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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超群从此在渣滓洞里监狱里成了有名的“智星”。他常给难友们出高超招对付敌人。
后来，徐远举也还上过一次当。但这一次他虽然没有抓到一个共产党，却破坏了一个革命组织——四川民盟。民盟成员、“黑牢诗人”蔡梦慰就是在这次敌人的行动中被捕的。
然而，敌人毕竟已经在重庆城乡各处撒下天罗地网，任何一点关于《挺进报》的风吹草动，皆在他们“全力以赴”的侦察范围之内。这样一份想在敌人眼皮底下不透一丝风声的革命报纸就因为一丝不慎的细缝终于靠造成了重庆地下党的巨大悲剧——
事情是从一个年轻的地下党身上发生的。这位叫陈柏林的年轻党员才18岁，他是民生路上的一个“文成书店”的职员，在特务们撒大网搜查线索时被迫暂停营业。店员陈柏林转到草堂国专暂住。
在这里，有位叫姚仿桓的军统情报员正好与陈柏林同室居住。姚是徐远举派出的“红旗特务”，即以进步分子的身份，潜伏到工人、农民和进步知识分子中间，表现异常红色，最后在摸清革命阵线的情况下将进步分子一网打尽，故敌特机构称这样的特务叫“红旗特务”。陈柏林不知姚仿桓的底细，俩人在一起时陈对国民党反动特务们撒他的书店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一面强烈抗议国民党特务的阴谋活动，一面表示将尽一切力量要恢复书店或重新办一个书店。姚仿桓佯装一样思想进步，随和着陈柏林大骂国民党腐败无能，这使陈柏林相信姚仿桓也是一个进步青年。陈柏林主动拿出一本《新中国初型》给姚仿桓看，姚仿桓翻书时发现书中夹有一张《挺进报》。
“老板，这里有情况……”姚枋恒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保密局重庆站组长李克昌。
“好，你继续盯住陈，我另派人接近这个陈。”李克昌指示道。
“我不可以继续行动吗？为什么还要专门派人来呢？”姚仿恒见立功机会快到了，却听上司要另派人来抢功，有些不悦。
“你的腿脚不利索，万一让陈跑了怎么办？”李克昌训斥姚。“长官，那我服从。”跛脚的特务姚仿恒只好放弃立功机会。让给了另一个假装失业青年的特务分子曾纪纲。
经姚仿桓的介绍，曾纪纲认识了陈柏林。曾纪纲以自己失业的“亲身体会”与陈柏林推心置腹地交谈，对追求光明、民主、自由和建立新中国表示了极大的热情，这使陈柏林有一种幸遇知音的感觉。特别是曾纪纲投其有求，提出要办书店的想法时，陈柏林非常兴奋。为了寻找线索，曾纪纲提出应搬回书店去，陈柏林同意了。
李克昌是保密局重庆站副站长吕世琨的得力助手，他在重庆各工厂发展了许多“通信员”、“情报员”，徐远举对他的评价是：“他很狡猾而又能吃苦，能深入到下层活动……李克昌是渝站工作得最出色的一个特务。”李克昌指示曾纪纲要尽快摸清陈的上级和《挺进报》的情况。
在文成书店，曾纪纲与陈柏林彻夜交谈，谈苦闷、谈志向追求、谈人生理想，表现出了一副比谁都革命假象。陈柏林完全被“红旗特务”的假象所迷惑了，而且还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样的进步分子介绍到党内。
1948年3月28日，陈柏林向上级“老顾”汇报了与曾纪纲交往的经过和对他的认识情况，“老顾”要陈柏林提高警惕，不可轻信人，但陈柏林十分坚决地认为曾纪纲最起码是一个非常进步的人，迫切要求“老顾”亲自考察一下。“老顾”从发展进步力量的角度考虑，同意先见见面，约定4月1日下午3时在红球坝见面。
曾纪纲立即向李克昌报告了这一情况，李克昌又报告给站长吕世琨，吕指示李克昌要曾纪纲“继续伪装，扩大线索”。
但是，徐远举知道这一消息后，却等不及了，他命令吕世琨做好行动准备，将陈柏林、“老顾”秘密逮捕。4月1日，吕世琨带二处警卫组的大批特务在红球坝周围秘密潜伏。
