，他告诉英国人说，他们可以通过商会向英国商会下订单，以去年的海关贸易为基准，每减少一万两银子的鴉片贸易额，他们将扩大一万两银子的其他商品贸易。
英国使团对此很满意，不用官方出面，不用写入条约之中，这样鴉片利益集团也找不到借口针对政府，不能公开说政府打击他们的利益，他们背后的那些大贵族集团，金融利益集团也就找不到合理的借口。
英国人将这种形势称之为补偿贸易，天下没有密不透风的墙，后来这个名词很快就传开了，只是大明和英国政府一直不承认他们之间有这种补偿贸易协议，否则就不止是英国本国了，其他国家也会认为这是对贸易自由的侵犯。
私下的肮脏交易完成后，才是摆上台面的正常谈判，英国人总结了国内商会的诉求后，提出了十多条要求，他们希望大明能够放弃对纺织品贸易的关税，以及纺织品在大明境内的流转过程的税收。同时希望大明能够降低其他商品的税收，这些商品门类众多，有煤炭、钢铁等，显然在纺织业掀起的风潮中，煤炭集团和钢铁集团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而鴉片英国人根本就没提，显然他们打算抛弃鴉片贸易了，当然不提也是给他们留一个后手，一旦大明没有按照私下协议进行补偿贸易，他们则会公开站出来为鴉片贸易摇旗呐喊，公开反对大明在国内收取鴉片交易中的重税。
现在的大明外交部跟以前的清廷官员的处事方法已经截然不同了，他们已经了解了国际规则，哪怕这规则是英国人制定的，但不代表不能用来为本国争取利益，其中一条最重要的外交原则就是对等，尤其是在商业谈判中更是非常必要。
既然英国人提出希望大明免除许多行业的关税，尤其是纺织业的关税的话，那么大明也有理由要求英国免除对等的大明产品关税，第一条就是茶叶关税，尽管英国已经放弃给茶叶课重税，但茶叶税在英国依然高达百分之十七；第二要求英国免除大明生丝和丝织品的所有税收；第三则是陶瓷等大明手工艺品的税收。
最后双方经过激烈的谈判，用各种数据进行对比，互相给予了对方一定商品的特别优惠税率，比如大明免除了纺织品关税、消费税等税收，英国对等的免除了茶叶的关税和交易税等税收。大明免除了英国机械制品的关税和交易税等，英国免除了中国手工艺品的各种税收；煤炭对生丝，钢铁对陶瓷等等，总计多达三十余个行业。
谈判中双方都采用了一个原则，那就是优势行业原则，英国给大明产品免税的行业，都是本国不能生产的，大明对英国产品免税的，也大都是本国目前没有形成气候的产业。
因此双方很快就达成了一致，但是对于大明来说，则是不利的。因为等于无形中给许多行业套上了枷锁，这些现代产业在大明今后的发展中，很可能遇到英国优势产品的冲击。
可现实比人强，大明政府既然想要废除鴉片和苦力贸易，就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哪怕那些伤害本身就是洋人带来的，在你不够强大的时候，你就必须吞下苦果。
所以谈判虽然完成了，战争的威胁没有了，但朱敬伦并不是很高兴，他感到了屈辱。
尤其是关于香港问题英国人拒绝谈判，朱敬伦也没想过现在就解决香港问题，他只是希望将香港当成一个问题，可英国人根本不承认香港是一个争议的问题，就认为香港是英国的领土，根本谈都不谈。
同时英国人也没提澳门的问题，默认了大明收回澳门的举动。
事实上后来朱敬伦才知道，英国人之所以不谈香港，就是因为大明强行收回澳门让他们感到了威胁，他们担心大明这个东方新兴的国家，有朝一日不按照国际规则形势，一旦他们倒退回到过去清王朝表现出来的蛮横态度，那么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西方商人，需要有香港这样一个避难所，尤其是在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澳门这个避难所被人家收回之后，香港就更显得必不可少了。
经济上的原因则是，因为大明收回了澳门，大量在澳门的葡萄牙和其他国家的商人，统统躲避到了香港，一时间让香港的财政收入大大改善，他们有能力自主，不需要英国政府投入了，这降低了英国政府内部对补贴香港的不满情绪。
谈判结束了，朱敬伦很清楚，对苦力和鴉片贸易的打击还没有结束，才刚刚开始而已。
英国人通过这个新的通商条约，在背地里只是默认了他们对苦力和鴉片贸易的不支持态度而已，真正的打击还得靠大明自己来进行。
