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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特务认为许建业是条“大鱼”，所以对他用刑特别重。被逮后的两天中，数度用刑，但都没有从许建业的嘴里获得任何东西，无奈特务只好将其单独关在一间潮湿的牢房。渣滓洞监狱内的特务们对“政治犯”们管得异常严厉，但这里也是个特殊的战场，特殊在这儿每天出现的情况，都会马上在狱内的难友中了解到，并迅速引起某些震荡。许建业入狱和他在敌人面前表现出的宁死不屈精神，加上他已经是暴露身份的“政治犯”中最高领导，所以他的出现，立即在整个渣滓洞内的难友们的“骚动，尤其是那些共产党人，他们暗暗都在为自己有这样的优秀领导者而感到自豪和兴奋，并通过各种渠道向许建业致意。
饱受皮肉之苦的许建业，一方面感受到监狱里的同志们的关怀，另一方面更加忧虑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党内出了叛徒，会不会引起更多的同志被捕，党组织怎么办？他为此彻夜难眠……
早晨，牢房门“嘎吱”打开。看上去也就十八九岁的看守陈远德，端着一碗水走到许的身边，似乎很同情地说：“杨先生，你受苦了，喝碗水吧！”一夜的酷刑使许建业嘴唇破裂，浑身疼痛。但当他发现是监狱看守所的小特务时，马上警惕起来，瞟一眼后没有搭理对方。中午，陈远德又送来牢饭，并且主动地向许建业述说他的“身世”，说他家住农村，很贫穷是被拉壮丁出来当兵的，在国民党监狱干事又如何如何的“不落好“。许建业仍然半信半疑，但显然若有所动。傍晚，陈远德又端来热腾腾的饭菜，表示愿意帮助许建业做点事情。
监狱毕竟是个非常之地，又加之特务们通常是刽子手一般的残暴，许建业感到眼前的这位年轻看守确实跟审讯他的特务们很不一样，心头焦虑着外面的同志和组织命运的许建业，此刻内心产生了一种期待和希望：如果能通过一个人把自己住处保留的党内文件和要求进步的同志们写给党组织的入党申请书销毁，以免落入敌人之手该是多么重要和紧急的事呵！
许建业知道自己已经落入魔掌，想离开几乎不可能的事了，于是内心强烈地希望能够找到这样一个人。眼前的这个小看守也许可以利用。
“小伙子，我有一件事想请你帮忙可不可以？”许建业试探性地问陈远德。
“杨先生你要相信我就交给我办。”陈远德的胸膛挺得直直的，并且又加了一句：“我知道你们共产党是为穷人办事的，我也是苦出身嘛。”
许建业重重地看了一眼对方，又深思片刻，下定了决心，道：“你能不能做好？”
“保证！”
“好。”许建业特意强调道：“你把事情办好了，我会付你三千万元酬金。等重庆解放了，以后也会给你找份好的工作。”（注：三千万元是指旧币）
陈远德一副受庞若惊的样：“杨先生尽管放心，我一定把你的事做好来报答你！”
许建业点点头，便悄悄地在一张废纸上给电力公司刘德惠（党员，志诚公司董事）写了一封简信，同时也给自己的母亲写了一封绝命信，前面一封信的内容是让刘德惠同志赶快通知组织，说是内部出了叛徒和他许建业已经被捕的情况。另，特别吩咐陈远德，到他住处的箱子里取一个包，将包里的材料全部毁掉。后一封信的大意地：亲爱的母亲，儿子落入敌人手中，不能孝忠，以后有困难可以找组织帮助等等。
“杨先生放心，我马上去办。”陈远德拿到信后，装出很认真的样子，然后出了渣滓洞。
许建业哪知这是特务设下了圈套。
这条披着人皮的豺狼，出了监狱，却直奔特务机关，当面将许建业交给他的信和交代办的事全部跟主子徐远举，统统倒了个干净。
“好！”徐远举兴奋得拍了一下大腿，立即召来特务季缕、漆玉林等，吩咐道：“马上到许建业所在的志诚公司！”
“是。”
“重庆谍报组和警卫组特务去志诚公司搜查，收获出乎意料。”徐远举后来谈及此事这样说：“首先拿来的证物就是许建业床下一个黑皮包，皮包内有三件东西，一许建业三个身份证，二挺进报一卷，三有二三十份党员入党申请书。这样，我进一步叫陆坚如率领匪二处特务去追查志诚公司的背景及有关的人，指示将志诚公司包围封锁只准进不准出，将有关的人都抓来。我记得先后抓的人有经理，周则询（重庆电力公司总务课课长）董事长黄大庸（重庆电力公司会计课课长）和志诚公司一个会计刘国定……”徐远举又交代：“记得匪特们去搜查志诚公司后，在当天上午11时就将许建业的黑皮包拿来了，当时我给了陈远德二百万元伪法币，由‘上士’提拔为‘准尉’。”
