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年，也必将干好紧接着的三十年。
“再干一个二十年”一文引用了一句古语：“狭路相逢勇者胜”。让我们拿出勇气，再干一个二十年，干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中国！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研究室）
创建时间：2005…3…17
Power by Softscape HTML Builder 3
退出行风评议是司法独立的重要一步
南方周末 2004…07…15 14：56：11
■法眼
□陈杰人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表示，将在近日内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法院、检察院不参与各地行风评议活动的通知》。此举对于确保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如有可能，各地应当以此为契机，重新反思对司法机关的认识和定位，并积极为司法机关排除干扰创造更多的制度性条件。
不知从何时开始，各地刮起了一股“行风评议风”。在很多地方的当权者看来，通过形形色色的行风评议活动，将政府各部门的工作置于评议人的投票监督之下，辅之以末位淘汰制等手段，就可以有效地促进部门的工作。
应该说，这一制度本身并没有什么大错。但问题是，在各种行风评议中，地方的司法机关包括法院和检察院，也被列入了评议范围。在一种近似于习惯的做法中，法院、检察院和诸如公安局、卫生局等政府各组成部门一样，在年复一年的评议中感受社会挑剔的眼光。
众所周知，中国司法权和行政权相分离的原则早就被确立，从某种意义上讲，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并行的机关。这一点，可以从司法机关的首脑和行政机关的首长均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并向人大报告工作就可以看出来。
上述原则如果用通俗的话来解读，可以近似地理解为，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互相没有隶属和领导关系，大家是“同级别”的机构。
将司法机关和政府的部门机关并行评议，实质上反映了地方党委政府将司法机关视同政府一个部门的心态。这种心态其实很普遍———在很多行政首长的眼里，司法机关就是自己的“下属”机构。
将司法机关列入行风评议的对象，更要命的在于严重妨碍了司法的独立性。
司法机关经常面对不同的诉讼主体。以民事纠纷为例，原、被告双方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企业和政府机关。犹如一轮比赛的最后决赛，经历了法院的判决后，总有争执的一方将被判败诉。通常，法院的判决并不能使每一方当事人满意，甚至双方都不满意。
将司法机关列入行风评议，可能面对的一个尴尬问题是：如果评议人刚好是在某次诉讼中败诉的一方代表，或者是对法院判决心存偏见的人士，这时候，要求该评议人客观中立地进行评议是不现实的，也违背了程序正当原则。
这种尴尬局面还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事实上，司法以其终极性和绝对权威性的特点，决定了其活动更大程度上应当受约束于自己而非他人。将司法机关纳入行风评议，从表面上看，可能促使司法机关克服缺点，但从长远来看，只会使司法机关失去自己的独立秉性。
司法的魅力在于，它以其不受干扰的、终极的裁判权和裁判结果，行使着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干预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司法面前，除了法律和事实，一切都应当是渺小的。
司法只对事实和法律负责，而不应该对其他组织、个人的情绪和态度负责。当司法机关依据所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作出“自由心证”的裁决后，除非上级司法机关依法改判，这种判决不容任何挑战。
在当前中国司法官素质还普遍不高、独立公正司法活动能力不强的今天，司法的公正和公平确实需要监督，但无论如何，这也不能成为社会对司法机构指手画脚的理由。因为，对司法机关的不正当干预，最终会毁了司法的独立。
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法和高检即将出台的有关司法机关退出行风评议的决定，值得大力贯彻实施。
（作者单位：望东方周刊）
创建时间：2005…3…17
Power by Softscape HTML Builder 3