这天下午，陈柏林兴致勃勃地带着曾纪纲去红球坝见上级“老顾”。路上，陈柏林告诉曾纪纲怎样介绍自己，如何回答上级的提问。在红球坝，陈柏林还未及作介绍，潜伏的特务便蜂拥而上，将他和“老顾”逮捕。双手被手铐卡住的陈柏林，看见曾纪纲在一旁得意地冷笑，此时才明白自己做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从不轻易哭的陈柏林流下了悔恨的眼泪。陈柏林自然还不知道因为自己的这一失足，使得中共重庆市委和重庆地下党几乎彻底被敌人破坏，也并不知道由此给多少优秀的共产党员及革命志士带来了毁灭性的生命打击。陈柏林后来一直被敌人关在渣滓洞，牺牲于“11·27”大屠杀之中。陈太年轻了，狡猾的敌人让我们的年轻人和我们的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所以，任何假象可能都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党和同志们必须牢牢记住。
不过，李克昌在抓获“老顾”时，竟然雾了一头水：“怎么是你啊？”这个共产党的“老顾”原来是李克昌的老熟人，而且也是他的同行——曾经的特务机关的军统情报员，真名叫任达哉。
抓获陈柏林和他的上级“老顾”，这让特务机关的行辕二处一时喧嚣起来。徐远举在《血手染红岩》的交代材料中对审讯共产党案，有这样一段自白：
“我对地下党员的严刑审讯，有三套恶毒的手段：1．重刑；2．讹诈；3．诱降。利用他们不堪酷刑的拷打，利用他们贪生的心理，利用他们的家庭观念，利用他们身体上的弱点，用各种威胁利诱和欺骗讹诈手段来诱惑，以动摇他们的革命意志。比如说，你的上级将你出卖了，你不说不行。比如说，已掌握了全部材料，知道你的情况，不说也不行。比如说，你的妻子已将你的情况全部说出来了。施加种种欺骗诱惑，以及生与死的威胁。我认为只要他们说一个字，枪一句口，就有办法……”
但陈柏林虽年轻，却并没有出卖党和失去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诚。在现今的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A…81）卷宗中，关于当年陈柏林的情况有这样一段结论性的评语：
因向成义送报被捕，受刑很重，没有承认身份，未交人，狱中努力读英文，希望以后获得自由时办一个书店。
当时特务机构的二处对革命志士使用的主要有老虎凳、水胡芦、踩杠子、吊杠子、竹签子种种毒刑。受过这种毒刑的革命人士即使能够幸免于死，也会终身残废。按军统对革命人士的审讯，一上来就用刑，好像梁山上的英雄，一进监门就先打五十棍棒。他们妄图用这种血腥的恐怖，从生理上和心理上来打击革命人士坚强的意志，打得你昏头转向，失去了冷静的头脑，而落入特务的圈套。”
徐远举分析了陈柏林和“老顾”的情况后，认为首先要从年轻的身上打开缺口，年仪18岁的陈柏林在徐远举的眼里不是什么难对付的角色。
刑讯室里，徐远举和二处侦防课课长陆坚如想象陈柏林一见这些刑罚就会发抖，只要略施小计就可以了。但不论特务们耐心开导，还是淫威相逼，陈柏林只是一言不发，他愤怒地瞪着双眼……徐远举失去了耐心，命令对陈柏林动大刑。年轻的陈柏林忍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竟然没有吐出一个字，这让徐远举不曾想到。
“换一个！”徐远举愤忿地。
“老顾”被带了上来，徐远举从李克昌那里已经知道了“老顾”——任达哉的底细。任达哉在被捕前是民盟机关报《民主报》的印刷工人。抗战期间，任在国民党中央印刷厂当印刷工人。抗战胜利后，中央印刷厂迁回南京，任达哉失业。经人介绍，任达哉认识了李克昌，在帮忙找职业、给经费的诱惑下，任达哉做了军统的通信员。随后，任达哉被介绍到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工作，同时负责监视民盟机关的活动情况。由于后来任达哉只提供过一次情报，工作上无甚“成绩”，李克昌乃与任达哉渐渐疏远，却给另一个阵营干起“革命工作“了。
“任先生，听说你过去与我们还是一条船上的同志啊！”阴森森的审讯室里，徐远举仔细地上下打量着任达哉，见对方低着头闷在那儿，心里多少有些把握了：对这样容易三心二意的人，掰开他的嘴并不复杂。
“说！你是怎么从一个军统的同志，变成共产党的？”徐远举突然高声一句话。
“不是的，长官，我本来就是你们的同志，李先生最清楚我的事，我现在还是你们的情报员，只是没有完成好任务……”浑身在发抖的任达哉施图用过去的历史挡一下徐远举的凶恶的目光。
“任先生真当不是共党分子？”徐远举的眼睛几乎贴近任达哉的脸。
“真、真的不是。”回答的声音是颤抖的。
“与《挺进报》也没有啥关系？”
“没、没有。一点……关系都、都没有。”回答的声音更颤抖了。
“那就用刑吧！”徐远举怒吼一声。
