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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力，这一点直至今天也没有根本性改变。
刚才说的市场经济的两个特点，一是要公平的交易，第二要有持续不断的扩张自己事业的动力，在我们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里并不完全具有，所以，中国虽然是文明古国，历史悠久，经济也一度繁荣，但是我们没有产生市场经济。这一事实也证明，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关键因素，并不一定是生产力。
从伦理价值观角度看西方市场经济的兴起
那么市场经济最初在哪里出现？《敬业》这本书里讲到，市场经济最初是在清教徒聚集的地方出现的。为什么在清教徒出现的地方会出现市场经济，而不是我们以前以为生产力发达就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这一点其实也很简单，原因在于，新教徒对生命的认识跟我们是不同的。我们认为生命受之父母，或者生命是虚无的、讲不清楚的，但是他们确信，他们的生命是上帝创造的，上帝也给他们安排了一切，包括他们的婚姻和职业。如果你是一个清教徒，你必定相信，上帝会给你安排一个职业，或者你可以通过祷告求上帝给你安排这样一个可以荣耀上帝的职业。这个职业就有了神圣的意义，叫做“calling”。《敬业》里面着重提了这个词，calling是什么意思，是召唤，神的召唤，中文翻译为“天职”。不过，天职的“天”不是“sky”也不是“heaven”，是“God”，是上帝，所以严格讲，中文将calling翻译为天职并不很准确，因为实际上是“神召”，而不是“天职”。天在我们中国人的理解中是没有人格的，天老爷纯属每个人海阔天空的想象，但上帝在西方信徒的眼里却是有位格，真实的，是可以寻求并且寻见的。
在西方人眼里，对于上帝安排的职业，人要做好，以荣耀上帝。但他必定不可以采取任何坑蒙拐骗的方式，因为这既与《圣经》的教导不符，也与荣耀神的目的相悖，所以市场经济的第一点要求“公平交易”就内在地产生于清教徒之中。第二点，既然是上帝安排的任务，就应终生去做，全力去做，理性最大化地去做。这一点与我们的区别很大。我们今天讲职业精神、职业经理人，但职业精神很缺乏，我们是下级可以不对上级负责，上级可以不对股东负责，而股东也不对打工仔负责，全社会普遍缺乏职业精神，大家为了钱而频繁地跳槽，频繁地背叛。而在西方，如德国这些地方是很难想象会出现类似中国的情况的。在德国，跳槽是很少见的，更不可能想象一个职业经理人竟然带着手下十几人集体跳槽到另外一家公司。但在我们这里，很多人都是向钱看，“一切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有利就干，无利不干，大利大干，利小小干！”可以说市场经济改革到现在，只有这一个动力是主要的。
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想象，有利他才做，利少、无利就不做，因此要是通过搞破坏他可得到利，他就会搞破坏。但是在新教伦理兴起的地方，在《敬业》一书所讲的历史背景的地方，在存在着这种敬业价值观的地方，人们并不是为物欲而工作，而是在为自己的信念而工作。
靠什么才能弥补市场的缺陷
市场经济带来最大的好处是叫人不偷懒，这是因为竞争的原因。但市场经济却不能叫人不撒谎，不害人。大概是2000年以前，我曾是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觉得市场简直就是拯救中国的惟一出路，市场经济会逐渐使大家都变好，追逐私利的结果会导致社会福利的最优。但是我现在不这么想，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大量的委托代理关系，而只要存在着委托代理必然造成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责任不对等，这样就会出现坑蒙拐骗，如何防止行骗，如果完全没有人心的自律，就要靠一系列的制度，董事长、监事会，再加上法律的监督，结果必然是成本无穷高，高到运行不下去。这个问题经济学家解决不了，任何制度设计也解决不了，是靠市场伦理在背后解决的。
为什么中国有很多家族企业却很难做大企业？不仅内地如此，海外华人圈子中也是一样。弗兰西斯·福山在《信任》一书中讲到，因为中国文化缺少信任资源，对外人极其不信任，所以做家族企业能做得很好，但做公司就不行了。为什么中国人不信任他人呢，因为在缺乏良好的市场伦理和职业精神的情况下，人是不值得信任的。
