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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届总理温家宝就职后不久，就签发文件要求加强参事工作。
在2003年中秋到来之际，温家宝特地和国务院参事进行了座谈。在会中，温家宝吟诵出了那句著名的诗句：“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他说，当领导的要心里想着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真实情况。“设立参事室、文史馆，目的是为了广开思路、广纳群言。”
“亮相”背后的涵义
为什么一贯低调的国务院参事室主动亮相？中新社的消息说，主办者称此举意在体现本届政府提倡的政务公开、信息透明原则。
按照这个意义去解读，政府机构对于民众不应该再有“死角”和“神秘”的部分，除去国防等带有国家机密性质的机构，都应该公开。
“鲜为人知几十年的参事室主动站出来，阐述自己的职责和改进目标，这符合现代政治的发展潮流。”一位政治学专家说，“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机构能够负责任地向社会公开自己的工作情况，真正成为透明政府和责任政府。”
记者注意到，参事室“亮相”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那就是这届政府对智囊机构和智囊人物异乎寻常的重视。不论是政治局还是国务院，频频邀请专家举行学习讲座和座谈会，其数量大大超过往年。温家宝特别强调，决策咨询将形成制度，长期坚持下去。
决策层的这一系列举动，显然与中国进入了改革的攻坚期有关，问题日益复杂，现实难以把握，各种利益矛盾纠缠在一起，单凭听汇报、看文件、搞调研很难理清脉络、找到方向，这个时候，就非常需要更多人的智慧，需要专门的人才提供专门的咨询。
因此，温家宝把科学民主决策与民主监督、依法行政一起，并列为政府自身建设的三条原则。
与此佐证的是，2003年国家发改委在制定下一个五年计划时，不再是“闭门自造”，而是相当一部分举行全国招标，各高校和研究机构都可以竞标。在经济社会事务方面，智囊机构的作用越来越受重视。
在这种背景下，作为智囊机构的参事室确实面临着在新形势下如何找到自身价值、寻求自身发展的问题。
“曾有记者问起我们的新闻发布会是否有背景。”蒋明麟也不讳言，“会议本身没有特殊的背景。但从大的方面说，是温总理这届政府的工作规则的三个体现：一是科学民主决策；二是依法行政；三是民主监督。而从参事工作来说，对这三方面都有介入。”
谈到参事室与国家其他智囊机构——如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关系时，蒋明麟认为他们之间是相互补充的作用。“双方各有优势，参事室的上呈渠道更畅通，而研发中心的人员力量更强。”他说，“我们并不怕观点相左，因为这样能让领导人更全面地听取建议。”
吕德润参事则认为，业务上能起作用的是部委的专家，因为他们接触到的和实际掌握情况比较全面。但部门的条条框框比较多，上下级之间的程序严格。参事的好处就是没有“乌纱帽”，很洒脱，地位上也相对超脱。
目前，中国官方的智囊机构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国务院发展中心，各部委的研究室，以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而参事室和社科院是智囊咨询机构。
建国55年来，智囊机构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1957年“反右”以前，它们作用很突出———修宪、中国的行政区划的设置与调整等重大决策中，都能看到智囊机构的身影；1957年到“文革”结束时期，它们的功能则逐步弱化。
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首先在农业农村推进。研究者邹蓝指出，高级官员和学者组成的农村问题研究小组，在中国农村改革的政策设计方面起了相当大的影响。因为智囊作用而农村改革的迅速见效，国务院内设立了农村研究中心。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重要的智囊机构。
而随着城市和工业改革的推进，部分人员开始侧重城市和工业改革。1985年组建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是一个综合性的智囊机构，直接为中央政府各方面的改革提供思路和政策建议。
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是智囊机构的恢复时期，这时还出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而在近十年来，是智囊机构大力发挥作用的时期，所谓“生逢其时”。
“这种曲折的道路是政府对民主重视程度的折射，”杜钢建说，“民主风气渐强时，它们发挥的作用比较大；反之，作用则被削弱。”