让农民分享一点现代金融的好处
南方周末 2004…07…15 16：24：37
■每周金融评论
□谢风华
在银行就职十年，有三件事记忆犹新。
2003年夏天在长沙一所高校代收学费，时不时会有些农村来的家长在收费台前把裤带一解，从底裤里掏出一沓人民币来（怕在旅途中被扒窃），令城里来的家长和孩子们瞪大眼睛刮目相看。
2001年在一家郊区营业所上班，某天快下班时一对农民打扮的老头老太递进几张面额大得吓人其实一文不值的秘鲁币，说是上午在银行门口跟一个银行主任换的（实际上是被专门在银行门口等农村人上钩的骗子诈骗了），想问问值多少钱，当我们告诉他们这是废纸时，老头老太几乎瘫倒。
1998年在湘西南一个偏僻的农村清收农户的老贷款，大部分贷款都是十几年前发放的，借据都发黄了，连本带息大概5万多块钱。当时我们对收回这些贷款没敢抱太大希望，考虑到当时社会信用大环境等因素，我们还从法院、派出所、乡政府各请了一位同志同行，预先开了一大把执行令。谁知进村后在每家农户都受到礼遇，很多老农对十几年前那几十元甚至十几元的借款至今心存感激，有的农户说早就想还了，就是因为不知道往哪还才拖到今天（因为十几年来金融机构变动太大）。不出五天（后面几天，法院、派出所的同志都不好意思同去了），我们将全部贷款本息收回。普通农户的诚信令人感动。
由此可见，虽然现代金融发展一日千里，但这只是在城里。在农村，农民们能够分享到的好处是十分有限的。城里人有的怀里揣着五六张银行卡，农民却还是把学费揣在底裤里（大多数新金融产品在农村缺乏起码的硬件支持）；城里人懂得拿人民币换美元、炒外汇，接受综合理财服务，农民却仍面临着血汗钱被换成秘鲁币的危险（金融常识极度缺乏）；城里人万儿八千的贷款懒得去弄，农民却仍然为着千儿八百的借款去求七大姑八大奶（当前农户的流资短缺主要依靠民间借贷解决）。
这还只是面上的东西，如果了解一点“底子”，我们将能更清楚地看到农民在享受金融服务上的“剪刀差”地位。有关数字显示，全国金融机构存款约20％来自农村，但是农业贷款只占到了全国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4％，在超过2万亿的农村资金流向城市的同时，占全国总人口70％的农民却面临着贷款难的问题；近五年来，四大国有银行从相对落后地区撤掉3万个以上的营业网点，使大部分农民只能选择土枪土炮的农村信用社；大部分扶贫贷款变成了项目贷款，扶富不扶贫；除信用社外，所有商业银行几乎不发放农户贷款，但这些商业银行及邮政储蓄机构却毫不客气地吸走了农村一半以上的存款。所以，“现代”金融对农民来说，就是选择余地越来越小，贷款越来越难，就是金融产品的创新离他们越来越远，就是资金的“农村支援城市”，是典型的“穷帮富”。
商业银行纷纷从农村撤出，是因为它们认为农村的经营利润太低。但我们也看到，一些“洗脚上田”的金融机构进城后挤得头破血流，最后仍然要靠农村资金来支撑。银行嫌农业贷款风险大，但我们也看到，大量形成风险的并不是农户贷款，而是金融机构投往乡镇企业、跟“农”字沾一点边的所谓农业产业化项目的贷款。中国的农民有着忠厚、本分的传统，借了钱只要没遭遇倾家荡产就会还给你。话又说回来，如果确系自然灾害导致农户无力还贷，那么风险也不能完全由农户和金融机构承担，政府理应施以援手。
不久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金融支农问题做了调研。结果表明：现有的农村金融体系从整体上已经不适应农民的金融需求。考虑到整个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艰巨复杂，任重道远，因此制定政策鼓励针对农民需求的金融产品的创新及推广，让农民实实在在享受到一点现代金融的好处，就应当成为当务之急。
创建时间：2005…3…17
Power by Softscape HTML Builder 3
像张艺谋一样浅薄
南方周末 2004…07…15 16：07：59
□谢楷
既不是申奥成功也不是神舟5号上天，也不是大过年过大节，“埋伏”硬生生用2000万办了一个大卖场，有领导莅临有观众买票，有一干明星你方唱罢我登场，有主创现身说法，有2万大学生签名声援，场外大雨倾盆，场内掌声四起，这一切就为了一声吆喝：快来瞧呐快来看，十面埋伏真好看。
这种哗众取宠之举是“埋伏”推广运动中最正大光明的一个动作。比一声令下，众片纷纷闪开，比所谓26分钟掌声雷动，正派得多。大投入，大叫卖，用传统的主旋律的宗教般的团体操式的世界杯开幕式的春节晚会式的仪式，就为了一部“就是武侠包装下的爱恨情仇”（张艺谋语），甚至都不是弘扬中华武侠文化，就为了讲一个导演主演都不认同的爱情神话。
“我个人还是和在座各位一样，平实、普通一点（的爱情）最好。要是在现实生活中也像电影里这样，动不动就拼命，一辈子谁受得了啊！”张艺谋说。但是所有的张艺谋爱情故事都是拼死觅活呼天抢地一条道走到黑的爱情。他不断复述我们不断重温，为什么？因为那不像我们的爱情却是我们梦想的爱情。太像我们家长里短谈婚论嫁的爱情我们激动不起来。我们走进电影院就是要做梦。我们宁愿不断被煞有介事的爱情感动不已。