次日，特务根据从许建业皮包中拿到的党员名单和那些入党申请人的材料，分别在重庆兵工厂、铅笔厂等地将陈丹墀、余祖胜、皮晓云、牛小吾、蔡梦慰、雷志震、潘鸿志、刘祖春、孙志成等秘密逮捕。
另一方面，当时特务从志诚公司搜查物品中得知许建业是重庆地下党的重要人物，但不知道具体职务和真实姓名。于是4月6日，徐远举又一次审讯许建业，但刚阿不屈的许建业依然横眉冷对，一字不吐。
“你不说，可是这些东西可是已经帮你开口了。”徐远举突然拿出从志诚公司那里搜查到的那只装满党组织材料的皮包，以此来挟持许建业。
“你们……”许建业一看是自己的东西，而且这正是他入狱两天来一直最怕被敌人发现的事，竟然现在都在特务手里。他知道上了特务的当了。后悔莫及的许建业乘特务不备的一瞬那，一头撞到墙上……“快挡住他！”徐远举见要出事，命令喽罗们拉住寻短见的许建业，可还是晚矣。
许建业当场撞在墙上，满头鲜血……如果不是特务阻挡，性命难保。
为了从许建业这位重庆地下党负责人口中获得更多的情况，敌人使尽了各种刑具和劝降招术，但酷刑都没有使许建业屈服动摇。
“我就不信！”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参加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反共老手、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决定亲自出马。
那天，朱绍良来到提审室，先装模作样地做出一番“文明”状，让许建业坐下，然后打量了一下满身皮开肉烂的许建业，阴阳怪气地开腔道：“许先生，怨我来迟一步，竟把你弄成这个样子”。
许建业怒目而视，不发一言。
“不过许先生，你也太任性了，希望你能与我们合作，共建国家……”这回未等朱绍良说完，许建业立即回答说：“别来这一套，同你们没有什么好讲的，快送我回监狱！”
朱绍良依然漫无边际地大谈其人生哲学和金观钱，并继续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劝许建业归顺国民党。许建业越听越愤怒，作为重庆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面对眼前这个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国民党西南的头号敌人，不由怒火从胸起：“无耻之犹！你们不懂得共产党人的心灵，我们把官位，钱财视如粪土，你要杀就杀，少讲废话。”
朱绍良再也忍耐不住了：“给我拉出去！重刑伺候！”
入牢以后，特务仍多次对许建业重刑，然而许建业始终保持忠诚于党的崇高气节。1948年7月21日，许建业在重庆大坪刑场被公开枪杀。临刑前，他一路高唱《国际歌》和高呼革命口号，成为当时重庆百姓中广为流传的英雄人物。据徐远举在解放后供认，杀害许建业原因有三：“一、许建业是一条硬汉子，根本无诱降的余地；二、不杀许建业就不能施展瓦解中共地下党组织、软化地下党员的狠毒阴谋；三、怕许建业在监狱中起作用，发生影响，因此是非杀不可的。”
由于许建业在党内内威望高，加之在监狱里如死视归的精神，他被敌人杀害后，对当时白公馆和渣滓洞内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影响巨大，大家纷纷引他为自豪、以他为榜样。后也成为革命烈士的优秀地下党负责人、《红岩》中另一位“许云峰”原型的许晓轩写下诗文吊念他的同姓战友：
噩耗传来入禁宫，
悲伤切齿众心同。
文山大节垂青史，
叶挺孤忠有古风。
十次苦刑犹骂贼，
从容就义气如吐。
临危慷慨高歌日，
争睹英雄万巷空。
五
话说在许建业被捕之后的几日内，由于敌人“意外“地从许建业的皮包中获取了不少重庆地下党组织的材料和一批要求申请入党的先进分子名单后，特务们很快在重庆各个角落布下了特务网。而就在这个时候，中共重庆地下党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和副书记冉益智的被捕及这俩位中共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叛变，使得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了毁灭性的大破坏。这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党内出叛徒尤其是党内主要领导背叛党的严重危害性。