“要随着推进政治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不断地推进民主化、法制化。这样智囊机构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杜钢建说，“首先，组织法体系要完善，应该把决策咨询制度法制化。现在参事室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同样，各级政府的顾问团也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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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为官员的“括号待遇”埋单
南方周末 2004…04…15 15：16：01
□孙禄礼
激发我对这一问题追问与思索的诱因，是一些媒体上登出了这样一则消息：“改革发展评价监测方法，调整县级正职任职时间”。报道说，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某地县委书记在一个地方的平均任职时间不到二年半，为解决这个问题，该地决定，县级领导班子没有特殊情况任届内一般不进行调整；该地正在酝酿出台一项规定，对在一个地方担任党政正职达到一个较长年限，贡献突出又成绩优秀的，经过考核可以就地解决职级并继续留任。
显然，媒体对该省的做法是表示肯定的。而我对“就地解决职级并继续留任”颇不以为然。一个党政干部，只要他心里装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八个大字，即使职级很低，也能积极发挥作用，作出超常贡献，比如焦裕禄、吴金印等；反之，职级高却可能不为人民谋福利，甚至利用职权违法犯罪，比如陈希同、成克杰等。
明明是县里的正职，即便县委书记吧，也只能是正县（处）级啊，为何还要“就地解决职级”呢？说穿了，也就是解决成“副厅级”罢了。其实，这正好反映了当今广泛存在的、似乎是顺理成章并令方方面面习已为常的怪现象：低职高配、“括号待遇”。乡里有正科级副乡长、副书记，县里有正县级副县长、副书记、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协副主席，省里有正省级的副省长、副书记、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协副主席，等等。
这种低职高配的括号待遇现象，已很难考证是源于何年何月，总之，目前已经变成了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国情”。据我猜测，括号待遇可能起缘于“文革”结束后，为了解决一批长期遭受迫害的、职级得不到升迁的、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的实际生活困难问题。
如果说这还可以让人理解的话，那么这些年来大量涌现的低职高配干部又作何种解释呢？即使有机构撤并、多个正职合并到了一个单位、降谁的职都不合适的情况，也可以安排同级别的调研员啊。低职高配、乱加括号，既不符合相关组织法规、公务员管理条例，又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刺激和助长“官本主义”与攀比之风。
官员括号的级别决不是只写在文件里、纸面上供人崇拜的，也不是在介绍简历和开追悼会时供人敬仰的，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相伴终生的待遇与享受。什么样的级别，坐什么样的车子，住什么样的房子，享受什么样的医疗保健标准，甚至犯了“事”后，公、检、法、司要“动”他得向哪一级请示，都是一清二楚、马虎不得的。据我所知，在某些县里有这样一个“内部规定”：只要成为副县级以上干部，终生的医疗费都可以如数全报。市里、省里的情况不得而知，估计也会有类似的“内部规定”。这也就难怪不少地方纷纷出台在某个正职上干够多少年可以享受上一职级副职级待遇的规定了。
由此可见，低职高配、括号待遇事实上是上级在给下级送人情，由谁来埋单也是不言而喻的。反正上级官员是不会从自己的腰包里掏一个子儿的。受损的，是公共利益；加重的，是纳税人的负担。有资料显示，我国是世界上政府开销最大、行政成本最昂贵的国家之一。要想把这笔开销和成本降下来，不妨借当前正在清理“红顶商人”之东风，把低职高配的括号待遇一并清理一下。在此我也出一“损”招：哪个“高级行政官员”要说他辖内的高配的低职难清理，就给他限定个从“不远的将来”某月某日起，他部下的“括号待遇”都从他的工资里支付。这一招准灵。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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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体盛”的本质是将人物化
南方周末 2004…04…22 11：34：42
方舟评论
□陈杰人
