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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跟帖令我受宠若惊———我是指他竟然要陪我一同去跟食指论诗。要知道，食指可是当代中国朦胧诗的鼻祖。20年前，当我还是一个文学青年时，曾狂热地读过许多朦胧诗人，如：北岛、顾城、舒婷的诗，而食指是这一诗派的开山人。江天竟然说要带我去见食指，我无法不受宠若惊。
网络可真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啊。
几天后，斜照江天真的通过一个跟我相熟的网友索到我的电话，并且打了过来，邀请我方便时一起去拜访因病在家中疗养的食指。我当即应允。
于是，第一次有机会见到了网络下的斜照江天。
在电话里听江天的声音时，觉得他完全像一个年轻男子。当然以他的经历来看，他绝对不可能年轻了，但他的声音仍是很有欺骗性。一见之下才发现，他不仅是已经不年轻了，而且他的相貌还大大超出了他的实际年龄，一条条皱纹刀刻斧凿般很不像话地在他的脸上纵横交错着，其实他也不过才50多岁。大概是感觉到了我的惊讶，他问：“是不是觉得我特沧桑啊？我的经历都写在脸上啦。”“可是您的声音听起来真年轻啊！”我有点怕伤他自尊地说。“是啊，精神头好着呐，架不住一天练300个俯卧撑啊。”他大笑着跟我握手。
江天的谈吐非常风趣，性格干脆爽快，与文章中那个沉重的江天相比，简直判若两人。我那时正在开始进行对网民的采访，我想，我一定要再找时间专门跟他聊一聊。
一周后，他如约来到了我家。
讲述
网下人生
估计在网上像我这样的人不多吧？我这人可能不像你采访的其他人那么简单。那年美国亚洲电台的张敏非要采访我，因为她在国外听说过我的经历，花了3天的时间专门从华盛顿打越洋电话采访了我6个小时。我告诉她，这些年我一直陆陆续续地在写我的经历，写了160多万字，发表了70多万字，《那个年代中的我们》、《百年烟雨图》、《我们曾经是动物》、《思痛母亲》等许多书中都收录过，网上转载的也不少。所以我的人生经历不是一两句能讲清楚的，只能给你讲个大概的脉络。
忘不掉的历史（2）
说起来我们这代人也真是挺不幸，赶上一个“文化大革命”，很多人的命运一夜间全部被改写了。我有时想，如果没有经历一场“文化大革命”，今天我会干什么呢？但想也白想，命运已经不可能从头再来一遍了。有人说我热衷于写伤痕文学的文章，“伤痕文学”这４个字，对于有的人来说是文学，而对于我来说却是伤痕，当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文化大革命”是整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历史的大悲哀。
我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高三毕业生，1966年毕业，是“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届，就读于北京11中。我从小喜欢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而且我的记忆力不错，唐诗宋词以及外国著名诗人，比如：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篇我现在也能背个千八百首。我那时的目标绝对是考北京大学中文系。但是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来了，席卷整个中华大地，我的梦想一夜间就破灭了。
我亲眼目睹过我的中学老师沈时敏成为这场运动中的受难者。人们都说沈先生是我们学校最有学问的人，但就因为她的丈夫在解放前去了美国，所以最有学问的她也只能当个图书管理员。因为我喜欢去图书馆借阅中外文学名著，所以跟沈先生的关系特别好。
但是，1966年8月12日———那是我至今忘不了的一天，在学校的高音喇叭反复播放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声中，我们图书馆所有的书被付之一炬。那些书很多是我看过的古今中外名著，很多书上都留有我的手印和我夹在里面的书签，在那一天却全都化成了灰烬。而学校里我平素最尊敬的老师们，有30多位被红卫兵小将勒令在那堆大火边跪了一圈儿，其中就有沈老师。他们跪在那里，被火烘烤着，被自己的学生们用皮带抽打着。几个小时后，火熄灭了，别的人都慢慢地散了，沈老师却再也站不起来了。第二天，传来消息，沈老师吊死在自己家的床头。
那时我太年轻了，对这一切既震惊又完全不能理解。我绝对没有想到，后边还有一场噩运也在等着我。