真是浅薄之至。但是浅薄不好吗？我们原来不浅薄吗？
我们终于有浅薄的权利，而且厚颜无耻不遮不掩的浅薄。我们原来也可以不浑厚不深刻，不教化或者不被教化。用浅薄的动作推销浅薄要比推广假装的正确假装的深厚进步得多。浅薄能够赚大钱，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喜欢被浅薄所满足。每一部赚大钱的电影都是浅薄之作。因为浅薄是我们的天性。我们喜欢需要浅薄的快乐。
不是好莱坞培育了观众，而是观众培育了好莱坞。
听起来我是为浅薄唱颂歌，我是真唱，不是反讽。不仅为浅薄本身，而且为浅薄的权利鼓吹。
一部电影终于就是一部电影。
创建时间：2005…3…17
Power by Softscape HTML Builder 3
从中青报的李金华调查所想到的
南方周末 2004…07…22 15：00：43
方舟评论
□何三畏
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有七成民众认为一个人是不安全的，那么这是一个什么人？他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至少，他不应该是一个阳光下的人物，他应该是冒了天下之大不韪，做了为主流社会所不容的事情，因而失去社会主流力量的保护或者应该受到法律追究。
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人，他“没做什么”，他只是履行了法定职责，作了一个“例行公事”的报告；他只是在工作报告中揭开了几个部门的经济问题；他不仅是阳光下的人物，他还是国家高级公务员。
这样一个人显然应该受到国家机器的有效保护。
然而，现在有76％的公众为他的安全担心。这个数据是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和新华网进行民意调查得出的。
被担心的主角，就是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作为政府高官，李金华得到了罕见的民意支持，但也被罕见地担心。担心的理由非常简单质朴：“揭出了这么多的问题，李金华的日子肯定不好过。”顺便说明一下，这个题为“你是否为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担心”的调查是在网络上开展的，数以万计的评论是在网络上发表的，这些参与者即便说不上是当下最有文化的群体，但可以肯定的是，是获取资讯比较充分和快捷的人们。而正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带有如上所述的“安全观”（那些不常获取和更新资讯的人们，还不知道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而与此同时，对在报告中所涉嫌经济问题的官员和部门是否会受到应得的追究，人们也很担心，但担心的却是：他们“是安全的”，在互联网和其他传媒上充斥着这些部门的追问、自我辩护和疑虑。
人民日报“任仲平”文章《再干一个二十年——论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的这段话：“站在关键时期的起点上，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认真想一想：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和平发展的新的进军中，是否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做出了应有的努力，尽到了该尽的责任？”值得人们尤其是党政干部自我对照一下，想必李金华会问心无愧。
但民众为何既担心李金华，又担心那些问题对象不被追究？值得分析。这两种担心的逻辑恐怕是：敢于坚持原则、敢于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敢做自己该做的事情的官，才能算得上是一个好官；“好官多半没有好下场”；而掀起这次“审计风暴”的李金华，正是这样一个敢说真话、忠于职守的“好官”；至于导致“好官多半没有好下场”的，也就不言而喻，而他们往往无事。这样的逻辑，属“庶民之议”的范畴，这种逻辑到底对不对，是另一回事，我们要问的是，这套逻辑是怎样产生的？
回头看去，这种逆向心态，其来有自。在几千年的历史中，这种观念至少通过戏曲以娱乐的方式，在底层草民的心里生了根。而同样的故事又在生活中不断地重演，于是，人们陷入一种不断地期待好官、而“好官”又不断地以悲剧的方式谢幕的怪圈。何况，很多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都出现过和平时期的流血事件，一些进取革新的官员甚至倒在罪犯的枪口下。应该说这个怪圈在法治社会即当终结，但当前的某些现实事件又使人们现实地感到了忧虑。