在几近一致的讨伐声中，昆明某餐厅的所谓“女体盛”活动伴随着行政处罚草草收场。“女体盛”的闹剧收场了，我们仍有必要反思个中的深层次社会和历史原因，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有效抵制和防止类似的闹剧再度发生。
“女体盛”———用赤裸的女性胴体替代杯盏瓢盆装盛各种菜肴供食客享用———我很佩服商家的“创意”：在心态叵测的食客们面前，女体和佳肴合二为一，“食色性也”的古训得到了具体而经典的“诠释”。如果不是整个社会（包括公众、媒体和执法者）的良知和监督，引进这一今古奇观的商家或许因此一举成名财源广进。
昆明“女体盛”让我自然联想到了去年发生在某地的“人乳宴”，同样的怪异、同样是对女性身体的利用，同样得到了公众近乎一致的讨伐，尽管两者都已经被执法部门禁止，但我真的不敢猜测，明天，女性将以什么方式出现在筷子下或者其他蹂躏中。
到目前为止，对这场闹剧的评价，批评者更多的是从尊重妇女、保障食品卫生和维护公序良俗等角度展开探讨。在这些批评者看来，无论是“人乳宴”，还是“女体盛”，抑或是不时见诸公共消费场所的用女性下体造型做沙发或者酒吧凳的新颖设计，都是对妇女的亵渎。
在我看来，亵渎妇女或许只是问题的表面，这么多年以来，为什么被亵渎的总是母性，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女人？如果把这些问题放到更广阔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来考察，我们也许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一个利益化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当人们把追逐利益作为根本的甚至是惟一的目的，作为逐利者主体的人，就陷入了“拜物教”的怪圈，并最终将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予以“物化”，在这一过程中，人的尊严即告荡然无存。
毫无疑问，如果抛开社会的因素不谈，“女体盛”、“人乳宴”等畸异事物的出现有着原发性的经济根源。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商业社会，经营者想方设法创造盈利模式，办法之一就是通过标新立异扩大知名度、增强影响力。
但问题是，昆明餐厅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规制的范围而进入有关“人的尊严”问题的范畴。按照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观点，如同“女体盛”、“人乳宴”等现象一样，所有将人的身体或其一部分直接或间接作为商品出售的行为，都是对人的尊严的严重侵犯。因为，作为生命的承载体和表象，人的肢体与人的尊严密切相关，出售或变相出售人的肢体，就是物化人的表现，就是对生命尊严的漠视。
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女体宴还是男体宴，其所包含的信号十分明确且本质相同，那就是用人的尊严作为代价以追求经济利益。毫无疑问，这与我们社会所倡导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是格格不入的，应予坚决的反对与抵制。
从人的尊严问题回到“女体盛”话题，还有一个现象同样不能被忽略，那就是在人们普遍的喊打声里，毕竟有那么些食客享用了“女体盛”。如果说商家此举尚为逐利，那么食客的迎合则是个严重的问题。这些食客的存在，无论是由于好奇或者其他别的原因，都生动地证明：对人的尊严的挑战乃至毁损，甚至有着来自人性本身的基础。这，才是人类的大敌。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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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在引咎辞职过程中应有的作为
南方周末 2004…04…22 11：50：05
□郭松民
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只有使引咎辞职成为政治生活中一个新的政治惯例，才能迫使各级官员始终以一种临深履薄的心态兢兢业业地对待自己的工作。官员引咎辞职通常是受到外界强有力的监督的结果。因此，要使官员引咎辞职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惯例，加强监督是不二法门。
监督包括多方面的监督。一是本系统内监督，主要指执政党对自己的党员干部的监督和行政系统对行政官员的监督。它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组织最高层的意志、权威和价值取向等。二是公众和社会舆论对执政党和政府官员的监督。三是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监督等。四是民意机关（准确的表述应是国家权力机关）即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政府官员的监督。从现代民主政治的实践看，民意（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才最有助于使引咎辞职成为政治人物必须遵循的政治惯例。