早在大明和英国新的通商条约签订之前，大明在打击苦力贸易初期就出台了法律，同时向西方各国发出照会，告诉各国，大明并不禁止劳力输出，但是反对任何没有保证的劳务输出，授权大明劳务输出公司全权负责海外大明劳工出国工作事宜，同时这个公司也将负责保障这些劳工的利益，任何国家和公司如果需要引入华工，都必须通过大明劳务输出公司签署协议，不得私下跟华工本人，更不能跟猪仔头进行购买。
这个法案用法律的形势，事实上禁止了目前的苦力贸易，可要让洋人接受，并没有那么容易。
朱敬伦此时需要支持。
他在美国的外交活动到了收获的时候了，林肯政府第一个站出来抨击了苦力贸易的不人道，然后第一个宣布接受大明的劳务输出法案，要求美国所有企业，如果需要引入华工，都必须接受这个法案。
林肯还是够滑头的，其实朱敬伦早就希望林肯能站出来承认这个法案了，但是林肯一直拖着，一直看到英国人跟大明签订新的通商条约，他才站出来支持，就是因为他看到英国已经背地里放弃了对苦力贸易的保护，所以美国乐的做一个顺水人情，接受大明政府对华工的监管和保护。
但林肯的表态还是有用的，在大明外交推动下，很快那些渴望从大明身上获利或者已经获利的国家，也真心也好，假意也罢都接受了这个法案，尤其是在大明利益一直扩展的不错的瑞典和丹麦两个小国，他们本身对苦力贸易就没什么利益，紧跟美国接受了这个法案。
还没有成长到德意志帝国时代的普鲁士也宣布接受，俄罗斯宣布接受。
可英法两国却没有表态，英国人是采取默认的态度，是怕引起相关利益集团的抵制，至于法国，他们现在还没跟大明建交呢，出于拿破仑三世的面子问题，法国人几年前就跟大明不太友好。
但朱敬伦登基之后，法国政府看到，想在远东扩展利益，就绕不开大明这个国家了，在各房利益博弈之下，法国人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他们向朱敬伦发出了邀请，希望朱敬伦能够赏光参加明年巴黎举行的世博会，同时就明法两国的未来进行一次有建设性的谈判。
法国人这个奇怪的要求，遭到了大明上下的反对，陈芝廷等重臣还牢牢记得去年朱敬伦访问美国的时候，在国内引起的变故，他们担心一旦朱敬伦再次出访，国内的野心家们会再次蠢蠢欲动。
朱敬伦权衡之下，他最后接受了这个邀请，他不是不担心自己一旦离开，刚刚建立的大明政权又出现什么问题，但是法国是一个重要的国家，在这个时代不跟法国建立关系，大明实在是无法立足于世界之林。
另外他也想看看，大明政权到底是不是能够独自站立，如果一旦最高领袖出国，国内立马就爆发政变的话，这个政权也实在太脆弱了。
但之前他得做一番准备。
在接受法国人邀请的第二天，朱敬伦宣布，大明皇宫的建设工作停止，他立刻搬进了刚刚清理了废墟的两广总督府，也就是现在的大明皇宫，接着他开始一步一步将更多的权力下放给尚书省。
他希望将来尚书省能够真正像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那样运转，他想看看自己完全不介入的情况下，这个自己建立的政治制度，是不是能够自行运转下去，同时也给给他们一个考验，给他们一个锻炼的机会。（。）
第四百零一节 遗留问题（）
首先是财政权上，朱敬伦不再给尚书省下限制，无论多大的财政拨付，只要尚书省认为合理，他们都可以自行决定；另外是外交权，之前朱敬伦在大政外交上基本上是亲自来抓，因为他确实有这方面的经验，而陈芝廷政府实在是陌生；最后是将司法权力也完全移交，之前各种法律基本上都是朱敬伦亲自抓的，但现在只要尚书省认为有必要出台新的律法，朱敬伦闭着眼睛签字，根本就不看一眼。
唯独军权还牢牢掌握在朱敬伦手里，但已经开始让政府对军队有一定的限制了，比如军队的预算问题，基本上全都交给了尚书省来审核，朱敬伦不加干涉也不给政府施压。
下放权力之前，朱敬伦处理了最后几件重要的事情。
首先就是军队的事务，军权是不敢交给别人的，这是关乎到这个国家基石的问题，不由得朱敬伦采取保守的态度。
让政府对军队有一定的制约，是目前能做到的极限，至于让军队听命于政府的问题，目前并不在计划表上。
大明的军队客观来说已经很强了，但跟最先进的西方军队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或许打一下二等的意大利等国军队没问题，但是跟英法等最强大的军队抗衡，还有差距，差不是差在士兵的技术问题上，训练这种东西大明军队已经完全引入了西式方法，差距主要是军队的管理和军官的素质。
大明军队引入了参谋制度，引入了独立的后勤、财务制度，但军官素质达不到要求，管理依然比较混乱，大明军队还远远称不上是一架战争机器，充其量也就比清军强大一些，跟英法相比还有差距，更不用说跟精密的普鲁士軍队相比了。