我的家庭出身那时是属于“黑五类”的。你知道什么叫“黑五类”吧？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加上右派。我父亲解放前是个做文化用品生意的商人。他的生意做得很大，在天津、北京、石家庄、邢台、郑州全有他的买卖，因此解放后他被归为资本家行列。
我的母亲是个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她为人热情，乐善好施，跟街坊四邻的关系都特别好，人们有什么难事都爱找她帮忙。“三年自然灾害”时，她救助过好多人，送人家钱和粮票。所以“文化大革命”时我家侥幸躲过了抄家，那些被我母亲帮助过的人，这一回又帮了我们家。
虽然没人抄我们家，但在“破四旧”的狂热氛围中，母亲自觉革命，于是，她让我们弟兄几个在夜静更深时砸碎了家里一切稍微值点儿钱的磁器，烧毁了不少书画。记得砸碎的那些瓷器中有一缺角的痰盂，据父亲说那是出自明朝万历年间的官窑，是非常值钱的古董。母亲还让我们烧毁了十几轴父亲留存多年的字画，那里有我父亲最喜欢的一副名为“听雨图”的山水画，那是清朝末年一位九门提督送给我祖父的亲笔画。有天半夜，母亲还让我把一副麻将牌扔进了我们家附近的龙潭湖，那可正经是一副象牙麻将啊。就这样，母亲还怕自己革命得不够彻底，双手捧着我们家的房契送到象征权利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街道派出所。
“文化大革命”让我们家彻底衰败了。
在那场运动中，我最大的感受是人性的沦落，人的尊严全部丧失。作为一个曾经充满理想、怀着一腔抱负的热血青年，面对国家的大灾难忧心忡忡。
在过去读书中，我知道了越南，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与我们的关系是同志加兄弟。重要的是，那里正在进行着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对于我这样从小接受英雄主义教育的热血青年来说，到越南的丛林里去打仗，很适合我的性格。于是我去找了我的朋友付梅国。他是翠微中学的，我们俩是大串连时在广西认识的，回北京后经常一起在北京图书馆看书。他担任领导干部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了，从一个高干子弟一下子就落到“狗崽子”的境地，所以我们俩同病相怜。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之后，两人一拍即合。我们俩没跟任何人打招呼，悄悄地离开了北京，那是１９67年12月份吧。
我们从广西偷越出境，在越南的山里钻了10多天，走得鞋底子都磨飞了，最后走到了越南的文林县，被越南的边防部队发现了。我们说想参军，但他们不要我们，客客气气地请我们俩吃了顿饭，说：“我们代表越南人民感谢你们支援越南人民革命。但是你们国家周恩来总理10月份已经跟我们总理有过协议，只要有再过来的中国学生都得送回去。”然后就把我们送到友谊关。走时，他们送了我们每人一身军装和一个胡志明像章。我们俩就这样灰溜溜地坐火车又回到了北京。
没能出得去这事儿很让我扫兴。在北京待着能干什么？社会乱哄哄的，那时的红卫兵、社会盲流、小偷什么的完全融为一体了。在那种状态下，没有人还能够看到自己有什么前途。上学不能上，工作又没有，根本看不到什么希望。于是我又开始策划。这一次，我选择的目标是香港。那个年代，逃到香港就是逃往国外，就是叛国投敌的罪行。如果被人知道，绝对是掉脑袋的事情。但那时我还不满20岁，还是个不知深浅的懵懂少年。我把我的打算告诉了身边的一些同学，好些人被我的企图吓坏了，悄悄离开了我。但也有几个和我情趣相投的朋友支持我，我的好朋友孙传久便是其中一个，他愿意和我一块铤而走险。就这样，我们二人带了一大堆当时的各种小报，登上了开往广州的15次火车。我们到了宝安县也就是现在的深圳时，却接到了我的女友来信，只有她知道我的去向。她信中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出走是犯罪啊？你们会给很多人带来麻烦的。”这封信终于打消了我去香港的念头。我想，如果真的因为我而连累朋友们，那我良心会一辈子也不得安宁。于是，我自己乖乖地回了北京。其实当时还没有被发现，同学们是好意地用这封信把我给骗回来的。后来，我他妈真因为这事儿“陷”了，罪名是“企图逃往国外”。
忘不掉的历史（3）