从这次对几起特大安全事故责任人的处理来看，主要是同体监督的成效。即以这次密云县长张文的引咎辞职为例。从宪政的角度来说，张文的县长职务是由密云县人大选举产生。密云县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对张文行使质询权、罢免权等。但自“2·5”特大伤亡事故发生以来，这个最有资格也最应该采取行动的机构却始终按兵不动，既没有对张文进行质询，也没有提出对他的罢免，而仅仅是在对张文的党内处理程序结束了之后，密云县人大常委会才“审议同意张文辞去密云县县长职务”，在整个过程中显得十分被动和缺乏权威，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官员引咎辞职所表达出来的含义主要是对事件负责；对通过选举产生的官员来说，负责的对象必须是选出他的民意代表；在中国，行政首长负责的对象就是人大！通过人大行使质询权、罢免权和撤职权，可以导致一些官员为了避免被罢免或撤职，而主动提出引咎辞职。不言而喻，只有这一途径才最有利于使引咎辞职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惯例。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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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官不需要特别“保护”
南方周末 2004…04…22 11：50：04
□赵光瑞
许多媒体发表了各种对高官引咎辞职的评论。笔者注意到一篇题为《拿什么来保护我们的好官》的文章。作者虽没有明显地为马富才叫屈，但字里行间还是流露出对“好官”在问责制下落马感到惋惜，并提出“应该建立一个配套的官员绩效评估和公示体制”，“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错杀一个好官，放过一个昏官。”
笔者不赞成该文的一些说法。国家对一位发生重大问题负有领导责任的高官问责，难道是在对“好官”处罚？何况引咎辞职只是一种“自责”，严格地讲还不能叫组织处理（当然这一行为的发生与外在压力包括来自组织的压力有关），难道这是一种放弃“自我保护”抑或说是“自我伤害”吗？这样地讨论问题的原由，本身就是荒唐的。
该文作者的想法带有普遍性，即不少人都担心强化了问责制，会不会伤害一些好官？这其实是一种认识误区，无意中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对于发生问题负有责任的官员追究责任，只是问题处理的一个过程，并非是在处理“好官”。这个时候论及“好官”该不该处理，不仅话题扯得有点远，而且很难说清楚，还会产生社会误导。诱导人们游离于问题之外来考虑对所涉官员的褒贬，进而影响到对问题客观公正地处理。笔者以为，官员对发生问题负有责任，就应该接受处理。至于官员过去“根红苗正，功绩卓然”，那也不应该丝毫影响他所必须承担的责任。这时谈起官员是“好官”还是“昏官”又有什么意义呢？
问责制的推行，必须建立在公正、客观上，是不应考虑所接受问责的官员过去是“好官”还是“昏官”这样一个问题的。不然，发生了同样的问题，对所谓“好官”是一个标准，对所谓“昏官”又搞另一个标准，不仅标准难以把握，而且会出现许多人为因素，难以确保公正，甚至可能会出现“是非不辨，黑白颠倒”的现象。不能一视同仁的问责，最终势必导致问责制的失败。
现代行政的科学高效，来自运行机制的规范有序，有体制上的保证。当人们依然看重“好官”，甚至感到“好官”就是有所失误，也应该谅解，给予“好官”更多宽容的时候，表明公众对体制效能还有疑问，或者说不信任，把希望寄托在“好官”也就是过去人们所说的“清官”身上。这说明，我们离现代行政的要求还有不小差距。
不要担心严格问责会伤及好官。因为，只要我们有科学规范的用人机制，就会产生更多的好官；而有效机制作用的发挥，又能够保证好官做得更好；在科学机制作用下，还会使原先不一定是“好官”的官，可能也会成为好官。所以说，对好官的爱护，对好官的公平，就是建立一个科学有效的吏治机制，其中应该包括公正客观地严格问责。任何对好官过失的宽容，可能恰恰是对好官的伤害。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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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法兰西
南方周末 2004…04…22 15：26：07
雨果被迫流亡格尼塞岛时蓄起浓须。1856年，雨果用《静观集》的稿酬在岛上买了幢据说经常闹鬼的房子。该岛是英属，雨果因此得向维多利亚女王每年上缴两只母鸡。
□采访／整理 本报驻京记者 夏榆
不能和19世纪比
沈大力 学者、作家
这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