1948年4月6日，中共重庆地下党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带地下党员涂绪勋去志成公司找许建业联系工运工作。刘国定当时并不知道许建业这边已经出事，便衣特务们在志成公司四周密布了暗哨，所以当刘国定一到许建业的办公室就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扣下。
在外等候的涂绪勋见刘久未出，也进到许建业的办公室，特务顺其自然也将其扣下。因在办公室现场讯问时，颇为机智的涂绪勋坚持自己是来找许建业联系有关公司业务的，并一口咬定与刘国定不认识，加上志成公司的多名员工也证明未见过此人，特务有名不耐烦地挥挥手：“你赶紧走吧！”这样涂绪勋得以逃脱。
刘国定则不一样，他声称自己是南岸牛奶场的会计主任刘仲逸（这是他当时的掩护身份），但特务不傻，他们在另一间房子里寻问志面公司员工，结果都说刘国定是“黄先生”，并且经常与一个叫“肖胖子”的人来找许建业。特务一听刘定国“不老实”，知道这其中必有诈，所以抓住这一破绽逼迫刘国定交代与许建业的关系。
“别以为我们都是傻瓜，你说是南岸牛奶场会计，姓刘，可为啥平时来志成时你却称自己姓黄，谁信啊？快，赶紧交代你是不是共产党！”特务们也不是吃白饭的，又是拍桌又是瞪眼地审问刘国定。
“他、他们弄错了。我就是姓刘……”刘国定想嘴硬，却又无法自圆其说，最后只得承认自己是许建业发展的刚刚入党两个月的候补党员，并反复强调自己除了帮许建业送过一封信到南岸永生钱庄，交给余天、李忠良以外，什么活动也没有参加过。
“那你把这个情况写下来。”特务拿来纸和笔。
刘国定无奈坐下来，将自己所说的写在纸上。作为市委书记，刘国定毕竟手头有不少党内“资源”，了解的党员情况也多，但由于情况来得突然，他一时弄不明白许建业是怎么被捕的？另外，特务找志成公司的人了解我的身份，证明特务们还不知道我的底细和身份。南岸永生钱庄的余天和李忠良是因为在农村武装起义失败后逃来重庆的，是按我刘国定前几天的安排，他们也应转移走了。现在我把他们供出来，特务会马上去核查，那只能是除了能证明有过这两个人外，其他的什么都得不到，这样特务们也无法证明我是什么人，充其也就量将我多被关几天放出来吧！刘国定这么一想，所以装着很自然地承认自己是许建业发展的“新党员”，供出了两个根本抓不到的“同党”。
“跟我们走！”特务收起刘国定的“供词”，便吆喝着将期押到了渣滓洞。
“喂，喂喂！我什么都不是，你们还不放我出去！刘国定一看到了监狱，内心很恐慌地冲甩袖而去的特务们喊道。
“老实等着再吧！”特务们头也不回地告诉他，因为这些人与整天跟共产党打交道，用他们的话说，你刘先生“玩”的这一套别想糊弄我们，是不是啥都不是，等我们抓住了另外两个共党后再核实了看情况吧！自许建业抓住后，所有本案的每一个细节，徐远举都亲自过问，甚至直接处理。
4月7日，徐远举亲自带领特务赶到南岸海棠溪永生钱庄经理李量才家中，以刘国定的名义骗出李量才之子李忠良和余天，在问及刘国定所送信的内容时，李、余所答不一，徐远举将二人带回严审。
审讯室里，李忠良经不住严刑拷打，在“杀头”的威胁下，没几下用刑就一瓜脑当了可耻的叛徒。李忠良根本不“忠良”，从他口中供出的情况有：（1）梁大达武装起义领导人——邓照明、王敏、陈以文和参加武装起义的30多人；（2）在重庆一起参加抗暴活动的地下党员刘国鋕的地址；（3）指认一起被捕的余天是梁大达起义后被通缉的邓兴丰；（4）与邓兴丰有关的重庆银行地下党员余永安。
“这回不仅有好戏看了，而且必定是一场大戏了！”徐远举拿着李忠良供出的长长一串“共党”名单，心头万分狂喜地对手下特务们说：“你们辛苦点，这回我有得给你们升官发钱的了！”
根据李忠良的交代，特务立即出动去捕抓刘国鋕和余永安。徐永安的被捕过程很简单，特务一到其所在的银行，正在上班的余永安一下被抓获。可是特务们抓刘国鋕可是颇费了一番精力。