第二个问题是市场经济中有大量的一次性博弈。经济学讲，如果是重复博弈，就比较会遵守协议，重复博弈主要是利益考虑，使得交易双方来遵守协议。但是市场经济中很多是一次性博弈。比如我这次讲座，就是这样，我讲完拍拍屁股就走了，如果缺乏认真态度的话，我就可以胡说八道，不负责任。这种一次性博弈，我们不能用利益来维持。
以上问题，如果我们相信市场经济能把这一切解决好，那是不可能的。恰恰相反，市场经济是脆弱的，它本身必须建立在起码的道德、伦理的基础上，建立在信任精神的基础上。从这一点来讲，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中国现在所有的进步是建立在非常脆弱的基础上，因为中国人道德和信念等重要精神资源没有质的改变。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经济繁荣，汉朝有文景之治，唐朝有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甚至到了清朝还有康乾盛世，但中国的问题是财富没有保障，很多古建筑、民居，说拆迁就拆迁了。中国开放20多年来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如果没有市场伦理的跟进，社会仍将充满不确定性。
《敬业》是一本好书。我们通过这本书，可以对西方市场经济有更高的认识。如果说以前我们只认识到市场就是交易，市场就是金钱，市场就是物质利益，市场就是一种利益的激励，那么我们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市场经济不同层面的东西。
除了《敬业》这本书，我推荐大家有机会再读一下《杰克·韦尔奇自传》。韦尔奇是世界第一CEO，通用电气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企业。韦尔奇这样伟大，你看他的自传，你会发现他的成功与他的信念和伦理密切相关。韦尔奇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6岁时就被称为“圣坛男童”。我们中国企业家如果只能学会他的管理之术，却与其背后的信念伦理相悖离，那我想永远也学不会他的管理之道。这中间隔着什么呢？就是我们对他的文明伦理、价值观和信仰非常缺乏认识。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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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角度看“以人为本”的内涵
南方周末 2004…04…29 11：58：15
□党国英
近几年，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到“以人为本”的执政原则正式出现在中央文件中，预示了党的意识形态变化的一个积极方向。诚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一个抛弃教条主义的过程一样，我们对以人为本的认识也会是一个抛弃教条的过程。我相信，20年以后人们在谈论以人为本时，会和今天有很大不同。不敢奢望本文对以人为本这一理念的议论在20年后还是新颖的，但比之现在的流行议论有一点超前，还是值得认真讨论的。
我们常说人是社会的人，这个说法是很片面的。人首先是独立的个人；独立的个人是第一性的存在。有了独立的个人存在这个前提，人才可能成为社会的人，即人与人关系中的人。然而，对于人的认识，最令人着迷的方面却是人与人的关系，也即所谓人的社会性。呵，我们的痛苦，我们的迷惘，都产生于我们与他人的交往之中。自古以来，数不清的作家、思想家和政治家或诚心或欺诈，试图揭开人际交往之谜，并为此积累了浩瀚文献。把这些文献简单理一理，关于人在社会中的定位大略就是三种类型，曰：以神为本、以官为本和以人为本。
政治学家、哲学家对以人为本的解释来得复杂，在这里实在难以用简短的文字诉说清楚，我们还是按经济学的思路来议论吧。
首先要议论的是“人”。其实，以神为本的“神”，也是人；“神”是人创造的。这中间的奥妙我们且按下不表。以官为本的“官”，更是人，是那些借助暴力来垄断公共资源乃至私人资源强者。到了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阶段，公共资源的供应引入了竞争机制，“官”的意义才发生变化，“官”变成了“人”。
那么，以人为本中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第一，以人为本的“人”是普遍具有利益诉求的人，这种诉求没有高低之分，完全是平等的。那些被祭在神坛的人是人，执掌大权的人是人，普通的人也是人，他们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人与人要发生交易，大部分交易在私人之间完成，这种交易必须是公平的。人还要发生集体行动，人和集体或团队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也是交易。虽然团队的领导人可能会利用自己的资源剥夺普通团队成员权利，并使这种剥夺具有隐蔽性，但这种剥夺是不公正的。