这次回来后，我又跑到北京图书馆看书去了，北京图书馆那时开放过一段时间。我跟食指也就是那时认识的。你那天看到他应该感觉到他的性格了，他绝对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的世界里只有诗歌。那会儿我们俩天天坐一块儿侃诗。他的《相信未来》就是那个时候写的。他就是这么一个特理想主义的人。
１９69年4月份，我和食指分别插队去了，他去了山西，我去了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阿荣旗，与阿城、孙立凡———他是章乃器的儿子，等10多人一起去的。那时我们这些年轻人思想很苦闷，每天一块悄悄地听“美国之音”的广播，了解外边世界的信息。然后在日记里“发表”一些不满言论。后来，我的一个熟人在北京被抓住，搜出了我写的诗和日记，他交代了我们这帮人的罪行，结果我们全被托出来了。罪证是：听敌台，发表攻击江青和毛泽东的言论。所以，我们被视作“反革命集团”，抓了13个，判了9个，我就是其中一个。但我是最后落网的，因为我听说这事儿后，抢在抓我的人之前先逃了，在外流亡半年。我不敢跑回北京，就去找了在山西插队的我的同学郑少平和李伟。这两个人现在一个在澳大利亚，一个在北京临终关怀医院做院长。他们护送我跑到了河南，在那儿有他们的亲戚。但待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还是不保险，我就再去找在山西大同插队的李伟。路上，因为我老看书，引起了别人注意。记得那天，当我在候车室里一边看一本小说《神秘岛》，一边等着发车时，突然过来几个人问我：“你哪儿的？北京的吧？跟我走。”就这样糊里糊涂被抓走了。这几人都是戴红袖章的。我问：“我犯什么错了你们抓我？”他们说：“你们北京学生没一个好玩意儿！抓你就不委屈你。”他们说我是盲流，要给我送回北京。我说我不是北京的，我是通辽的。他们不信，说查查再说吧，就给我送到了山西大同的马雁农场，让我在那儿干活，什么时候查清了什么时候放出来。我当时还有点庆幸，心想反正只要不给我送回北京怎么都行。
我在那儿被关了１个多月之后，我心想，这关到哪天算一站啊？一个晚上，我乘无人注意的时候跑了，没想到同屋的一个盲流哑巴看见我跑出去就叫唤起来。门口两个拿着长矛的看守，迷迷瞪瞪一听有人逃跑就追了过来。我刚好要翻墙时，他们从背后给了我一长矛，扎在我屁股上。我带着伤从墙上翻过去，从大同的御河游到对岸，扒火车到了太原。当时在太原、泰谷、祈县、介休、张兰一带都有北京的学生插队，我就到处住。前后待了小两个月。伤养好后我回到了太原，找到了我的朋友，他是当时山西省剧协主席张万一的儿子，叫张晓杰。我在那儿住到第三天晚上，还是被人发现了。太原市公安局跟北京市公安局去了三四个人，夜里把我给铐走了，坐火车押回北京。从那时候起我就再没出来，一晃就是１０年。他们给我定的罪名是“三反一攻击”，“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攻击伟大领袖和中央领导人”，判刑8年。关到第二年时，因为我逃到香港的事情被人给揭发了，又给我加刑5年。到１９79年12月份平反出来时，我蹲了9年9个月零16天的监狱。
说老实话，我当时是有点不明白。我在红旗下长大的一个年轻人，无非就是写点诗，发一些不满情绪。什么逃往国外，其实是我这人比较浪漫，喜欢胡思乱想，从小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无非是想跑到国外去看看埃及金字塔，看看撒哈拉沙漠，看看巴黎圣母院。我根本不可能想给台湾的国民党当特务，也没想逃到美国当间谍去。
在我被单身关押的2年多时间里自杀过２次：１次绝食，１次触电。那时我绝对绝望了。在一间３平方米的小号里，你想想那是什么滋味？在里边整整待了28个月啊。我写过一篇《单身牢房的日子》，8万多字，非常详细地记录了这段生活。我是戴着铐子被关着，四面都是水泥墙。待到第四天我就受不了了，就想触电自杀，一看电没打死我，还得活着。那种环境，人没点意志力，绝对得他妈的疯喽！第二次我绝食11顿，５天半。我是为了跟他们要书看，因为我有属于自己的几十本书，全是当时合法的书籍，我要改变这种非人待遇。那个３平方米的监狱是我一个人的天地，我真是经历了一场没有枪炮的一个人战争。我要面对那个专案组，必须要使用策略。他们让我认罪，我不认，他们就逼着我承认。一共打了我几十次，打得我遍体鳞伤。你知道他们用什么打我？用板凳腿打、皮带抽，用脚踢。我戴着铐子，踢得我满地滚。我想他们最好把我打晕，那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不是怕打，而是希望你打我，打晕了得了，就没有知觉了。
所以在党和政府给我平反出狱后，从没觉得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什么都无所谓，再难能难过监狱里边吗？