对李金华安全的担心，很难不说是某种社会现实的心理折射，但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担心李金华的安全，堪称一种积极的社会心理，因为这种担心源于对社会更加理性和健康的深刻期待，也必将促进这种理性和健康的到来。
应该说，李金华的履职行为，勇敢地揭露了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部门，体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不无英雄色彩，但是，现在已不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特别是在干部队伍中，李金华不可能是一个孤胆英雄。我们不愿意相信他是一个孤胆英雄，因为在李金华的背后，是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新一届政府政治治理的决心、勇气和力量。
而国家的希望，不仅在于多出几个深孚民望、深得民心的李金华，更在于目前正在进行的完善法治和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攻坚，这样，就会使每一个官员都有可能成为李金华，而没有安全之虞。只有李金华们是安全的，我们的国家才会是安全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稳定中谋改革、求发展，进而实现“基本实现现代化”、“富强民主文明”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宏伟目标。
创建时间：2005…3…17
Power by Softscape HTML Builder 3
一个美国学者眼里的中国经济
南方周末 2004…07…22 15：46：52
《认识中国》
邹至庄著，八方文化创作室，新加坡，2004
□王则柯
新年伊始，即收到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属下的八方文化企业公司寄赠廖美香女士翻译的《认识中国》。开宗明义，邹至庄教授就以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作为引子写道：“中国已被视为世界上一个拥有强大经济及政治影响力的国家。但是，外界对她普遍缺乏充分的认识。”“不少西方人士尤其美国人对中国人生活情况的认识，仍停留在文革时期”。邹教授写到，他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期望填补这个空隙，让人们对中国有更多的认识，并澄清外界尤其是西方对中国的种种误解”。
担负这样的角色，邹至庄教授自然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从学术的角度看，无论是早年应用方面关于美国汽车需求的预测和理论方面经济计量学邹氏检验法（Chow Test）的创造以及近年关于动态经济学的独到研究，还是长期出任美国经济学会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的“公职”，都已经奠定了邹教授作为一个学者在世界经济学界的权威地位。从实务方面说，20世纪60年代以来邹教授为台湾的经济起飞出谋献策，80年代以来更多地为大陆的改革开放提供意见，不仅多次会见我国领导人，而且组织国际资源在北京和上海系统地开设现代经济学的高级课程，行踪所及，对于省市的情况，都有相当深入的把握。这一切，都使邹教授处于帮助世界认识中国的非常有利的位置。
更加难得的是邹教授有这样一份热心。作为学者，他已经出版了11本书，都是学术著作。《认识中国》是他以大众为读者对象所写的第一本书。则柯有幸在1981年秋天就结识邹至庄教授，并且一直得到邹教授的帮助。则柯的一个强烈感受，就是邹教授总是替中国着想，帮中国说话。记得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经济还相当落后，邹教授就已经一再表达中国经济一定会起飞的信念。这些展望是学者的洞见，充满经济学的智慧。例如在劳动力刚刚开始流动的时候，“盲流”之说铺天盖地，“农民怎么能不种田”之类的指责几乎是主流话语。但是邹教授能够从市场的经济学原理出发，让我们从社会的躁动中看到良好的前景。后来国内通货膨胀、外围金融危机，最近人民币升值压力，每当重要时刻，我们都听到邹教授理性的声音。
阅读《认识中国》，是一件饶有兴趣的事情。邹教授以学者的睿智，常常给我们提供与流行说法不同的视觉和出人意表的思维。邹教授说，由于许多中国人的烹调技能轻易达到美国厨师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