第二，以人为本的“人”具有普遍理性，虽然这种理性会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理性是人的天赋资源，任何正常的人都会利用这种资源实现自己的生活目标。在社会的交易网络中，那些享有权力优势的人会比普通人获得更多信息，造成人们在信息资源上的不平等，使得拥有信息多的好像比拥有信息少的人聪明，其实一旦实现了信息资源的专业化，并在交易关系中利用这种资源，聪明人和愚笨人的区别就不重要了。
如果这样定义以人为本中的“人”，那么，以人为本中的“本”也就清楚了，那就是尊重人的天赋平等权利，不承认任何人和任何团队的天然垄断权利。
人类有几百万年的历史，而人的文明史不过才几千年。在这几千年中，提出以人为本这个理念才几百年。如果把这个漫长过程比做人的一生的头20年，那么，人懂得并接受以人为本这个理念还不到24小时。而且，远不是所有人把以人为本作为普遍的价值标准，以神为本、以官为本还在我们这个世界大行其道。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还需要付出艰辛努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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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流中思考〃黄金周〃
南方周末 2004…05…06 12：20：27
□刘洪波
这几天，人流在全国涌动，东南西北的人们正在进行一次临时性的大交流。“黄金周”又来了，处处人流正是“黄金周”的典型特征。
把为期一周的长假称为“黄金周”，显示出长假的经济特性。这是旅游业的黄金时节，是服务业的黄金时节，是运输业的黄金时节，“黄金”就在人流之中。“在家千日好”，关在家里，一切安好，是不能产生“额外消费”的。“出门一时难”，出得门来的人们，才有可能产生巨大的消费需求。“黄金周”作为“拉动内需”的重要途径，一直带动着井喷式的消费浪潮。
明确的经济动机和显而易见的经济成效，使“黄金周”更多地被人进行经济解读，各地在每个“黄金周”后必然发布的经济捷报，强化了人们对“黄金周”经济特性的认识。而事实上，“黄金周”的意义不止于经济。在观察者眼中，“黄金周”凝聚了国家政权对人民群众的关心，顺应了人民群众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更充分地实现了公民的休息权，而且人来人往也反映着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景象，提升了国家的国际地位。
尽管“黄金周”的假期，实际上是把前后临近的周末假日集中起来所实现，并未真正增加人们的休假时间，然而对假日的集中使用，还是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一个相对集中的休假时间，使人们有机会安排自己的休闲计划；哪怕不出门，在家里睡几天安稳觉，也未尝不是一种享受——尽管在家里睡觉也许并不符合经济界人士对“黄金周”的期待。
庞大的出门消费的人群，在显示“黄金周”前述各项“重大意义”的同时，带来了相当大的“幸福的苦恼”。服务行业在忙着数钱，也承受了人流的强大冲击和业务因“黄金周”而暴热暴冷的震荡。人口大流动使所有服务资源处于过度使用的状态，同时它所蕴含的安全问题也使人大有隐忧。出门在外的人们几乎不可能真正在享受中消费，他们的兴奋劲儿在拥挤中被消耗掉了不少，“到处是人”的抱怨哪怕不足以抵销他们游玩得到的乐趣，至少降低了他们“尽兴而归”的程度。
正是巨大人流的挤压，使“黄金周”几乎在2000年第一次出现以后，就承受着轻度的质疑。而随着“黄金周”现象一次次出现，质疑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大了。今年早些时候，就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黄金周”一窝蜂的休假形式提出改进意见，应该“考虑将黄金周扩展成黄金月甚至黄金季”，以更加合理地利用社会和自然资源，使消费者乘兴而来，满意而归。为此，应当完善带薪休假制度，让人们自己安排休息时间，从根本上改变一窝蜂似的休假方式。