当年的老特务漆玉麟1972年9月5日四川省第二监狱接受有关部门审讯时有过特务们如何抓捕刘国鋕的详细交代。漆说：“处长徐远举当依据刘国定的出卖情况，当指派侦防大队大队长季缕（又叫季子南，江苏人，他1949年12月从成都窜逃台湾）领着某些侦防特务数人到曾家岩何公馆处进行逮捕刘国鋕的，当时是何北衡是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在社会上很有地位，是不能随便闯进去抓人的，而季缕他就采取法西斯特务手段进入何公馆去，进行诱扑刘国鋕。但刘国鋕当时就发现季缕的手段，他就借口说：‘我上楼去打个电话后，就和你一同去会某人好吧’。季缕在楼梯下等了一会，不见刘国鋕下楼，即上楼去看，才发觉统楼通道那边还有两个楼梯口。刘国鋕上楼后，就从西楼桶口下溜掉了。季缕马上用何公馆的电话打给匪处长徐远举说：刘国鋕以借上楼去打电话的名义逃走了的消息时，处长徐远举当暴跳如雷他亲自到曾家岩何公馆去，强行要何公馆交出家庭教师刘国鋕和来当家庭教师的介绍人吴继时，当何公馆交出介绍人是重庆‘和成银行’总务处长刘某某（名我忘，他是刘国鋕的哥哥。此人和徐远举关系很密切）时，徐远举便亲自到和成银行，逼刘国鋕的哥哥交出了其弟与弟媳曾某二人的像片，以及有可能逃往的地方处等等情况。刘的哥哥当时在交出弟弟和弟媳二人的像片外，特别说明了其弟有可能去荣昌县城的郭姓姑母处。徐远举当即派我带领警卫组的组长黄声扬，组员陈林、章加愈带着刘国鋕曾姓二人的像片到荣昌县县城逮捕刘曾二人的。临走时，徐远举还特意对我说，你们要知道啊，季缕这人他是够滑头的了，但刘国鋕比季缕还要滑头。你们这次到荣昌县去时，不要坐专车去，借一辆商铺号的小轿车去好了，这样不易被怀疑是我们特务机关的。到达距离荣昌县城的一公里之处，就要下汽车，然后步行进城，再悄悄摸清郭某某的住址及他家近日来的动静后再作行动。我等就是按照徐远举的指示去办的。
“当时我们去了四人。在到达荣昌伪县府时，由一名姓何的接待，他是国民党荣昌县工党的。在何某的安排和配合下，当天深夜三更，我们就去包围了郭家公馆。第二天，我们在当地国民党党部一位主任职务的特务带领下进了郭家。在郭家的后院花园里，我看到一位年轻人，已知三分是刘国鋕了，因为我们手里有他的照片。我上前问：你是什么人，刘反问我：你是什么人？凭什么私闯民宅？我在自己的花园里透透空气还要有人管啊？我对他说，我不管你是什么人，请你站住不要动！这时，我们一起去的陈林拿着照片过来，说：就是他。于是我们立即将其抓捕了！几分钟后，又将刘的新婚爱人曾某一起抓了……”
刘国鋕的新婚爱人姓曾名紫霞，是位美丽漂亮的姑娘。当时被敌人抓捕时，俩人结婚才几天。后来由于特务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刘国鋕身上，又没有查出曾紫霞是不是共产党员，加上刘国鋕家人疏通各种关系，所以曾在被捕数月后被保释出来。曾紫霞同志最清楚她志同道合的新婚夫君被捕的整个过程。下面是她的自述——
特务头目徐远举听说刘国鋕住在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公馆，想到何北衡是政学系头目张群手下的红人，而刘国鋕的五哥刘国其是川盐银行香港分行经理何北衡的大女婿。他认为逮捕刘国鋕必须小心从事。他晓得以前军统、中统特务因为乱抓孙科、翁文灏左右的人都碰过钉子，受过蒋介石处分。况且这何公馆地理位置有点特别，在曾家岩求精中学里院，求精中学有那么多学生，如果去的特务太多引起学生骚动，那就要惹出更多麻烦。经过精心策划，决定以“诱捕”“绑架”的方法逮捕刘国鋕。徐远举派出了最精干的特务、渝组组长、侦防大队长季缕去执行这个任务。季缕连夜部署，于1948年4月10日清晨，化好装，乘了一辆吉普车出发，将吉普车停在求精中学大门之外，带上几名经挑选的特务进入求精中学，又将这几个特务布置在何公馆门外，然后他独自一人走进了何公馆。
这时天刚亮，适存高商的洪宝书同志已经如约来到何公馆。国鋕同洪宝书同志正坐在何公馆客厅靠窗的沙发上，谈着工作。国鋕向洪宝书同志交代说：“组织已决定我立即转移，我走后有人按规定暗号来同你联系”。“组织同你联系上以后，你把你们学校的牟以石同志的关系也交给组织”。正值此时，何公馆守门的向胡子在外边喊道：“七少爷，有人会！”国鋕走出客厅正门，下了台阶，机警地看着大门口走进的来人，形象可疑，他便十分沉着、自然地应了一声：“七少爷不在！”立即转身缓步走入客厅，迅速挨近洪宝书同志，并耳语道：“特务来了，你找机会迅速离开这里！”他说完立即背向洪宝书同志走出客厅的侧门。季缕听到“七少爷不在”的答话，正在狐疑并往客厅方向而来，见国鋕出客厅侧门，就向侧门走来。洪宝书同志眼看客厅侧门外，一个身穿黄军便服、副官打扮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