“小子，请上老虎凳吧！”打手陆坚如早已捺不住了。一把将半瘫在地的任达哉拖到刑具上，使劲加上两块砖……
“哎呀——！我招！我招……”老虎凳上的人大叫一声后，又“呜呜”地哭了起来。
徐远举鄙夷地看了一眼瘫在地上的任达哉，对陆坚如说：“把他交给你了！”
任达哉很快坦白了自己1945年加入地下党的经过，后又供出了自己的领导人“杨清”，并说杨是重庆地下党市委委员，分管工人运动。任达哉同时还交代了自己所掌握的《挺进报》发行和地下党员情况。
“最近你们还有什么活动？”审讯已经一天一夜了，特务有些疲倦地问。
“有有。”任达哉突然想起一件事：“我已经同‘杨清’约定过几天联络接头，他要向我布置新任务。”
“太好了！这回我们可以钓一条大鱼了！”破案心切、又有老特务那种异常敏感嗅觉的徐远举，顿时欣喜若狂，他知道“好戏”开始了——
四
1948年4月4日，军统特务头子母季缕按照徐远举的精心布置，带着叛徒任达哉和一批便衣特务，象一群凶残的饿狼似的向重庆磁器街的嘉阳茶馆——这是任达哉经常与许建业接头的地方。这一天，许建业正在茶馆里与另一位地下党高正明在商谈工作，突然见任达哉与几个鬼鬼崇崇的陌生人在茶馆外面探头探脑，立即意识到事情不妙。“有情况，快走！”许建业轻声催促高正明一句后，借机将茶凳绊倒，引起茶馆内一阵混乱，于是高正明装做上厕所，从后门脱身远去。
“他就是杨清。”任达哉指着许建业，对特务说。
“抓！”特务们立即一拥而上。许建业蔑视了看了一眼任达哉，大义凛然地甩了一下特务们拥上来的手，说：“我自己会走！”
许建业的被捕，立即惊动了重庆各特务机关。当晚，徐远举马上驱车前往重庆军统特务秘密机关所在地老街32号慈居，他要亲自审问这位重庆地下党的领导人。
徐远举，湖北人，1932年参加军统特务，时任国民党军统局本部行动处少将处长、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是位“见多世广”、杀人不见血的老牌特务。在他的眼里，共产党人只不过像他脚底下任意可以踩踏的蚂蚁一般，只要用点刑，或者用重刑，再加上来点“心理战术”，肯定会像任达哉那样“求饶”还来不及呢！可是，他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位“杨清”让他吃惊不小。在徐远举的自述罪行——《血手染红岩》中他这样描写道：
杨清身体强壮，气宇昂扬，有革命英雄气概。我问他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他一字不答，经用各种酷刑拷打，几上几放，只说他叫杨清，邻水人，住在过街楼某旅馆。经过调查，过街楼根本没有这个旅馆。从他身上检查，也无片纸只字。经过一天一夜的审讯，用尽各种手段，不得要领。我怕线索中断，即命二处严加看守，注意杨的每一动态……
关于特务分子如何对这位重庆工人领袖的用刑和许建业如何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监狱里的敌我双方都有不少亲历者的感受。笔者看到《重庆工运史》编写组邱富贵、唐有武等人写的许建业刚入狱时的三次重刑情景：
……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见这位身穿兰布衫，身材魁伟的年青人毫无畏惧的站立在办公室的中央，神情自若地望着窗外，觉得对付此人不能玩忽大意，他假意请许建业坐下，然后说：
“你叫杨青吗？”
“不错”。
“干什么职业？”
“做生意。”
“不，你不像做生意的，年青人，你应老老实实地回答我的问题”。徐远举脸上露出奸笑。
“我是生意人，这就是实话。”许建业不慌不忙地说。
徐远举沉不住气气了说：“我知道你是共产党，必须交代出你们的组织，同党和领导人”。
许建业一听“交代”“同党”，气涌心头，严正地说：“我们做买卖的，只晓得将本求利，赚钱谋生，不懂什么叫共产党”。
“真不说？真交代你的组织？”
“有什么可说的？我连共产党都不是，还有什么组织可交代？”
徐远举恼怒了，只得摊牌说：“你真的不讲嘛！那好，我叫一个人来与你见见面”。他一按电铃，叛徒任达哉立即走进办公室，勾着脑壳，龟缩在一旁，胆怯地低声说：“老杨，他们都知道了，你就讲了吧！”
许建业一见叛徒任达哉，怒火万丈，骂道：“劣种，可耻叛徒！”
徐远举的审讯成了僵局，只得草草收场。
徐远举不甘心失败，决定对许建业采用刑讯逼供，妄图用皮鞭、棍棒来撬开建业的嘴，达到破坏地下党组织的罪恶目的。