我的被捕入狱，不仅断送了我个人的青春，也给我的家庭带来了毁灭性打击。我到今天也忘不了，１９71年3月18号那天，当我在先农坛体育场宣判大会上，被警察揪住头发宣布“罪行”时，我抬头从人群中看到了母亲那双心痛又无助的眼睛。那目光在很多年里一直像一把剑一样刺着我的心。
为了不连累家人，在我进去后，就与家里断绝了关系。但是４年后，母亲还是辗转打听到我的下落，到关押我的监狱来看我。那天，我发现母亲的脚上只有一只鞋。母亲告诉我，由于上车时人多，在永定门车站被踩丢了一只鞋，下车后她是穿着一只鞋走完到监狱这段路程的。
忘不掉的历史（4）
那天，我爬到母亲身边，抱着她青肿的脚放声痛哭。那是在我将近10年的监狱生涯中仅有的一次痛哭。
在那场空前的运动中，我的大哥卷在上山下乡的热潮中去了东北，我的两个弟弟插队到了陕北。而我被关在监狱里命运未卜，可以想像我父母亲是如何在为儿女们的提心吊胆中过着艰难岁月的。
10年后，当我从监狱中出来找到我几经迁徙的家时，父母已经是风烛残年。不久我父亲就过世了，母亲也因患了老年痴呆症，不认得她朝思暮想的儿子了。
嗨！说这些太他妈沉重了！
你看我满脸的沧桑，其实都是那时留下的，我的故事全写在脸上呢，但我不后悔，监狱生活给我的东西太多了。除了磨练我的意志，我在那里也有幸结识了许多老师。我曾经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发在网上，叫《卧虎藏龙在一监》，就是写我那帮难友的，那都是我的老师，全是些很有才华的人。王学泰，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那是个老夫子，无所不通啊，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得简直太深了；李少白，现在是很有名的一个职业摄影家；邢长春，那简直就是一个大学阀，一部《资本论》你甭跟他盘道，他几乎是倒背如流。我在监狱里边真是跟他们学了很多东西。
我被抓进监狱时，还只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并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但我在监狱里边成熟起来。监狱成了我的一个大课堂，所以我一点不觉得住这监狱有多么冤枉。那时我让家里人给我送了好多书，每天读书。包括《毛泽东选集》４卷，《列宁选集》、《资本论》、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尤其是我发配到团河农场后，那里的管教大多都没什么文化，所以好多书也给蒙混着带进去了。像杨荣国、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范文澜的４卷《中国通史》我读了无数遍。到最后出来时，我身边还存了70多本书。
我是１９79年12月24号平反出狱的。我的监狱生活随着一个黑暗时代的结束而画上了句号。
出狱后，民政部给我补助了733块钱，叫做“一次性补偿”。我也为此写过一篇东西发在网上了，是《离开监狱那一天》。
当时分配我去广渠门中学，也就是现在的宏志中学当老师，但是我认为自己不适合当老师。于是，我姐姐问我想去哪儿工作，我说我的条件不高，只要能挣50块钱，够我吃饭买书就行。那时50块钱也算不少啦。姐姐帮我选了个街道单位———西直门汽车靠垫厂，每月拿50块钱，但是要干很多活，天天装“212”吉普车棚子。第一个月拿到50块钱的时候，我真高兴，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拿工资。
尽管那时候也挺惨的，天天就是干活吃饭，每天累得贼死，但我还是以看书为主要生活，我从里边出来后觉得好多书读得不系统，比如哲学、历史、文学方面的书。我在里边曾读过3套文学史，回来接着读。我还参加了“成人自学考试”，13门功课统统过了。那时，别人都说我是疯子，每天走路都看书，背英语单词，背诗，可那是我多少年的习惯啊。人家说我这人“另类”，可我干起活来一点也不比别人差，在里边什么苦我没吃过？干活对我来说小菜一碟。后来我当了车间主任，算是升官啦。我这一生当过的最大的官就是街道工厂的车间主任，工资待遇长到70多块钱。
我离开工厂也纯属偶然。大概是１９82年，有一次我到安阳去开订货会，带着我们的产品到那儿去摆地摊。当时是11月份，天气已经开始冷了。晚上住在招待所里没事儿干，一个人跑到走廊里背莱蒙托夫的诗。10点多钟时，过来一个人跟我聊天。他看了看我手里的书，就开始跟我侃。我俩从文学谈到历史，越侃越来劲，时间也忘记了。最后一看表已经是夜里三四点，天都快亮了，可我还不知道那人是