军官素质又差在两方面，第一是他们科学管理的基础太差，让一个个过去连数学都没接触过的军官，直接转换成基于数字的精确管理上，实在是不现实的事情；第二则是他们自身的思想问题，尽管通过学习西方，大明军队的战斗力提升是有目共睹的，但依然有许多军官鄙视西方，鄙视西方，就不可能诚心诚意的吸收西方在十九世纪爆发的现代知识，迟早还是要落后的。
朱敬伦觉得，他之前能在国内做的已经做的足够好了，他建立了军校，让大多数中高级军官都进军校学习过，但是学习的效果他无法保证，军校无法影响的正是他们的思想，另外军校中主要的教官，也只是瑞典等欧洲二流军事国家的军官，水平也有限。
所以北亰之战过后，朱敬伦就开始选派军事留学人员，他没有精挑细选，而是直接一刀切，凡事年龄在三十岁一下的军官，全部派去西方，派到各个国家去，经过外交沟通，英国和瑞典、丹麦和德国一些邦国，都很愿意接受中国军官到他们的军校学习。
之所以让几乎一个断层的年轻军官都去，是因为鄙视洋人的思想是普遍存在的，不是个别人的行为，因此干脆将学习能力强的年轻人都派去。让他们切身的看到欧洲在这个时代的先进性，看到欧洲军队在这个时代展现出的碾压其他地区的战斗力，用事实来打击他们的盲目自信。
朱敬伦不希望国人面对西方的时候的盲目自卑，他也不想看到自己手下的官员那种盲目的自信，不管是自卑还是自信，只要是盲目的，就是不客观的，他追求客观，实事求是。
在这种一刀切的政策下，不但大量的中低级军官不得不去西方，连一些高级军官，比如文鸢这种统领级别的军官，都得去西方走一遭，不得不说大明军队实在是一只年轻的可怕的军队。好处则是，这次选派，几乎包含了各个级别，一旦他们回国后，会带来一股从上到下的新气象。
军事问题之外，还有一桩法律问题，拖延日久的对侯进和张千山的审判工作。
这俩人身上的罪名是谋反，即便是这样的重罪，目前依然要走法律程序，由广州最高法官亲自审理，同时允许他们雇佣律师辩护。
张千山事情做的稳妥，始终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有谋反的意图，无论是他说的话，还是做的事情，都无法证明他当时确实谋反了，说话方面，他自始至终对所有人都说，是为了保证朱家江山，他进兵广州是因为保住朱敬伦儿子的继承权，担心有逆臣谋反。
唯一的破绽是张柔没给他写那封信，也就是说张柔并没有怀孕，而张千山假托女儿写信告诉他自己怀孕的事情。可是在审理过程中，张柔出面作证说，她确实写信了，张柔表示她当时大夫诊断自己怀孕了，所以写了这封信，结果发现是误诊。
显然张柔做了假证词，这不是朱敬伦让她这么做的，朱敬伦恨不能让张千山这个搅屎棍子伏法，但张柔是张千山的女儿，在最关键的时候，她选择了救自己的父亲，朱敬伦又能说什么呢，这是人性，他甚至都无法以此苛责张柔。
张千山因为朱敬伦的妃子张柔的证词被无罪释放。
侯进的审判就更麻烦了，侯进是军方元老，还是朱敬伦的兄弟，这是外界公认的。
朱敬伦也从没想过要杀侯进，杀了这个人影响太大，尽管这个人没什么本事，但是他身居高位，最关键的是他的身份很特殊，他是朱敬伦起家时候就跟着朱敬伦的，在朱敬伦起家之前还跟朱敬伦一起打过仗，是别人眼中朱敬伦的生死弟兄。
如果侯进被判死罪，确实能够彰显法律的权威，让大家对法律感到恐惧，连那么显赫的认为都得伏法，谁还会怀疑法律的力量呢，就好像萧朝贵杀父母立威一样，太平军士兵的纪律性比清军更强。
可是一旦杀了侯进，外界还会把朱敬伦看作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朱敬伦必须在法律权威和自己这个皇帝的威信之间进行巧妙的周旋。
如果是西方社会他就没有这么多烦恼了，即便是一个亲王犯罪了，该流放流放，没人会说什么，西方人连皇帝都可以流放，更别说其他了。但这是在中国，在一个人情社会，中国的皇帝也不是西方的国王能够相比的。
东方的皇帝不但是政治领袖，还是宗教领袖，是天子，身上肩负的是政权和神权双重色彩，一旦大家认为自己的皇帝是一个冷酷无情之人，这不利于一个包容的政治氛围形成。
所以对侯进的审判一直让朱敬伦很头痛，最后无论怎么判决，似乎他都要损失一些什么，不是法律的权威就是他个人的威望。而两者他都损失不起，不是他好面子，不想让自己的权威受损，而是他很清楚，在中国传统中，皇帝的威望对国家的稳定意义大于世界上任何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