夜里，许建业被几个凶神恶煞的刽子手绑进刑讯室，室内阴森恐怖，灯光微弱，寒气逼人，四周墙上挂满了麻绳，带钉棍棒，钢心皮鞭。屋中间摆着老虎等，电刑坐椅……。
而对着刑讯室里的一切，许建业巍然屹立。重庆行辕二处二课课长军统特务头目陆坚如，二处渝组组长雷天元，渝组副组长王仁德同时出马。许建业面对凶残狠毒的特务，怒目而视，一声不吭。
陆坚如先是耐着性子，装出和缓的样子说：“杨先生，徐处长给你讲得很多了，有的问题你们的人都说了，何必还要隐瞒呢。希望你将领导人和组织交出来，这样对你来说是很有好处的。”
“既然叛徒都给你们讲了，还来问我干什么！”许建业以鄙视的口吻说。
陆坚如带着威胁性地说：“你不要嘴硬，现在你已失去了自由，只有交出组织和同党才能重新获得自由，那是唯一的出路”。
许建业斩钉截铁地说：“少罗嗦，我没有什么可讲的！”
陆坚如见许建业态度强硬，进一步威逼说：“到了我这里，就不由你不讲，放明白点，好汉不吃眼前亏。”
“你的意思无外乎要动刑，就是杀头我也没什么可讲”。许建业刚毅地回击。
此时，陆坚如凶相毕露，猛击桌子吼道：“给我吊起来！”话声刚落，几个刽子手立即将许建业捆绑起来，凡吊在屋中大梁中。建业头上碗豆似的汗珠直流，但他咬紧牙关，忍住剧痛，不叫不哼。几个特务手执皮鞭，棍棒，边抽打边问：“说不说？”许仍以“无声”对抗，刽子手们声嘶力竭地狂犬一阵之后，无可奈何，只好将许建业放下，这时，许建业的手脚已严重损伤昏迷过去，但他紧咬牙关，坚强地战胜了敌人的第一次酷刑。
绝灭人性的军统特务没，不让许建业有喘息机会，待用冷水将许泼醒后，又绑上刑椅，刽子手包树成举起大号白铁水壶，向许建业鼻孔猛烈冲灌。带刺激性的水冲入鼻孔，呛入气管，肺部，痛如针插刀绞，但建业一声不响仍然以极大的毅力战胜了敌特的第二次酷刑。
敌人两次刑讯失败后，对许建业使用了更凶残的毒刑，他们将许建业绑在“老虎凳”上，这是一种既原始又残暴的刑具，它可以使人脚骨折断，瘫痪至残，垫到第三块砖时，见也的膝盖骨吱吱作响，昏迷过去，敌人用凉水将其泼醒后，又加砖头，许建业再次昏迷，虽然几次反复，但许建业仍未吐出一字半语，充分显示出他“宁可筋骨断，意志绝不屈”的大无畏精神。
经过一整夜的折腾，敌人一无所获，特务头目陆坚如脑羞成怒，对许建业最后狂犬道：“你再不说，我就叫你皮肉分家，死尸不全。”
这时许建业已是遍体麟伤，精神不支，但一听陆坚如的狂犬，立即挣扎起来以仇恨的目光怒视陆坚如，高声喊道：“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就是我要说的；其他任何事情你们都休想知道！”
特务们歇斯底里地：“我们有四十八套刑罚，你受得了？”
许说：“管你四十八套，八十四套，怕了不算共产党员！”
又是一顿雨点般的鞭子抽打。“说不说？”“不说！你们别想从我嘴里听到一句对你们有用的话！”
面对如此硬骨头的共产党人，特务们再无进攻能力了，只得灰溜溜地收场……
特务们对许建业可是下了功夫，因为徐远举知道，只要把许的嘴“敲开”，《挺进报》乃至整个重庆地下党就有可能“彻底解决”。为此，他招呼手下特务们要使尽一切办法让许建业“招认”。
“老许初入狱时，蒙着头，不许任何人看，他脚上上了重镣，手上有铐子，不吃饭，不给他松铐子，看守把他说得神乎其神，说他一人能打五人，力气大，有武功，受几十种刑都不怕，看守很畏惧。”有狱友这样回忆说。
许建业，《红岩》中的许云峰的主要原型，这位让敌人传得神乎其神的共产党重庆市委领导，到底是位什么样的人物？在此，我们稍作介绍：许建业是四川邻水县人，1920年生，原作许明德，后名许明义，许立德，化名杨绍武、杨清等。四岁时父亲许良栋病故，剩下母亲，妹妹三人，寡妇幼子，孤苦伶仃，只得投靠心底狠毒的伯父，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伯父的儿子经常欺压幼小瘦弱的许建业。母亲见儿子被人践踏打骂，常痛哭失声。于是变卖嫁装首饰，决定让许建业上学读书，以求将来成家立业。儿子出息，先读私塾，后入县立小学。为了早谋职业，减轻慈母负担，13岁的许建业就考入邻永县乡村师范训练班。许建业追求进步，1938年18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一直从事重庆的地下工人运动，是位有广泛影响的工运领导者，也是位作风正派，意志坚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