可以预见，取消带有明显人为安排特性的“黄金周长假”，实行带薪休假制度，全国人民集中大旅游的状况会立即改变，平稳增长的旅游、交通客流将会形成，休假的人们将得到更好的服务。然而，这一设想又迅速遭遇了“黄金周不宜取消”的声音。主张“不宜取消”的人认为，黄金周后消费低迷的状况可以通过适当的促销措施得到改变，而带薪休假会增加企业的成本负担，“在一些中小城镇甚至发达城市的小企业，企业为了维持生存或者获得更高的利润，《劳动法》所规定的劳动者每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每周休息两天都难以得到贯彻”，“在这种情况下再让他们实行带薪假期，就太理想化了”。
更多地看到了“黄金周”的弊病的人，把带薪休假作为“黄金周”的替代，是不增加休假总时间，而只改变休假时间安排方式的方案。这一方案的不周之处正如反对取消“黄金周”的人所说，黄金周长假与带薪休假并不矛盾，“带薪假期与黄金周休假是两个休息权”。尽管如此，主张“黄金周”不宜取消的人士，显然并不主张实行另一个“休息权”，理由则是完全的企业主立场，好像企业主不执行国家法定休息日制度，不是一件需要强制其改变的一种现象，而应当“给予宽大”。就这样，无论主张取消“黄金周”长假，还是反对取消“黄金周”长假，进行着一场纯粹的“经济”争辩。
然而，休假问题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更多的闲暇不仅带来新的经济机会，还是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必然。从根本上讲，带薪休假是一种国家强制劳动力雇佣部门加以执行的社会福利，也是现代社会中劳动者应该得到的一项权利。怎样安排带薪休假的时间，本是个人有能力自主也应当自主的事情。从大方向看，随着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会走向更加人性的轨道，“黄金周”的弊病要减少，不应当是取消“黄金周”，而是降低“黄金周”的“稀缺程度”，即应当考虑增加劳动者的休息时间。
“黄金周”的苦恼，是典型的“发展中的问题”。对时间更多的自主支配，不会有人反对，因而不会有人真正反对“黄金周”长假，但“黄金周”中无处不在的人流确实在消耗着人们的假日期待。对于正在成长的中国来说，让休假成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生活的“非常时刻”，是解决问题的长远之计。带薪休假哪怕不能立即实现，也不应当是一个遥远的事情。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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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访谈》：十年回望
南方周末 2004…05…06 12：13：56
央视新闻评论部“质量管理体系”的质量方针是：导向正确、传播有效、公众信任、持续创新
□本报见习记者 陈一鸣
●中国电视新闻最早出现批评性报道是在1979年7月，当时的王府井停车场，经常能看到一些公家小汽车带着一些干部家属到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东西，这个不易被人注意的现象中透露着问题，而且是最能引起观众共鸣的：隐性特权。
这个节目的记者是张长明（现任央视副台长）和王纪言（现任凤凰卫视中文台台长）。张长明副台长直到现在还对那期节目的许多细节记忆犹新。他回忆当时用了两盒胶片，编了两分多钟，审了两个多月，播出后收到七八十封观众来信。张长明认真地告诉我：这些信他至今还保留着。
自那以后，电视台新闻部成立了评论组并开办了《观察思考》栏目。《观察思考》也曾播出过不少有影响的节目，但始终没有形成规模，而且时起时落。今天看来，原因是当时有些节目超越了社会发展的进程，人们还没有足够的舆论监督的承受能力。
●正常的、有活力的舆论生态，应该有利于培育平衡，培育理性，而这一份理性的平衡应该是从媒体自身开始的。一个文明社会，包括发布舆论的媒体自身所需要的舆论生态环境，都应该是健康的、良性循环的、物种多样性保存良好的。这样的舆论环境才能为社会提供冷静的参考，提供思考的可能和选择的空间，而不是运用一种“强权语言”，罗织为自己观点服务的片断事实。中国的市场在成长，中国人的舆论环境、公民心理都在成长，舆论应该有助于建立判断标准，建立公共秩序，建立健康的心理成长的环境。
在我所经历的十年新闻改革的探索中，有太多的例证用以说明舆论建设是怎样地推进着法律的完善，促动着制度的建设，呼唤着道德的回归，同样多的事实也足以证明，这些进步是怎样形成着一个适宜舆论生长的“绿色舆论生态环境”———毕竟，舆论的力量要通过舆论之外的力量去表达。
（摘自《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孙玉胜著）
中央电视台东门传达室里挂着一个牌子，上书：“找焦点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